生态环境建设行政执法领域需要关注的问题
来源：UC论文网2016-06-24 10:39
摘要：
：服务生态环境建设，行政执法机关是主力，检察机关只有充分研究、掌握行政执法机关在服务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有的放矢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推动生态环境建设沿着
一、生态环境建设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标准不统一
生态环境建设领域行政执法、公安侦查、审查逮捕的证据标准不统一，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由于相互对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缺乏深人了解，从而造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标准存在严重的错层。有的行政执法部门对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法律界限认识不清、研究不深入，对已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仍然采用行政处罚手段进行治理，
既不能有效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也使自身背负了重大的执法压力。同时，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刑事执法还存在观念差异、责任不清、范围不明的问题。如有的行政执法机关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理，仍然以发出处罚决定书为行政执法行为的终结，但检察机关在追究行政执法人员渎职失职责任时，是以渎职犯罪立案时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为标准。
二、生态环境建设领域行政执法取证困难，违法后果鉴定成本高
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行为往往游击式违法、捉迷藏式违法，比如非法采砂点、非法采矿点、非法采伐点、非法排污点等点多面广,行政部门执法力量不足。同时，行政执法缺乏强制手段，如果公安机关不全力配合，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取证受到违法人员的干扰就搞不成。水利、国土、环保等部门对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后果的鉴定程序复杂、鉴定成本高的问题反映特别强烈。另外，环境污染刑事犯罪人口门坎髙，后果认定必须以省级以上专业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为准，但这样的鉴定机构全国只有4家，而且鉴定费很高。涉矿、涉地案件违法行为后果认定难，主要原因在于有关文件规定必须以省级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为执法依据，这些鉴定机构都按平方收费，鉴定费动辄数万、数十万,取证成本过高。
三、生态环境建设领域行政执法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向公安机关移送难度大
一方面不少行政执法部门主动向公安机关移送生态环境领域刑事犯罪的意识较差，“两法衔接”平台往往是建而不用，录人案件与实际案件差距较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案件向公安机关移送困难，存在移不动、送不出、不受理的问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特别是公安侦查环节衔接不通畅。例如,有三个层次的原因造成涉土涉矿刑事案件移送难:一是内部执法程序复杂，国土系统内部规定，下级国土部门移交刑事案件，必须经上级国土部门审核同意，无形中设置了移送障碍；二是损失鉴定成本过髙，如前所述，公安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发文，规定涉地、涉矿违法后果认定必须由省级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且鉴定费用过高，国土、公安在送检主体、费用承担上互相推倭，导致案件无法移送；三是许多涉嫌犯罪行政案件，往往夹杂复杂的信访因素，公安机关认为是行政执法部门在踢皮球，在推矛盾，所以不愿受理[2]。
四、生态环境建设领域行政执法成本过高，并且没有形成执法合力
对长期存在的传统产业、工业企业需要关停并转的，还缺乏明确的补偿政策；对农民传统的畜牧、养殖产业，如果严格执法，将极大伤害群众利益，引发社会矛盾；对政府为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开办的工业企业，由于地方保护倾向的影响，行政执法无法产生实际效力，有的甚至进不去门、见不到人，根本执不了法。同时，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行为，往往是双重甚至多重违法，任何一家行政执法部门单打独斗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由于各方面原因还无法形成执法合力。另外，生态环境领域行政执法还存在各部门衔接不畅的问题，比如国土部门审批颁发一个矿产开采证，审批前并未征求环保、林业等部门意见，如果采矿证涉及的开采范围包含公益林地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态环境特殊保护区域，必将出现行政执法“打架”现象。
五、生态环境建设领域行政执法软弱无力，行政决定执行难
生态环境领域行政执法普遍存在软弱无力、执法不到位、执法周期长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层次的原因：一是行政执法部门并无行政决定的执行权，拥有执行权的地方政府往往行动缓慢，对一项行政违法行为由某一家行政部门作出处罚通知后，如果需要进一步对该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如矿口、厂房、建筑等进行拆除、取缔’则依法必须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而行政执法部门的报告上报政府后，往往被束之高阁；二是行政执法部门向法院申请对行政违法行为强制执行，往往不被受理，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曾与国土资源部下发过联合通知，涉及民生的违章建筑拆除等强制执行申请，法院不予受理，而在执行中，法院往往扩大解释，造成了行政违法行为申请执行难；三是行政处罚决定生效时间长，导致违法行为及事实得不到及时纠正，一个行政处罚决定做出后，如果历经申请复议、司法诉讼，根据法律规定的时限，等到真正生效至少需要150天，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违法事实早已形成，损失后果继续扩大，再去强制执行难度更大、成本更高。
六、生态环境建设领域行政执法有畏难情绪，执法观念陈旧
行政执法工作尤其是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工作阻力大、责任重、待遇低、风险高，基层执法人员普遍存在不想干、不敢干、干不成等消极思想和畏难情绪。许多行政执法人员反映，对检察机关、纪检部门追究生态环境领域行政执法渎职失职犯罪的标准难以掌握，对怎样做才算依法履职、怎样做就构成渎职失职充满困惑，对于行政执法决定权在上级领导，但追究基层、一线执法人员责任的做法感到委屈。有的行政执法部门执法观念陈旧，对人民群众、新闻媒体、上级领导关注的生态环境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关注不够，思考不深，研究不透，执法无力[4]。
七、生态环境建设行政执法活动干扰阻力较大，一定程度上存在执法不严的问题
生态环境领域行政执法经常受到三种势力的干扰、阻扰甚至威胁：一是地方的流氓恶势力、地痞团伙参与非法采砂、非法采矿等违法活动牟利，对行政执法人员采取公然阻扰执法检査、聚众殴打执法人员、抢夺执法取证设备、派人跟踪、威胁执法人员及其家人等违法犯罪活动，给行政执法人员造成巨大心理压力；二是个别公务人员入股、参股非法采矿、非法采砂活动，千方百计阻扰有关部门依法行政、严格执法，为违法人员通风报信，甘当破坏生态环境违法活动的保护伞；三是个别基层组织及其负责人参与破坏生态环境相关违法活动牟利，给行政执法制造障碍。
上述这些问题是各地行政执法部门反映的共性问题，有的地方表现特别突出，有的地方表现形式不一，还有的地方存在其他的个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生态环境领域行政执法的权威、效力和实际作用，助长和滋生了各种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加剧和放纵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恶化，因此，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要认真加以梳理、研究和解决。
李乔
(南阳市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