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挑战与批评的责任——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语境下的翻译批评

　　摘要：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媒体、学界和翻译界围绕翻译的重要性与翻译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作用、影响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同时也针对翻译策略与方法、译者的责任以及翻译观念等方面提出了质疑，进而对中国文学如何能更好地“走出去”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怀疑与担忧。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时代背景下，翻译无疑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对此，翻译批评不应处于缺席和失语的状态，翻译活动所面对的质疑与挑战迫切需要翻译批评对诸如翻译方法、翻译标准、翻译观念和翻译价值等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从对翻译现实的关注、对翻译根本问题的再审视以及对翻译理论的建构等方面探讨翻译批评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所肩负的责任，力求促进翻译批评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展现其应有价值。

　　关键词：翻译批评；中国文学译介；挑战；责任；

　　作者简介：刘云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1引言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媒体和学界围绕与莫言获奖相关的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莫言是一位真正的中国本土作家，从来没有用中文之外的其他语言进行写作，于是，莫言作品的翻译以及随之而来的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翻译策略与翻译接受、翻译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影响和作用等问题一度成为媒体与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我们看到，一方面，翻译的重要性受到国内媒体、学界乃至普通读者前所未有的关注，翻译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中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得到充分的认识与肯定；而另一方面，翻译策略与方法、译者的责任以及翻译标准、翻译观念等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也一再引发争议和质疑，翻译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文化界、文学界和翻译界对此都存有某种程度的疑问及某些有待澄清的认识。可以说，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翻译既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同时也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翻译所肩负的使命与所面临的挑战都迫切需要批评界予以重视并深入加以探讨，对诸如翻译方法、翻译标准、翻译观念和翻译价值等翻译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重新审视。然而，翻译批评却几乎处于缺席和失语的状态，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有关翻译的重大现实问题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漠然。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翻译批评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所肩负的责任进行探讨，力求促进翻译批评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展现其应有价值。

　　2问题与挑战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是2012年10月以来国内媒体、读书界和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核心事件之一。就目前汉语在全球范围内的非主流地位而言，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理解与接受必然依赖于翻译，这是无可辩驳的翻译的重要性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同时，译者的地位与作用、翻译方法与翻译策略、文学译介与文化传播等与之相关的问题也得到广泛的重视，并由此引发了对于中国文学、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的进一步反思。毋庸置疑，文学界和翻译界是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最直接相关的两个领域，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中，两者尽管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基本目标和愿望却是高度一致的。然而，倘若留心有关莫言获奖以及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翻译问题展开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文学界和翻译界对于翻译方法、翻译观念等翻译根本问题的观点与认识不仅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完全相悖的。

　　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一经揭晓，国内媒体和学界都不约而同把莫言的获奖首先归功于翻译，认为葛浩文、陈安娜等莫言作品的译者在其获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莫言本人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获得诺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沈晨，2012)如果说中国文学“走出去”必然离不开翻译，那么究竟由什么样的译者、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策略进行翻译才能促使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得以传播？对于译者模式问题，学界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都普遍认同汉学家译者模式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相结合的翻译模式，而涉及翻译策略与方法这个更具实践意义的问题时，情况却似乎复杂得多。

　　讨论莫言作品的翻译，就不能不提到葛浩文，这个被喻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的美国汉学家在莫言获奖之后更被媒体称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而伴随着葛浩文的名字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译学界关注的，不仅是他对中国文学的有力推介，还有他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特色鲜明的翻译方法。在众多媒体上，“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的翻译策略俨然成为葛浩文翻译的标签，而葛浩文式的翻译则几乎被视作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成功翻译的代名词。显然，就其本质而言，葛浩文的翻译方法有悖于中国文学翻译研究视野下的翻译忠实性原则，对此，翻译界的部分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认识误区，即把这个问题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普通的翻译问题”(谢天振，2013)，并且，传统译学观念是“建立在千百年来以引进、译入外来文化为目的的‘译入翻译’基础上的”，“很难有天振，2012：14)，倘若继续用“外译中”的眼光来看待“中译外”，无疑是把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语境下的翻译问题简单化了。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呼吁，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过程中“要尽快更新翻译观念”(谢天振，2013)，不应也不能继续以建立在“译入”基础上的、以“怎么译”为核心内容的翻译理论来指导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同时，明确提出在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学时“不能操之过急，贪多、贪大、贪全，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写本”(张毅、綦亮，2013：55)。如果说，“更新翻译观念”的呼吁针对的主要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所谓认识误区及其传统理论资源，那么，《文汇报》2013年9月11日头版在“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栏目中刊登的一篇文章则更为明确地将质疑的目光聚焦于以忠实性为基本原则的翻译标准与翻译立场问题。这篇题为《“抠字眼”的翻译理念该更新了》的文章明确指出：“做翻译就要‘忠实于原文’，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翻译的常识。但沪上翻译界的一些专家却试图告诉人们：常识需要更新了!这种陈旧的翻译理念，已经成了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因为“翻译的译出行为是有特殊性的。如果译者对接受地市场的读者口味和审美习惯缺乏了解，只是一味地抠字眼，讲求翻译准确，即便做得再苦再累，译作也注定是无人问津”。文章进而表示，莫言的获奖与葛浩文的成功带给翻译界的启示应该是“好的翻译可‘连译带改’”。(樊丽萍，2013)不难看出，在莫言获奖引发的对翻译问题，尤其是对翻译策略与方法问题的思考中，翻译界部分学者旗帜鲜明地认同并推崇葛浩文式的“不忠实”的翻译方法，并由此主张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更新翻译观念、转换翻译策略，而在媒体的助力下，这种观点似有形成主流认识之势。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葛浩文式的翻译，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翻译的忠实性原则，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却有力地促使中国本土作家的作品最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西方的接受与传播，这一事实本身无可厚非，而且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都有理由为之欣喜，毕竟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艰难道路上向前迈进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事实上，国内文学评论界却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在《直议莫言与诺奖》一文中，评论家李建军对莫言的获奖提出质疑，并针对莫言作品的翻译提出了颇耐人寻味的观点，他指出，由于语言与文化的隔阂，“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无法读懂原汁原味的‘实质性文本’，只能阅读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性文本’”，“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李建军，2013)显而易见，李建军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翻译以及经由翻译而译介至国外的中国文学都存有疑问，试想，包括诺奖评委们在内的国外读者阅读到的仅仅是经过翻译“美化”的中国文学的“象征性文本”，而阅读这样的“象征性文本”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误读，那么，在这样的误读下，中国文学的真正成就与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如何能够被深刻地认知、被准确地评价？2014年2月13日的《文学报》“新批评”专栏刊登了李建军的另外一篇文章《为顾彬先生辩诬》。在这篇文章中，李建军再次对莫言的获奖提出质疑，也再次就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翻译问题表明立场，他指出，“单从汉语的角度看，有些中国著名作家的语言，距离‘文从字顺，章妥句适’，尚且有着不近的距离，但却可以经过‘翻译’的包装，一译遮百丑，获得‘国际大奖’”，其深层原因在于，“西方人通过翻译读到的‘中国文学’，只能是一个‘影子’，只能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对西方人来讲，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性’，完全决定于翻译者的汉语水平和母语水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葛浩文等译者对莫言作品的“包装”和“美化”，后者是难以受到诺奖的垂青进而得到国际认可的，在这个意义上，不仅理所当然应该将莫言的获奖首先归功于翻译，甚至可以认为，正如顾彬所言，“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当代世界文学”。当然，顾彬的观点并非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翻译与创作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而复杂的相互关系，绝不是一两句不无夸张意味的判断可以说清楚的，但文学评论界在此显然对翻译究竟应该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倘若“走出去”的不是真正的中国的莫言，而是葛浩文的莫言，也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而是经过翻译“改头换面”的中国文学，那么，如此的“走出去”到底还值不值得追求与期盼？我们看到，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翻译的作用问题，文学评论界的观点和立场十分明确，认为“将原作的风格和真貌，真实地介绍给读者，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倘若无‘信’，所谓‘雅’和‘达’，便没有了意义，便是华丽而顺通的谎言”。于是，在他们眼中，“葛浩文式的‘偷天换日’的‘改写’，实在太不严肃，太不诚实，简直近乎对外国读者的欺骗”。(李建军，2014)文学评论界的如此认识或许不难理解，无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愿望多么迫切，中国文学的被误读、中国文化的被曲解抑或外国读者的被欺骗都不能也不应成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必然付出的代价，毕竟，正如莫言所说：“世界需要通过文学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学来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刘莎莎，2012)

　　不难看出，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时代背景下，对翻译活动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已不仅仅局限于翻译界，翻译问题成为翻译界、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并且，在围绕翻译问题展开的讨论中，翻译界和文学界基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共同目标却呈现出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与立场，翻译界部分学者推崇葛浩文式的翻译方法，甚至将其视为译介中国文学唯一可行的翻译策略，并据此呼吁更新翻译观念，打破传统译学视野下的语言中心主义，以促进中国文学、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文学界却对葛浩文的翻译多有批判的声音，对翻译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发挥的作用也多有疑问，认为在语言与文化的隔阂下译介并传播到国外的只能是中国文学的“象征性文本”或“影子”。在这样的背景下，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翻译活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诸多根本性问题，对此，翻译界存在着有待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澄清与引导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文学界提出了有待翻译界，尤其是翻译理论界切实关注并予以回应的疑问和质疑，应该说，在受到学界和文化界普遍关注与空前重视的同时，翻译在种种现实问题下无疑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翻译的挑战，首先在于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究竟如何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莫言的获奖与葛浩文的翻译所引发的广泛讨论中，翻译方法是各方热议的焦点问题，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等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翻译忠实性原则的翻译方法到底是有利于中国文学、文化在国外的接受与传播，还是导致了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误读与曲解？我们知道，翻译方法问题从来都不应被孤立地看待，其背后涉及的是翻译观念、翻译立场、翻译的价值目标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与适应等诸多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要素。如果说，莫言获得国际认可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葛浩文的翻译对中国文学的有力推介作用，那么，这样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是否应该被翻译理论界推崇为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唯一可行方法，或者相反，被文学评论界斥责为“不严肃”、“不诚实”的“改写”？

　　翻译的挑战，其次在于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究竟如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念。当翻译界的部分学者提出要更新翻译观念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葛浩文式的翻译方法与所谓传统译学视野下的忠实性原则对立起来看待。然而，传统译学观念究竟是什么？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到底该如何理解？葛浩文的翻译是否能够被视为忠实性翻译的绝对对立面？试问，倘若“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理念果真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绊脚石”，那么，取而代之的又该是怎样的翻译标准与翻译原则？毕竟，翻译行为需要有明确的翻译标准与原则加以指导，否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必然进行的一次又一次选择往往只能是盲目而轻率的。如果说，随着翻译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日益丰富，翻译观念的不断更新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时代语境下翻译对自身的必然诉求，那么，翻译界究竟应该如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念，才能肩负起时代和社会赋予翻译的使命？

　　翻译的挑战，还在于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究竟如何体现翻译应有的价值。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涉及中外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理解与交流，而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必然离不开翻译的桥梁与媒介作用，这似乎是翻译毋庸置疑的价值所在。诚然，对于莫言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与他一样只用中文进行写作的中国本土作家而言，他们的文学作品若想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就必须借助于、依赖于翻译，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以莫言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作家大都与其作品的外国译者保持着良好的信任、理解与合作关系，毕竟，如果没有翻译，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几乎无法想象。但是，面对翻译界与文学界在翻译策略与方法、翻译标准与原则等种种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与认识差异，翻译的价值可以说也同样面临着疑问与挑战。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语境下，如果说翻译界关心的是中国文学是否“走出去”了，而文学界却似乎更在乎“走出去”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在上述李建军的两篇文章中，翻译问题显然并非作者真正想要探讨的问题，却在某种意义上被借以质疑莫言的获奖、质疑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接受，并且在如此的“借题发挥”中，与翻译关联在一起的往往是诸如“象征性文本”、“影子”、“包装”、“欺骗”等颇具负面色彩的用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发展中译外事业是提升我国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战略需要”(许方、许钧，2014：72)，然而，倘若翻译被认定只能扮演如此与“真实”相背离的角色，那么，翻译如何展现自身的价值？我国的软实力如何得以提升？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又能在国际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所谓的“后诺奖时代”里，在国内文学评论界就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话题的探讨中，伴随着对于中国文学、文化是否被误读的疑问与担忧，翻译的价值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严厉的拷问。如何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反思并体现翻译应有的价值，这应该说已经成为翻译界必须予以重视并积极面对的一次挑战。

　　3翻译批评的责任

　　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语境下，翻译在翻译方法的选择、翻译观念的树立与翻译价值的体现等方面遭受质疑、面临挑战，如何在澄清认识的基础上消除质疑、应对挑战，这是翻译理论界尤其是翻译批评界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对于翻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翻译批评界必须承担起应负的责任，这是鲁迅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明确提出的。作为沟通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并促进两者之间形成积极互动的桥梁和纽带，翻译批评无论对翻译实践的开展或对翻译理论的深化，无疑都应该是最充满活力的一种建构力量。然而，“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近十年前，在《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一文中，许钧曾指出，我国翻译界存在着“版权的盲目引进”、“翻译质量的多重失控”、“译风的普遍浮躁”以及“翻译人才的青黄不接”等多重危机，而面对翻译的危机，翻译批评却“几乎处于缺席的状态”，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许钧，2005：13-14)。目前看来，翻译批评的现状并没有发生改变，面对目前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翻译承担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对翻译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遭遇的新问题与新挑战，翻译批评仍然几乎处于缺席与失语状态，没有对翻译的重要现实问题给予切实的关注，没有对翻译界和文学界存在的某些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观点及时加以引导与澄清，也没有从理论层面针对“中译外”这一新的翻译形式下翻译的标准观与价值观等根本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在这个意义上，为推进中译外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促进中国文学、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我们认为，翻译批评应当以实际行动切实改变目前的“不力”状况，从以下几方面勇于承担起“批评”应尽的责任。

　　3.1密切关注翻译现实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指出的，在目前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历史语境下，伴随着莫言获奖引发的种种话题，对翻译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不再局限于翻译界，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整个学界乃至普遍读者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关注这一背景下的翻译现实，翻译批评界首先要充分意识到翻译形式发生了变化，以往，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翻译界主要把目光投向“外译中”，对“中译外”的关注、实践和研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翻译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得到各界的重视，如何加强对“中译外”行为的研究并切实在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进行引导，这应该成为翻译理论界与批评界密切关注并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针对目前翻译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我们认为，翻译批评应在高度重视的基础上辩证而理性地看待翻译形式的这一变化。

　　一方面，应当充分了解“中译外”与“外译中”两种不同方向的翻译行为之间切实存在的差异，及时转变研究的对象与思路，以新的目光、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关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语境下的翻译活动，尤其要针对其中存在的模糊不清的认识或有争议的问题进一步深化研究。我们知道，在促进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与翻译行为本身同样重要并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翻译作品在国外的接受与传播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译学界已经有所关注并展开了相关的研究，但其中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加深理解、澄清认识。例如，对于《红楼梦》的翻译以及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译本与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译本在国外读者中的接受这一问题，有学者研究指出，“与霍译本相比，杨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和影响(从译本的印刷数、再版数、图书馆的借阅人次数以及译本的被引用率、相关重要文学选本的入选率等数据看)却远不如霍译本”(谢天振，2013)。然而，另有学者根据抽样调查、定量分析的结果却明确提出，“《红楼梦》最著名的两个译本的可接受性不存在本质区别”(刘朝晖，2014：85)。两项同样基于实证与分析基础上的研究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无疑揭示出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接受与传播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彰显出对这一问题深入加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此，翻译批评应以敏锐的学术目光，及时发现问题，引导翻译界从译本的可接受性角度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展开进一步的思考，力求从理论层面澄清问题、深化研究，进而有效地促进“中译外”翻译实践的开展。

　　翻译形式发生的变化、“中译外”的重要性与特殊性需要翻译界充分予以关注，但另一方面，翻译批评应当客观地认识到，翻译活动是涉及两种语言的双向交流，在文化、历史、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译入翻译和译出翻译必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对于这一必然存在的差异性，翻译界固然不能漠然视之，但也不应过分夸大。因此，针对部分学者提出的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语境下“要尽快更新翻译观念”并据此对翻译的忠实性原则提出质疑的观点，翻译批评应当理性地加以辨识，避免某些绝对化的理解和认识。应该看到，无论“中译外”还是“外译中”，其中涉及的翻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共性的，也是相互可资借鉴的。以葛浩文的翻译为例，他以西方读者的接受为出发点采用删节、改译等翻译策略，这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不乏类似的例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林纾的翻译。针对葛浩文与林纾在翻译策略与翻译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译学界完全可以借鉴有关林纾的翻译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文化接受的不平衡性的角度、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更加合理地看待葛浩文的翻译策略，并就这一翻译模式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作用与历史地位等问题做出更为深入而理性的思考。

　　3.2重新审视翻译的根本问题

　　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语境下，一方面，翻译对于文学传播与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期待，另一方面，围绕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翻译问题，翻译界内部以及翻译界与文学界等其他学科领域之间产生了认识与理解上的差异与分歧，并引发种种争议与质疑。对此，翻译批评必须改变缺席和失语的状态，从新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背景出发，对其中涉及的翻译方法、翻译标准、翻译观念以及翻译价值等诸多翻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重新加以审视。

　　由莫言获奖与葛浩文的翻译所引发的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和争议中，一个最直接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翻译策略与方法问题。尽管不同观点的对话与交锋向来是深化认识、推动理论研究的积极力量，然而，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倘若翻译理论界和媒体在这样的思考中将葛浩文的翻译定性为‘连译带改’的翻译，并将这种‘不忠实’的翻译方法上升为译介中国文学的唯一正确方法，甚至是唯一正确模式，并据此对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念提出质疑，这是否有简单化、片面化看待问题之嫌？”(刘云虹、许钧，2014：12)我们知道，翻译方法的背后蕴含着丰富内容与复杂关系，从上述疑问不难看出，一方面，究竟如何认识或定性葛浩文的翻译方法仍有待译学界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加以探讨，另一方面，依据一种尚未明确辨识的翻译模式便急于对翻译的忠实性原则进行质疑甚至否定，这样的观点同样有待译学界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澄清。对此，翻译理论界和批评界首先应当重新审视翻译的忠实性问题，翻译“忠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判定译文是否忠实的标准到底在于文字层面、意义层面还是审美层面抑或效果层面？翻译方法与翻译“忠实”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就目前翻译实践中凸显的问题来看，在急于更新翻译观念之前多问几个“为什么”，显然并非多余。实际上，翻译界对传统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一直存在着颇多争议和质疑，甚至破除“信达雅”迷信、解构“信达雅”等言论屡见不鲜，而葛浩文式的翻译在莫言成功背后所发挥的作用似乎又为推翻“信达雅”提供了“有力”论据，难道，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信达雅”翻译标准又一次在翻译理论的视野中“过时”了？

　　与翻译方法密切相关的，除了对翻译标准的理解，还有对翻译价值的认识。语言与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翻译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又遭受质疑的尴尬角色，甚至翻译的价值也因为对中国文学与文化被误读的担忧而面临疑问。针对这样的事实，翻译批评应切实发挥导向作用，引导学界对翻译的价值与作用进行客观、理性的认识与理解，一方面，应从历史的角度、以发展的目光看待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语境下翻译的价值，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毕竟，期待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有一劳永逸的完整的理解与接受，这是不现实的。但可以预见，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学、文化接受程度的不断提高，翻译的忠实性和完整性必然会更好地得以体现，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真实面貌也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现。另一方面，要从中华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影响的角度理解翻译的价值，正如许钧所指出的，“翻译对外的深层次影响体现在价值观上，价值观的影响从某种角度说就是一种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首先要形成一种中华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凝炼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面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我们应该把最本质、最优秀、历史最精华的部分译介出去”(许方、许钧，2014：72)。在这个意义上看，作为参与中华文化价值观与文化影响力建构的积极力量，翻译对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具有历史性的深刻价值。

　　3.3加强理论意识，深化翻译理论研究

　　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发展离不开翻译批评。通过对翻译作品、翻译现象以及整个翻译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关注，凸显出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或遭遇的危机，促使翻译界对翻译基本问题和翻译现实问题以及翻译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或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不断加深理解并形成新的思考，从而推动翻译理论研究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这是翻译批评不容推卸的责任。尤其，在目前翻译的外部环境或内在目标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当翻译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中遭受质疑和挑战，翻译批评更要勇于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在深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翻译实践进行积极、有效的指导。

　　作为我国翻译批评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1995年关于《红与黑》汉译的大讨论应该说是翻译批评对翻译理论发挥建构作用的一次很好的证明，法国大学出版社在著名的“我知道什么”系列丛书中出版的《翻译》一书里，题为“翻译理论”的一章专门提及这场讨论，并将之作为当代翻译批评理论与翻译实践密切结合与互动的代表性案例详细进行了介绍(Oustinoff，2003：64-65)。这场讨论在深化对文学翻译与翻译批评的认识、突破翻译批评往往拘泥于是非评判的简单化倾向、拓展文学翻译批评的形式、促进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等诸多方面都对加强翻译理论意识和深化翻译理论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讨论中对译者主体地位的彰显更是直接开启了翻译理论界对“翻译主体”问题深入而全面的探索与反思，有学者明确指出，这场讨论“在中国译学界开启了译者转向”(王东风，2011：22)。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史的角度来看，确立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并由此对翻译动态过程加以系统的描述和诠释，这应该说是翻译研究走向理性与成熟的关键之途，而在这一步至关重要的跨越中，“《红与黑》事件”中展现出的翻译批评的反思与建构力量无疑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不仅如此，在《红与黑》汉译讨论结束的十几年后，对于这一事件的相关思考仍然在延续，《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2期专门设立“学术争鸣：《红与黑》汉译大讨论再思考”专栏，对这场讨论的意义与影响以及讨论中所涉及的翻译方法、翻译立场、翻译的可能性等翻译的根本问题进行再度审视。从事件的理论探索诉求本身到译学界的关注与反思，翻译批评的理论意识及其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推动与建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专栏编者按中所指出的，“从历史到现实，从事件到理论，不同观点的交锋，拓展了人们对翻译思考的空间，丰富了对翻译理论探索的途径”。

　　翻译批评是一种目光，关注翻译实践，直面翻译现实问题，同样，翻译批评也是一种立场，在探讨翻译现实的基础上不仅仅将目光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由事件或现象出发，从理论层面深化理解、澄清认识、引发思考，无论翻译思考空间的拓展、翻译理论途径的探索，还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都离不开这样的目光与立场。目前，翻译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语境下遭遇来自学界的种种疑问和质疑，关于翻译的问题甚至被文学评论界借以质疑某些作家的创作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价值和意义，这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翻译审视自身的契机。对此，翻译批评应当一方面在密切关注现实的基础上表明立场，切实发挥批评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加强理论意识，通过对问题和事件的探寻与思考，深化翻译理论研究。

　　4结语

　　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语境下，翻译既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在莫言获奖背后凸显出的翻译问题，远远不是全部，莫言之外的其他中国当代作家在国外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如何？中国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接受情况是否存在差异？整个中译外活动中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开展中译外研究，在理论上形成科学的认识进而对实践给予更合理的指导？这些问题都有待翻译理论界在充分重视的基础上展开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对此，翻译批评不应也不能继续处于缺席和失语的状态，作为“连接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一条重要纽带”，翻译批评必须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密切关注翻译现实以及翻译实践中凸显的问题，针对目前翻译界和文化界显现出的某种认为“存在即合理”的观点以及有关翻译的某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及时予以澄清、辨析和引导，并进一步加强理论意识，重新审视翻译的根本问题，对翻译理论研究发挥积极的引导与建构作用。

　　如果说，文学批评以一种目光、一种立场和一种思考，挖掘、丰富、拓展着文学作品的生命意义，那么，翻译批评也应当是这样一种目光、立场与思考，为中国文学在异域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力，承担起批评应尽的责任，展现出批评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