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翻译学视阈中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历时诠释

　　摘要：本文在社会翻译学视阈中借鉴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的“场域”、“惯习”和“资本”等概念与理论，将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萌芽、肇始、兴盛、沉寂、复苏及发展6个阶段还原至当时的国际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高度语境化和深度历史化的方式对其进行“关系主义”解析，以诠释出不同阶段传译活动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共变关系，进而揭示出中国文学在英国近四百年传译活动的整体运作轨迹与规律。

　　关键词：社会翻译学；中国文学英译；场域；惯习；资本；

　　1引言

　　“社会翻译学”最初由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霍姆斯(J.Holmes)在《翻译学的名与实》(1972/1988)一书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斯密奥尼(D.Simeoni)和赫曼斯(T.Hermans)等西方学者纷纷借鉴布尔迪厄(P.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和卢曼(N.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等开展翻译研究，社会翻译学研究在翻译学经历的这一“社会学转向”中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译学研究范式，并初步成长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Merkle2008：175)。作为翻译学一个崭新的分支学科，社会翻译学旨在探索社会因素及社会变量与翻译活动及翻译产品之间双向、互动的共变(covariance)关系(王洪涛2011：16)。社会翻译学在形成过程中，吸纳布尔迪厄用于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场域(field)①、惯习(habitus)②和资本(capital)③等反思性社会学概念与理论，借鉴其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④方法论，因而较之以往囿于语际转换规律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和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文化研究范式，社会翻译学的研究范式“从一个更接近翻译本质属性的角度观察和阐释翻译活动和译者与社会、文化、全球化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悦晨2011：12)，进而能够更加客观、深入地揭示出翻译活动在国际社会文化背景下从发生到发展、从传播到接受的整体运作轨迹、规律与逻辑。

　　作为东学西渐的一部分，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译活动迄今已近四百年历史，依据传译的规模、水平与整体影响，先后经历萌芽期、肇始期、兴盛期、沉寂期、复苏期和发展期6个阶段。对于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译，国内学者分别主要从海外汉学研究、汉籍外译研究和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等角度进行考察，并探索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基本史实、主要特征以及英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等问题。然而，虽然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译主要发生在向来关注中国文化典籍的汉学场域中，且不少传译活动的确有着很多文学性考量，但无论是从单一的海外汉学研究角度，还是纯粹的汉籍外译研究角度，亦或是传统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角度，都难以将其中的多重动因、多种变量和多维影响考察清楚，因为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译活动不仅受英国以及国际汉学、文学、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等各个场域的影响并同时反作用于这些场域，而且受制并以某种形式反制于其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另外还与不同场域中具体的译者惯习彼此关联。

　　鉴于此，本文拟在社会翻译学视阈中借鉴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的“场域”、“惯习”和“资本”等理论，依据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历史进程，将其6个阶段的传译活动分别还原到当时整个国际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高度语境化和深度历史化的方式解析“关系主义”，以诠释出不同阶段传译活动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共变关系，进而揭示出中国文学在英国近四百年传译活动的整体运作轨迹与规律。

　　2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译：社会翻译学视阈下的历时诠释

　　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译活动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呈现出“间接传译”、“直接英译”、“系统英译”、“少量英译”、“专业英译”和“新型传译”等各种形态，而这些具体形态与当时英国乃至国际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汉学场域”、“宗教场域”、“商业场域”和“权利场域”，与充斥于各种场域之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在不同场域中凝塑而成的“译者惯习”等社会文化因素构成多维多向、彼此制约的“共变”关系。

　　2.1萌芽期(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期)：汉学场域空缺中的间接传译

　　纵观东学西渐史，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译活动既没有规模化的译者队伍，也没有专门性的组织或机构，因此难以形成独立的场域。事实上，除早期来华传教士、外交官以及一些来自其他领域兼职译者的部分译介活动外，以大学汉学系、汉学研究院或其他相关机构为依托的英国汉学界在其专职工作之余承担大部分的中国文学英译工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决定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或盛或衰的“汉学场域”。然而，早期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译活动却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当时已在欧洲大陆发轫的汉学场域，而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相关的宗教场域。

　　16世纪早期亨利八世发起的宗教改革，使得英国脱离罗马天主教建立自己的国教。英国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罗马天主教会的传教事业之外，从而迟于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来华传教，对于中国的了解也相对较少、较晚，所以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大陆汉学已经发轫之时，英国的汉学研究还处于洪荒阶段。因此，对东方抱有浓厚兴趣的英国只好借助欧洲其他国家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的有关中国的译作、著述和记载来了解中国，而英国在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期对于中国文学的间接传译活动也由此而来。

　　作为西方汉学奠基人之一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生前曾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概况及其在华传教经历的意大利语手稿，人称《利玛窦札记》。1615年，法国传教士、汉学家金尼阁(N.Trigault)在德意志出版他用拉丁文翻译并扩展和润饰的利玛窦手稿，被称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书中涉及中国诗歌、四书五经等中国文学概况的描述，据称“它对欧洲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17世纪的历史著述”(利玛窦金尼阁1983：31-32)。由于该书用欧洲知识界广泛流行的拉丁语刊行，因此出版后广受欢迎。1625年，在英国出现一个英文摘译本，被收入《普察斯朝圣者丛书》之中(同上：29-30)。这虽是一个简单的摘译本，却标志着英国对于中国文学的译介由此开始萌生。1735年，法国神甫杜赫德(J.DuHalde)根据来华传教士们提供的资料编撰了一部《中华帝国全志》，其中收录有《诗经》数首、《古今奇观》数篇以及法国来华传教士、汉学家马若瑟(J.dePremare)于1731年法译的中国元曲《赵氏孤儿》，而英国很快就出现该书的两部转译本：布鲁克斯(R.Brookes)节译本(1736，书名改称《中国通史》)和凯夫(E.Cave)全译本(1738-1744)；1762年，英国又出现柏西(T.Percy)选辑出版的《中国杂文选编》，其中载有对凯夫译本润饰而成的《赵氏孤儿》新译本(马祖毅任荣珍1997：222-23)。至此，英国便拥有转译自法语的3个《赵氏孤儿》译本。就这样，由于缺少汉学场域及对中国文学有研究的汉学家，英国早期对于中国文学的传译便处于这样一种从欧洲其他国家汉学家译作那里间接转译的萌芽状态。

　　2.2肇始期(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经济资本刺激下的直接英译

　　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对于经济资本的追逐使其迫切需要打开中国市场。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销售到中国，同时从中国进口茶叶和丝绸，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日益频繁。由于中英两国语言截然不同，英国所有对华贸易都须依靠翻译来完成，因此“正是商业发展的需要促使英国开始关注起中国的语言和文化”(Chen，Hsiao1967：1)。1825年，英国商人邀请当时著名的汉学家马礼逊(R.Morrison)在商业中心伦敦开设具有汉学教育前身意味的伦敦东方学院(LondonOrientalInstitution)，进行汉语教学(同上：2)。虽然3年后这一具有英国汉学教育前身意味的机构随着马礼逊动身赶往广东而关闭，它却成为英国商业场域促进其汉学场域形成的一个有趣例证。在此背景下，英国拉开中国文学直接英译的大幕。

　　1761年，柏西发表英译本《好逑传》(HauKiouChoaan)，该译本译自中国明末清初的长篇侠义爱情小说《侠义风月传》。1774年，该书再版时，柏西在前言中指出译稿出自英国商人魏金森(J.Wilkinson)之手。魏金森供职于东印度公司，曾在广州居住多年，译稿是他学习汉语时的翻译练习，共4册，前3册为英文，末一册为葡萄牙文，其汉语教师可能为葡萄牙的来华传教士(马祖毅任荣珍1997：224-225)。柏西将英译稿进行润饰，同时将葡文译稿译成英文，于是形成英国第一部直接从汉语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古典小说。因此，如果说利玛窦和马若瑟最初对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主要出于传教目的，那么魏金森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直接目的则是“将其作为学习汉语的一种练习”(St.André2003：42)，而其最终目的显然并不仅限于此。鉴于魏金森当时供职于东印度公司的驻华机构，沈安德(J.St.André)指出其翻译动机不是“单纯的”，认为其翻译是一种带有“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和“商业主义”性质的行为(同上：46)。不难理解，他此处所谓“商业主义”指魏金森进行翻译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在商业场域中更好地获取经济资本。

　　然而，这一时期英国东方学家琼斯爵士(SirW.Jones)对于《诗经》片段的直接翻译则是个例外。1770年，琼斯爵士读到拉丁文译著《中国哲学家孔子》，通过《大学》部分接触到《诗经》片段，深受感动，于是找来巴黎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诗经》汉语原本仔细研究，然后对照着柏应理等人的译作将《卫风·淇奥》第一节重译成拉丁文，十多年后又将其译成英文。另外他还将《周南·桃夭》和《小雅·节南山》各一节译成英文(张弘1992：58-59)。马祖毅和任荣珍指出，与耶稣会士的翻译不同，琼斯并没有将《诗经》视为“经”，而是把它当成文学作品意义上的“诗”来进行翻译(马祖毅任荣珍1997：226)。诚然如此，琼斯对于《诗经》的英译别具深义。

　　2.3兴盛期(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汉学场域确立后的系统英译

　　19世纪初以后，中英之间的商业往来更为频繁，而此后爆发的两次鸦片战争更是使得中国国门被迫向英国敞开，大批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涌入中国。1854年中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Chen，Hsiao1967：3)，许多英国外交官也来到中国，其中兼具学者身份的就有四十余人。由此一来，在经济资本和传教事业的推动下，尤其是在具有支配地位的国家“权利场域”的影响下，英国的汉学场域开始逐渐形成。

　　1837年，伦敦大学授予基德(S.Kidd)汉学教授一职，其继任者分别为齐玉堂和霍尔特(H.F.Holt)、比尔(S.Beal)等；8年后，史丹顿又在国王学院设立汉学教席，费尔森(J.Fearson)、萨默尔斯(J.Sammers)和道格拉斯(R.Douglas)等先后担任该教席(同上：2-4)。1876年，牛津大学设立汉学教席，首任教授为理雅各(J.Legge)。1888年，剑桥大学也设立汉学教席，首位教授为威妥玛(T.Wade)。1906年，英国财政部任命雷伊勋爵(L.Reay)为主席，成立一专门委员会开展调查，以提高汉学研究；经过调查，该委员会于1909年在报告中提议伦敦大学成立东方学院(只是该学院迟至1916年成立，后改称亚非学院)(同上：6)。至此，英国的汉学场域便由小到大、由点到面地正式确立起来。

　　随着汉学场域的逐渐确立，英国对于中国文学的英译也走向兴盛，而尤其以汉学3大星座———理雅各、德庇时(J.Davis)和翟理斯(H.Giles)———对于中国文学的系统英译为突出代表。理雅各早年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并在港居住达三十余年，自1841年起开始系统地研究和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1861年至1872年，理雅各将其在王瑫和洪仁玕等协助下英译而成的5卷本《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先后出版，其中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诗经》和《春秋左传》。返回英国出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后，他在《东方圣书集》(SacredBooksoftheEast)中以6卷的篇幅出版其英译的《诗经》(与宗教有关的部分)、《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和《庄子》等中国典籍。德庇时曾在中国担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对中国文学的英译涉及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多个方面。他是中国唐诗英译的先行者，1829年他在伦敦出版的《汉文诗解》一书中包含杜甫的《春夜喜雨》和王涯的《送春词》等诗歌的英译，而其戏剧方面的翻译有1817年在伦敦约翰·默里公司出版的《老生儿：中国戏剧》和1829年通过伦敦东方翻译基金会出版的《汉宫秋：中国悲剧》(马祖毅任荣珍1997：240，271)。另外，他的《中国小说选》(1822)收录《三与楼》、《合影楼》和《夺锦楼》等小说的英译，同时还在1829年以更加尊重原作的态度重译《好逑传》。翟理斯早年曾在中国担任英国驻华外交官，回国后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他对中国文学的英译十分广泛，从诗歌到散文、从神话故事到佛教传记均有涉及。他翻译的《聊斋志异》(1880)被多次再版，深受西方读者欢迎。翟理斯在中国文学英译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当属他编译的两卷本《中国文学瑰宝》(1883/1922，1898/1922)，其中收录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著名诗作和散文的英译。此外，他撰写的《中国文学史》(1901)也收录多种体裁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片段。

　　较之先前，英国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英译呈现出系统、全面而深入的特色，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则要归功于其汉学场域的确立。在英国汉学研究进入高等学府、汉学场域逐渐形成的背景下，汉学研究从原先依附的传教、经商和外交等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走向专业化、专门化和世俗化的学问(Girardot2002：123)。汉学家们的研究在时间、经费和出版渠道等方面有充分的保障，从而极大促进其对于中国文学的全面研究和系统英译。以理雅各为例，其在牛津汉学教席的设立在经济资本意义上得到伦敦涉华商界的巨额经费支持(同上：163)，另外其后期对于《易经》和《庄子》等几部中国典籍的英译和出版则直接得益于缪勒(M.Müller)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东方圣书集”项目，而正是由于缪勒将理雅各英译的中国典籍引入西方主流文化场域的生产和流通环节，汉学意义上的东方学“在西方学术话语圈中取得学科性的认可”(同上：142)。

　　2.4沉寂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译者惯习影响下的少量英译

　　20世纪初至中期，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英国的汉学研究受到很大冲击，加之第一代汉学家已逐渐淡出历史，自身严重削弱的汉学场域难以再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活动提供有效支撑，因此英国对于中国文学的翻译在整体数量和规模上都出现明显下降，而与先前的兴盛期相比，更是陷入某种沉寂。在此背景下，汉学家韦利(A.Waley)却在中国文学英译方面取得骄人成就，究其原因，则是与韦利本身在汉学场域中形成而又反作用于汉学场域的个人“惯习”息息相关。

　　韦利1907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专业为古典文学。作为著名教授迪肯森(G.Dickinson)和摩尔(G.Moore)的学生，韦利深受两位学者仰慕东方古代文明的影响，萌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研究的愿望，因此于1913年应聘进入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任馆员(马祖毅任荣珍1997：229)。出于工作需要，开始自学汉语，研读汉学书籍，并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深造，而后来更是到该院授课，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古典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决意将其译介给英国读者，从而走上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和古典文学的道路。其对中国文学的英译作品主要包括《汉诗一百七十首》(1918)、《诗经》(1937)、《论语》(1938)、《猴王》(《西游记》，1942)、《中国诗歌》(1946)和《敦煌歌谣与故事选集》(1960)等以及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的大量中国诗歌英译作品。可贵的是，韦利的译作质量上乘，深受英国读者喜爱，并且在英语文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牛津英语翻译文学导读》一书对韦利评价很高：“事实上，韦利是唯一将其中国文学英译作品在众多普通读者中间流传开来的译者，这足以证明其文学才华横溢、翻译方法得当”(France2000：225)。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介绍韦利的词条中也说，“他优秀的东方古典著作英译作品对叶芝和E.庞德等现代诗人有深刻影响”(不列颠百科全书1999：65)。韦利能在英国对于中国文学译介处于相对沉寂的这一历史时期脱颖而出，究其根本，除去其文学天赋突出的因素，大概与其在汉学场域中形成的乐于并善于研究、翻译中国文学的个人“惯习”有关，因为“惯习”不仅是环境和社会的产物，而且“具有改造自然，变革社会的潜在功能”(赵一凡2009：751)。

　　当然，除韦利外，这一历史时期还有翟理斯之子翟林奈(L.Giles)对于《论语》和《孟子》等作品的少量英译以及其他译者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零星英译。

　　2.5复苏期(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汉学场域恢复中的专业英译

　　二战以后，英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其在中国问题及中国历史文化方面存在的认知缺失曾在其战时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战后英国政府对于汉学研究的态度发生转变：“从先前的轻视变成积极地开展调研，而从总体上来说，学生对于中国研究的兴趣更浓，主修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生人数也逐渐增多”(Chen，Hsiao1967：10-11)。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的汉学教育很快复苏和发展：牛津和剑桥开设可以授予荣誉(优秀)学士学位的汉学课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增设关于中国哲学、历史和艺术等领域的讲师职位；除此之外，1952年杜伦大学设立汉学讲师职位，1963年利兹大学开设中文系，1965年爱丁堡大学成立中文系。这样一来，受两次世界大战影响的英国汉学场域逐渐恢复起来，而一直栖身于其中的中国文学英译活动也慢慢活跃起来，虽然就翻译规模和译者人数而言，这一时期难以与先前的兴盛期相比，但在具体的翻译水准和研究层次上却愈发专业。在当时规模并不甚大的译者队伍中，霍克斯(D.Hawkes)堪称翘楚。

　　霍克斯1945年至1947年在牛津大学研读中文，1948年至1951年作为研究生在北京大学深造。返回牛津后，他以《楚辞》为题完成其博士论文，并于1959年发表包含《楚辞》英译的专著《楚辞：南方之歌———中国古代诗歌选》，同年起担任牛津大学中文系教授。1971年，霍克斯辞去牛津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教职，全心投入《红楼梦》的英译。经过10年的深入研究和精心翻译，霍克斯将《红楼梦》前80回译成英文，先后分3卷列入著名的“企鹅经典丛书”出版。作为少数在中国高等学府深造过的英国汉学家之一，霍克斯对于红学有很深的造诣，因此其《红楼梦》英译水平堪称专业而精湛。由于《红楼梦》原书存在着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程甲本和程乙本等多个版本，霍克斯没有简单地选择其中任何一个版本，而是在不同版本之间斟酌，选择自己认为足以构成最佳故事的东西，自行组织一个特殊的本子作为源语文本，而这样一来，“差不多每一个不同版本之间的选择都要求译者解决一连串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小说的作者情况及其发展演变，评注者身份的确定，早期编订者的可信程度和他们的版本性质等”(张弘1992：267-68)。由此，霍克斯《红楼梦》英译的专业水准可见一斑。在他的指导下，《红楼梦》后40回由汉学家闵福德(J.Minfold)英译完成，并于1982年和1986年作为后两卷在“企鹅经典丛书”出版。至此，西方世界第一部《红楼梦》英文全译本诞生。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红楼梦》英译本借助企鹅出版社的平台，真正进入西方主流文化场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成为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成功典范。

　　另外，该时期著名汉学家葛瑞汉(A.Graham)英译的《列子》(1960)、《晚唐诗选》(1965)、《庄子》(1981/1986)和白之(C.Birch)在话本小说研究基础上英译的《明代短篇小说选》(1958)等都显示出很高专业水准。

　　2.6发展期(20世纪末至今)：汉学场域变革中的新型传译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的持续上升，作为新型汉学的“中国研究”(ChineseStudies)正在海外蓬勃兴起。与向来致力于中国古典研究的传统汉学(sinology)不同，“中国研究”关注当代中国问题，侧重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关系，其中也包括当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在此背景下，英国的汉学场域也在经历着同样的变革：除从事“中国研究”的新型汉学外，传统汉学在继续研究古汉语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历史与文化典籍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起中国当代文学，而在这种变革中成长起来的英国新一代汉学家洛菲尔(J.Lovell)也由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杰出代表。

　　洛菲尔，中文名为蓝诗玲，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后又获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探讨中国作家的诺贝尔奖情结。博士毕业后，洛菲尔曾在剑桥讲授中国历史和文学，现在伦敦大学任教。2003年，她将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译成英文出版，2007年又将朱文的《我爱美元》译成英文出版。2008年，洛菲尔将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翻译成英文出版，2013年她又将朱文的8篇小说译成英文，取名《媒人、学徒及足球迷》。最值得称道的是，洛菲尔翻译的《色戒》和《阿Q正传和其他中国故事》被纳入“企鹅经典丛书”出版，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事实上，作为西方主流出版商的英国企鹅出版社，一直是中国文学与文化在英国乃至英语国家翻译和传播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列入“企鹅经典丛书”出版的中国典籍英译作品还包括《山海经》(1999)、《大学与中庸》(2004)、《孟子》(2005)和《聊斋志异》(2006)等。2008年，企鹅出版社同时在伦敦和纽约推出由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Goldblatt)英译的《狼图腾》，获得巨大成功。2011年，企鹅出版集团在中国的子公司购买《北妹》、《公务员笔记》和《血罪》3部小说的版权，开启每年出版5至8本中国题材小说(英文版)的计划。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英国与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之间在语言、文化和学术研究等领域的相互贯通，加之当前文化场域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国文学作品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的英译本也同样在英国传播开来。比如，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英译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巴金、莫言、萧红、苏童、贾平凹、阿来、张洁和王朔等人的作品在英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一定影响。

　　3结束语

　　社会翻译学旨在探索翻译与社会之间双向互动、复杂多样的“共变”关系，以克服语言学研究范式囿于语际转换规律的客观主义不足，同时规避文化研究范式“文化决定论”的主观主义的缺陷，而致力于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于是便成为社会翻译学的重要理论来源。鉴于此，本文在社会翻译学的视阈中，揭示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活动从萌芽期的“间接传译”推进到肇始期的“直接英译”，进而跃升至兴盛期的“系统英译”，然后消退为沉寂期的“少量英译”，继而演进至复苏期的“专业英译”，直至衍化为发展期的“新型传译”的整体运作轨迹与规律。

　　尽管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学的主要方面在英国都得到翻译和介绍。然而，就中国文学在英国传播与接受的效果而言，我们却不得不保持清醒的认识。不久前，笔者曾以“中国文学英译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为题，在牛津大学人文社科专业的师生中开展过问卷调查，初步的统计结果难以令人乐观。仅以《红楼梦》的霍克斯译本、《红楼梦》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水浒传》的赛珍珠译本和《红高粱》的葛浩文译本4部英译作品的接受效果为例，调查结果显示：真正读过上述译作的读者分别仅占调查读者总数的8%、4%、0%和6%，而这为数不多的读者基本上又都来自原本就熟悉中国文学的汉学专业师生。由此不难推断出中国文学英译作品在英国普通读者中间传播和接受的整体现况。从社会翻译学的角度来看，这其中的原因不仅与译者采取的英译策略相关，更与英国读者在其自身所处的各种场域中形成的个人惯习相关，与各种资本支配下中国文学英译作品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国家文化场域的生产、流通及消费状况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