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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分析的魅力:早期分析哲学概观

来源:UC论文网2016-07-01 15:55

摘要:

分析哲学是20世纪的一场重要哲学运动,这一运动诞生不久就风靡整个英美哲学界,至今方兴未艾。

  现在被称为分析哲学的哲学运动,诞生于20世纪初叶的英国剑桥,罗素和摩尔通常被认为是它的两个创始人,维特根斯坦则对于随后的分析哲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推动分析哲学迅速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思潮之一,并使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则首推维也纳学派。而今,分析哲学已经成为英美哲学界的主流传统,其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分析哲学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下面我们通过考察分析哲学家们关于分析哲学及其方法的具体论述,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使我们的思想清楚明白
 
  可以说,分析哲学的起源开始于对于德国形而上学体系的反抗。形而上学家们尝试通过思辨的方法,建构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再从其中演绎引申出所有经验科学的真理。如此建立的体系经常概念丛生,结构复杂,而具体的论证却大多草率简略,一带而过,因此往往显得诘屈聱牙,晦涩难懂。面对这样的哲学体系,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如何能够使其思想更加清楚明白。这样的努力在许多地方不约而同地涌现出来,尤以弗雷格所创的概念文字对于哲学的影响为巨。
 
  1879年,弗雷格出版了他的《概念文宇: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一书,通过抛弃传统逻辑中的主谓形式而代之以算术中的函数和自变量形式和引进量词符号,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将命题逻辑和三段论整合进一个统一的谓词逻辑之中,并一举解决了传统逻辑无法解决的多重概括问题。111在《概念文字》中,弗雷格运用在少数几个初始词项的基础上定义出其它词项,在少数几个公理和推理规则的基础上推理出定理的方法,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完全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和一个完全的一阶谓词逻辑的公理系统。
 
  弗雷格的成就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于有效推理的形式的认识,也使人们认识到过于遵从传统的语法对于思想的误导作用,为以后的语言分析和哲学批判开辟了广阔的空间。[a但是弗雷格并没有更多地推进他的概念文字以覆盖更广的领域,这样的工作正是以后的许多哲学家所致力实施的。
 
  拒斥形而上学
 
  在弗雷格之后,哲学家们一方面进一步深人研究这一新的逻辑,另一方面他们也尝试着应用这一新式的工具来研究老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很多传统的形而上学陈述都犯了逻辑句法错误,因而它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陈述。罗素认为形而上学中的陈述要么是伪装的科学陈述,要么是无意义的伪陈述,维特根斯坦认为形成哲学问题的方法就在于对于语言的逻辑的误解,卡尔纳普也指出:“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的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都是无意义的。”
 
  分析哲学家们的这一反形而上学的观点并非没有前驱,如休谟在《人类理解论》中就曾说过:“当我们走访图书馆时,记住这些原则,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呢?如果我们手里拿起一本书,如神学的或经院哲学的,让我们问一下,它是否含有任何数或者量的抽象推理?不。它是否含有任何关于事实或存在的实验推理?不。那就把它烧了:因为除了诡辩和错觉,它什么也没有。”但分析哲学家得出这一观点的理由是与休谟不同的,分析哲学家们认为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不在于形而上学命题之不可知,而在于其无意义。那么如何来判断一个陈述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呢,如何来区分形而上学的陈述和科学的陈述呢?
 
  维也纳学派的主要领袖石里克提出:“陈述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既然,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那么一个命题要有意义,就必须是可证实的。在这一证实原则之下,对应于休谟的想法,维也纳学派也认为有意义的命题分为两类: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題。分析真命题都是重言式,分析假命题都是矛盾式,因而其证实只在于逻辑推理,综合命题却不是如此,它们的真假还依赖于与世界的比较,符合的为真,不符合的为假。
 
  围绕着这一意义的证实原则,在分析哲学内部曾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开始这一原则被表述为:一个句子要有认知意义,那么它就是原则上可完全证实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原则上”、“完全”等词的意思。维也纳学派认为“原则上”可理解为是可设想的或逻辑的可能性,“完全”则代表其证据逻辑蕴涵该句子。这样一来,也就把所有的全称称述都排除在有意义的陈述之外,而绝大多数的科学陈述正是全称称述,这一点是富含科学精神的分析哲学家们所无法接受的。为了容纳全称称述,必须放宽限制。
 
  放宽限制的努力大致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的:一是不要求原则上的可完全证实,而只要求原则上的可部分证实,另一是允许某些理论词项,在逻辑常项与观察词项的基础上,通过还原公设或还原公设链来引进,而不要求其明确的可定义性。但这两个方案都遇到了麻烦,前者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句子是原则上可部分证实的,那么它和任何句子的析取也就是原则上可部分证实的;后者的问题是如果允许引进部分解释的理论词项,意义的单位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词项或句子了。这两者都使得形而上学的陈述和科学的陈述之间的区别变得不再分明了。尽管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对于意义标准的形式刻画,但大多数分析哲学家并未放弃基本的反形而上学的立场。
 
  哲学的任务是语言分析
 
  由于形而上学传统上就被认为是哲学的核心领域,现在却发现不过是一派胡言,这不由得使人要问哲学何为。很多分析哲学家接受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哲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而既然“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总和)”,那么哲学还有什么可做的昵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哲学的对象是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限定了自然科学的争论范围。”尽管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
 
  维特根斯坦的这一看法被许多分析哲学家所追随,如拉姆塞就曾说过:“逻辑发布重言式,数学发布等式,哲学发布定义。”lKM既然哲学的结果是使命题清晰,那么我们就需要谈论命题,而我们谈论命题的命题也是命题,这样的自我包含可能导致悖论,因此分析哲学家们通常将被谈论的命题与用来谈论命题的命题区分开来,分别叫作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从这一点出发,卡尔纳普说:“哲学将被科学的逻辑所取代--即被对科学中的句子和概念的逻辑分析所取代,因为科学的逻辑不过是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而已。”tn)这样对于分析哲学家而言,哲学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任务就是语言分析,因而,意义问题就成了分析哲学的核心问题,他们的哲学也被合情合理地叫做分析哲学。
 
  但对于分析哲学家来说,哲学的这一任务似乎又是一件自我取消的任务。由于有意义的命题皆或真或假,且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所以有意义的命题皆是科学命题。而哲学被认为在科学之外,因此哲学讨论就只能是无意义的废话。维特根斯坦说:“在这一意义上,我的命题是阐释性的。理解我的人,当他从它们之中爬出来或爬上来,最终会发现它们是无意义的。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他才能正确地看待世界。”
 
  何为语言分析
 
  如果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语言分析,那么“语言分析”到底指什么呢?一般而言,“分析”意味着将某物分解为其组成部分,顾名思义,“语言分析”就是将语言中的句子和词项分解为其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历史上来看,分析和综合就一直是哲学中的重要方法。柏拉图对于定义的追寻,亚里士多德对于范畴的研究,康德对于“存在”的讨论都可以看作分析的实例。
 
  既然在分析哲学之前,哲学家们已经开始从事思想的分析工作,SI5么分析哲学又有何新颖之处呢,其革命性何在呢?其中的诀窍在于语言。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分析哲学家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表达思想的语言表达式上,而西方文化研究不是赤裸裸的思想上,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达米特曾说:“把形形色色的分析哲学与其他哲学流派分别开来的是这样的信念:一、对于思想的哲学说明可以通过对于语言的哲学说明达到;二、只有通过此途径,才能达到一个全面的说明。”
 
  可是为什么要实行“语言学转向”呢?为什么不直接对我们的思想进行分析呢?伯格曼给出了三个理由:(1)语言要么以日常的方式,要么以哲学的方式被使用,前语言转向的哲学家们由于未能做出这样的区分而经常使其言论难以理解,因而需要常识性的澄清,(2)由于未能分清言说与对于言说的言说,前语言转向的哲学家们经常陷人悖论与困惑之中,而语言分析的方法则是避免这一困惑的最佳方法,(3)可设想的语言都会显示某些东西,而谈论这些东西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谈论语言。M按照这一建议,我们与其谈论对象(尤其是抽象对象),不如谈论对象的语言。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上的革新。
 
  在《语词与对象》一书中,蒯因将这种从谈论对象到谈论语词的方法的转变生动地叫作语JU:溯。他说:“语义上溯的策略是它把讨论带人到一个双方对于讨论对象和有关讨论对象的主要词项更能取得一致的领域。语词或其书写符号,不同于点、英里和类等,是交易市场上顶平常的可触摸的对象,在那里,持有不同概念图式的人们可以最充分地交流。这一策略上溯到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图式的共同的部分,以更好地讨论这两个不同的基础。难怪它对于哲学颇有助益。”
 
  理想语言学派与日常语言学派
 
  分析哲学家们普遍同意只有通过语言我们才能抵达思想。语言是思想的一面镜子,但并不是所有的镜子都忠实地再现了思想。从一开始,分析哲学家们的著作中就充斥着对日常语言和传统语法的抱怨和不满,他们认为日常语言和传统语法是误导人的、布满了陷阱,如维特根斯坦说:“不相信语法是从事哲学的第一要求。”因此,他们希望建构一个理想语言来谈论哲学问题,澄清我们的思想。
 
  弗雷格、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一致认为存在这样一个或一组语言,通过把日常语言翻译为理想语言,我们就可以发现其逻辑形式,系统地避免了语法形式的误导,从而一举实现对于具体命题的充分分析(即分析到无法进一步分析之处,分析到最简单、最自明、最基本的要素)。这样,发现一个命题的逻辑形式,揭示它的语义结构,将它还原到最基本、最简单的构成要素,就成为语言分析的主要目标。
 
  在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看来,命题的逻辑形式还对应于其所表达的事件的逻辑形式,因此,揭示了语言的逻辑形式也就揭示了世界的逻辑形式。但当我们仔细分析一个命题的逻辑形式时,我们发现其不过就是一些句法模式。由于在不同或同一个语言中,一个命题可能具有不同的句法模式。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命题的哪个句法模式是其逻辑形式,也没有理由认定一个命题只有一个唯一的逻辑形式,更没有理由认为其所表达的事件具有什么逻辑形式。
 
  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分析哲学家内部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有各种各样的理想语言,我们建构任一理想语言,只要其能够澄清我们的思想,系统地避免令人误解的表达方式,都可以实现对于命题的充分分析,这些分析哲学家被称为理想语言学派,他们的分析方法叫做逻辑分析。另一些分析哲学家则认为不可能建构一个比日常语言更适合哲学讨论的理想语言,也不存在对于一个命题的充分分析或逻辑分析,我们只有通过对一组彼此相似又互有差别的命题进行比较来澄清一个命题的意义,对于一个语词的误用只能在具体情况下具体解决。这样的分析哲学家叫作日常语言学派,他们的分析方法叫作连接分析。
 
  理想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在通过语言分析来避免语言的误用这一点上并无差别,其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可能建构一个理想语言”,因此前者多采取形式的系统的解决方案,后者多选择非形式的零碎的处理方式。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学可以分别看作这两种路数的极致。早期他说:“这个想法就是在一个合适的符号系统中表达在日常语言中导致无尽的误解的东西。也就是说,凡是日常语言中容易掩盖逻辑结构,产生伪命题和一词多义的地方,我们必须用合适的符号语言代替它以清楚地显示逻辑结构,排除伪命题和无歧义地使用词项。”m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一切无隐无藏,“哲学不可用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因而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它让一切如其所是。”m他认为哲学不是要建构关于我们的语言用法的一个理论,而应该具体地考察我们使用语言的日常细节。
 
  回顾与反思
 
  以上我们简略地介绍了分析哲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通过把哲学讨论的重心由我们的思想转移到我们的语言,分析哲学家们认为他们在哲学中带来了一次革命,这次革命足以与笛卡尔把哲学讨论的重心由我们的世界转移到我们的思想相媲美。与这次革命相应的是技术和方法上的创新,借助于弗雷格等人创立和发展的数理逻辑,分析哲学家们运用语言分析的技术比以往更加精确与细致地讨论和梳理了许多重要概念的意义和用法。并且通过自觉地与科学划清了界限,早期分析哲学家们不再认为哲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而是将哲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定在思想的澄清上面。
 
  分析哲学通过将哲学讨论的重心从思想转移到语言回避了一些近代哲学的棘手问题,但细致的考察告诉我们,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依然是披上了“语言”外衣的传统哲学问题,只是范围更加狭窄而已。借助于数理逻辑的技术,在对一些哲学问题的讨论上,分析哲学的表述比以往更清晰,论证也更清楚,方法更严格,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仅仅依赖于数理逻辑的技术(如类构造等)和语言分析的方法,是否足以处理大多数的哲学问题使人深表怀疑。尤其是将哲学与科学截然划分开来,认为哲学“关注的只是我们使用概念的标准,判断行为的准则,推理方法的规范和判断证据的标准”,M使得哲学从一个科学的丰产的母亲变成了一个不育的女仆。我个人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与科学截然区分开来并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语言分析的观点难辞其咎。
 
  20世纪下半叶迄今,主要是在蒯因从内部对分析哲学的大力批判之下,分析哲学的发展变得五花八门,令人目眩神迷。蒯因对于分析与综合之分以及意义概念的质疑,尤其是在他发表《自然化的认识论》和大力提倡方法一元论之后’分学的核心领域(意观论)主要方法(语言分析)和哲学观都已经大为改观。如今的主流分析哲学在方法上全面向科学看齐,甚至是与科学合作进行,研究领域也大为扩展,曾经被抛弃的许多哲学问题又重新回到了哲学讨论中来;在哲学观上,哲学更多地被看做是科学的连续体,而不再是与科学截然不同的东西。
 
  作者简介:高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市,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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