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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价值使命的双向思索

来源:UC论文网2016-07-01 13:18

摘要:

中国古代文学是具有鲜明民族性与典范性的学科研究门类,从古代文学与学界二者双向关系而言,学科体系对古代文学新使命的探索,需增益广义上古代文学学科范畴。

  目前而言,我国学术研究体系中,中国文学研究事实上已然被人为划出鸿沟,若抛弃中国古代文学而大谈文学的当代使命与价值,显然缺失了有别于他国的文学研究特性,更遑论对中国古典传统的延续继承。在当代,如何继承文学传统,以及古代文学当代使命与价值的认识,则是长期以来学者所积极思索的问题。许总先生《“国学”的定位与文化选择的“度”》、卢盛江先生《当代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李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当代价值》等文不乏瑾瑜之论。广义的古代文学包融万千,如果仅短视狭义上的古代文学,可能会有陷于观凤一羽之虞。当局限于学科细化而意图寻求突破时,我们需要将目光拓展到更为广阔的学科融合互见的当代视阈中,然而“对当代意识不能作狭窄的理解,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价值不能作狭窄的理解。更何况,古代文学研究还有它自身的学术价值,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仅用直接的现实功用来衡量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是远远不够的”。⑴因此,我们以当代意识为出发一端观照古代文学研究的同时,也应当以古代文学研究作为另一端指向当代使命与价值,作为对当代现实的反观修正,而无论从何端出发着眼,都应当以适度的统一为准则。
 
  一、古代文学传统与当代学术使命思索
 
  应当说,古代文学研究从近代到新时期以来,经历了若干调整转型,古代文学也在不断试图与当代关联。今年恰逢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的双向辩证关系也越来越为学术界所关注。
 
  首先,从古代文学自身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来说,应再次强调广义上的古代文学学科范畴,从学科体系向探索古代文学新使命的角度来说,应引入中国古典学学科。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广义古代文学仅是借现行学科体系下的学科名称,而并非将古代文学超越其他学科之上。曾有学者从国学视阈下对古代文学发展进行了论说,认为“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国学可以弥补传统文化与现代学科间的裂痕,使得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与传统关系密切的人文学科在进入现代学术的语境时能更好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用国学来概括广义上的古代文学有其合理性,但放在当代学术环境下,称之为中国古典学则更为合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哲学、古典文献学先天地具有交叉性与融合性,然而在当前学科划分体系下却分属不同的专业方向与学科门类,造成跨学科研究上先天的障碍。从传统意义上中西学科划分的差异来看,其实是东方与西方对学术文化世界构成的看法的差异。众所周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是中国传统的学科划分方式,而西方的学科划分则是从理学、工学、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军事学等细化方式进行划分。用基于不同文明背景与学术文化认识的学科划分标准对中国传统的学术加以划分,实际上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背离。虽然在学界多年呼吁下确见改观,然而现行学科体系下,依然有譬如历史学研究者在阐述古代历史各项环境之时,文内难见谈及文学环境之现象,而在古代文学研究者论述经学理学等问题时又显得与本专业难以适从。因此,从中国传统来看,即便学术界短期内难以改变整个学科体系构成,但广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范畴可以有所扩大,而不局限一隅。
 
  事实上,西方学科分类并非完全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细化,也并非与中国传统分类方式完全格格不人。以沃尔夫(F.A.Wolf)1795年发表《荷马导论》为标志,西方古典学成为一门学科。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来看,西方古典学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作为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文史哲一门。古代希腊与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源泉,诗人哲贤灿若星海,它们为整个西方文明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并成为西方文明一次次从颓迷中觉醒振作起来并赖以守望的精神家园。在我国,刘小枫教授力推的古典学研究巳开展六年左右时间,成果斐然。然而,偏向哲学方向,从中国汉语思维角度对西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依然不是研究中国自己的古典学。有必要确立中国古典学这一学科,我们这里讨论的中国古典学应是着眼中国古代典籍,并非以中国视角研究西方古典。刘钊、陈家宁《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一文强调中国古典学研究范畴应限定在汉代以及之前中国古代文明。确实,华夏文明丝毫不逊色于希腊罗马文明,当春秋战国和秦汉与古代希腊罗马在大陆两端双峰并立之时,中国古典学的确立条件应当说已然是无误的。然而,是否需要比照西方古典学,将中国古典学也按照彼端大致时间限定下来则是有待商榷的问题。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罗马依然处于奴隶时代,而我国汉代已经全面进人封建时代,同时西方封建邦国与中国封建王朝无论是在中央集权及等级分封制度上又有巨大差异。除去有广泛不确定性的上古传说时代,并不能简单限定中国古典学于汉代以前(包括汉代)的狭窄时间范围,而是应当依据中国自身特色,延展至更大的时间领域,内容也并不一定局限于经学,“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⑶放在这里便有一定意义。因此,在扩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范畴之后,确立中国古典学,消弭文史哲断裂现状,是为古代文学传统在当代继续传承的重要方式。当然,确立这一学科并不代表要在所有相关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设立,而其意义在于确立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包容性和延续性。实际上,刘小枫、甘阳、杨春梅、林沄、阮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古典学以及中国古典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此处就不加赘述。针对古典学与中国古典学的争论虽然不可避免,但中国古典学的存在已是受到不少学人认同的观点。
 
  其次,从学界对古代文学发展所起作用来说,学界应多探索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积极内容,而从古代文学对学界发展所担负使命来看,可以使学界镜观古代文学中不当研究方法并予以修正自身。古代文学中的艺术思维、人生智慧已是学者所公认的积极内涵,然而更多材料中可供挖掘的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广泛触及。清代学术一片繁荣,但至乾嘉之时逐渐步入埋首考究。桐城名儒方东树针对学术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局面,强调著书立论须有宗旨“凡著书必用意深,为言信,然后乃可久而不废”,W对乾嘉学风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在《书林扬觯》一书中详列乾嘉学者轻易著书“后人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只为争名炫学今人多好为四书解说者,先存一驳朱注之心,以得一新奇为喜;多好为经说者,先存一博综之心,以多得一证据为喜。疏浅固蔽,不暇深思。此只是浅薄争名,非真欲明道也”、著书未有实用典章名物固是实学,若施于实用,不切事情。如王制、禄田、考工、车制等不知何用,则不如空谈义理犹切身心也”、不重修身:“凡言所不敢尽者,悉于笔肆之,或逞私臆,妄诋前贤,或造镑书,挟怨以诬盛德”[等积弊,钱穆即认为《书林扬觯》“其书亦掎摭时病而发,……稍有建白”。固然方氏学说在当时汉宋二派互成犄角白热化之时未持完全客观看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论确中乾嘉学派之要害。
 
  清代著书风气盛行,固然目前来看清代文献资料保留最为完好,但也正是由于清代是封建时代的末期,距今时间较短,一些学术价值不高的文本材料并未受到时间与历史浪里淘沙加以删汰。并且清代汉学一派不少人以考据故纸为能事,以至当时汉学宗主阮元也不得不承认汉学学人“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精校博考,经义确然,虽不踰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W以至方东树指出“历考古人著书类,以少而见珍,多而不传,盖多则伤易,速以岁月必不能精,是以有识之士,莫不慨叹于著书之多,及为文之易也”。值得注意的是,方东树曾强调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W以此观之,抛开方氏偏激的一面,回到今天的学术界再来看方东树之论,未尝没有借鉴意义。
 
  因此,我们谈中国古代文学在当代所负有的使命,在学界内不仅应寻找合适的手段继续传承千年文脉,也需要探索更具有学术生长力的发展方式,并且更应当借镜古代文学中的研究方法,为自身建设乃至整个学术界研究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手段有所补。
 
  二、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社会价值思索
 
  从学术界延伸至当前社会,则又须体察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对待古代文学的当代社会价值,因其特殊性应当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一是其不能迅速产生社会物质财富,这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现实。当然这需要与娱乐色彩极强的商业文学作品区分开来,这是由于二者的受众存在差异性;二是其与当代社会存在时间距离。发展速度越来越迅猛的现代世界将新技术新科学奉为座上宾,时间久远的文学传统逐渐被社会淡忘忽视甚至被曲解。文学之于社会,如中空之于器皿,正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在当代,我们多关注实在的“有”,却忽略更有价值的“无”,殊不知有无相生,我们主观的认知分割了“有”与“无”的疆域,我们往往认为只有获得“有”才是成功,但缺少“无”,则“有”也显片面,所谓无用之用确有其意义。如果上述广义上的古代文学范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学门类,在世界文学中显然具有唯一性与民族性。而即便从“有”的角度来看,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学作为个人知识文化水平与科举时代人仕为官的重要衡量标准,以及官员迁降的重要考核要求,依然始终占有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隋唐开科举应试,白居易即有言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而至明清虽以八股取士,但其利弊尚不可概而定论’并且清代翰林、詹事每隔数年进行大考,以诗赋水平作为评判标准,优者擢升,劣者罚俸甚至休致革职,陈康祺曾记载法式善“雄文邃学,清班二十载未尝一与文衡,两应大考倶左迁”。[8]可见文学的“无”亦会影响社会的“有”,这也正从一面显示出社会与古代文学,有无二者相生相承,因此也值得提高对古代文学的重视,重视“无”的作用。
 
  确认古代文学确有当代社会价值之后,则要从相对两个方向观察古代文学与当代社会的互动价值,曾有学者在阐述唐代文学与社会的双向影响便指出,“唐人将诗赋创作与科举相结合,使其变成进入利禄之途的敲门砖,正如今日艺术受商业化的包围,唐代的创作亦受利禄的冲击与诱惑。但唯其如此,才造成诗赋的普及化和通俗化,由于文学的下行,遂使其成为一种通俗艺术和大众文化,为文学自身又注人新鲜血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W诚然,唐代文学的繁盛与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从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的双向价值来看,依然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从古代文学面向社会发展而言,文学作为独立的主体,不是社会的附庸,也绝不是任何文化的附庸,事实上文化正是依靠文学这一介质得以传播,古代文学对社会个体的价值是我们能够切身体会到的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是对个人修养及文艺活动的丰富与影响,这一点毋庸赘言。然而,首先古代文学对社会发展的最重要价值正在于千百年来作为文化载体而累积出的社会历史兴衰罔替的经验,这是其现实性的体现,钱穆曾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我们讲古代文学“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而其精神也在于现实性。刘勰说:“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歌颂贤德与批评邪佞二者在古代文学中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早已提出“君子谨遵当世之制,不敢稍有违越,所谓畏大人者,守典常法纪也”。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应当敬畏法律,脱离无视法纪就应受到约束管制。
 
  其次,古代文学研究可通过其特有的形式与内容来表达对当前社会现实和国家发展问题的关切。儒家强调文学经国济民,须有补世道人心,“文学作品,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史料;而诗歌记载诗人行迹与精神,足可为民族历史之见证”。罗时进先生《明清钓鱼岛诗歌及其相关文献考述》中的这句话,便极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文中所录钓鱼岛诗歌如天畔一舟横,长风万里行。黄鼙浮浪远,钓屿蘸波明。蜃气山将结,涛声笛共清。倚樯时浩晡,奇览慰生平。”[13]极富文学色彩的诗篇中更是表达出包括钓鱼诸岛在内的祖国壮美山河的由衷赞叹。在结合时代精神下,古代文学的积极实证则从既古老又薪新的层面体现了极为有益的价值。由此而观之,古代文学研究并非只是埋首故纸,其当代价值确未可轻视。
 
  从社会一端观照古代文学发展而言,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道德标准和思想情感的重要传承媒介,古代文人或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身兼多重责任,其文学作品、文学研究既有社会批判,又有道德关怀。如闻一多曾评价盛唐文学中道德与艺术双重因素的结合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有文学,魏晋时期则有文学而没有良心,盛唐时代则文学与良心二者兼备。”唐人在诗文追求艺术境界的同时也留存道德精神,两个方面完美地融合一体,故而社会对文学的价值影响,也正反映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从文学研究上亦可一窥社会的发展现状。
 
  其次,社会上出现曲解甚至完全无中生有的伪古典内容,古代文学研究负有当然的纠正责任。当代社会一个突出特征即是网络传媒发展日新月异,但其高速更新所导致的全民娱乐与浮夸争名效应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谋求关注与影响,不少以古典文学为面具的虚假内容被广为传播,而真正的古代文学内涵与精神却遭到轻视与忽略。如近年国内新媒体曾传播某歌曲源于《诗经》,并言之凿凿列出所谓原文来源,在古代文学研究者看来却是漏洞百出。首先《诗经》三百零五篇中绝未见此文,其次若为逸篇,其中有“美人兮相伴,斯是阙堂”一句,“是”显然是判断动词成分,而先秦时期“是”主要作为指示代词,其演变作为判断动词已是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如此伪篇却被大量人群未知有意无意以讹传讹,究其原因在于民众基本文学素养亟待提高,古代文学研究还应当与社会现实保持更多的交流。因此推而广之,在社会出现借古代文学之名,行蛊惑人心之实的弊端时,古代文学研究者有责任进行批驳与清正,同时也能保持古代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这也正是当代社会促进古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另一种思路。
 
  社会演进与文学发展绝无法分割,而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数千年中国社会兴衰的见证者,无疑更加具有典范性。与正史相比,文学的思考与话语方式都能够使得历史的细节得以保存,事实上正史的语言也同样具有文学的色彩。因此,从当代社会到古代文学以及从古代文学到当代社会这两个方向上看,在古典文明的精神下,古代文学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十分巨大,而伴随社会发展,也会使得古代文学研究更加具有亲和力与号召力。
 
  三、余论
 
  不过,在当代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对古代文学当代使命与价值的探讨,显然难以绕开古代文学蕴含的儒家人生价值理想体系以及实现人生价值践行道路的内涵。对于儒学,还应当在学理框架内进行阐发,如果不保持适当距离,意图将儒学与当今社会政治经济不合理地强相比附,恐将事倍功半且结论也难以受到广泛的认同,推及古代文学,不应也完全没有必要将其放置于功利地位。固然,究竟与社会保持何种距离是困扰学人的问题,但是仅从研究者出发,需要与时代有所联系,更应从历史的角度坚守道德与良知。
 
  因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便放在面前,古代文学与当代社会显然存在一定距离。从实现当代使命与价值来说,有着天然的难度,将古典传统照搬生套进社会现实反而适得其反,用现实功用来评价中国古代文学显然不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但是仍然不乏持文学无用之论者。在经济社会持续髙速发展之时,文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更被学科外的因素所左右,习养精神心性在追求经济利益面前俨然处于弱势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就使得古代文学有意识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这是从拉开距离而言。
 
  不过我们知道,古代文学理论中有“隔”与“不隔”之辨,当文学作品审美的真实性与自然性被矫揉文字典故所束缚’便使得艺术境界与接受者隔开一层。不妨借题发挥,古代文学研究与之亦有同理,我们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固然与现实有一定距离,但是又不必要强行推开现实,紧闭门扉,须知“门泊东吴万里船”,如若一味守圣贤之言,就有可能重蹈前车之辙。如清代中期宋学衰微,抛开官方导向变化及汉学兴起的外在因素,内在原因便在于裹足不前,少有新意阐发,这也与嘉道之后汉学皓首穷经,不顾现实而衰落有异曲同工之由。因而意境有“隔”与“不隔”,距离有远近放收,我们在有意识拉开距离的同时又需适度。
 
  然而与社会现实有一定距离,也同时使得古代文学研究处于相对独立和相对自由的位置,历经时局变幻,古代文学研究在学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这种适当的距离需要加以肯定,“对文化的态度,如果不分对象,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没有一个合适的度,结果将会是非常危险的,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轻则使一个时代的文化呈现庸俗混乱,重则使一个民族的文化失去健康前行的方向”。在研究如何实现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以及如何担当起当代使命时,笔者认为有必要保持相对而有益的距离。
 
  综而述之,古代文学学科的特殊性,以及古代文学研究先天所焉有的非功利性,使得其与其他学科相比,确实在负起全新当代使命与实现崭新当代价值上,并不具有完全的优越性。但是从学术角度来看,要建立具有鲜明民族性与典范性的文学研究体系,西方可以成为参照,但不会对我们形成独有特色有根本性的意义,强行安排西方理论进人中国文学研究体系,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强制阐释”,这就必然要求学界从古代文学中找寻发掘当代学术生长之渊薮,同时改造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范畴。从社会角度来看,即使面对当前技术型学科的压倒性优势,古代文学也依然拥有其不可取代的角色,毕竟古代文学所积淀的深广内涵将长时间滋润社会的进步,其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也使得社会无论发展到何种地步都绝不会抛弃,而反过来社会的快速前进也使得古代文学必须突破局限,做出反应。如何在适当距离下与时代共同前进并影响时代,这种双向选择则是古代文学学人应该不断思考的问题。
 
                                                                                                                                      史哲文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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