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为民 实事求是

　　习仲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陕甘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他从小就怀有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在革命斗争中屡经磨炼，青年时代就担任要职；为创建和巩固陕甘宁根据地，打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胆识、才干、品德、作风和业绩为党内外人士所公认，他密切联系群众、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为人们所称道。建国初期毛泽东称赞他“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也是习仲勋最为鲜明的思想作风特点，它像一根红线贯穿着他一生。在习仲勋诞辰97周年，逝世8周年之际，我们谨将了解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加以整理和表述，以示敬仰和怀念。

　　(一)

　　实事求是来自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而调查研究是获得正确认识的前提和手段。习仲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毕生在群众中调查研究。

　　1933年照金根据地初创时，习仲勋以刘志丹为榜样，深入群众中嘘寒问暖，关心群众疾苦。他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的做群众工作。根据群众的要求建立群众组织和游击队、赤卫队，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斗争。根据地重心转移至南梁后，他又访贫问苦、了解实际、发动群众、夜以继日地工作，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实际情况和群众要求。对外来边区的商人他主动接见询问情况，甚至老太太向他��嗦家务事也耐心倾听。他还抽空帮助群众种地、推碾，战时带头抬担架等，与群众保持密切地联系。这些在群众中了解的情况，成为他制定分粮、土地政策、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等政策的依据。由于符合实际，他制定出陕甘根据地的十大政策深受群众的拥护。当时，习仲勋年仅21岁，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娃娃主席”，他也以农民群众的子弟自居。毛泽东对习仲勋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十分欣赏，1945年就称赞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是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把利剑，国民党视为心腹大患的“囊形地带”。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围绕这一地区双方斗争激烈，形势非常复杂。习仲勋担任关中分区书记后，大力进行调查研究，开展统战工作。他对边区周围国民党的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进行了细致地调查和分析，根据不同情况，采取联合、争取和打击等政策，建立了与统战对象的稳定关系，不仅巩固了边区，而且在其内部发展了革命力量。邻近民团的头子，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习仲勋的工作下，很多人向我们靠拢成为朋友。他们停止对边区的军事骚扰，允许我方人员通过他们的防区，甚至主动向分区捐运武器。

　　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是边区的北大门。1943年2月，习仲勋任绥德分区书记时，正值边区军民为战胜严重经济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时期。他在向地委、专署干部传达毛泽东关于大生产运动的讲话后，就带领地委、专署部分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寻求在绥德开展大生产的正确路子。他边走边看，边提问题，逐个进行解决，并鼓励各级干部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具体指导。经过反复调查，他对绥德分区有了全面了解。认识到绥德分区所辖六县虽为革命老区，但自然条件较差，辖区内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可开发的荒地极少。因而不能走延安开垦荒地增加粮食、棉花的路子。绥德地区发展生产要靠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精耕细化来提高产量。为此，他树立和大力表彰在调查中发现的刘玉厚和郝家村的典型，推广他们的经验。在他的示范和倡导下，以后又发现了刘培润精耕细化的典型，介绍和推广了他种田的“粪大、土多、迟种、早锄”的八字耕作法。由于实际摸透、路子和方法对头，经过一年的努力，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的绥德地区已基本做到丰衣足食，地方军政单位也实现了自给自足。

　　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后，调查研究的地区进一步扩大，内容也更加全面和丰富。除整个陕甘宁边区外，陕西和整个西北都成为他调查研究的范围。他经常召开西北各省、地区工作座谈会，经常与各界人士交谈，提出问题，询问情况，并派人实地调查，及时了解整顿各地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工作。

　　1947年解放区开展土改运动时，他根据边区存在老区和半老区的情况，向中央建议实行不同的政策；关中和陕西解放后，又根据陕西农村土地分散、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提出深思熟虑，准确制定阶级成分的要求。根据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农牧业并存的实际情况，做出土地改革分两步走：先在汉族农耕区进行，少数民族地区农耕区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进行，少数民族牧区不平分土地的步骤和政策。这些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保证了西北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

　　1978年4月，习仲勋受命主政广东。这是他遭康生、“四人帮”诬陷监禁16年后，首次复出工作。主政广东时他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考虑广东的发展。上任仅二个月，他于7月上旬就率领一些工作人员到宝安、深圳实地调查研究。走访边防哨所和与香港接壤的皇岗、莲塘、沙头角、蛇口等地，走访群众了解外逃的原因，与基层干部商讨制止外逃的对策。未及休息与调整，又与当月下旬到8月中旬用一个月的时间，走访调查了粤东21个县市，实际了解农业生产情况，与农民和基层干部共商发展农业的道路。1979年至1980年，又赴粤西、粤北和海南岛实地调查，与当地群众、干部座谈，商讨解决当地的突出问题。调查期间他顶着酷暑炎热，翻山越岭，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甚至猪场和炼铁炉旁，与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广泛接触，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有时还要工作到深夜甚至凌晨一两点。在广东任职两年时间里，他走遍了广东的山山水水，足迹遍及南粤大地。这不仅使他了解存在的问题和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而且得以集中群众智慧从整体上思考发展广东经济的道路。习仲勋的调查研究，可以看作是广东改革开放迅速崛起的先声。

　　(二)

　　从实际出发反对“左”倾错误，在反对“左”倾错误中坚持实事求是，是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另一鲜明特点。

　　习仲勋从开始创建陕甘根据地时就反对“左”倾错误。陕甘根据地创建时，杜衡一度掌握大权，曾诬蔑刘志丹正确的军事路线为“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对刘志丹进行打击并撤消其职务。习仲勋等明确表示反对。他还反对杜衡脱离实际情况在陕北建立骑兵师的计划；更反对离开根据地南下渭华另建新区的主张，曾专门写出书面意见并派人向杜衡表达他的意见。然而杜衡一意孤行，致南下红军遭到失败。挫折使习仲勋认识到“左”倾错误对革命的危害，开始懂得要实事求是必须反对“左”倾错误。

　　1935年9月，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师不久，陕北开始了错误的肃反斗争，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一大批党政军干部。事前曾有同志劝习仲勋暂时离开以逃脱此劫，但他认为他曾担保了许多被捕的同志；肃反主持者更是以他的名义把这些人调到后方加以逮捕，因此拒绝离开，坦然接受审查和监禁。狱中虽遭严酷体罚和折磨，仍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拒绝强加给他和有关同志的罪名。当时，错误肃反的主持者已挖好了处死他和刘志丹的土坑，幸而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刘志丹、习仲勋等才幸免于难。错误肃反错杀了陕甘干部200多人，造成党的革命力量严重损失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这一事件加深了习仲勋对“左”倾错误危害的认识，坚定了他反“左”的意志和决心。

　　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在解放区掀起，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土地法大纲》。由于《大纲》没有区分各地不同情况，强调平分土地，一些政策不具体；加上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土改中搞“查三代”、“搬石头”强调贫雇农的所谓的“经验”的影响，陕甘宁边区也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冲击中小工商业者和乱杀乱打的“左”倾错误，并在同年10月后的义合会议前形成一股潮流。习仲勋敏锐地察觉到“左”倾潮流的危害性，并较早地认识到康生的错误。他7月在小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对康生在晋绥抓“化形地主”等经验提出疑问，主张应该纠正土改中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倾向。对西北地区的“左”倾错误也大力纠正，他叮嘱参加土改的同志要防“左”纠偏、要讲政策、讲纪律，且莫头脑发热，对把民主人士安文钦“扫地出门”的错误做法提出严肃批评。在是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上，他敢于直言陕甘宁解放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看法，加深毛泽东对“左”倾偏向的认识。会后，又于1月4日至2月8日，三次致电党中央和毛主席，直言反对“左”倾倾向，并指出其危害性，他断言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精光。”强调“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特别指明“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对康生的“经验”也予否定和批评；“由于晋绥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这些认识获得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两次批示“我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指示“按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习仲勋的函电和毛泽东的批示，终于纠正了“左”倾错误蔓延汹涌的趋势，成为习仲勋在反“左”中坚持并丰富实事求是内涵的典型事例。

　　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的崇高品德，还表现在他敢于在“左”倾错误猖獗盛行之时坚持斗争。1962年，他因康生诬陷为《刘志丹》小说的后台被立案审查。在淫威面前，他据理力争反对诬陷不实之词，三年后下放洛阳工厂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揪斗。他身处逆境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认为“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这是暂时的现象，正气一定会战胜邪恶。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已62岁了，我知道要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这看似平凡的话语，揭露了康生、“四人帮”的本质，指明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及结局，对未来充满了胜利信心和期待。当康生、“四人帮”一伙，千方百计想从他身上捞取整周恩来总理的材料时，都被他巧妙地顶了回去，显示了一位革命战士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英雄本色。

　　习仲勋广东任职时，是“四人帮”“左倾”余毒尚未肃清，“两个凡是”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发表后，他敏锐地察觉这是肃清“左”倾余毒、跳出“两个凡是”框框解放思想的大好时机，因此，不顾一些人的“招呼”，冒再次被打倒的风险，率先表态支持《标准》一文，并组织省委一班人先期学习讨论，后又推及全省干部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这就使广东在破除“左”倾余毒解放思想上占据先机，对广东乃至全国各方面的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

　　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是习仲勋实事求是的又一特点，也是他坚持调查研究、反“左”防右从实际出发的必然结果。在革命和建设年代，他多次提出新观点，开启新思路，推出新创举，丰富完善了党的方针和政策。

　　他在创建陕甘根据地时，较早并且较完备地制定了土地、财经、粮食、统战等十大政策。目光不仅着眼军事，而且注重经济，实行成立集市、发行货币、准许外来商人在边区做生意等一些创新的活跃经济的举措。

　　1946年，为解决老区土地改革后的地权纠纷，他去关中试点和推行征购地主超额土地分给无地贫农的新政策。其后虽因情况变化未再实行，但试点工作中用这一方法，在边区370多个乡中把地主多占土地370多万亩分给了农民。土改运动全面展开后，习仲勋又提出过去土改彻底的老区、半老区土地不易打乱平分，采取调剂的办法；土改不彻底的半老区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分土地给无地少地农民。并亲率工作人员赴绥德县黄家川总结经验。毛泽东将这一经验予以推广，并批示这一经验“对全国老解放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52年春，习仲勋向党中央报送《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全面汇报了西北地区土改、统战和民族工作。内容丰富，论述精辟。在民族问题和土地改革问题上，他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新观点，他认为民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上层。“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为此要对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宽大让步的政策。”“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协，去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毛泽东阅后非常高兴，向当时来汇报工件的薄一波询问对习仲勋的看法，当薄回答“年轻有为”后，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如今已是炉火纯青了”。

　　按照解决民族问题这一思路，习仲勋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了一系列民族纠纷，其中以争取项谦归顺最为人所称颂。项谦是青海昂拉部落的头人，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拉拢下先归后叛。习仲勋先后指示派周仁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藏族宗教大师喜饶嘉措等50余人做争取工作，从1949年12月到1952年7月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谈判17次，其中颇多反复，极具戏剧色彩。在以军事进剿粉碎了他的军事力量后，最终使项谦恭身认罪，归顺了政府。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对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78年7月，习仲勋在广东深圳调研制止叛逃现象时，对一些干部因怕犯错误不敢过境耕作(香港境内有深圳几千亩土地，当时摞荒)，不敢吸引外资搞加工工业时，坚定地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对他什么主义”。在一些人坚持外逃偷渡是政治原因和敌我矛盾时，他力排众议认为偷渡主要来自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反对一味抓捕，主张标本兼治。因此他和杨尚昆向中央提出广东可以利用靠近港、澳的优势，实行一些较为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沿海地区设立出口加工基地，以加快经济发展的设想。邓小平敏锐地看到这种做法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当即表态“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广东走上了意义深远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的新征途，习仲勋也因此被广东人民誉为对外开放的先驱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纪念习仲勋不仅要铭记他的业绩和贡献，更要学习他为国为民、无私无畏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勤于调查研究，知民情解民意，从实际出发做好工作；敢于直言不讳，反对脱离实际的各种错误倾向；善于集中群众智慧，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而拼搏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