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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研究的理性回归和道德坚守——管理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来源:UC论文网2018-09-14 10:28

摘要:

  摘要:在分析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中的非理性问题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管理学研究中的学术道德与责任意识等问题。研究表明,产生非理性问题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简单与复杂、一般与特殊、数量模型与哲学思辨、西...

  摘要:在分析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中的非理性问题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管理学研究中的学术道德与责任意识等问题。研究表明,产生非理性问题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简单与复杂、一般与特殊、数量模型与哲学思辨、西方模式与中国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学术道德和责任意识的缺失主要在于学者受非学术因素影响而缺乏独立的学术精神、盲目崇尚西方而缺少对中国管理实践的关注、过分考虑现实利益而缺少客观平和的学术心态。此外,针对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管理学研究;独立精神;社会责任;学术道德;管理实践;


  作者简介:金占明(1955~),男,内蒙古通辽人。清华大学(北京市100084)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增强,我国的管理学研究也取得了历史的进步。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仍存在一些误区。例如,研究的方向受到不正确的引导、以研究方法和工具上的规范性代替学术价值,以及管理学学科间的门户之见和一些不良研究习惯等。这些态度或行为不仅干扰了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降低了管理学研究效率,还对学科生态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乃至滋生了学术造假行为。这些误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仍然是中国管理学研究进步的障碍。鉴于此,本研究试图澄清一些管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以期逐步消除这些误区。


  1从“西风东渐”到刻意建立“中国的管理理论”


  国内早期的管理学研究缺乏科学、扎实的研究方法与规范。以企业管理领域为例,很长一段时间以强调洞察力和直觉判断的思辨研究居多[1],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涉及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例如,要不要搞市场经济、是否要进行股份制改革、是否引进西方激励制度等。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思想性和理论性都很强的学术成果,对推动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方法不规范,研究内容既缺乏理论意义、又缺乏现实意义的粗制滥造的假大空文章,大多为定性研究。有些“理论”研究缺乏实践基础和实证的支持,有些研究过于关注管理实践,从表象到表象,浅入浅出,缺少透彻的分析和论证。


  由于缺乏扎实的方法基础,同时又急于表达某种观点,假大空类文章常常陷于顾此失彼、简单偏颇。这个时期,采用复杂严谨的计量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运用不足;一些使用实证方法的研究也常由于对有关方法掌握不够透彻而出现问题。例如,对于研究方法的披露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分析手段、研究目的以及数据之间时有不相称之处,误以为基于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就是实证研究,对有效性与可靠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2]。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规范管理学研究方法,一些国内外知名华人学者开始倡导规范和严谨的西方实证研究范式,并取得了长足进步。从学术期刊刊载论文的类型可以初步看出研究方法规范性提高带来的影响。笔者就自己所在的战略管理学科,采用许德音等[2]对论文类型的定义和分类方法(1),梳理了2012年发表在《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以及《管理学报》上的战略管理类论文,将近10年前后的实证类论文所占比例进行了对比。其中,各期刊的非学术论文、《管理世界》中的短论与翻译文章均不计入样本;《管理学报》创刊于2004年,故在对比时采用了2004年的论文样本(见图1)。


  由图1可知,《管理世界》的战略管理类论文中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从2003年的26.1%上升为2012年的68.2%(22篇中占15篇)。《南开管理评论》的战略类论文中的实证型论文比例由21.1%上升至2012年的100%(16篇中占16篇)。《管理学报》的战略管理类论文中的实证型论文比例从2004年的18.2%(11篇中占2篇)上升为2012年的56.3%(32篇中占18篇)。可见在近10年前后,这3种管理学学术期刊上的战略管理类论文中的实证型比例均有大幅增长,实证型论文所占比例已呈现出压倒性优势。以《南开管理评论》的转变最为猛烈;《管理学报》的论文类型相对多元化,但其实证型论文的数量也已过半。许德音等[2]曾指出的作为高水平研究“标杆”的实证型论文比例过低的问题,到2012年似乎已不存在。


  近10年,国内的管理研究者们对实证方法的理解和运用有了明显的提升;然而,实证方法的推广和影响却似乎超过了预期。一些管理学期刊和学者过于迷恋实证方法,出现了矫枉过正和扼杀研究方法多样性的趋势。同时,向西方学习实证方法使我国管理学研究在选题上也受到影响,出现了以下几种不良倾向:(1)不加辨识地追随西方研究热点,迅速大量跟进并模仿,脱离了中国的管理现实。这样既难以产生原创性成果,又不能指导我国的管理实践。(2)热衷于在中国情境下利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的管理理论。(3)在已有模型中添加一些并不十分必要的调节或中介变量,有时甚至画蛇添足[3]。(4)对文献中检验结果不一致的问题进行一些并不高明的重复验证,了无学术新意。


  以上这些问题随着定量实证方法普及而大量产生,使中国管理研究在避免过去假大空问题的同时陷入了无病呻吟的误区。即花费大量笔墨,采用高深、优美的数学模型,对管理理论的某一细小分支或者方面,甚至是共识和常识的问题进行过于细化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管理学研究主要依靠运用统计模型或严密的数学推理才能得出科学结论。这种方法论偏好下的研究对管理中复杂情境因素和内在逻辑的关注越来越缺少,有沦为一种“数学游戏”的危险[4]。这类研究过于重视实证方法而忽视了研究的内在价值,对于管理理论或实践都没有什么贡献。席酉民等[5]指出,想要揭示管理学的真理,不能完全依靠数学模型和统计学。


  研究模型复杂化和研究内容的雷同化有多方面的原因:(1)为了提高论文的合法性和发表的可能性。学者职称晋升或博士毕业都有发表论文的压力。实证研究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期刊偏好定量研究。无模型或采用简单模型的论文常被期刊编辑或审稿人诟病。如果采用了比较复杂的模型,容易使审稿人认为该论文“达标了”。(2)国内一些知名商学院在成果评价时只重视论文,尤其是在所谓顶级英文刊物上的论文。这种单一的激励机制使很多学者不得不模仿这些英文刊物中流行的复杂模型,其注意力也不得不用于西方所谓的热点问题。(3)部分知名学者,尤其是海外华人学者推动中国管理研究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良苦用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上述不良倾向。在国内整体研究水平尚待提高、自信心不足的情况下,知名学者的提议和倡导很容易引发认知上的趋同,从而造成跟风效应。一些海外学者也意识到中国管理学研究出现了套用西方理论和借用西方研究方法的思潮,在研究方法方面“严谨有余”但内容“切题不足”[6]。


  随着实证范式的普及,我国不少学者在研究的规范性上已逐渐接近西方先进水平,但在建立原创性理论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此时,一些学者开始呼吁关注“中国的情境化”,热衷于阐述和形成“中国的管理理论”或“管理的中国理论”。一些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刻和细致的分析[7]。笔者担心中国化、情境化可能在将来引发另一种错误思潮,即所有的管理学理论研究都必须关注中国的情境化,认为我国学者需要进行的研究无非是“西方范式加上中国情境”。虽然目前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采用西方范式加上中国情境的研究论文,但笔者认为我国学者能做的远不止于此。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不应该也没必要过于关注所谓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事实上,在学术研究领域,一种理论通常不会因其提出者的国籍而成为“某某”国的本土理论。例如,牛顿定律并未被物理学界称作“英国的力学理论”,人们也从未见过“巴西的控制论”等。虽然与自然科学相比,管理研究有一些特殊性,但在不少管理问题上,中国的管理实践环境与西方国家并没有实质差别。研究这些东、西方普遍性的问题并提出普适性的理论是各国学者的共同责任。管理研究者应准确地认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不要忽视人类社会的共性。也许人类的共性远大于差异性。基于中国企业和中国情境的研究结论未必没有普适性,不必称之为“中国理论”。同样,在西方情境下所得出的理论也未必都要在中国情境下进行修正才能用于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管理实践。


  在很多普遍性管理问题尚未被认识与解决的情况下,以及中国的管理环境与世界逐渐接轨的大趋势下,为何一些学者认为必须采用西方范式加上中国情境?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2点原因:(1)中国管理学者探索真理的愿望受到了部分海归或华人学者的偏向性引导。这些学者为国内管理学研究提出建议时或者限于自身研究领域的见解,对我国管理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方向未加关注;或者出于自身研究兴趣的需要,过于强调文化及情境因素造成的影响,忽视了其他重要问题。(2)当今国内商学院(管理学院)对教师的不正确的评价机制。一些院系在对待中文与英文学术期刊时出现了严重倾斜,使中文学术期刊难以为学者的晋升带来价值,学者不得不转向英文期刊。一些学者误认为在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时必须突出中国情境,丧失了立足国内做出世界级研究的信心。事实上,在进行学术探索时不应在发现真知之前先去刻意描述该成果的适用性。同样,一种理论如果能切实解决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很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很高的适用性和启发意义。


  回顾我国管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1)管理学科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以实证方法为代表的量化研究和强调直觉与洞见的思辨研究必将共存。(2)虽然实证方法和计量模型有其局限性,但在管理学学科的成长及其科学化、规范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强调研究选题上要有创新性和实际意义并不是要否定实证方法和数学模型的作用。(3)在国际化背景下做出理论贡献可以但不一定非要从中国特殊问题或情境化入手,理论创新的首选仍是追求普适性的、重要的原创理论。


  2从引导者社会责任的缺失到研究选题和理论上的趋炎附势


  商学院(管理学院)的学者是创造与传授管理知识的主力,其中对管理学研究发展方向起到引导作用的通常是以下3类人:(1)商学院(管理学院)的领导者,一般具有更全局化的视野,且其观点容易转化为现实中对教师的激励机制;(2)管理学领域中的少数资深学者,在管理学领域从事工作多年,熟悉本土情况,经验丰富;(3)有声望的海归学者或华人学者,通常研究基础扎实,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这三者之间可能有一定的重叠。


  在这些学者的引领下,一方面,我国的管理学研究在近20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某些引导和做法也产生了问题:(1)部分商学院(管理学院)的领导者是因其他方面能力较强而走上领导岗位,缺乏足够的学术研究背景和经历。他们难以准确找到当今管理学急需关注的问题,制定政策时也较少考虑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还有少数领导有意无意地侧重发展自己所在的学术领域,在制定政策和发表观点时显得偏颇,甚至造成本来有发展潜力的细分学科得不到支持。(2)由于各种会议和媒体更看重发言者的头衔、社会兼职,以及学历表上是否有海外名校光环,本土学者近年来发出自己声音的较少。由于历史的局限,少数学者可能片面强调本土化和定性研究,甚至抵制西方规范和实证研究。(3)海归或华人学者在研究的规范化和严谨性方面具有优势,系统的管理学研究训练以及国际化的视野使他们本可以为中国管理学研究提出更多的好建议。但是,一些学者在寻找值得研究的管理学问题时,似乎过于从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问题出发,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自己不太了解或不擅长领域中的重要问题。


  有些海归学者或华人学者试图将自己熟悉的西方管理学环境与体制照搬到中国,用冷漠的眼光和不变的标准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管理研究和管理实践活动;发现哪里与印象中的欧美模式不一样或差一点,就提出要加强哪里。国内不少商学院(管理学院)已经把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当作对教师的最重要的考核内容。这种导向虽可帮助青年学者尽快熟悉英文刊物关注的热点和写作的方式,在国际管理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但也容易给众多学者造成错误认识,即中国管理学研究目前最重要和紧急的任务是如何发表一流论文,而不是在研究中探索真理和解决重要问题。事实上,仅仅参照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无法识别中国社会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由于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西方管理学研究的热点或重点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热点或重点[8]。一些学院领导或知名学者出于对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的偏爱和小团体利益的考虑,不是根据实际需要来提出引导性意见,其结果常以偏概全,缺少对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思考。


  不恰当的学术引导造成的一个问题是管理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全世界的管理类院系在致力于建立研究性的学科基础时,逐渐忽视了以管理者为代表的管理知识需求者。很多学者不仅对管理者日常面对的管理环境和核心任务缺乏了解,甚至缺乏基本的诚意去试图让管理者理解现有的理论和工具。单是研究中“创造”出的大量拗口的专业词汇就令人费解。有些术语名字很相似,但所指的概念差得很远;有的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汇,在定量衡量指标上又差别不大。管理者并非一开始就对管理学研究采取不信任的态度[9]。但如今,管理者已经难以理解管理研究的语言体系和知识体系。西方学者指出,要防止管理学研究偏离管理者日常关注的核心问题而纠缠于一些技术性问题[10]。


  另一个由不恰当的引导和不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所导致的问题是研究主题和理论观点的趋炎附势。有的学者抛弃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客观的立场,有意识地迎合利益集团、学术领导、大众媒体的需要,做一些趋炎附势的研究,降低自己的学术品位。例如,一些学者曾热衷于为蒙牛等企业唱赞歌,到中国奶制品发生质量危机和信誉危机时,他们又改头换面用另一种理论来说明为什么它们做的不好。在我国,不少流行的热点问题都会招致一窝蜂的研究,其中不乏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都毫无新意的论文。例如,当国家宣传全球变暖问题时,难免有些学者迅速发表一些支持这种观点的文章。我国刚批准部分转基因食品进口,一些专家就开始在媒体上论证转基因食品为何无害。近期我国部分城市雾霾成为关注点,相信不少缺乏根据的观点将会匆忙出现。在我国,支持政府或有关部门所持有的观点会更容易发表论文和受到重视,但实际上政府持有的观点不一定在学术上成立,或者真正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政府提出的那个问题。


  除了容易发表论文,趋炎附势的研究背后还有其他利益联系。例如,有学者在特定问题上有意支持领导的学术观点,不管该观点在不同环境下是否总是成立,或者有没有更准确的观点。有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大量引用来自领导或学术权威的文献,不管这些文献与本研究的实际关联有多大。同属一个研究团队的学者有时会在研究结论上有意互相靠近,牺牲研究的严谨性以换取形式上的合力。在缺少规则与制约的情况下,这种抱团容易形成争抢资源投入和影响学术发展方向的“势力”。当前,国内商学院(管理学院)的一些年青学者不得不放弃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尽力加入某位领导的研究团队以获得在学术界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甚至有的商学院(管理学院)大部分教师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一个重要领域的课题。学者无奈的选择背后是扭曲的学术生态。在现有的学术评价、项目资助、晋升机制下,学术领导对研究方向控制权的渴望,使他们不断地膨胀自己领导的团队规模、扩大自己领域的研究势力,这已成为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理性选择。正是学术团队的势力干扰了学者的自由竞争,使一些本来有希望做出创新研究的题目由于得不到良好支持而难以推进。


  3从学科间的门户之见到不良习惯的泛滥


  管理学的不同细分学科有时会借鉴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地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如果只看到学科基础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差异,而忽略各细分学科的共性,将导致学者的视野狭窄,对管理学中的其他细分学科采取轻视和不信任的态度。例如,有的财务管理教授认为,对学生而言,把财务、会计学好,以后最为实用;市场营销教授认为,市场营销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也是企业所有职能中最核心的一个;公司治理领域的学者则表示,只要搞好了公司治理,源头正了,企业其他方面的管理问题也就不难了。这些看法或许体现了学者对自己细分学科的热爱,也有揶揄和调侃的成分,但其中折射出来的狭隘的学科观念客观上阻碍了各学科知识融合与管理学的健康发展,还可能造成那些认真学习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MBA学生们在认识上的困惑和偏见。研究者或者缺少兴趣,或者学科知识过于狭窄,局限于某个职能部门的领域,对企业家、管理者关心的问题给不出系统性解答。


  管理学研究中的门户之见还体现为一些学者固执地把本学科的规则套用在其他细分学科上作为评判标准。在跨细分学科的管理学学术讨论中,不难看到不同细分学科的学者争论于这些各有特点的规则。有的细分学科中大量使用数学工具,论文以数学模型为基础。该学科的学者看到有些论文较少使用数学模型,便武断地认为该研究不科学。有的学科中包含了大量互不兼容的理论,论文中常习惯性地对以往多种理论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定量实证分析等。该学科的一些学者看到有的论文只基于一种理论提出研究假设,便误认为该研究态度不严谨,文献整理工作没做好。有的学者忽视各类细分学科的不同研究要求以及客观限制,对各类研究题目都建议采用同一种方法,或不顾研究目的一味建议论文增加样本数量或采用更复杂的回归分析等。笔者认为,偏见背后不仅是无知,更多的则是一些学者习惯性地进行吹嘘式的宣传。其出发点主要是借助本学科存在的一些局部相对优势来扩张学科势力,而不是出于独立、客观的学术精神和求知态度。


  一些学者对不同的研究方法带有偏见。习惯使用实验方法的学者常习惯性批评回归分析等方法的内部效度问题,甚至宣称只有实验方法才能做出科学的研究;而习惯做回归分析或定性研究的学者则乐于指出实验方法一般具有很差的外部效度,结论的适用性很有限。对研究方法的偏见主要源于学者自身利益与研究方法之间较强的结合性。一些学者对特定研究方法比较熟悉,想通过宣传该方法的优势使其更具主流地位,从而提升自身的价值与影响。笔者担心,这种偏见会使一些容易写出文章、相对快速发表的方法占据商学院研究的主流。博士研究生或年青学者被宣传影响,或迫于论文发表压力也容易选择这些方法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形成一定的学科生态恶性循环。


  与学科上的门户之见同样具有危害性的是管理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良习俗与套路。管理学研究中存在不少八股文式的习惯性做法。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些做法有助于研究的规范。但也有一些习惯,其自身不太“有益”,或是容易被有意无意地不当使用。例如,一些定量实证论文依据不同的理论,提出正、反2个方向的研究假设(如变量关系的符号相反),并声称论文的研究将使读者看到哪种理论更有说服力。这种“正反比较”无法鉴别理论的正确性;即使某种理论所预测的关系符号未被支持,也不能说明对应理论本身是错误的,也许只是影响的程度较小而已,或是与具体样本关系较大。提出正、反向2个研究假设是对西方文献中的不良习惯的模仿和套用。当现有文献较多且观点不一致时,不愿进行深入剖析而过早地进入定量实证步骤,这是实证研究套路容易出现的缺点。


  另一个不良习惯是过于关注统计显著性,甚至以统计推断的显著性来推测研究本身意义显著性。在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关注的不是问题或理论的重要性,而是漂亮的显著性符号。连西方学者也在感叹,不少博士研究生忽视研究本身的意义,而一味寻找代表着统计显著性的“星号”[11]。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常常被学术界的“行规”认作不合格的研究。为此,很多学者不得不绞尽脑汁去修改自己的研究设计,尽量得出更显著的结果,以致于出现改变量、改模型、改假设,甚至篡改数据等学术道德问题。


  向读者隐瞒论文研究的前提假设和限制也是常见的不良习惯。不少研究都先要对一些未有定论或难以检验的问题做出前提假设或给予简化,以便于研究的开展,这无可厚非。但是一些研究者在得到结论后,对前面的简化与假设只字不提,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向读者推介其结论,甚至宣称企业只要如何如何做就必然带来多少销售额或利润提升。这显然不够稳妥甚至具有欺骗性。当现实与前提假设或简化的内容不符时,研究结论可能不成立,或者无法知晓结论正确与否。例如,有的研究从在校生、街头闲杂人员中抽样,研究的却是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其结论不能说一定不成立,但其结论的可靠性有很大的疑问。研究者或许声称在该项研究上,学生、街头人员与管理者没什么差异。事实上,只是现有知识没有直接表明他们在此类行为上有差异,而不是肯定没有差异。在介绍结论时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前提条件,对读者理直气壮地宣称其重大发现却不提及可能的应用限制,不能不说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


  4回归研究的本源:总结与建议


  笔者认为,中国管理研究中非理性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简单与复杂、一般与特殊、数量模型与哲学思辨、西方模式与中国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学术道德和责任意识的缺失主要源于管理学学者受非学术因素影响过多而缺乏独立的学术精神、盲目崇尚西方而缺少关注中国管理实践的社会责任意识、过分考虑种种现实利益而缺少客观平和的学术心态。


  解决非理性问题主要是要提高国内管理研究者的认识水平,具体如下:


  (1)正确处理简单与复杂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要以研究所采用的模型“简单”还是“复杂”作为判断论文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


  学术论文的内在价值更多地在于其选题的意义以及分析思考的新颖或深入,而不在于数学模型的复杂或多种相关理论的堆砌。牛顿的三大力学定律的表达和描述很简单,却揭示了物理世界的很多奥妙,但也不能据此否认较为复杂的薛定锷方程的重要意义。现实中存在一些看上去模型十分复杂的研究论文,其基本概念、理论逻辑和研究过程却经不起多少推敲,建议不要做此类徒具复杂的外表却不能贡献什么真知的研究。


  (2)理性的认识到一般性常常隐藏在特殊性之中,而特殊性只不过是一般性在特定条件下的映射


  解决中国的某些特殊管理问题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模式和经验,而研究中国的管理实践和关注中国情境不一定就要牺牲普适性。要懂得区别哪些管理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哪些是中国环境下的特殊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模式。在进行学术探索时不应在发现新知识之前先去刻意描述该成果的适用性。一种理论如果能切实解决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很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很高的适用性和启发意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管理学研究的快速进步,未来应该有一批普适性的原创管理理论出自中国学者的研究,并且是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践所做出的研究。


  (3)辩证看待各种研究方法,既不抵触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包括复杂的数量模型,也不摒弃东方的哲学思辨


  有些管理问题的研究不需要或无法数量化,而有些则必须精确数量化。笔者不否定规范化与科学化的重要意义,只是认为,管理学研究在范式或指导思想上不应再出现一阵风似的反复矫枉过正的动荡过程,而应该尽早抓住研究的根本,做出具有思想性、科学性的严谨而规范的研究。


  解决学术道德和责任意识的缺失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1)在管理学科学院内部各系所、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互相竞争较为激烈的环境下,学术领导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学者们应意识到自身言行将对管理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引导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以及年青学者的学术生涯。要避免或减少从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的需要出发考虑问题,减少商学院(管理学院)生态环境中的学术政治和扶植团队势力等问题。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学术领袖要避免完全出于个人兴趣或利益考虑,刻意制造“理论热点”,给众多年青学者造成误解。


  (2)学者应保持独立的学术精神,做真理的探求者和管理创新的先行者


  在管理学研究本身的科学规律上下功夫,不被政治、媒体、利益集团的观点所左右,不被流行思潮干扰而随大流,不逢迎学术领导的观点。学者也不应盲目崇尚西方。当前西方管理学研究在客观上领先于中国,一些学者没有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正确看待差距,认为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未来仍注定要落后。学者应在积极吸收西方管理学先进研究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以解决中国的现实管理问题、促进中国管理实践为导向,关注重大理论问题,率先发现和提出普适性的管理学理论,并发展出在中国应用这些理论的方法与工具。由于国家的历史、制度、文化以及管理学发展所处阶段的不同,西方管理学研究的热点不一定是中国的热点。在管理学研究的选题上,不可不加辨识地跟进西方研究热点,而脱离了中国的管理现实。这样可能既不会产生原创性成果,又不能指导我国的管理实践。


  (3)学者要关注管理者对知识的需求,有效地创造和传递管理学知识,提升管理学理论的应用价值


  以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为例,学者应该了解不同行业中企业管理者所关心的管理问题,了解对企业生存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决策制定的环境和流程。少做高射炮打蚊子的细枝末节式的研究,少做晦涩难懂的脱离核心管理问题的研究,少做不解决实际问题也没有理论意义的假大空式研究。


  (4)学者应保持客观、平和的学术心态


  对待管理学中的不同细分学科,对待各种研究方法,对待本土学者与海归学者,都采取客观平等的态度。研究方法的选取要契合研究内容和目的,鼓励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既不盲目跟风,也不有意夸大自身的局部优势以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研究方法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在管理学研究方法和工具的选择上,要适应环境变化和发展阶段的要求,也要根据研究的性质和目的而合理采用。不能陷入对某种研究方法的崇拜中,而提出的命题和所研究的问题本身却缺乏学术意义和影响力。忽略了所研究的问题本质以及所研究的问题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单纯的以方法为导向,就变成了只有“科学形式”而无“科学精神”了。学者们倡导的学术研究是“科学精神”和“科学形式”的完美结合,而不是顾此失彼。


  行文至此,让我们回归学术研究的本源,即我们为什么要做学术研究?


  为了沽名钓誉和一己之私而做学术的人,也许会做出高水平的研究,因为他们有研究的动力;但他们也可能做出糟糕的研究,因为他们可能为了功利目标不惜降低学术品味。也许他们会短期内衣食无虞,甚至声名显赫,但难以留下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为了指导实践的人,可能会成为布道者,他们自己无法做出原创性的学术研究,但是可以将学术界的理论成果介绍到实践中,这同样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为了满足自己好奇心的人,可能一辈子做不出什么研究,也可能一下做出惊世的研究,因为他们为自己的品味负责,而不是为自己的肠胃负责。


  希望通过本研究的讨论,为中国管理学研究澄清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学术环境与规则也许一时难以改变,笔者呼吁学者保持独立的学术精神,商学院(管理学院)也应在规则制定层面尽力维护学者的学术自由。大力倡导不受非学术因素影响的、独立、客观的研究精神,呼唤学者的社会责任与学术道德意识,促进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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