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案三制”的完善

　　应急管理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应急预案、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等多个方面。我国的应急管理系统（ 体系） 建设起步不久，实践经验和理论积累都比较有限。同时受体制、文化和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往往很难直接应用于我国应急管理实践。自2003 年“SARS”疫情之后，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系。其中，“一案”是指应急预案，“三制”分别指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当前我国业已形成以“一案三制”为基础的多层次、多部门、多灾种的应急管理体系[1].“一案三制”中的四个要素： 预案、体制、机制和法制，既是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组成复杂的应急管理体系[2].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是应急管理的一个下位（ 下属） 概念，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既是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也是城市应急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把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看作是由城市道路交通应急预案、应急管理体制、应急管理机制及应急管理法制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这个复杂系统又依附具体的城市，受该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约束。本文在分析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案三制”的现状、相互关系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案三制”的现实可行方法，以促进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发展。

　　1 我国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案三制”的现状

　　1. 1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是指在风险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或事故，事先制定的应对处理方案或措施[3].2006 年 1 月 8 目，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4],随后陆续发布了事故灾难类、自然灾害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类等专项应急预案。根据2006 年7 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5]所提出的要求，在“十一五”期间，我国要建成覆盖各地区、各行业、各单位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预案体系，自此后应急预案的制定开始风生水起，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一些企事业开始了一轮制定应急预案的高潮。截至“十一五”末的 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各级各类应急预案的数量规模己达240 万件[6].根据责任主体的不同，我国的应急预案体系包括国家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地方（ 区域） 应急预案、基层单元（ 企事业单位） 应急预案以及重大活动应急预案[7].一般涉及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的预案主要由城市总体预案、专项预案及重大活动应急预案。城市总体应急预案是综合性预案，是一个城市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整体计划、规范程序和行动指南，从各个城市制定的总体预案来看，几乎都有专门关于“交通运输保障”的内容。专项应急预案是协调性预案，是为应对某种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突发公共事件而制定的涉及数个部门职责的计划、方案和措施。一些城市制定的专项应急预案中，已经出现专门的道路交通管理应急预案，如北京市制定的《北京市道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8]、《北京市雪天道路交通保障应急预案》[9];上海市颁布的《上海市处置道路交通事故应急预案》[10]等。也有一些城市针对一些重大活动制定的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应急预案，如北京市制定的2008 北京奥运交通应急预案。

　　1. 2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体制

　　应急管理体制也可称为行政应急管理体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是指应急管理机构的组织形式，也就是综合性应急管理机构、各专项应急管理机构以及各地区、各部门的应急管理机构各自的法律地位、相互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及其组织形式等[11].应急管理体制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各种应急管理主体的角色、地位、组织形式和相互关系； 二是各种应急管理主体权力与职能的设定和分配[12].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 FEMA） 在 2008 年的国家响应框架（ nationalresponse framework） 的应急支持功能第 1 号附件 -交通运输附件[13]中规定，从联邦层面，交通应急管理的责任主体和协调者是联邦交通运输部，协作机构包括联邦的农业部、商业部、国防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内政部、司法部、国务院、总务管理局及美国邮政总局。在城市范围内的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般是以当地交通运输机构为主导，执法机构、应急管理机构、消防机构、应急医疗机构、危险物品承包商、车辆保险公司、拖车和清障公司以及媒体等协助的应急管理体制。

　　当今许多国家的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都类似于美国是以交通运输部门为主导，其它相关部门、组织协助的管理体制。我国的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体制不同于美国等一些国家，直接受其上位的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体制和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的制约，形成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为主导、其他相关部门协助的一种管理体制。

　　1. 2. 1 我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体制

　　截至 2012 年底，我国大陆的城市总数达 657个[14].我国的城市种类很多，按人口、经济规模等可以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以下简称《立法法》）[15]还有“较大的市”这一提法，《立法法》所谓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这里的“较大的市”是一个法律概念，是指该市市级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具有制定地方性法规，市级人民政府具有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权限的城市。城市按行政级别从高到低可以分为省级城市（ 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地级市（ 省辖市） 以及县级市四级，我国的一些法律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16]有“设区的市”的提法，设区的市包括除县级市以外的其他城市。2004 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17]第 5条的规定，公安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交通、建设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道路交通工作。我国当前涉及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的车辆管理、交通秩序管理、交通指挥疏导、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道路标志、标线及信号灯都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的，作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的中枢---城市交通指挥中心，也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城市的交通、建设部门负责的“有关的道路交通工作”一般只涉及城市道路的规划、建设、养护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及公交、货运车辆的调度管理工作。所以我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体制可以归纳为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为主导，城市的交通、建设、城管等部门协助的管理体制。

　　1. 2. 2 我国的城市应急管理体制

　　在城市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方面，南宁、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先后根据不同的需求状况和城市规模，分别建立不同模式的应急管理体制，目前已形成四大基本应急管理模式： 分别是“统一接警、统一处警模式”,南宁市是采用该模式的典型城市； “统一接警、分布处警模式”,上海市采用的是该模式； “分布接警、分布处警、大警协同模式”,广州市采用的是该模式； “统一接警、分布处警、大警协同、资源共享模式”,成都市采用的是该模式[18].

　　1. 2. 3 我国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体制

　　从上述我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体制和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的分析综合来看，我国除以南宁市为代表的少数城市采取“统一接警、统一处警模式”的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由市应急联动中心统一管理、指挥、决策外，其他城市的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体制，都是以原有职能部门（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为主导，相关部门（ 通常有交通、建设、消防、卫生、环境、气象部门） 协作，在整合条块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统一指挥、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应急管理模式。
　　
　　1. 3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机制

　　应急机制是指在突发事件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全过程中，采取的各种制度化、程序化的应急管理方法与措施，应急机制具有固化性、规范性、累积性、综合性和发展性的特点[19].尽管突发事件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可测性、多变性，但人类通过不断试错仍能逐渐发现规律并掌握一定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经过进一步的检验被积累、沉淀下来被当作人类对抗突发事件的宝贵经验法则，又通过法律规范、行政规则、工作惯例等不同方式相对固定下来，便形成了应急管理机制。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机制涵盖应急管理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善后恢复与重建各个阶段，在应急管理各阶段主要涉及的应急管理机制如图 1 所示。

　　1. 4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法制

　　应急管理法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就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而制定或认可的，处理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复杂社会关系的法律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是常态法制的必然延伸[20].应急管理法律规范是一个国家在非常规状态下实行法治的基础，是一个国家应急管理的基本依据，也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和法律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制定完善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是政府依法实施应急管理的基本保障。

　　我国当前并无专门针对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的立法，关于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的法律规范散见于各级各类法律规范中。《突发事件应对法》[21]第 49 条应急措施中有关于“交通管制”的提法，《道路交通安全法》[17]第 40 条规定： “遇有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或者重大交通事故等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形，采取其他措施难以保证交通安全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实行交通管制。”许多城市的地方性法规也都有关于交通管制适用条件及管制方法的规定。公安部曾在 2008年 12 月颁布实施《高速公路交通应急管理程序规定》[22],该程序规定虽然是直接针对高速公路的，但对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也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总的看来，当前我国有关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的立法主要是集中在交通管制等应急处理措施上，并未形成覆盖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全方位、全过程的完整法律规范体系。

　　2 城市 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案三制”之间的关系

　　2. 1 “一案”与“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案”与“三制”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应急预案的内容涵盖了应急管理的全方位、全过程，明确各类突发事件预测、预警、报警、接警、处置、结束、善后和灾后重建等环节的主管部门、协作部门、参与单位及其职责，并体现应急联动的要求，涉及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法制的各个方面。2003 年“SARS”之后，在处理应急预案与应急法制之间的关系时，考虑到立法的周期，中央政府采取了“立法滞后、预案先行”的方式[23],使得应急预案体系的形成和应用要早于应急管理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预案先行，为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法制的完善提供了基础，随着应急法制的完善，应急体制、机制的健全，又会以新的应急预案的形式体现出来，从而不断丰富、充实和更新应急预案，提高预案的现实性和预防性。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案”与“三制”会呈现此消彼涨、持续增强、相互促进、不断深化的一个循环过程。

　　2. 2 “三制”之间的关系

　　体制与机制是较易混淆的一对词语。应急体制是应急组织机构的构架和职能的设置，强调一种静态的功能和职责。应急机制体现了应急系统的一种动态运行，突显运作效率和效果。在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关系中，体制是机制的“载体”,有什么样的体制就会对应有什么样的机制，体制决定了机制建设的具体内容与特点[24],比如“条块结合”的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体制必然会有“条”和“块”的协调机制、“块”与“块”之间的联动机制。体制又是“静态”的，一旦建立很难改变，所以体制的建设具有滞后性； 相对而言是机制是“动态”的，机制对体制具有反作用，好的机制有助于弥补体制中的不足并促进体制的发展与完善，尤其在当前城市道路应急管理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好的运作机制可以促进体制的健全和有效运转。不论应急管理体制还是应急管理机制都需要应急法制的保障，法制从国家意志的层面保证了体制的合法性和机制运行的有序性，如果离开了法制，体制和机制这两者都无法得到合法、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