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的外译问题

　　摘要：本文讨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的外译问题。本文首先探讨了建国后几十年中国文学的外译本在西方遭受冷遇的原因，认为这主要不能归因于我们的官方赞助人、意识形态和翻译策略，而是因为当时译入语文化尚无对了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迫切需要。笔者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西方社会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愿望也日益强烈。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正在被译成外语，西方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也开始趋向异化，这正是因应了西方读者对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和文学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期待。笔者认为，中国文学要真正走出去，也应该着眼于如何满足这种需求和期待。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文学外译；译入语文化的需要；读者期待；翻译策略；

　　作者简介：张春柏通讯地址：200241上海市东川路500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系；

　　一、引言

　　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我国学界围绕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有些观点不无偏颇。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厘清一些观念，期待引发更深入的讨论。

　　二、译入语文化的需要与原语文化与文学传播与接受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为了传播中华文化与文学，在中国文学与典籍的译介上做了很多努力，如出版了外语版《中国文学》期刊、“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等，但是这些努力成效不大。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中国文学在西方接受度不高的情况作了不少研究，寻求应对之策。

　　郑晔(2012)对《中国文学》杂志在1951年至2000年间的“生产过程及其在海外的接受和传播情况”(iii)进行了研究，提出《中国文学》在海外接受不佳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赞助人的赞助身份和管理职能”及其“政治宣传的色彩”，解决之道是“半官方译介或非官方译介”，“有效去除官方意识形态”(郑晔，2014：144)。

　　耿强(2010)对“熊猫丛书”的命运做了一项类似的研究。作者认为，译本能否受到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方对译本的选择性阐释和接受，如果发出方推出的译本与接受方读者的期待视野产生偏差甚或冲突，译本很有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反响。这种冲突既可能源自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也可能源自双方在诗学和赞助人方面的差异。”(耿强，2010：5)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熊猫丛书之所以没有受到西方读者的良好接受，主要是因为不符合西方读者“政治的审美视角”，即西方意识形态和诗学标准。(耿强，2010：4)因此，作者提出，“通过文学译介促进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必须在高质量的翻译的基础上，跨出语言转换的藩篱，充分考虑接受方的文化、文学甚至地缘政治语境，并及时调整自己的选材、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及营销策略等。”(耿强，2010：136)

　　对于《大中华文库》的传播，有学者指出了一个事实(如谢天振，2013b，2014)：《大中华文库》已经出版了一百多种，但被国外出版社看中并购买版权出版的只有一种。我国驻各国使领馆把这些书作为赠品送人也鲜有人问津。这个文库在海外传播的情况可见一斑。1

　　对于中国文学在海外遭受的冷遇，不少学者还从中国译者的翻译策略上找原因。研究最多的无疑是《红楼梦》的两个全译本。一个公认的事实是，霍克斯的译本在域外的接受度要高于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如根据江帆的调查，“英美学术圈对霍译本的实际认同程度远远超过了杨译本”。从传播的角度看，美国依利诺依州六十五所大学中，有“十三所大学存有霍克思译本，只有两所大学存有杨译本”。而且，“在有限的普通读者群中，霍译本获得了一致的推崇，而杨译本在同样的读者群中的评价却相当低，二者之间的分数相差悬殊，部分读者对杨译本的评论甚至极为严苛”(江帆，2007：195)。在谈到两个译本在西方的不同际遇背后的原因时，谢天振(2013a)把它归结为两者在“翻译方法上的不同取向”，即霍译归化取向和杨译的异化取向。谢天振还以以下两例说明了这个立场。1)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红楼梦》第16回)Always“oneeyeonthedishandtheotheronthesaucepan.”(霍译)Keeponeeyeonthebowlandtheotheronthepan.(杨译)2)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24回)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makebreadwithoutflour.(霍译)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cookamealwithoutrice.(杨译)谢天振认为，考虑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霍克斯的归化译本显然更好，因为它更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据此，谢天振(王志勤、谢天振，2103)进一步提出，“在翻译策略上，要尽量采用归化的方法，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让译作读起来流畅自然，增加译作的可接受性”。

　　上述研究，无疑触及到了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接受度不高的部分原因，如这些作品的英译本与“接受方读者的期待视野”之间有着较大的“偏差”，这些作品中反映的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也有“冲突”。但是，笔者认为，这些解释是不充分的，部分观点是有偏颇的，提出的迁就西方读者的期待甚至意识形态的解决之道也不见得可行。

　　首先，把中国大陆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本在域外遭到的冷遇归咎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并不妥当，因为港台地区的文学也有同样的遭遇，甚至韩国的文学作品在西方的接受度也并不高。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文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接受度都不是很高。

　　其次，关于“有效去除官方意识形态”的建议，笔者认为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因为意识形态是深深扎根在文学作品中的东西，它们本身就是“中国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无法想像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要是去除了这些东西还会剩下些什么。恐怕走出去的已经不是中国文化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为了迎合西方“读者”而刻意淡化甚至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是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做的事。

　　至于调整“选材”的建议，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2000年前的《中国文学》似乎很难筛选出更符合西方意识形态和读者期待的作品。杨宪益和戴乃迭毕其一生翻译的中国经典，煌煌数十部，洋洋千万言，其中应该不乏好的选材，但它们在西方的接受度都不高，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文化和国际政治语境中，几乎任何中国文学作品都不可能赢得大量的西方读者。

　　那么，上述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本在西方遭受的冷遇又应该如何解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也借用Bassnett&Lefevere(1998：3)的一句话：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同样，翻译活动的产品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也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牵涉到许多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但是最重要因素恐怕还是译入语文化的需要(胡晓明，2013)。一种文化在其他国家的顺利传播，也是如此。中国翻译史上的几次高潮，包括公元2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严复和林纾等人的社科和文学翻译，以及“五四”以后的西方文学翻译和1949年至60年代初的俄苏文学翻译，概莫如此。以佛经翻译为例，有个众所周知的史实：长安的前秦统治者苻坚在公元379年攻打襄阳，竟然只是为了掳来佛学大师道安。公元383年，为了抢夺鸠摩罗什，他又命吕光率重兵长途跋涉去攻打龟兹。统治者为了两个僧人如此兴师动众，显然不仅仅是出于他们个人对佛教的兴趣，而是整个中国文化对佛教的需要，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的这种“高成本”行为，无法解释这些大师来华后的译经活动和成就，也无法解释法显和玄奘等中国高僧不畏艰险远赴西域取经，引进异域文化、丰富中国文化的活动，更无法解释整个佛经翻译史和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西方翻译史上，几次重要的译经活动，如圣哲罗姆翻译的拉丁语版《圣经》，马丁·路德翻译的德语版《圣经》和钦定本英语版《圣经》也都是因应了当时译入语文化建设的需要。

　　同样，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也是迎合了相关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需要。历史上中国典籍在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国家的翻译和传播是如此，近代西方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传播也是如此。其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大概就是老子在德国的传播了。余秋雨(2013：8)曾不无自豪地写道：“有一段时间，德国人曾骄傲地说：‘全世界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然而，当他们读到老子就开始不说这种话了。据统计，现在几乎每个德国家庭都有一本老子的书，其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老子的家乡中国。”这个事实也充分说明，译入语文化的需要是原语文化和文学得以传播的首要条件。过去几十年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本在西方的传播效果不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西方文化还没有产生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内在需要。在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中，任何选材和翻译策略都不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翻译策略的变化

　　在解释中国文学在西方接受度不高的原因时，人们常常以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的遭遇为例，归咎于译者采取的异化翻译策略，认为是这种策略不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期待”所致。同样，在解释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时，有些学者则认为，主要归功于葛浩文等译者的归化策略。笔者认为，这些文学作品接受度的高低，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翻译策略的选择。霍译本的成功，主要在于它的翻译质量。更具体地说，它更符合译入语文学的诗学规范。按照王宏印(2004)的说法，主要归功于霍克斯在文学翻译“体制”上的“更新与独创”，包括长达46页的序言与介绍、正文与格式、附录与注释等，而这些方面正是杨译所欠缺的。我们必须看到，霍克斯本人在主观上是尽可能忠实原文的。用他自己在第一卷序言中的话说，“Myoneabidingprinciplehasbeentotranslateeverything—evenpuns....IhavethereforeassumedthatwhateverIfindinitisthereforeapurposeandmustbedealtwithsomehoworother”。霍克斯忠实原文的努力还体现在许多其他细节上。如对于书中给翻译带来巨大挑战的众多人名，霍克斯不是简单地采用音译或意译的方法，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称谓、音译释义、用法语和拉丁语和增词等手法，“将《红楼梦》中众多人物的长幼、主仆、尊卑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提示得一清二楚”(林克难，2000)。霍译本中的这种现象，似乎很难简单地用“归化”二字来总结。当然，相较于杨译本，霍译本更倾向于归化策略。上面《红楼梦》第16回和第24回的两个例子也说明，霍译本更倾向于迎合当时的普通西方读者。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霍克斯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传播中国文化。正如他在第一卷序言中所说，他主要是为了向他的读者介绍这部伟大的中国文学作品，传达这部小说给予他的“阅读快感”(convey...thepleasurethisChinesenovelhasgivenme)。从他删改的内容看，他并没有把小说中“一切有目的的东西”都“传达”出来。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他甚至是比较失败的。例如，为了刻意避免书中随处可见的“红”字，他对书名弃《红楼梦》而取《石头记》，把“怡红公子”和“怡红院”分别译为HappyGreenBoy和theHouseofGreenDelights。霍克斯本人在序言中解释说，他很清楚红色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但是他认为这些含义更接近英语中“金色”和“绿色”的内涵意义，这样翻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得必有失，在中国情感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的“红色”与“梦”的庄周意涵在译本中被隐匿或者消减了。另外，霍译中还把“阿弥陀佛”译成了Godblessmysoul，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译成了Menproposes，Goddisposes。这类翻译显然必须有节制。这类话如果出自普通人之口，尚可如此翻译，但若出自一位和尚或虔诚的佛教徒之口，这种译文就如同让和尚穿上神父的袍服，如此，“走出去”的就不是中国文化了，这显然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正如我们不能把英语小说中的Godblessme翻译成“菩萨保佑”、不能把阿拉伯语中的“真主保佑”翻译成Godblessme一样，我们不能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期待”让中国文化戴上西方文化的面具。

　　这里我们不妨回到莫言小说的葛浩文译本。在探讨葛译本的成功时，不少人又把它归功于归化的翻译策略(如谢天振，2012，2013b，2014；樊丽萍，2013)。他们认为，这些译本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策略。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译者甚至“放开手脚”，大胆地“连译带改”，从而让莫言作品的外译本顺利跨越了“中西方文化心理与叙述模式差异”的“隐形门槛”，成功地进入了西方的主流阅读语境(谢天振，2012，2013b，2014；樊丽萍，2013)。

　　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葛浩文本人在2014年4月21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主旨发言中曾抱怨说：他对原文所做的改动“大部分都只是一些很简单的修饰或修正作者的错误或马虎的地方。有人曾指责我连译带改，事实与他指责的相差甚远。最近几年老有人说我的翻译是‘creativetranslation’，我不太清楚这是褒词还是贬语，有几个中国朋友跟我说，是褒奖，但是他们似乎不知道听起来多么刺耳。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书里也都说明了，译文的更动绝大多数是美国或英国出版社的编辑所做的，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体，总指我为罪魁祸首。”(葛浩文，2014a)

　　葛浩文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补充道：“再就是两部莫言的小说，是被出版社ArcadeBooks删减的；其中一部删了不少文字，后来我把删减的文字又补回了一多半。”(葛浩文，2014b)

　　由此可见，作为译者，葛浩文至少在主观上还是尽可能忠实原文的，并没有“放开手脚”“连译带改”。我们不妨看看以下的例子：

　　3)花生花生花花生，有男有女阴阳平。(《丰乳肥臀》第一卷第二章)

　　Peanutspeanutspeanuts，boysandgirls，thebalanceofyinandyang.(Goldblatt，1996：7)

　　4)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丰乳肥臀》第一卷第六章)

　　Amanleavesbehindhisgoodname，awildgooseleavesbehinditscall.(Goldblatt，1996：27)

　　5)我没有说谎，向玉皇大帝保证。(《生死疲劳》第一部第七章)

　　ButIsweartotheJadeEmperorinHeaventhatI'mnotlying.(Goldblatt，2006：59)

　　6)“不敢，”我的主人说，“我跟人民公社是井水不犯河水。”(第一部第十一章)

　　“Iwouldn'tdare，”mymasterreplied，“thePeople'sCommuneandIarelikewellwaterandriverwater—theydon'tmix.”(Goldblatt，2006：104)

　　不难看出，上面的英语译文是相当直译的，其中不少词的译文用了“中国英语”(葛传椝，1980)，如yin，yang，theJadeEmperor，Heaven，thePeople'sCommune等。这类例子在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中并不少见。

　　读着这些例子，人们不禁会想：假如译者是当年的霍克斯的话，译文会是这样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这方面葛浩文的译文与杨译《红楼梦》更为接近。如上面第5例中他把“玉皇大帝”译为JadeEmperor，而不是God，而后者正是霍氏译法。诚然，葛译中也有不少归化的东西，但是我们不难看出，相较霍译《红楼梦》，葛译莫言小说的异化程度无疑要高出许多。这是稍作比较即可得出的一点结论。

　　在探讨莫言获得诺奖的原因时，我们首先不应该忘记，莫言的背后，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中国和日益为世人了解和接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没有中国全方位的进步和发展，西方读者便不会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乃至汉语本身产生日益强烈的兴趣，也不会有当前由西方出版社赞助、葛浩文、陈安娜等西方译者掀起的中国文学外译的这一波高潮，当然也不会有莫言获奖这件事。莫言本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中也说：“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2012年12月8日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

　　莫言获诺奖，翻译功不可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翻译不是“连改带译”式的翻译，更不是靠大幅度删节删出来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2012年10月11日的新闻公报说，把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是为了奖励他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今天，我们在讨论葛浩文等译者的译文的时候应该看到，这些译文不但比较成功地再现了莫言讲述的中国故事，包括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而且还比较成功地再现了莫言讲故事的方式，而后者是符合当代西方文学规范的。葛浩文的翻译不是霍克斯式的“创造性翻译”，而是较为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在翻译策略上，葛浩文译本与霍译《红楼梦》存在根本性差异。

　　莫言的小说之所以能打动诺奖的评委，在众多的中国作家中脱颖而出，不仅仅因为是他讲述的中国故事———因为许多其他当代中国小说家，如王安忆、毕飞宇、陈忠实、阎连科、贾平凹、姜戎、余华等，讲述的也是中国故事，也不是因为他的小说接受度更高，传播范围更广，因为上述作家的部分小说的英译本的销量远远超过了他的《生死疲劳》等获奖作品。根据2011年1月11日亚马逊北美店的销售榜，“莫言的《生死疲劳》和《变》，排位均在60万名之外”，远低于姜戎的《狼图腾》(硬皮精装本)的第84187位和余华的《兄弟》(纸皮平装本)的第206596位。排在《生死疲劳》和《变》前面的还有毕飞宇的《青衣》和《玉米》等(吴慨，2011)，而这些小说的英译本有些也出自葛浩文之手。莫言打动评委的，或许是他的小说的“文学性”引起了更多的共鸣。具体地说，是他讲的故事和讲故事的方式得到了更多的认同。总之，他的创作手法与中国故事结合起来，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葛浩文的翻译成功了。这个例子还说明，评判一部译作成功与否，不能光看销售量，正如票房最高的电影不一定能入围“奥斯卡”一样。

　　霍克斯和葛浩文的翻译活动还告诉我们，译入语文化的需要不是一成不变的，译入语读者对原语文化的期待和理解能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在霍克斯时代倾向于归化的东西，现在异化翻译已经完全可以为译入语读者接受，甚至期待了。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在翻译实践中，归化(直译)和异化(意译)都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百分之百归化的译本，也没有百分之百异化的译本，有的只是程度的不同。从归化到异化其实是个不间断的连续体(continuum)。如果把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和葛浩文的《生死疲劳》译本放在这个连续体上，就会发现，相对而言，霍译本比较接近归化一边，而葛译本则比较接近异化一边。

　　这种从归化趋向异化的现象，也反映在中国译者的外向翻译中。如根据张南峰(2015)的一项研究，在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中，中国的度量衡词经历了一个从归化到异化翻译的过程：

　　中国文学作品中四个度量衡单位的英译(张南峰，2015)下载原表

　　中国文学作品中四个度量衡单位的英译(张南峰，2015)

　　从表中可以看到，“在1940年代，‘亩’、‘里’、‘尺’都被换成英国的度量衡单位，‘斤’则用英语中已有的来自马来语的借词‘catty’来翻译，可见当时着重的是通顺易懂，大致上是归化策略，但在往后的年代，这些词逐个被改为用音译处理：1950年代是‘亩’，1970年代是‘里’，1980年代之后是‘尺’以及在英文里本来已有对应词的‘斤’。这种变化显示，在这六七十年间，汉英文学翻译的规范从归化一步一步地、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异化。”(张南峰，2015)

　　再如，以前倾向于意译的许多中国饮食文化词汇，现在也往往改用音译了。例如在许多美国川菜馆的菜单上，“饺子”曾译为dumpling，“宫保鸡丁”则译为Szechuanchicken，spicychicken，或spicychickenwithpeanuts，现在jiaozi和Kungpaochicken已经成了常见的译名。

　　上述例子虽为中国译者所译，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即随着日益频繁的中西文化交流，对许多以前通常意译的中国文化负载词，西方读者现在已经比较能够接受直译，甚至音译的译文了。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这似乎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正处在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过程中。

　　四、日益成熟的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期待

　　与中国文学外译应采用归化策略的主张相伴的是“读者期待”论，似乎西方读者总是会期待归化的译文，殊不知“读者期待”本身是个有点“诡异”的概念，特别是严肃的文学作品的“读者”。他们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公司职员，甚至普通蓝领。在当代西方社会，虽然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但是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期待”并不一致。有的读者读书只是为了消遣，他们需要的只是有趣的“故事”，还有一些读者则期待真正的文学经典，只是前者通常居多数。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国语内翻译(Jakobson，1959/2004)的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如由四大经典小说改编的评书和影视剧，就是面对普通读者和观众、甚至少年儿童的。这说明大部分读者的欣赏水平还不够高，还不能够理解原作，在某种意义上说还需要“扫盲”，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把改编当原作，把通俗当经典，把戏说当历史。我们不能因为通俗本传播更广、“接受度”更高就认为原作不如通俗本，更不能因此认为严肃的译本必然比“尽可能归化”的译本差。我们必须看到，还有许多读者期待阅读原汁原味的文学作品。正因为如此，许多严肃的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戏剧，会有多个译本，以满足不同读者群的诉求。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普通读者“期待”通俗的译本就以为必须把《红楼梦》当作一部通俗小说来翻译，因为当一部充满文化内涵的严肃文学作品被文化“阉割”之后，“走出去”的就不再是原语文化了。

　　其次，我们还必须看到，读者理解、欣赏异域文化的能力和品位是可以提高的，他们是会“成长”的。当他们发现“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一回事时，便自然不会再期待这种极度归化的翻译了；当他们发现Szechuanchicken和spicychicken不一定是“宫保鸡丁”时，就会期待更准确的翻译，于是Kungpaochicken便应运而生了。同样，英语中的pizza曾经译为“意大利馅饼”，但是当国人真正接触到这种美食后，却发现它的“馅料”竟然是洒在上面、而不是和中国的馅饼一样包在里面的，于是“比萨饼”便诞生了。这说明，在过去几十年里，读者对异质性的接受度一直在提高，甚至越来越期待了。媒体语言和日常口语里的零翻译(如WTO，APEC，NBA，MBA，GDP，PM2.5等缩略语和口语中的“你已经out了”，“我hold不住她”中的out和hold等)和音译(如guanxi、buzheteng等)现象也因此越来越普遍。2013年12月18日《华尔街日报》甚至创造了dama(大妈)一词来称呼抢购黄金的“中国大妈”。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把西方读者和他们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理解能力和阅读期待锁定在霍克斯时代，以此为出发点寻找中国文学外译的最佳之策，实在无异于刻舟求剑、画地为牢。笔者以为，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日益深入的今天，西方读者必定会越来越“期待”更接近原作本真、更忠实地反映中国文化的翻译。因此，我们的翻译策略似乎应该是在译入语读者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异化的策略。

　　五、结语

　　从较为归化的霍译《红楼梦》到相对异化的葛译莫言小说的生产和传播的这段时间，中国经历了从相对封闭到改革开放的四十多个年头。其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通过积极的文化交流，大大地提高了文化软实力。所有这些，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产生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包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需要和兴趣，这是一些西方出版社和译者翻译出版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主要动因，也是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一位中国作家背后的原因之一。处于历史进行时中的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的步子已然迈出，现在需要探讨的是如何走得更好、更远。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的外译，特别是严肃文学作品的外译，必然是采用越来越趋于异化的策略，因为作为输出方，我们希望自己的文化形象不被曲解，我们的文学经典不被通俗化、低俗化，而作为输入方，西方读者正在迅速“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必然会越来越不满足于被删改过的东西，越来越期待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作品。而这应该是我们讨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外译的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