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科学与权力文明

　　领导科学在很多时候等同于权力文明，真正的权力文明是道德品格和才智品级的综合体现。如果把“领导”和“权力”视为同义词（至少是近义词），有人一定会摇头，表示非议。有的人又会大力肯定，双手赞成。可惜两者的出发点和基本的心理取向截然不同，难免都陷于偏颇。前者认为领导与权力根本是一回事，因为“领导”一词听起来较为柔和，较为弹性，在很多时候有亲切感。而“权力”一词在词典中的注解是“政治方面的强制力量”，和“在职责范围内的领导和支配权”，总之使人觉得有点冷意。然而在实际上，领导一经失去了权力属性，也必将陷入民粹主义的无序盲动或成为不作为主义、无责任主义的借口。而后者则认为领导与权力不仅是一回事，而且又将权力刻意地予以神圣化、神秘化、威仪化，致使将一切专制主义、独裁主义、霸权主义、官僚主义的行径都视为合理合法，这更是领导盲、权力盲的标志。因此摆在中国面前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领导的行为走向科学化，如何使权力运用在实现科学化的基础上迈入权力文明化的高阶。领导科学是个新术语，此前曾经听到的往往是领导能力、领导艺术、领导形象、领导风采等等。将领导的行为上升到领导科学，是中国全方位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表现。于是如何深刻认识和正确理解领导科学，不陷入领导科学的误区，就显得尤为重要。

　　领导岗位、领导干部、领导人员、领导行为，属性和职能之一是权力的拥有和使用。这是常识，无须进行这样那样的非议。因此领导科学有时也可称之为权力科学，或曰权力文明。而权力文明又是社会文明的主旗之一，这一点也是常识，不必去做任何过分情绪化的辩驳。关键是领导科学、权力文明是真是伪，比这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导向上是趋正还是趋偏。

　　我们绝不能再欣赏当年的“文盲神圣化”或“权力愚昧化”的领导行为，因为它本身就有反文明的因素，而且更是对现代领导科学、现代权力文明的梗阻。但是将领导科学或权力文明予以教条化、作秀化、表演化，总之陷入伪化，这也是现代社会、和谐社会的天敌。

　　今天的领导者（无论是称之为行政干部还是称之为政府官员，都无妨），文化水平都空前地提高了，其中获得了高学历、高学位、高职称的也不少。为此，也更有可能走向领导科学的境界。

　　但是领导科学如果在导向上走了偏，也就必然趋于伪化。

　　中国的领导科学（也可称为行政科学）的首要之偏，是某些执政者把当领导与当官看成绝对相同的一回事。因此把官衔、官阶、官级、官职视为主要的追求对象、保护对象、攀升对象。于是，当干部、当官也就成为一种资本。为了保护和加大这种资本，除了以貌似合法合理（包括合情）的名义将社会公器化为个人私器之外，就是将领导科学伪化成为各式各样的作秀、作态、作势、作威本领。好像只要会讲假大空式的理论，就等于懂得了领导科学。然而在实际上，那正是反科学的标志。

　　什么是科学？在一切定义中，第一定义就是对真理的发现和恪守，坚持和捍卫。这一切，都需要勇气。

　　领导者有勇气坚持真理和捍卫真理，比一切都更加接近于懂得领导科学。说真话是科学，办实事是科学，将真话说得有文明品位、将实事办得高效更是科学。反之，将一切虚假的话或不作为、无实效的事用什么样的堂皇词令去装点，都是反科学的。

　　如前所述，领导科学在很多时候等同于权力科学。虽然今天的权力科学和古代的权力愚昧、权力专制、权力暴力、权力野蛮、权力随意相比，是很大的进步，是很大的飞跃，但离现代的权力文明尚有一定的距离。现代的权力文明，第一标志是对“等级神圣”、“等级崇拜”、“等级屈从”等落后现象的否定，而将一切官衔、级衔、职衔、名衔仅仅看成社会符号。由谁去佩戴这样的符号仅仅是社会分工因时因事的特定需要，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可置换性。它既不能成为个人资本，也不能世袭。官员的选择、任用、升迁，绝不能遵从上峰意志，要依据公平竞争。竞什么？争什么？首先是真德、真才、真绩以及真正人格魅力的优选。也就是说，真正的权力文明是道德品格（包括正义感、仁爱心、勇敢性等等）和才智品级（包括有知识、有见识、有实践能力、有人格影响力等）的综合体现。总之，是对科学的尊重和对人的关爱两者兼顾。必须承认，古代的中国即使有过很多对明君、贤臣、清官、廉吏的颂歌，但大都表现为人们的泛泛情感或良好愿望，从来没有形成过具有公识性的吏治理论。致使在以“人治”为基本操作的社会中，对昏君、奸臣、贪官、污吏的制约效应和惩治力度非但很低，甚而习惯于姑息、纵容。即使到了几千年之后以革命为世风、以无产阶级为本位、以一元化领导为基本政治实施的年代，我们强调的也常常是个人化的领导意志、领导意图，对领导科学的认识仍在盲区中徘徊。

　　是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使我们渐渐懂得了科学发展观，从而有了建立领导科学的可能。这个功劳很大，值得赞颂。但是又必须正视：我们对领导科学的理解尚未达到深化、细化地步。尤其是对权力文明的倡导和强化，仍处在起步阶段。如何使领导行为日趋科学化，尤其是如何使权力行为日趋文明化，这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大工程。

　　当前中国的权力科学、权力文明的现状是：一是既有真实而可行、可用的理念和实践的勇往直前，也有形式主义的多余而无用的理论作秀或行为作伪的绊脚。于是真科学和伪科学斗争的胜负，一时还难以形成定局。至于将科学仅仅当成一种操作本领，而未视为文明品位的这种认识也不乏其例。更何况将权力文明仅仅理解为种种形式文明（如仪态文明、礼节文明、词语文明等等），而未上升到德和智、知和行有机统一的文明，领导界中的此类现象也不是罕例。

　　科学也好，文明也好，都离不开精神的达标和优化。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什么是真正的精神达标和精神优化？最通俗也最主要的注释就是如前所述的两条：一，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衔为本；二，以民为本，即以民心、民意、民利、民生为本，而不是以各式上级、上司的个人意志和个人功利为本。

　　这里说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是对领导头衔或领导意志的统统否定吗？不，有时恰恰相反！领导的头衔，领导的意志，不仅是一种特殊的、高于常人的行为能量，而且也是一种常人无法取代的影响力。关键是这种能量是良性能量还是恶性能量，这种影响力是建设力还是破坏力。良性的行为能量，建设性的影响力，首先体现在领导者综合了、集中了、代表了公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样做，又必然是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在形式上和本质上的统一。而领导者的恶性能量或破坏性的影响力，不在于他有什么头衔，有什么权威，而首先在于他将权力予以个人化、资本化、滥用化。也就是说，他不仅是对以人为本的一窍不通的政盲，也是对以民为本避之千里的权盲。

　　领导不必讳谈权力，但要弄明白权力趋公趋私的性质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