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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视域下的执政党利益整合机制研究

来源:UC论文网2016-07-01 15:40

摘要:

利益整合是政党的重要功能,转型期中共面临着阶层分化导致利益诉求多元化,各阶层矛盾冲突加剧,社会纵向流动通道阻滞,权力行使不公与腐败现象严重,传统的政治权威大量流失

  利益整合是政党的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利益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所谓利益整合,即通过不同方式和多种手段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及矛盾,促成社会形成相对稳定和谐的利益格局,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我国开始步人利益变动加速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利益期望值提升,利益诉求也更加复杂多元化,但利益差别却不断扩大,协调和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作为长期执政的大党,中国共产党需要密切关注转型期社会各阶层利益变动和调整的变化,在实践中不断强化自身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政党功能,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实现执政理念的创新和发展,从而夯实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冲突与一致:党的执政合法性与利益整合功能
 
  利益整合是政党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政党通过不同方式和手段,在保证各阶层利益的基础上,组合各个部分,构成一个細益共同体。利益整合并非达成多数的绝对主权,而是在充分尊重少数一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与谈判,达成利益上的共识。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掌者,执政党对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最大限度地运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解决社会冲突,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政党要执政,就必须与执政资源打交道,不断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以此提升执政有效性。夯实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需要党必须拥有雄厚的执政资源。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也会为党进一步拓展新的执政资源开辟道路。
 
  (一)利益整合功能对执政党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实现社会公正是执政党应遵循的重要执政规律。政党代表的是特定阶级、阶层、社会成员与群体的利益,一旦成为执政党掌握了公共权力,无论是出于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还是为了政党自身的合法利益,政党都应该超越特定阶级、阶层的狭隘利益,尽可能多地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通过公平合理地协调各方利益,实现社会公正。现代世界政党政治的实践证明:实现社会公正是政党执政应当遵循的执政铁律。如果一个执政党忽视维护社会公正,即使拥有较为显著的政绩,最终也可能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执政不公是执政合法性最大的破坏力量,执政要赢得合法性基础,不仅要发展经济,更要让大多数人享受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果。否则,经济发展的结果,可能成为失去执政地位的催化剂。”
 
  利益的分歧和冲突是社会的存在和必然,任何一个有活力的社会都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即使是在制度环境充分自由的情况下,分歧和冲突也在所难免。分歧和冲突的利益需要整合,而执政党正是扮演了这种利益整合的角色,在各种分歧和冲突的利益之间寻求最大程度的共识,通过对社会进行科学治理,保持社会的稳定,将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和认同转化为对国家及执政党的认同。执政党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不为特定利益集团和狭溢的团体利益所左右,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为宗旨,同时对少数人的合法权利予以保护,能够在冲突与一致之间进行有效协调的政党才是一个强有力的、真正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
 
  (二)利益整合功能对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意义
 
  政党产生方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获得执政权力方式的不同。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政党属于“内生党”,其政治系统可以描述为“先有国家后有政党”,政党产生之前政治系统内的各项制度已相对完善,政党产生之后必须在原有政治框架下通过选举来获得执政地位;而无产阶级政党由于身处原有政治体制之外,不具备通过合法途径参与竞选而获得执政权的可能,一般只能试图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原有政权来获得执政权,一旦革命成功建立了新政权,便是典型的“先有政党后有国家”模式,中国共产党便属于后一种模式。因此,为了巩固和保持党的长期执政地位,需要通过拓展各种执政资源,从而贏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以谋求执政的合法性。
 
  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政党自身的先进性特质及其执政效能。党在领导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过程中培育和积淀了丰富的执政资源,这些独特的资源为其执政提供了合法性支撑。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是多层次且深程度的,无论是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利益差距都前所未有,而执政党能够为民众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会在很大程度上释放社会不满情绪,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处于政治体系核心地位的执政党,如何有效地履行社会整合功能,完善整合机制,对化解社会矛盾和平衡利益冲突显得尤为重要,这就对社会转型期的中共利益整合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阶层分化与利益多元:转型期中共面临的利益整合挑战
 
  中共的执政地位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背景下,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如何协调和整合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防止和消除社会群体性冲突与对抗,最大限度地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拥护,是转型期中共必须科学应对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催生了我国的阶层变革与分化,也给执政党的社会利益整合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社会阶层分化,利益诉求多元化
 
  社会阶层分化的实质是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不同地位的人占有财富、收入、声望以及教育机会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一个一元化社会,社会利益主体较为单一,利益结构简单且差距也不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引人,呈现出不同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逐渐被打破,呈现出新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社会阶层分化不仅导致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的格局,更使人们的利益差距越拉越大。中共原有的阶级基础即普通劳动者阶层并非是改革中的最大受益者,党执政需要作为社会主要群体的工人、农民的广泛政治参与。试想当人们还在努力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甚至是生存还成问题的时候,很难想象他们会有多髙的政治参与热情。原有的代表利益阶层逐渐离我们而去,新的利益阶层又不稳固,党的执政基础正在被逐步空洞化,其外在的表现之一就是社会上各个阶层无论受益多少都普遍存在着对党的不满情绪,他们要求积极参与政治,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党要把他们的诉求纳人到正常的表达渠道,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
 
  新阶层形成后,带着自身的利益主张和政治诉求,客观上导致了社会成员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并形成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需要,新阶层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要求如果不能被纳入到现有体制中或对体制进行改革,他们可能会成为现有体制的反叛者。新阶层是市场经济改革的产物,他们一般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收人水平,在经济地位提高的同时,更加希望提高与之经济地位相四配的政治地位,于是新阶层成为表达利益诉求、进行政治参与最活跃的群体。而市场经济的功利性缺陷,又使社会主义倡导的诸如集体主义等价值观念受到极大冲击.,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导致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呈现出不确定性,核心价值观受到强烈的冲击,使执政党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受到严峻挑战。
 
  (二)各阶层矛盾冲突加剧,社会纵向流动通道阻滞
 
  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更加开放化,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群体、阶层和个人之间的交往也大量增加,他们之间的沟通协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整合社会的作用。但在社会加速转型时期,分化与整合难免会出现失衡与失调现象,社会矛盾和冲突更加普遍和广泛,从而导致社会稳定难以持续维持。比如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干群矛盾日益突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职业差别仍在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做出的贡献与应得的补偿不对等。所有这些社会矛盾作为社会的非稳定性因素,其影响都是非常突出的。党能否缓和社会冲突并消解不安定因素,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成为新时期考察党的整合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分化还不充分且尚未定型的情况下,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日益狭窄,下层社会向上流动受阻,大量刚刚摆脱贫困状态的阶层,面临着难以共享发展成果的窘迫境地,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阶层矛盾。当前,人们对社会阶层结构固化的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心理感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敏感,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等现象的频繁出现。特别是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之间的流动受阻,社会上层和下层缺乏合理的流动机制,在社会弱势阶层的人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向上流动,势必加剧社会上的仇富、仇官心理,甚至出现一些底层人以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致使阶层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一个明显的社会现象一一随着网络的普及,公务员群体逐渐成为社会舆论中的“弱势群体”,而在社会流通机制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中共对各阶层之间的利益也难以进行有效整合,而且我国的社会阶层也呈现断裂化的特点,增加了党进行阶层利益整合的困难。
 
  (三)权力行使不公与腐败现象严重,传统政治权威大量流失
 
  在阶层分化与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条件下,要对各种碎片化的利益进行有效整合,必须依靠强大的政党权威。而精英群体的异化及其利益结盟日趋明显,政治精英权力资本化,经济精英资本权力化,腐败官员用权力来保证利益的获得,则导致了党的传统政治权威大量流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研究表明权力、职业、行业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三大主要因素,其中有61.5%的人认为,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是最主要的不公平。这主要表现在党和政府在政策与制度的制定、执行、监督等环节还未能充分做到公正,向某些地区、某些部门、利益集团倾斜;公共权力为利益集团代言,包庇强势群体;政策执行不公,执法不公正等,公共政策的公平与公正问题是制约我们现阶段改革与发展的瓶颈。”[2]2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腐败问题严重。腐败是严重危及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腐蚀剂,影响人民对党的认同感和信任度,直接导致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危机。腐败影响着合理的财富分配和收人,拥有权力的人对物质财富起支配作用,利用手中的权力搜取社会财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特权,形成了社会特殊利益阶层,严重影响了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分子通过滥用权力的方式为权力与资本的非法交换提供条件,打压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打击人们通过正常劳动途径获取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中共的传统政治权威。
 
  三、利益表达与社会共识:加强利益整合的路径
 
  面对利益整合的巨大挑战,中共应遵循民主政治的运作逻辑,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寻求社会共识,进行科学有效的利益整合。
 
  (一)建立畅通多元的利益表达机制,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
 
  党要进行利益整合,要保证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声音能够下传上达,就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倾听各阶层及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维护社会秩序的公正,秉持公平正义的理念和底线,使各阶层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活动纳入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而畅通的利益表达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必须支持和引导不同社会阶层通过人大、政协、人民团体、民间社团组织、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和媒体等途径进行合法的利益表达,以增强党与人民群众沟通的能力;重视弱势阶层的利益诉求,关注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支持和帮助其建立起正常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把社会上分化的分散的各种利益加以整合和同化,才能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
 
  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不仅建立在经济增长的绩效上,更建立在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上。应加大对公平正义的关注力度,缩小阶层间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取缔非法收人,调节过高收人,整顿不合理收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居民收人,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健全与完善保证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法律与制度,有效限制国企领导层尤其是高管的薪酬,改革税收制度,大力发展与改革社会公共事业。总之,执政党的利益整合要使各阶层人民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阶层和谐,巩固执政基础。
 
  (二)建立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化解阶层矛盾
 
  能够催化社会阶层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转型、制度转型、再分配权力、教育文化资本等等,同时,这些因素也成了突破阶层边界的基础力量和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特质。研究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因素对社会成员突破阶层边界上的作用和力量有明显减弱的趋势,甚至成为突破阶层边界实现向上流动的阻碍。因此,必须建立自治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的阶层结构获得性体系,摒弃先赋性因素如权力、职业、出身、财富等因素的不公正影响,降低优势地位阶层的代际继承性,防止各阶层成员陷人贫富循环的怪圈,实现阶层利益的动态均衡;推动中国职业结构的升级,拓宽社会流动渠道,使人们有实现向上流动的更多机会,实现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升级;通过推进户籍、社会保障、就业等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全体人民公平地享受到教育、医疗等各种资源和拥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建立和完善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体系,修改和改革相应的政策和机制,从根本上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使各阶层和谐共处;积极培育发展相关社会组织来调整利益冲突。随着社会独立性的增强,社会自组织化程度逐渐提高,作为利益群体及其所归属的社会组织在调节利益冲突中的重要性日趋凸显,通过培育发展相关社会组织来缓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可避免社会与政府的直接利益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坚持主流意识形态,遏制党内腐敗
 
  “政党执政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来自政党的权威即合法性,来自人们对政党的信赖而产生的自愿的支持和认同……它为社会正义提供某种价值取向,为人们对政党的支持和服从提供理论依据和伦理依据。这套思想理念和信仰体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执政党的利益整合不仅是一种互补性的整合,而且是一种价值观的整合,后者更具有基础性意义。要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借鉴外来文化的某些优势,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辐射力、影响力和吸引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为现实实践,改进和创新思想教育工作的方式和手段,使其内容丰富多样,做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加大正能量事物和现象的宣传力度,弘扬党的意识形态主旋律。
 
  通过法治从制度上遏制腐败行为,建立健全防范性法律法规,切实完善相关制度,如制定和实施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财产收人申报法、反贪污贿赂法、公民举报法等;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切实加大惩处力度,积极探索通过立法来规范利益集团行为,缩小既得利益集团活动的空间;对政府工作人员参与政策制定可能导致的不公,应当进行立法,对在职官员,离职、退休官员经商、从业、兼职要从法律上进行明确规范;加强权力制衡,防止政府自身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对涉及政府及其部门利益的决策,政府及其部门自身应该回避,应将其交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方案设计和科学论证,同时积极吸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做到主动问政于民、问计于民。
 
                                                                                                                                  司甜
                                                                                                         (徐州市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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