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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内在机理分析

来源:UC论文网2018-08-24 08:12

摘要:

  摘要: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重大技术创新发生,而技术创新又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主导力量。从根本上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技术创新浪潮的乏力引发的。危机后,能源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成为国际技术、经济竞争的焦...

  摘要: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重大技术创新发生,而技术创新又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主导力量。从根本上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技术创新浪潮的乏力引发的。危机后,能源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成为国际技术、经济竞争的焦点。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能源与环境压力,强化新能源技术的自主创新应成为后危机时期中国技术创新的主导方向。


  关键词:经济危机;技术创新;内在机理;主导方向;


  作者简介:李金辉(1977-),男,河北唐山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危机发生的原因,人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出相应的解释。国际金融危机固然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技术创新的乏力是引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的恢复和重新走向繁荣,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的出现。


  一、经济危机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经典理论


  对经济危机和技术创新间的内在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熊彼特的创新学派理论与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熊彼特认为,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可分为增长因素、外部因素和创新,而创新才是经济周期发生的内在原因。在经济周期的四阶段中,繁荣是因创新活动使经济跃出原有的均衡,而衰退则意味着回到新的均衡位置。经济的推动力最终来自创新。[1]熊彼特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发生的原因与内在机理。熊彼特学派的继承人G·门施在熊彼特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经济危机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进行了分析,重点研究了经济危机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认为大萧条或经济危机极大地刺激了技术创新,是推动创新高潮出现的主要动力。[2]


  经济危机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角度深刻揭示了经济危机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内在机理。固定资产的更新(其中伴随着技术进步)是经济周期发生的物质基础,“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是下一个周期新的物质基础”。[3]技术创新会引起新技术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的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有赖于资本的迅速积累,此外,还需要有充分的社会有效需求来吸收迅速增长的投资。而这种充分的社会有效需求主要来源于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而新兴工业部门发展的推动力又来源于技术上的推动力和经济上的推动力,而技术上的推动力就是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它将引起整个工业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根本性变革,极大地带动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和整个生产领域技术的根本性改造,进而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有效需求,并强力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尽快摆脱危机,进入复苏阶段。当然,技术创新促使经济摆脱危机走向复苏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条件,最主要的是要求有较高的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这就需要有强大的投资动力、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有利的投资环境。而旺盛的投资需求又来源于技术革命和创新所形成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以及技术革命所推动的对传统生产部门的强有力的技术改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则意味着制度结构的某些重大变化,即任何新发明和新技术要转化为实际的创新活动,必须具备有利可图的投资条件。[4]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分析具有动态性、辩证性和深刻性的特点。


  二、经济危机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考察


  按照熊彼特的长波理论,可将历史上的几次大的经济危机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加以比较。从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期间有关经济危机和技术创新的某些信息的分析中,可看出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在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期间(1780~1848年)棉纺织业的发展正是建立在一系列技术发明和改进的基础上,迅猛增长的创新集群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新基础设施(铁路)、新动力来源(蒸汽机)、新机床及其他机械,但这种发展也导致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生产过剩引起的严重萧条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解决这种经济危机的手段是当时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表现为建立在蒸汽动力机械化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同时伴随着技术创新出现了一系列相配套的制度创新,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等新型企业组织的出现。19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期间,经济出现全面的结构性危机,而这种危机正是此前技术变化(铁路、机械化、汽船等等)浪潮造成的,也是影响世界经济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出现的结果,这些新产业和技术集群包括贝西默炼钢、石油、电、炼铜等等。这正印证了经济危机与技术创新浪潮存在密切关系的理论。同时,也正是新的技术革命,如电的发明与使用促使经济摆脱危机,创造了新的支柱产业,如重型机械和重化工业等,使得经济进入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890~1940年)。这一期间同样出现了重要的组织、制度创新,主要的是大公司和卡特尔组织的兴起、科层制和泰勒制的出现等。这些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一起推动经济摆脱危机。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期间出现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即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而20世纪20年代美国投资机会的逐渐枯竭是导致这次危机的重要原因。虽然当时美国实施了罗斯福新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总体上看,推动经济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并进入战后长期繁荣即第四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上升期(1940~1990年)的是以电子、航空、核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的出现及新一批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出现,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途径依然是技术创新。如,美国里根政府施行的“星球大战计划”使信息技术在军工领域得到空前发展,并为随后信息技术革命的发生以及美国新经济的出现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日本则大力重塑产业结构,将技术引进方式的变革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侧重购买仍处于实验阶段的技术,同时吸收并改良实验技术等。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1990年至今)是信息技术时代。1992年,美国面对经济出现的萧条,通过加大信息技术科研创新投入,大力发展信息、网络技术和相关新兴产业,不但克服了经济萧条,并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但2001年随着信息、网络泡沫的破裂,这一轮技术扩张以产能过剩而告终。其后为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并大力发展虚拟经济,虽然保持了经济的表面繁荣,但因缺乏重大技术创新的支撑,这种表面的繁荣必然是难以持久的。[5][6]


  通过以上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经济周期与技术创新的浪潮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每次经济危机的摆脱最终都是依靠重大的技术创新及相伴随的渐进性创新,再配之以相应的创新制度。


  三、经济危机与技术创新的内在关系


  (一)经济周期的波动与技术创新浪潮存在内在关联性


  在新一轮经济周期开始时期,可能由于某些外生性因素,导致重大技术创新集群式出现。最先实施技术创新并成功的企业家所获得的赢利机会将激发其他企业纷纷模仿,由此形成创新的浪潮。随着创新浪潮的到来,企业家纷纷扩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由此推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并进而扩大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形成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在该阶段,市场上出现的某些过度投资或盲目投资行为,导致银行信用过度膨胀,产能大量增加甚至出现市场过剩。而与此同时,技术创新带来的利润空间逐渐缩小,企业家投资增长速度放缓,如果这时没有出现新的技术创新波,那么企业将无法实现预期利润,从而会减少投资,收缩信用,使经济步入衰退阶段,持续的经济衰退将导致经济陷入进一步危机和萧条。


  (二)经济危机时期往往孕育着重大技术创新发生的基本条件


  从微观角度来看,经济危机时期的企业投资渐进性创新的收益减少,投资基础创新的机会成本降低,因此会有更多的投资投在基础创新上,而由于重大技术创新的发生一般出现在基础创新环节,这就为重大技术创新的出现提供了内在条件。布朗(WilliamBrown,1957)和迈克(RuthMack,1941)将经济危机时期重大技术创新群集的原因解释为在经济的利好时期设计通常都会被推迟,而在萧条时期,这些积累起来的想法就会被实施,新的想法也会被探索。[7][8]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危机打破了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为技术革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经济结构的变化为技术创新消除了障碍,迫使政府和企业寻求新技术以解决经济危机时期资本贬值的难题,同时也为重大技术创新的大批涌现提供了结构性准备和适宜的环境。


  (三)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这里所说的技术创新既包括重大的技术创新,也包括一般性的渐进性技术创新,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经济走出危机的泥潭。重大技术创新也可称为突变式创新或根本性创新,它不是对现有产品及生产流程大量的微小改进的积累,而是取代现有产品或工艺流程的“毁灭性创造”。渐进式创新通常是通过需求压力与技术机会的结合实现的,往往源于工程师及其他生产活动的一线参与者或产品的使用者。从技术本身的角度说,重大技术创新开启新的技术轨迹,为一系列更多的渐进性创新提供空间。渐进创新在模仿进入的浪潮中探索新开辟的技术,其联动作用促使技术创新以集群形式出现,同时引发更多互补性和相关性创新,由此大大提高创新带来的整体经济回报,促使投资增加,使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看好,进而促使经济尽快摆脱危机而转向复苏。


  (四)通过技术创新摆脱经济危机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相配合


  在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创新的作用不可缺少。当一项制度适应技术创新发展要求的时候,必然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反之则抑制或阻碍技术创新的发展。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的制度性变革涉及到政府、企业、产业与社会组织等多个层面。在政府层面,与技术创新相配套的制度创新需要着眼于如何从长期、动态的角度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为创新主体积极实施技术创新提供激励,并提供有利于实现技术创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企业层面,通过创新企业组织,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新型企业组织。在产业层面,主要是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特别是形成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的产业创新联盟及其他技术创新协作组织,使组织成员共享研究设备、研发平台和生产能力,并使分散、灵活的创新机制和有效的创新合作实现有效结合。在社会层面,重点是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积聚和形成有利于实现重大技术创新的社会资本和优良社会环境。


  四、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技术诱发与中国后危机时期技术创新主导方向的选择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运行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货币或虚拟经济的角度分析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而忽视了经济危机发生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因素。事实上,技术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杠杆,对经济危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创新浪潮的乏力甚至间断才是引致美国金融危机及随后出现的全球经济下滑的根本性和内源性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战后少见的持续性高速增长,其主导推动力量便是当时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的重要创新带来产业利润率的上升和企业家乐观预期,进而带动了其他产业部门创新浪潮的出现和利润率的普遍上升,由此形成了当时美国经济的高速度和低失业率,使美国处于明显的经济周期上升期,这种经济的高速度、低物价和低失业率被认为是一种“新经济”形态。但随着信息技术创新力的减弱,没有形成接续性的技术创新浪潮,导致产业投资衰落,“新经济泡沫”随之破灭,经济周期进入下行期。尽管美国政府相继推出一系列刺激投资的措施,但也只能是延缓经济衰退的颓势,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衰退的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金融政策,但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现实情况看,这些货币金融政策只是暂时缓解危机的权宜之举而非治本之策。要从根本上摆脱金融危机,推动经济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必须依靠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的出现。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究竟选择怎样的技术作为主导性创新方向,直到目前仍是世界各国关注和探索的重要问题。在我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方面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都十分重要,但相比之下,在新能源技术领域实现新的突破具有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意义。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往往以新能源的发现与广泛使用作为突破点。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推动了煤炭作为能源的大规模使用,煤炭作为当时的新能源代替了木材等传统生物质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电机、电动机的出现,推动了石油资源的广泛使用,使石油很快成为最主要的能源,并进而促进了新技术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广泛使用。能够推动重大技术创新突破的新能源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其广泛使用能影响到整个产业链,并有利于延伸产业链;二是其广泛使用能深刻改变人类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需求模式。只有这样的新能源创新才能成功地引发重大技术创新,进而助推经济步入新的经济长周期。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新能源的开辟已成为突破重大技术创新的关键点。围绕着新能源所形成的产业群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持续繁荣的支撑点,因为传统的石油和煤炭能源的稀缺性越来越明显,人类社会发展急需开辟新的可替代能源;而清洁能源有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更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有助于构建可持续能源与资源体系。再者,清洁能源产业链相对较长,能够带动相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来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节约使用资源、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压力越来越大,以清洁能源发展作为新一轮技术创新的突破点,发展低碳经济,着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后危机时期中国技术创新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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