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溯源

　　摘要：“两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哲学的总结和概括。《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它们诞生于现代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

　　关键词：毛泽东哲学思想；《实践论》；《矛盾论》；辩证法

　　作者：鲁碧华，黄华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44-02

　　《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是毛泽东的哲学名著。“两论”问世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次研读“两论”及研究“两论”的著作，若有所得，意欲溯其源。

　　一、现代中国革命直接催生了“两论”的问世

　　1937年，“两论”问世。“两论”的问世，不是偶然的，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们是适应当时革命发展需要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现代中国革命正开展得如火如荼，而党内却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为了揭露经验主义、特别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更是为了从哲学文化上探索一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特别是正在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战争，毛泽东写了“两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1]825“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与《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2]36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遭遇此敏感时期和激烈历程，必随之飞跃，达到另一个历史和思想的高峰，“两论”正是达到了这一高度，无论内容和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意义，但它毕竟发端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工人运动，对于落后国家的人民的革命运动没有具体的分析和深入的论述，而只是指明了方向。中国革命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显然是很危险的。“两论”很及时地弥补了这一缺憾。事实上，“两论”本身就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二、马列主义是“两论”产生的主要思想来源

　　“两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哲学的总结和概括。“两论”的诞生，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中国现代革命，但“两论”的文字和思想不是仅因为历史渊源便能从毛泽东的心中生出，便能从毛泽东的笔端流出的，它们有其思想来源。马列主义就是“两论”产生的主要理论来源。当然，“两论”不仅继承了而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著作的思想并使其中国化。

　　毛泽东一贯重视对马列著作的学习。虽然在写作“两论”时毛泽东并没有读完全部的马列著作，但也读了其中的若干本，直接从中吸取了许多重要思想。在《实践论》中一共采用了引文九条，其中直接引自马列著作的有八条。在《矛盾论》中一共采用了引文二十五条，其中直接引自马列著作的有十六条之多。因此，美国学者弗兰西斯·苏评价“两论”说：“就术语本身而言，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与其说是中国式的，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两论”虽然直接引用了较多的马列论断，继承了马列著作中的基本思想，但它们绝不是对这些著作的简单再现或以另一种方式出现，而是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两论”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论”重新定义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两论”选择了认识和实践作为认识论的一对基本矛盾，而非以往的一些哲学家提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第二，“两论”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即特别强调“能动”二字。诚如毛泽东在1818年读《伦理学教程》的批注中写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当然也与毛泽东的性格分不开。

　　第三，“两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应用研究。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而军事辩证法是其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毛泽东思想中最辉煌的一部分，而它的理论依据最早见于“两论”。正是“两论”把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及应用推进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阶段。

　　第四，“两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中国化。“两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但毛泽东非常清楚地知道要从方法论意义上使中国人明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说，就必须使其中国化，这就必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的传承与开拓创新。中国的圣人是既出世又入世的，以出世之心超脱功名世俗，以入世之心奉献社会人生。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这个道理。“两论”批判地继承了这一伟大思想，这些当然是在马列著作中没有的。

　　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两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两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世之作，它们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曾说过：“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中国古代文化”，“他的哲学继承了古代阴阳辩证法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两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关于承袭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上，“两论”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在语言结构上，“两论”纯粹是中国古代哲学式的，这也难怪，毛泽东诗词也都是中国古典式的。第二，“两论”无本体论，而中国古代无所谓本体。第三，“两论”中虽直接引用了不少的马列原著，但大多数材料还是引自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执著地追求和深刻地了解，他对中国历史、哲学和古典文学终身都保持着浓厚兴趣，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书籍是他一生中读的最多的。所以，在他的书中，古人经典那是信手拈来。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的态度。“两论”正是对中国古代知行学说和矛盾学说进行分析批判继承和科学总结的结果。

　　知行关系问题的探讨始终是中国哲学认识论探讨的主题。唯心论者主张“知先行后”论，老子宣扬“不行而知”，孔子更有“生而知之”论。唯物论者则主张“行先后知”论，古之墨子、荀子皆持此理。近代孙中山亦主张先行后知，陶行知更是如此，连名字都改为先“行”后“知”。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几千年来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争论进行了系统清理和革命地创造，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又借助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其中国化，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实践论》中，一方面对“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复知”的唯物主义做了继承和革命性的改造。如《实践论》中所言，“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错误思想。”[3]272《实践论》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有了创造性地见解。“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往复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3]273

　　在《矛盾论》中则指出，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辩证法的宇宙观，在中国古代就产生了。虽然古人重感悟而轻思辩，主张“性灵说”等，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动静观”和“常变观”。一种是坚持“运动”“变易”、“分化”的辩证法观点，认为客观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另一种是坚持“静止”、“有常”、“凝聚”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矛盾论》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对立和斗争，指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其基本特点“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3]275。主要论点有：第一，不变论，即事物永不变化。第二，量变论，即只有量的增减而无质的变化。第三，外因论，即只讲外力的作用。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其基本特点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主要论点有：第一，发展论，即是万事万物永远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第二，“两变”论，即量变和质变。第三，“两因”论，即内外因关系问题。

　　《矛盾论》之于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有三个继承和创新：第一，《矛盾论》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矛盾普遍存在的合理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3]294。第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理，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合理思想，创立了矛盾特殊性原理。第三，《矛盾论》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互关系的思想，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命题，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总之，现代中国革命催生了“两论”的问世。“两论”直接继承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认识论思想的精华。这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发展之中，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的传统哲学获得现代生命而使其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