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

　　摘要：当代我国城市化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前行，都市文化研究应运而生，都市文化研究的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应当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前行，在这凝聚了中华民族几代人梦想的历史跨越式发展中，一方面是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变化之大之快令世人瞩目；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日益凸显，令城市管理者和城市人困惑与焦虑。

　　毋庸讳言，与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相比，我国城市文化建设的自觉性是远远滞后的。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一个结构合理、不受商业原则单独支配、能够吸引各层次各年龄段的人参与和共享的文化，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更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再有，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凸现我国城市的本土特色、中国特色和东方特色，处理好当代都市与传统的关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是应当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的需求，都市文化研究应动而生，成为今天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一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

　　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把城市文化定义为“古往今来各类城市和城市区域主任何行为模式。”(1)可见，城市文化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凡与城市有关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文化活动，都可以归之为城市文化。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产生了城市也就产生了城市文化。在我国，远在先秦时期，就有着大量有关城市的描述和想象。《尚书》中如实记载的夏商周三代都城迁徙和新建的情况，《诗经》中涉及的有关周代都城建设与生活的形象描写，汉代以《两都赋》、《两京赋》为代表的吟咏京都的文学传统，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西京杂记》、《洛阳伽蓝记》为代表的城市笔记，都佐证了中国古代城市与文化、城市与文学关系的源远流长。

　　在西方，由于自古希腊时代就形成了城邦国家传统，城市与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密切和广泛。城市不仅是文学生产和消费的主要空间，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各类文学作品中，极大地影响着文学主题、形象、体裁和形式的兴衰变化。在《荷马史诗》等古希腊神话、史诗和戏剧中，特洛伊等城市既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地点和场景，又是具有丰富蕴含的城市意象。而在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圣经》中，更是充满了无数建城和毁城的故事，作为堕落之城的巴别城、所多玛、巴比伦和作为圣城的耶鲁撒冷，成为西方文化中的“堕落之城”和“上帝之城”的想象原型，对西方的文学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罗素认为，“希腊的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3)，深受希腊文明影响的西方文明同样是如此。

　　虽然城市和文学文化的结缘由来已久，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研究是工业革命时代以后才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口空间的分布形式，造就了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食物、住所、卫生、医疗和就业等都变得空前紧张，其结果是营养不良、疾病流行、犯罪率上升、街道混乱不堪，以及穷人的无望和绝望等城市病的盛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世纪20年代诞生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研究(4)，以及伴随城市社会学而来的城市人类学研究，和以深度的城市史研究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历史学研究(5)。此外，还有诸如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经济学等门类众多的学科，它们都以研究和尝试解决城市问题为指归。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社会学、城市人类学和城市历史学，它们既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都市文化研究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但又不完全等同。

　　当代意义上的都市文化研究是后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朝着大都市的目标大踏步前进。工业革命时代作为物质生产重心的都市，目前这个中心已慢慢转移到了边缘地区，到了农村、小城镇、第三世界、不发达地区，而替代物质生产重心的，是金融的发达，虚拟经济的繁荣，物质消费的旺盛，以及与此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大都市越来越变成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乐园。

　　今天，都市的发展及其和文化的结盟已产生了巨大的力量。首先，都市特别是大都市在世界范围内具备了越来越强大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不仅仅是针对着各自的国家和民族，而且明显地体现为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发挥着世界性的作用，以至于有人设想未来社会将会复兴一种带有后现代烙印的城邦制，由一些大都市控制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的想象，因为我们今天已日益明显地感受到了大都市对全球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文化对政治和经济的作用力，文化对大众、尤其对弱势人群的整合力，以及文化对人们生活方式、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和触摸可及。这已不仅仅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划分就能完全解释清楚的，文化研究所面对的复杂情况是：文化不仅仅发挥着相对独立的作用，同时它又与经济乃至政治关联起来；这种关联的方式又是前所未有的：它不是指文化被政治和经济所制约，而是指文化变成了经济乃至政治的一部分，这主要指文化越来越被牢牢地整合在产业之中，而文化产业及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重心，则完全处于大都市的掌控之中。

　　正是由于都市的迅猛发展及其和文化的结盟，都市文化应运而生，并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这种辐射力之强大是前所未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都市文化，它的影响力完全不局限于该都市内部、该国家内部，而是波及到周边地区，波及到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在它的辐射范围之内。所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丈。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6)《后汉书》内这首民谣所形容的情形，在今天非但不是夸饰，而且其影响的范围更广、方式更便捷。都市文化研究正是要客观地描述这种文化的生成、发展和巨大影响，其中包括探讨都市文化与都市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与城镇和乡村文化的关系；考察当代都市文化的具体形态，考察文学、影视、戏曲、大众传媒在都市社会中的作用及其体现的新特征：研究当代国际都市的文化共性和个性，剖析都市演变的历史和它们在社会变迁、文明进化中的重要作用；凡此等等，都是都市文化研究应有的题中之义。

　　二都市文化研究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在当代高速发展的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其中，有各种刚性的指标问题，诸如GDP的增速及其在全国所占份额的问题，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问题，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问题，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同构”和“同质竞争”问题等，这些都是城市建设和发展无法回避的棘手问题，受到了城市管理者和决策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但在中国都市的高速发展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被忽略了，即与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我国城市文化建设的自觉性是远远滞后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很多城市都竞相提出了建设国际大都市或国际都市的目标与口号，但所谓国际都市或大都市，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模糊的概念，或是某些国外都市和大都市的表层印象，或是一些机械的人均数字，在文化上远缺乏自觉的思考和科学的规划，因而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着趋同的倾向，这种趋同性具体表现在：城市建筑和城市面貌的趋同化、城市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的趋同化，以及城市人特别是年轻人生活方式的趋同化。

　　城市建筑是一座城市的物质存在形式，它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外表和风景。特别是那些地标性建筑和景观，更是一座城市的魅力之聚焦，是这座城市区别于另一座城市的特色之所在。我国历史上唐代长安之曲江，北宋汴州之金明池，南宋杭州之西湖，明清南京之秦淮河、苏州之虎丘、扬州之瘦西湖，都是历史上最具特色和标志的城市景观，并积淀为一种独特绵长的城市意象。而我们今天的城市建筑和景观，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形同神亦同的高楼大厦，一些地标性建筑更和周边的历史文脉形成尖锐的反差，成为外国建筑设计师个人理念和风格的试验场。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看齐，中心城市向国外大城市看齐，不仅国内各个城市面貌大同小异，而且和国外大城市也有类同之感。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国内有很多城市新盖的法院和企业，外观都是复制的美国国会大厦。中国城市的独特性何在？新的城市建筑如何延续历史文脉，呈现一种传统和现代的结合？这些都被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设计者忽略了。

　　城市文化特别是城市流行文化的趋同更为明显，在今天的中国，铺天盖地的广告片，层出不穷的新歌星，杂沓而来、又纷扰而去的通俗电视剧，以及震耳欲聋、眩人耳目的各色时尚秀，这一切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的最强音，压倒和淹没了城市其它文化种类的声音，成为当下几乎所有都市一道最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对此，究竟是喜，抑或是悲，也许永远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类流行文化当做是来自民众、并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则未免有失偏颇，并且有某种危险性。因为这是一种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趋同的文化，是由商人雇佣文化人制造出来的文化。如果我们的城市都被这类文化的喧嚣声所淹没，那还有什么“中国特色”、地方特点可言？这里，特色鲜明、风格迥异的区域文化被遮蔽了，生龙活虎、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被掩盖了，而它们才是真正来自民间、为老百姓自娱自乐的文化，它们恰恰才应该是一座都市的文化底色之所在。

　　与城市文化的趋同化相呼应，城市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也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现在的城市人已没有了过去那种亲近的邻里关系和有亲和力的胡同里弄文化，儿时的游戏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原本有丰富内涵的传统节庆也只留下一个个空洞的躯壳；特别是那些重要的传统节庆，如元宵、上巳等，当年曾是举国上下各阶层群体通宵达旦的狂欢节，如今却已接近销声匿迹，连春节也在慢慢变得可有可无。与此同时，大量人为制造的带有浓厚商业味的这个节、那个节，以及西方传来的情人节、圣诞节，远远盖过了日趋式微的传统节庆的声音。更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人对这一切全然感到陌生、麻木和异巳，他们只对流行的快餐文化和西方节庆表现出更多的热情。长此以往，真不知哪一天，我们祖祖辈辈相传的生活方式会成为一种沉睡的记忆。

　　正是基于我国当代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现状，都市文化研究的当代价值和意义被凸显出来。这种价值和意义不仅在理论层面，更有实践层面。其实，所谓国际大都市，既不等于城市外表的西方化，更不等于城市节庆、时尚风俗的盲目洋化，而是具体体现在城市的多语多文化。所谓“多语”，就是你走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可以听到全世界各种语言，包括母语和各种外语，而不仅仅是英语；所谓“多文化”，则是指在这座城市里，要保证多样的生活方式，并享受到世界多元文化的魅力，其中当然包括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本土文化的魅力，而且后者应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色。否则，如果都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千部一腔的外来时尚文化、流行文化，那又何来多元文化可言？又何来中国特色、地方特点可言？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7)这句话说得很深刻，确实，都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与文化标征的集中体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都市，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注入本民族、本地区政治与文化的内涵，从而使其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都市鲜明地区分开来。这里，一个重要而可靠的切入点，是充分发挥区域文化和民间文化在都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使其成为一座都市的文化底色，然后再吸纳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点的都市文化。就以目前我国比较成熟并最有可能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上海、香港等大都市来说，它们属于三种不同特质的文化，北京为古都文化，上海为海派文化，香港为海外文化；它们在地域上则分属燕赵文化、岭南文化和吴越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三大都市的文化特质都非常鲜明，无论从城市面貌到风土人情，从历史文化到当代生活方式，都有很多的差异；同时，在这些历史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民间文化也各自相异，因而理所当然，这三大都市应该有各自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正是一座都市的灵魂之所在，也是它立于世界都市之林的魅力之所在。越是民族的，地方的，才越是世界的，这对当代世界格局中的中国都市建设来说，是一条虽然浅显、但却永恒的真理。

　　三都市文化—文学研究的内在联系与学理依据

　　从学科承继关系而言，都市文化研究源起于都市研究和文化研究，但促使都市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起，并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源自现实社会发展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求。

　　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城市化进程，不仅直接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生产模式、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人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同时也向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别如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美学等提出了严峻挑战。在都市文化自身发展中所提出的很多新问题，都已越出了这些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当代人在观念与生活中所遭遇的许多问题与困惑，也正是因为没有办法找到答案而越来越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本身的和谐发展。都市文化研究正是为了弥补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理论模式上存在的不足，特别是为了回应当代愈演愈烈的城市化运动及其问题而兴起的一门全新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

　　与一般的学科建设一样，对于都市文化研究来说，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明确它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但最困难的地方恰好也在这里。都市本身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巨大空间结构，都市文化本身在形态上也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异质性。一方面，正如西方学者把都市比喻为一个“煮开的大锅”，它不仅什么都有，在内容上无所不包，而且由于都市生活本身就建立在高度“差异性与异质性”的基础上，所以它在“天性”上也是拒绝整齐划一，或者说很难从中找到清晰的规律与结构。另一方面，对于都市文化研究来说，尽管在内容上它可以无所不包，但在逻辑分析上却又很少有惟独属于它自己的东西。比如，它的很多内容一直是城市社会学、都市人类学、大众文化研究、美学研究，乃至于分工更细的城市生态学、城市规划、城市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这种状况不仅很容易导致都市文化研究在内涵上“空心化”，同时也是它在学科建设上所面临的最大学理障碍。但这并不构成否定都市文化研究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理由，因为单靠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单兵作战”，已不足以在整体上与深层结构上完成对都市文化进行阐释与研究。

　　从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看，可以说它们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另一方面，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科学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之一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是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科学”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看，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也许只有文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看，首先，我国的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似乎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但正因为此，在文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文学问题被边缘化了，而作为“人学”在文学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成了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言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相当浓郁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学与社会学、政治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衍生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由过去的“农夫”、“村妇”等传统生命主体一变而为新型的“都市人”，因而我们不难从中找出都市文化—文学研究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学理依据。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我国文学研究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都市文化研究与我国文学研究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学转向”。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中的“寻根”文学，对后者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相比之下，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它们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与文本解读的可能性，对解构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次，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或大摇大摆，或暗渡陈仓地成为文学的研究对象。从文学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再次，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转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学的“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做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

　　由此可以得知，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其过程可以概括如下：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早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大都市和都市群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