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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时代精神的精华价值

来源:UC论文网2018-02-08 09:46

摘要:

  每每翻阅近代中国之历史,我便禁不住感慨万千。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轰碎了“天朝上国”的白日美梦,让风雨飘摇中的大清王朝黯然叹息。社稷将不存,民族将不复,中华危矣!所幸的是,值此国难之际,有一大...

  每每翻阅近代中国之历史,我便禁不住感慨万千。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轰碎了“天朝上国”的白日美梦,让风雨飘摇中的大清王朝黯然叹息。社稷将不存,民族将不复,中华危矣!所幸的是,值此国难之际,有一大批中华民族之脊梁挺身而出,撑起了中华大地的未来。其间又以戊戌变法与我之触动最艰最深。


  一、戊戌变法的时代背景


  一个时代所展现的精神必须有所依托,这个依托需要放置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去思索考究。因而考察戊戌时代之精神,终归离不开对19世纪中国所处大背景的一番细细探讨。戊戌变法正处于19、20的世纪之交,正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间点。国际环境下,英、法、美、德、日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强势拉动下过渡至帝國主义阶段,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上都有向外扩张的强烈诉求。可以说,此时世界历史的大趋势便是发展资本主义。


  八九十年代的国内背景也不容乐观。在西方世界大踏步向前之际,封建地主阶级主导的洋务运动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破产,《马关条约》签订更是给了妄图维系清政府生命的顽固派当头一棒,割地、赔款、出卖主权,大大加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一切都深深刺痛了国人的心。但万劫不复中仍有一线生机,民族资本主义在层层列强经济包围与封建压迫的夹缝中发展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加之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与影响,尽管并不成熟,但初步具备了领导社会改革发展的能力。


  可以说,此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举一动,都将深刻影响近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


  二、戊戌变法的时代精神——重塑价值与理念


  遍观上下五千年历史,中国不是立于世界文明的中心,就是在逐步成长为世界强国的路上,明清之前更是领先于世界。古中国的繁荣昌盛值得每个华夏子孙为之骄傲,但是也在无形中养成了唯我独尊、夜郎自大的心理,以致到晚清时清政府仍固守封建思维,极大阻碍与世界文明的交融。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方开启姗姗来迟的交流大门。及至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围绕中西之争、体用之争、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维新派与顽固派论战不断,各派观点层出不穷,维新思潮一时传向了神州大地的广大知识分子。严复有言曰:“动植如此,民人亦然”,“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当顽固势力死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学说之际,维新党人巧妙地将西方生物进化论运用至社会历史方面,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指出变法之必要与迫切,打破了“道不变”的封建学说,重塑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进步理念。康有为则更为直接,力图借将孔子化身为托古改制者以期从根本上否则封建学说的根基,他提出“三世说”,预言人类社会必然要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个阶段,唯有经过维新变法方能使中国由“据乱世”转为“升平世”。


  自秦确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皇帝便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至高存在,凡见皇帝必行大礼以示尊崇敬畏,这本无可厚非。然明清之后,面见上君者须要三跪九叩,循繁文缛节,君臣之间连尊严都难可言,何况人格平等乎?除此之外,封建儒学极力宣扬“礼”,恪守纲常伦理,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规定社会关系,更将对不平等社会关系的证明上升至道德层面和哲学高度,以竭力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更不必提那扼死士子思维活力的八股取士、文字狱……凡此种种,皆为近代封建思想顽固而难突破的原因。


  公车上书过后,康梁二人奔走四方以期号召更多士人与知识分子加入改良的大潮中去。二人创《中外纪闻》,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引导舆论;后组织强学会,宣讲中国自强之学;再办《时务报》,反应群众之呼声,抨击政府之腐朽,“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内,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其活动虽多被打压,但其精神却被时代所铭记。维新党人孜孜不倦地传播新思想,“倡民权”、“冲决网罗”,给惯于专制暴戾的中华大地带来一线自由与平等气息。


  综上种种,不难发现戊戌变法之于大变动的推动作用正是蕴含于要求重塑价值与理念要求的时代精神中的。


  三、戊戌变法的时代精神——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正如驯服一只惯于称王的雄狮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气一样,鞭促沉睡的“东方雄狮”变故革新也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变法前夕,地主阶级顽固势力依旧猖獗,具有千年积淀的封建力量如大山般横卧于力量尚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面前,细嫩的幼枝又如何扛得起坚硬的巨石呢?


  纵观整个改革史,虽政策繁复多样,思想百花齐放,然不变的是一颗颗精诚救国的赤子之心,不倒的是亡国亡种当头爆发出的民族气节。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闻讯后三次上书光绪帝,痛陈时局之危急,变法之必要。1898年初,康有为以一封《应诏统筹全局折》,鼓舞光绪以“雷霆霹雳之气”成就“造天立地之工”。光绪则向慈禧坦言:“朕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与我权,宁逊位而已”,表明了一代国君的民族气节。各省举人集聚宣武门外,冒死直谏,联名上书,要求拒绝合约,展现了士人阶层知识分子的民族担当。谭嗣同更是甘为变法流血牺牲,言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


  但凡变革者,皆须有莫大之勇气,凡求勇气于民族气节者,虽不中,不远矣。戊戌变法的时代精神,更在乎民族意识的觉醒。


  四、戊戌变法的时代精神价值——戊戌变法的启示与时代精神的延续


  因种种阻扰,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历史不能只用来哀叹,更应该放置于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去思索启示与延续精神。戊戌变法的时代精神其实并不只有本文提到的两点,还有中西文化交融、社会观念更新等等。


  考虑到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滞后性与软弱性,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带上了一点必然性。除此之外,改革脱离群众,操之过急,维新党人缺乏斗争意识,制度建设也少与中国的传统构筑结合。


  戊戌变法的时代精神反映到当代社会,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要要坚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是经过近代史和当代史长期实践后得出的成果,是近代几次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后得出的必然结论,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其次,在寻求改革发展时要学会与群众打成一片,开民智,聚民力,利用群众的力量,才能保证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作者:吴不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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