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源起、流变与展望

　　自20世纪早期起，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进程经历了萌芽、兴起、初步探索到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一系列的本土化学术成果与研究主张。经历百余年的探索后，当下中国心理学界已开始有意识地建构原创本土心理学理论，但至今仍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系统理论和具有本土契合性的研究方法，在理论内容、学科体系和队伍建设方面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仍需在学科范畴界定、核心框架建立和学术资源整合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关键词：本土心理学；中国特色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中国心理学史；

　　作者简介：吕小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天津300071)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与社会心理学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学科体系产生于西方，并于20世纪初期经由中国早期留学生的翻译与引介而进入中国。这种“输入型”的学科，在其介绍与应用过程中一定会与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实际情境产生某种冲撞和交织，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如何将西方的心理学知识中国化以及中国传统的心理学思想现代化的疑问。总结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百年学术历程，对于梳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脉络、厘清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深远的学科史意义。

　　一、心理学中国化的早期声音

　　从源头上讲，将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学术愿景，自西方心理学进入现代中国之初就已经有所滥觞。例如，早期留洋心理学家张耀翔在1920年回国后，于1921年建立中华心理学会(现中国心理学会的前身)，任首任会长，并于1922年创办了《心理》杂志，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心理学刊物。在创刊号上，《心理》杂志就提出中国心理学者的三个研究方向：“一、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二、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三、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并要求“内容尽量求适合国情，形式尽量求中国化。”(1)早期心理学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潘菽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中也提出“中国应当提倡应用心理学，还应提倡中国的应用心理学”的主张(2)。后来，张耀翔在194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心理学的九条纲领性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发扬中国固有心理学，尤指处世心理学，期对世界斯学有所贡献”(3)。这些都是极具前瞻性的意见。其他许多早期心理学留学生在回国后，也都因地制宜地提出了许多本土化的研究主张，如陈鹤琴在对中国儿童心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提出不能盲目以国外心理学为榜样、而需结合国情进行实验的研究思路(1)；艾伟用心理学方法研究了汉字直横读、字形简化、理解过程等内容，这是当时西方心理学家从未涉足、也无法深入理解的中国人阅读心理学主题，并出版了《汉字问题》(2)一书，成为早期中国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典范，其工作为后来的教育心理学者朱智贤称为“是我国心理学界理论联系实际，建立中国化的教育心理学典范”(3)。其他心理学家在把西方的心理测验量表应用于中国情境时，也都体现出明显而自发的本土化倾向(4)。

　　除了专业心理学学家的努力之外，20世纪前半叶的许多学者也曾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如何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如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接受科学心理学熏陶的蔡元培，在回国后虽大力提倡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但这是基于当时的心理学尚未完全脱胎于哲学这一时代背景，他一直坚持心理学的建设应当文理并重的思想。如他在1934年回忆任北大校长的经历时曾称：“那时候我又有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5)此外，他希望以此在培养国人“科学的精神”的同时能够有“艺术的精神”，并极力提倡传统中国的美育方式对塑造国人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

　　如果说蔡元培的心理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一些基础理念的宣扬和实际事务的推动上，以梁漱溟、熊十力、贺麟、钱穆等为代表20世纪现代新儒家，则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例如，梁漱溟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视角，从人心和人性的角度提出对心理学学科性质与体系的理解。在他看来，心理学应当是介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一门学科，中国文化传统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心理学思想，应该深入挖掘和弘扬。梁漱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心理是事实，而伦理则是价值判断。儒家是一个大的伦理学派，其代表人物孔子所说的许多话都应当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伦理学观点，“那么，孔子必有他的人类心理观……要问孔子主张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须先看他心理学的见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学来和现在的心理学相较量、相勘对，亦即不必说到发挥孔子道理”(6)。这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结合西方现代心理学而发展中国特有心理学理论的主张。

　　熊十力早期研究佛教心理学，并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佛家唯识学进行诠释。在对佛家唯识论的理学思想进行了扬弃后，熊十力回归到儒家心学体系中构建其“哲学的心理学”理论(7)。虽由于身体原因未完成相关著作，但仍提供了许多值得参照的观点。熊十力指出：“科学的心理学，专以神经系统的活动或脑的作用与客观世界的

　　来阐明心理。易言之，直将心理说为物理。是其说行，而心之德性将无从明了也。”(8)他以中国传统的体用合一论作为其儒家心理学的依据，认为心灵与生命同义、心与物皆是本体的功能，这种哲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科学心理学用测量、实验方式研究的那种“心”，而是更高级的“仁心”，“其进修法以默识法为主，亦辅之以思维术”(9)，即提倡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静观修身、内在体验的理路。

　　钱穆也很早就发现了中西方心理学取向的不同，认为“西方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而中国心理学则属人文科学”(1)。这是因为中国人讨论的“心”不同于西方人讨论的“心”，中国人的心是一抽象名词，心的构成和所属其实是次要问题，心之所欲所不欲才是分析的重点。而心之所欲，就在于心与心相通，这即包括与自己的心相通，也包括与他人的心相通，还包括心与物的相通。研究这种相通之学的学问就是中国的心理学，这是一门人文心理学和哲学心理学，“中国人之心理学，即宗教，即科学，而吾一道以贯之”(2)。而传统的诗词歌赋，都能反映出作者的内心所蕴，读经典作家的编年著作还可见作者之生平，因此“文学乃通于史学，实亦即中国一种最高值得研究之心理学矣”(3)。

　　这些新儒家的代表性观点，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前中叶中西方思想交汇时期的本土思想家建构本土心理学理论的最早尝试，形成了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代表性声音(4)。其基本特征，无一例外地注重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理解“心”、“心理”和“心理学”，力图从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心学思想中发展一套能够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相并行且互补的心理学体系与研究方法。除此之外，朱光潜对西方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思想的比较与应用，以及潘光旦对西方性心理学的引入及在中国进行相关研究的倡导(5)，这些对于促进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社会和学术思想的融合，都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起到过一定的影响(6)。

　　当然，由于现代学术专业分工的深入和心理学学科对自然科学地位的不懈追随，以及各种实际因素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这些本土化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除去战争、社会运动等“不可抗力”的干扰，单纯在学术建设方面，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思路主要还是沿着西方心理学的既定体系和方向前进，较少有突出的原创性成果问世。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工作还更多是表达为一种学科愿景，并未真正在学术工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一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

　　二、中国文化心理的多元探讨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趋向，使得国内一些从事哲学、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如李泽厚等人，自发地开始探讨有关民族文化心理的内容。虽然这些研究的“心理学”气息较弱、哲学气息较浓，但其研究较少受西方心理学知识的束缚，一定程度上反而更加贴近中国的学术传统，在写作方式上也较少受西方概念与思维方式的影响，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因而在学术界和社会层面也有相当的影响力。这种带有哲学心理学性质的有关国民性、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的探讨，与当时不断进入到大陆学术视野的海外华人的相关文化心理著作，可以视为当时学界从哲学和思想史领域建构本土文化心理学理论的先声。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民族文化心理的典型代表是李泽厚。在最早发表于1980年的《孔子再评价》一文中，他就提出了后来反复提倡的观点：“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指儒家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由思想理论已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1)在他看来，“思想史所应注意的是，去深入探究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去探究古代思想对形成、塑造、影响本民族诸性格特征(国民性、民族性)亦即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关系”(2)。在后期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深入论述了“以‘一个世界’为根基，以‘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为特色的华夏文化心理结构”(3)，并尝试建构以心理本体的建设为核心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成为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心理学论说。

　　差不多与此同时，华裔美籍历史学家、自称为“历史心理学家”的孙隆基也在1983年于美国出版了英文专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最早于1988年引进出版，也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4)。孙隆基站在较为苛刻的批判性立场上，对中华文化的“良知系统”，即其所谓的深层文化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抨击。在他看来，“良知系统”是一个文化最为基本的结构，即“深层结构”，但它不是一个被压抑掉的心理层次，也不是指个人发展史或民族性形成史上的一个属于“史前史”的心理岩层，必须用释梦、临床治疗或比较神话学的诸种方法去作“考古发掘”，它是指即使在日常生活这个“当代史”中也可以看得到的文化行为(5)。

　　具体而言，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静态的意向性，“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在个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团结’，而其政治之意向亦为‘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换而言之，就是维持整个结构之平衡与不变”(6)。他广泛采用报纸、期刊中的报道与其他史料，结合自身的亲自经历与观察，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作为一名出生于内陆、成长于香港、求学于台湾而治学于美国的文化移民，孙隆基的独特经历使其可以结合历史学的文献分析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对中国人的民族性问题提出一些较为新颖的见解，这一论述在其后期的论文集《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学文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7)。但由于其激烈的批判性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学术性，也容易引发相关的非学理化的、情绪化的争议。

　　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大陆学者视野的，还有人类学家许烺光的代表性著作《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探讨》(8)。该书最早成书于1953年，后不断重版，在中西方人类学界和社会心理学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他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中国人行为的“情境中心论”，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以情境为中心，而美国人则是以个人为中心的”(9)，是这一时期对本土心理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观点之一。与纯粹的人类学研究不同，许烺光尤其注重从内在的心理出发来解释不同文化中的人类行为，其中，心理安全感满足方式在行为模式的塑造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两个世界——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他必须借助一种给予他适当的安全感的方式平衡这两个世界。这种安全感的内容就是自尊感和坚定的意志。中国人由于保有维系着后来所有约束的主要联系，所以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寻找安全感。美国人由于把全部人类关系视为在个人需要时可以分割或重新组合的主题，他必然在人群之外寻找安全感。而且，由于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助之人，所以一条取之不尽的安全源泉是利用其他方式谋取物质财富或征服客观环境。”(1)正由于此，许烺光将其系列研究的理论立场概括为心理人类学，并坚持以跨文化的比较分析法研究文化与人格之间关系的工作，为西方学术界提供了一种观察人类行为尤其是中国人行为的非西方视角，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续的中国本土心理学工作者的相关研究(2)。

　　另外，还有许多哲学文化学者也从思维方式、国民性、文化心理结构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心理的相关内容。例如，刘长林提出了文化基因的概念，认为文化系统发生和演进的基因表现为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3)。实际上，这一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研究(4)，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自发的、文化心理意义上的学术寻根之旅，为心理学采用实验法、量表法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这些讨论也是中国心理学本土化所需充分重视的学术资源之一。

　　三、“中国本土心理学”与“中国特色心理学”的提出

　　上述理论观点主要是由心理学界之外的学者提出。中国心理学界真正明确地将本土化作为一种心理学研究趋势，最早应当源自港台心理学者。受国外心理学研究本土化思潮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当时学术氛围上更加开放的港台学者开始真正致力于追求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其思考与探索随着两岸三地之间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也逐渐影响到众多的大陆学者，从而兴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

　　1980年，中国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研讨会上的报告《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中正式拉开了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序幕。他认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为：(1)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发现；(2)研究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3)修改或创立概念理论；(4)改良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5)。研讨会的论文集于1982年在台湾出版后，也成为了当时引导中国心理学本土化方向的著作。包括杨中芳、黄光国等在内的诸多学者在探讨了“什么是中国本土心理学”、“中国心理学为什么要本土化”等问题，形成一些较宽泛的共识后，杨国枢在《本土心理学研究》杂志的创刊号又提出了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本土性契合”标准，意指“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重点即在使心理学的研究能够达到本土性契合的标准”(6)。

　　在这些基本思想的指引下，港台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取得一系列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对一系列本土的词汇，如人情、面子、孝、关系、中庸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理论提炼，对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集中的概括，并对其中一些概念进行了量表构建，如中庸思维量表等，从而将西方的问卷法与心理测量技术应用于传统概念的操作化实践(1)。对本土词汇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成为港台心理学界本土化研究的一大特色。

　　在使用中国人的传统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作为本土心理学研究素材的同时，研究者还在不断反思如何建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取径与研究方法的问题。在大的取径上，杨中芳提出不排斥外国研究成果、不一定使用本土词汇、不一定要由本土人来做本土进路研究的开放性理念，但也承认“目前唯一一个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的工作，就是探讨适合中国人的本土研究方法及工具这方面。目前我们还在一个依赖西方研究设计及工具的阶段，而且太过依赖问卷法。长时期，许多人都感觉到这些设计及工具并不太适合研究中国人，而且也试图探索一些新方法及新途径。但是直至目前为止，成绩乏善可陈，有待号召更多人一起努力去做‘零’的突破”(2)。虽然她是在1991年作出这一论断，但此后20余年在本土心理学研究方法自身的拓展上仍然成果有限，心理学本土化的更多进展还是在传统概念的操作化、量表化上。这也是值得后续学者持续攻艰突破的一大难点。

　　与港台学者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陆本土心理学研究更多地偏向于传统中国心理学思想的发掘、整理、诠释与建构的工作，多数的研究者直接来自或间接涉及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文革结束后，重新开展心理学研究工作的老一辈心理学家们，率先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心理学”的主张。1979年，在《论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潘菽首次提出“中国心理学”的概念，并就这一提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83年1月10日，他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为题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特色心理学”的提法，其特征可以归纳为三点：(1)从指导思想上看，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必须贯彻辩证唯物论原则。(2)从内容上看，既要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已有的心理学思想，又要批判地吸收国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还要有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在基本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上也要有自己的观点。(3)从作用上看，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些观点至今仍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心理学成分，就成为建设中国特色心理学的一项重点工作。潘菽和高觉敷主编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揭开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建的序幕(3)。随后，高觉敷的《中国心理学史》(4)、燕国材的古代心理思想史系列(5)、杨鑫辉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陆续问世(6)。这些著作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梳理传统中国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主要体现为史料研究与整理。虽然这些教材和著作本身并不明确地声称以心理学本土化为导向，但在客观上为后人认识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探索本土心理学的新路径做了奠基性的工作。进入21世纪后，有关中国心理学史的教材和著作仍在不断地重版或出新(7)，有些心理学史的教材(8)也注重将中国心理学史作为整个心理学史的重要部分，与西方心理学史一起构成整个心理学史内容体系的有机成分，这也间接地说明了本土思想在当下教学与研究中的生命力。

　　四、心理学本土化的全面深入

　　从20世纪90年代起，受港台与海外心理学本土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心理学学科内部对实证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垄断性地位的不断质疑(1)，这一时期大陆的心理学研究逐渐采纳“本土心理学”这一提法，并使用理论概括与实证验证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以中西比较的视角，也对一系列的本土概念和本土现象进行了操作化测量和实证调查，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国理论心理学的构想，同时也开始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工作。

　　建立本土化的心理测量工具是这一时期心理学本土化工作的突出表现，较有代表性的如王登峰的中国人大七人格理论。受西方人格特质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启发，王登峰等人采用人格特质形容词的途径开始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调查，最终建立了中国人的大七人格理论模型，编制了由215个项目组成的中国人人格量表，归纳了中国人人格的七个维度：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2)。当然，大七人格模型的意义还不止在于提供了一个中国版的人格测量量表，王登峰等人还将量表与西方的大五人格量表进行了跨文化比较和深层解读。除此之外，梁宝勇等人的中国人应激量表及中国人心理健康测评系统中的多个本土化量表(3)，邢占军的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4)，等等，都是本土化心理测量工具建构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些工作可以概括为“测量工具的本土化”，而不完全是“研究方式的本土化”，其要义在于完善西方的量表法，使之更加适合中国情境，更能有效地测量中国人的心理。

　　对本土观念、现象与行为的经验分析，是这一时期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主要内容。之所以用“经验分析”而不是“实证分析”，是因为这些分析既有理论反思性的，也有实证调查性的，但都是针对实际生活中的现象与行为，其所使用的方法也更加宽泛，既有量表、问卷和实验，也包含着更多质性研究的方法，如个案访谈、参与观察、文献分析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受台湾本土心理学研究者的影响较大，较多地关注当下社会现实，并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的研究交集较多。例如，翟学伟关于关系、人情、报、面子、土政策等“中国人行动逻辑”的系列研究和中国社会心理学方法论的研究(5)，杨宜音等人关于转型期社会心态的研究(6)，方文等人关于当下中国转型心理学的研究(7)，汪新建等人关于本土心理咨询与治疗现象的研究(8)，等等。相对而言，此类研究更注重经验层面的具体分析，也尝试在方法论贴近分析中国人某些层面的现实行为，但还较少直接指向系统性的本土化理论建构。

　　五、建构原创本土心理学理论的尝试

　　对原创性的本土心理学理论构建的尝试，可能是整个本土化过程中最困难、最有挑战性的任务。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类别，反应出建构原创性理论的两种不同思路。一类研究主要借助传统心理思想的丰富资源，在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阐释、转换与跨文化比较，从而形成专注于某一心理学主题的、带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理论。这部分学者多从事中国心理学史与心理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老一辈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工作的深入与细化。例如周一骑等关于感应与意义体悟视角下的心性修养之学研究(1)，彭彦琴等关于佛教心理思想、传统人文资源的心理学转化及其当下应用的研究(2)，汪凤炎等关于心理学研究中国化路径的分析、对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对传统智慧观的理论建构及实证研究(3)，郭斯萍等对传统幸福观及中西方心理学体系整合可能的思考(4)，奚彦辉关于人文化成思想的本土心理学研究(5)，等等，都是这一方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也是目前为止大陆心理学本土化工作成果最为丰富的一种研究类型。

　　此外，本土心理学思想的梳理方面近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2012年出版的“文化·诠释·转换：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探新”系列专著。这一系列丛书共有11部，其研究思路可概括为“文化·诠释·转换”，即“从过去科学(科学心理学)的视角扩展到文化历史的视角，从义理诠释拓展到实证实践诠释，从挖掘整理扩大到转换应用，从而使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更充分地体现古为今用的原则，并有助于心理学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6)。整个系列包含传统智力心理(7)、情欲心理(8)、人格心理(9)等方面的研究，集中代表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这些研究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传统思想的整理，更体现出本土学者在传统思想上建构相关心理学理论并验证其当下效用的学术努力。这代表着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另一类本土心理学理论建构研究则体现出更强的建构性和整体性，不满足于建立某个心理学专题的“小理论”，而力图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本土心理学理论体系。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就是葛鲁嘉的新心性心理学理论(10)。该理论认为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心理学传统可以称之为心性心理学，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创新性中国心理学理论就是新心性心理学，它包括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心理资源论析、心理文化论要、心理生活论纲、心理环境论说、心理成长论本、心理科学论总，其具体内容将在后面的代表性成果评介中展开。这一理论集中体现了本土学者在原创性理论方面的建构性努力和建立统一的、可以解释中国人心理生活的心理学体系的宏大抱负。

　　除此之外，随着从事西方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量化研究的学者对西方心理学理论及其研究方式的深入反思，许多理论心理学工作者也在引介、评述和应用西方心理学理论的同时，开始思考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发展方向、理论出路以及本土心理干预思想的转化与应用等问题，并发表了相关的成果(1)。这些成果具有明显的中西对比的宽广理论视野，对于发展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可以提供很好的参照价值。

　　六、展望

　　从前面近百年时间跨度的学术史回顾中可以看出，本土心理学在当下中国(包括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心理学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力量，但是其力量还相对分散。相较于科学心理学，其内容体系、研究方法、机构设置和队伍构成等方面仍处在相对薄弱的状态。这使得我们在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不得不过分地依赖西方的理论、工具和技术，而这些理论、工具与技术又很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文化隔膜和心理疏离感，使得心理学研究未能很好地满足实际生活中的心理需求。这种对西方理论的过分依赖性，既与当下学术界的西化思潮有关，也从侧面反应出本土理论建构薄弱和既有理论解释缺乏竞争力的事实。尤其在国际心理学界甚至是华人心理学界，有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化理论还很罕见，这仍有待进一步的摸索与创新。

　　有没有原创的系统化理论和与之配套的系列研究方法，是判断一个学科本土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基于此，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工作还至少面临以下三项基础性的工作。

　　首先，“中国本土心理学”这一概念还需进一步的厘清。是不是以中国传统思想来解释当下中国人心理的学说就可以称之为中国本土心理学？是不是以中国人的心理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就是中国本土心理学？中国本土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科学心理学、西方心理学的概念关系与学科边界为何？也就是说，中国本土心理学有没有属于自身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它是不是只是对同一个研究对象的不同的研究视角？如果中国本土心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一个范式，它究竟是靠研究对象的独立来获取学科地位，还是靠方法的独立来获取学科地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一般而言，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与研究方法的相对统一，是塑造一门学科之专业认同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不能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中国本土心理学就难以成为一种有代表的学科范式，而只能称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学术运动，从而无法塑造出属于自身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心理学理论，其理论价值就将受到极大的局限，也就无法为中国心理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创新贡献出足够的力量。

　　其次，假定中国本土心理学是一门学科范式，那么，它有没有具有足够“理论辨识度”的核心主张？在心理学中，一个理论、一种学说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它能够对人类心理提供完整的、没有偏差的解释，而在于它能不能为人类心理的某一侧面提供深入的、与其他学说不同的见解。从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上看，无论是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认知主义这四大传统流派，还是如今发展迅猛的进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等新兴理论，没有哪一个流派能够完全统一心理学界对于人类心理本质及其研究方式的认识，但都基于自身的方法论立场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核心观点和基本概念，从而推动心理学的整体发展。那么，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核心框架是什么？它涉及哪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何？这些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建立本土化的心理学理论，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也就难言成功。

　　再次，中国本土心理学如何在当下的教育体系和研究体系中获得更大的学科认同和发展资源？学术力量的壮大，离不开学科制度的匹配与相关资源的支持。当下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其主流仍然是西方化的科学心理学研究，所谓心理学的本土化更多地还停留在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人的特有心理现象这种“工具性移植”的阶段。许多心理学的研究普遍性地采用源自西方的概念，如“自我损耗”、“自我憎恨”、“群体宽恕”、“心流”等，有些概念离中国人的本土情境很远，也不太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在进行学术交流和日常沟通时难免产生隔阂之感。但由于这些概念在西方往往已经得到了操作化、量表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就容易进行移植和对照，从而更容易发表一系列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并以此获得进一步研究的所需资源。相反，一些传统的、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概念，如人情、面子、关系、拿捏分寸等，虽然也有一些操作化的量表问世，但一来这些概念本身较为模糊难以进行操作化测量，在华人心理学群体中就没有获得统一的理解，二来由于文化异质性的阻隔，使得此类研究成果无法或很难直接进入西方心理学的主流发表阵地，也很难获得西方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同，而这似乎就意味着这类研究“不够档次”、“不够有说服力”，于是也就较难获得相关的资源，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当下的心理学教学体系中，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相关内容也较少，更多地只是体现某些研究者个人性的研究或教学行为，偶尔通过研讨会等小众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但还未形成真正的制度化力量。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应当说，如何破除“学术边陲”的学科发展思维，是包括中国心理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自然科学等学科所面临的一大共同挑战。从事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学者要通过更加努力和富有成效的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建立自身的理论自信和方法自信，从而真正让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走出属于自己的学术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