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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与民俗学运动

来源:UC论文网2019-04-11 16:02

摘要:

  [摘要]“五四”时期,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是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和建设而共生与同步的。本文以民间信仰以及相关的民俗文化为考察视角,以文学史进程为线索。试图勾勒出“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与民俗学之间共生、互动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新文学,民俗学,民间信仰,启蒙,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6-0128-07  作者:...

  [摘要]“五四”时期,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是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和建设而共生与同步的。本文以民间信仰以及相关的民俗文化为考察视角,以文学史进程为线索。试图勾勒出“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与民俗学之间共生、互动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新文学,民俗学,民间信仰,启蒙,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6-0128-07


  作者:肖向明


  “五四”新文学革命者和作家们普遍把民俗(民间文学等)视作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正统文学”、“贵族文学”相对立的文学形态,真实自然、清新刚健的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所启示的价值追求,正是建设“五四”新文学的方向。为此,民俗研究所涉及的歌谣、寓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给“五四”及以后的新文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一、“五四”新文学与民俗学运动的共生


  “这儿是一所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但现在呵!园丁不到,赏花人更是寂寥!/斩除荆棘,修理枝条;来,同志们莫吝惜辛劳!/收获决不冷待了耕耘,有一天她定要惊人地热闹!”(摘自钟敬文词、程懋筠曲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发,使学院派学者真切地关注起平民文学、民间文学来。1918年2月,北京大学由蔡元培校长亲自发出启事,征集近世歌谣,以期历来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歌谣横空出世,进入他们极力提倡的大众文化的学术视野。1920年,由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等教授发起成立了北大歌谣研究会,随后又成立风俗调查会。他们在北大《歌谣周刊》发刊词上郑重指出:“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中国民俗学运动的起源,即可从此算起。


  然而,在这一时期内,民俗学的招牌还未正式打出来,该研究会的核心人物如周作人、沈兼士、刘半农等,其文学创作兴趣大于科学研究兴趣,但这也算得上是“开辟草莱时代”。1926-1927年间,由于北京政局动荡,北大的一些学者如顾颉刚、容肇祖等南下广州,他们与中山大学的老师钟敬文、杨成志、何思敬等在中山大学组织了民俗学会,1928年创刊了《民俗周刊》。当时适逢中山大学初办,又处在民主革命的发源地,因此颇具鲜活的朝气,民俗学运动进入了“耕耘播种时代”。


  如果说《歌谣周刊》的功绩在于把反映“国民心声”的民间韵语给以堂皇的评价并捧上雅正的诗坛,那么,《民俗周刊》的学者们则把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与贵族文学在对比中的地位突出来了。他们认为,有必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民俗周刊》发刊辞的语气充溢着一种战斗的气息和口吻,这十分切合当时新文学启蒙与变革的社会使命。民俗自民间来,从民众中来,代表着一种新型的思想观念,它需要与旧的传统、旧的道德作一番生存的搏斗。


  民俗学会的宗旨是对各民族的风俗、信仰、习惯和民间文学进行广泛搜集和深入研究。他们一方面从中国的典籍和民众口头流传上发现并收集我国丰富的民间文化矿藏,另一方面也接受了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如神话学观点和比较研究方法)。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等,以孟姜女故事研究古史的演变、以妙峰山进香探讨春秋以来的社祀等,最重视运用“演变法则”,通过这个法则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异。这个方法,是他“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民俗学方面的易地应用和借题发挥。如同郑振铎《汤祷篇》用民俗的视角考察古史,发现古史中的神话并非野蛮人的“假语村言”,而是真实可靠的史料,因此结集为《古史新辨》。民俗与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29年后,钟敬文转至浙江大学,杭州也成为重要的民俗学术活动基地。到1936-1937年间,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中山大学的《民俗季刊》和杭州的《孟姜女月刊》,共同形成了中国民俗学运动的三大据点,它们的学术影响滋蔓全国、蓬勃发展,颇极一时之盛。


  由此看来,民俗学运动的进程正是它与新文学适应现实需要而不断调整其使命的过程,新文学的写作更加迫切要求对中国社会风俗、民众心理、国民性格的深入了解和细致研究,尤其把它放置在世界性的背景下观照,必需有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理论的吸纳和转换,中国新文学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获得现代性的品质。


  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学者又大都是“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和参与者,他们的双重身份其实也印证了“五四”新文学自诞生起就与民俗学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黄遵宪、梁启超重视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看重的是发挥其“新民”的启蒙作用,特别是黄遵宪诗歌对客家歌谣等民俗文化的吸收和化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文人作家从事中国近代文学变革时的创作实践,为“五四”建设“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思想目标提供了先导与经验。


  鲁迅、周作人重视神话传说,主要继承了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对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开掘和利用。随着新文学的发展,他们逐渐发现了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之中潜藏的国民劣根性,包括迷信、陋习、愚昧等,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周作人的创作大量地运用了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如,鲁迅对故乡大禹传说和古越文化的考察以及专门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多少证明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学术兴趣。于是,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融入,给鲁迅的《故事新编》等提供了借古喻今、随意点染的广阔的叙事空间;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意象的运用,给他的《野草》增添了几份扪心自问、反噬其身而难以明言的森森“鬼气”;对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童年记忆、故事讲述,又使他的《朝花夕拾》等散文、杂文构成了斑驳的色彩和幽婉深邃的思想。与之对照的是,从民间日常的衣食住行到节假日的娱乐休闲,周作人无不表现出对鬼神迷信的甚深的理解和同情。周作人在家乡传统节日风俗中发现了这种“生活之艺术”。年节谢神,清明扫墓,中元放灯,以及年岁久远、留有战国古风的龙舟竞渡,这些娱神乐鬼的仪节庆典,让少年周作人久久沉迷于一片人神共融、人与祖先对话的谐和欢快气氛之中。从小对《聊斋》、《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等奇幻空想的阅读兴趣,使周作人不信鬼神,但又喜欢谈论鬼神。通过对民俗(尤其是日常民俗)的考察,为建立自己的生活观寻求新的文化资源。因此,在鲁迅和周作人共同关注的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种种情形里,我们可以看出。就学术研究和文学表达的感应方式而言,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思考:鲁迅借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启蒙民众及解剖自我、坚持启蒙理想;周作人则是渐渐醉心于“鬼理人情”的兴趣,追求个人世俗生活的诗意生存。


  刘半农、沈尹默、胡适等发起歌谣征集并开启歌谣研究,其初衷明显出于文学革命的现实需要。为了真正开一代诗歌风气之先。刘半农、刘大白积极从事民歌体的白话新诗创作,其《瓦釜集》、《扬鞭集》、《卖布谣》就是借助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求真意识、自由个性和淳朴炽烈的元素,以推动新文学创作实绩的有效尝试。胡适在《尝试集》中对歌谣体的借鉴以及从中国民俗文化(尤其是宋元与晚明文学等)之中清理出一条白话文学的历史线索、以此为白话文学史“正名”,这些学术努力都显示了他对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重新认识和推崇,藉此呼唤新文学作家的平民意识与民间情怀。郑振铎对俗文学史的梳理、研究,对文献记载的多种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进行了归类整理,其命意在于重新确立文学的价值标准,建设新型的文学史观,这对今天的“重写”文学史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许地山的《中国道教史》等宗教学研究和朱自清的《中国歌谣》等,把以民间信仰为基础的道教和歌谣研究引向精深的学理探讨,使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走上新文化高雅的学术殿堂。茅盾和闻一多非常注重神话研究,他们对西方神话的介绍和理论引入、对中国民俗文化如龙图腾、端午节等的考察和研究,开掘民间戏曲和神话传说的科学价值,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基础。


  瞿秋白也在苏俄民间文学理论的影响下,运用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探索。为了了解和学习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表现形式,他还曾冒着生命危险化装去上海城隍庙等地听艺人说书演唱;并广泛利用通俗诗歌和革命小调宣传鼓动群众。瞿秋白重视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艺术形式、构建大众文学的理论框架以建设革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也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新文学革命的继续和深化。而且,瞿秋白的这些观点,对“五四”以后乃至新中国初期形成的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和方向的思想,如民族形式论争、文艺大众化、新民歌运动等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五四”特殊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文人作家们担负着思想启蒙和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双重任务,而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既有植根于民众的艺术方式,又有与民间天然联系的艺术身份,从“五四”新文学的目标出发,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自然不失为一种方便、易接受的艺术捷径。尤其盛行于西方的人类学、民俗学理论恰好与发生期的中国新文学遇合,“五四”及其以后的作家们迅速发觉了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现代性因素,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改造民族传统、构造现代学术的资源和自信。由此,“五四”新文学及其发展与现代民俗学运动历程的相伴而生、共同发展,几乎成为文学史与学术史互动和互证的历史必然。


  二、“五四”新文学的民俗(民间信仰)资源


  中国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极其丰富、复杂。选取民间信仰为中心,考察新文学与民俗学运动的关系,是因为民间信仰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它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和解读的张力。民间信仰又称民俗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它主要包括灵魂、自然神、图腾、生育神、祖先神、行业神等,伴随的还有巫术、禁忌、祭祀等含义。民间信仰的基本要素包括,信仰:鬼神、祖先、民间信仰;仪式:家祭、墓祭、庙祭、节日、占卜等;象征:神系象征、地理象征、文字象征、自然物象征等。


  原始文化具有极强的时空穿透力。其中,属于原始思维创造出来的民间信仰文化与重虚构、想象的文学创作有着特殊的联系。研究现代文学的民间信仰描写,使我们注意到这一奇异的文学现象在现代文学的生存景象及其理由。民间信仰作为人类文明之初一种弥漫四野、盛极一时的现象,作为一种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已经穿越历史时空,沉淀在后来的人们的意识、潜意识里,即使是现代的文明人也难逃民间信仰文化的魔力,谈神论鬼、祭天祀祖等依然成为现代人生活里常见的现象。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以民主、科学的理性旗帜试图彻底反对传统文化,民间信仰文化似乎处于一种被攻击的尴尬境地。用西方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中国现代作家,纷纷以“驱鬼”“打鬼”为启蒙“祛魅”的目标。“现代”何以与民间信仰发生诸多牵连?其实,民间信仰的复杂形态与多种价值并不能以“迷信”“愚昧”“落后”等意义所涵盖。“民间信仰”作为民众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民俗信仰,与“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的科学意识并没有产生严格对立的关系。科学是现代作家启蒙的手段和目标,而民间信仰文化也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和现代作家反映现实、追求现代审美的方式之一。民间信仰及其审美方式已经渗透到民众与现代作家的日常生活细节和潜在的意识之中,尤其在新文化普及不到的广大民众那里,依旧有些“神神鬼鬼”,这是现代作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加之,现代作家内在思想难以明言的隐情、秘密,也要通过与民间信仰相关的艺术方式才得以曲折表达。


  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多源性、变异性,因而在现代生活当中也具有多重含义:由远古祖先崇拜而来的鬼神,因为是长辈亲人死后的延续,我们崇拜时感觉亲切而并不恐怖,加上鬼神经常参与民众的节日狂欢,自然给现代作家留下许多深刻而美好的记忆;当然,在现代文学的启蒙主题之下,留存于民众身上的那些国民性弱点和国民劣根性,很容易使现代作家把它们比附和想像为势必驱除又难以摆脱的鬼影;在更高的审美意义层面上,民间信仰更多地成为“含魅”想像与虚构的艺术方式,借以表达人鬼难分、荒诞奇幻、迷离恍惚的现代生存处境。中国现代作家从民俗的、思想的到人性的、哲理的文学思考之中,由具体到抽象,隐约建立起一种“民俗――启蒙――审美”的民间信仰文学书写格局,由此,现代作家的民间信仰文学写作,改变了传统的文学想像方式,逐渐进入到现代审美的层次。


  自然,民间信仰文化作为在古代一种自上而下、上下互动的全民行为和心理现象,在文化转型的现代时期,必然受到现代权力与现代意识批判和否定。民间信仰文化不是以古代那种显在的张扬的行为仪式体现出来的。这种外在的仪式只在民众那里得以保存和延续,它逐渐只在民间潜行、丧失“合法性”。不过,它仍然以一种潜在的神秘的精神现象和思维方式长久地隐藏下来,并与普通民众继续产生广泛联系,因此,立志思想启蒙和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中国现代作家和现代文学也受到民间信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传承了几千年的民间信仰文化已经由历史上一种须臾不离的内在信仰与外在行为。转化为渗透到人们现代日常生活里的潜在意识和思维模式。像民间信仰中的巫傩、鬼神、禁忌等就影响到现代作家如鲁迅、周作人、台静农、沈从文、曹禺、萧红、张天翼、张爱玲、徐�以及王鲁彦、彭家煌、吴组缃、施蛰存、吴祖光、赵树理乃至当代的陈忠实、韩少功、贾平凹、莫言、残雪等等一大批作家的文学创作。


  例如,“与鬼对坐”的鲁迅对于“人鬼纠葛”从“民俗一启蒙一审美”进行多重文学思考和“民族魂”的多维塑造。而周作人则有从“启蒙一民间”到“学术一民俗”的由“流氓鬼”趋向“绅士鬼”的态度转变,大体上坚持的是契合自身生活观、艺术观的民俗兴味立场:俗趣常谈。又,与沈从文“巫鬼”想象的乡野传奇相比,民间信仰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流传,到了张爱玲、徐�等作家那里出现了另一番景象――都市“传奇”:他们已经不再借助于与民间信仰相关的仪式、行为感受其魅力,而是从高度理性的角度进行人鬼难辨的哲理之思和人性的洞察,蕴藏于鬼神想象的美好人性也一变为人性的丑恶,在艺术上相应地显示出荒凉、怪诞、虚无的现代之美。


  通过对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民间信仰文化在现代文学里几种存在方式和生存形态的转变:分别有借民间信仰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态度、浓厚的民俗民间信仰的学术兴趣、巫鬼难忘的原始宗教情怀、形而上的民间信仰文化哲理探究以及像鲁迅这样对民间信仰文化进行文学思考的集大成者。其中值得重视的是,这些转变整体上由古代文学俯拾可得的形而下的显在,转变为经过现代文明批判和否定后,在现代文学中更多地以思维、想象、意识、潜意识等形态出现,由现实的生活现象转变为哲学意义上的审美沉思。鲁迅等现代作家通过创作参与和体现了这种转变,后来的韩少功、贾平凹、莫言、残雪等更延续和强化了这一转变。


  透过这些文学现象可以看到,民间信仰文化对现代作家的人生态度、艺术观念以及文学作品的主题内涵、人物性格、情节设置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用;民间信仰文化在现代文学的美学形态,如,原型、仪式、象征、意境、特色语言的形成等方面的影响也受到关注。挖掘这些现象,是在基于用现代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一古老文化新的价值:一方面,民间信仰与神秘文化(如迷信等)存在天然的血缘关系。理应受到具备极高科学理性素养的现代作家的质疑和批判;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作为现代文学的表现对象之一,隐含了作家对其在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氛围、叙事功能等的选择与判断,尤其是对作家的思维结构、审美趣向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研究者力图藉此重绘现代文学的文学地图,重写现代文学史。这就有必要把影响到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重新检视和整理;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和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只不过,作为民间、民俗文化之一的民间信仰,其文学写作的历史遭遇仍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民间信仰文化在古代社会中曾经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研究民间信仰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顺理成章、证据确凿。然而,以原始文化之一的面貌出现的民间信仰,它们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较少受到应有的关注。实际上,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民间信仰,就是为了在更广阔、更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寻找和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自己的宗教资源、民俗资源。民间信仰文化兼具宗教和民俗的双重特点。加之作为一种最容易遭到现代意识质疑和否定的原始文化,它如何在现代作家与作品里存在。它在现代存在的文学方式是什么,它的文化与文学命运又将怎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极富研究价值的。


  巫、史文化曾经作为中国最遥远的两大思维习惯和美学传统,对千百年来的中国文人及其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历代的文学研究者十分重视史官文化对文学影响的研究,相比之下,由于儒家为主体的“不语怪、力、乱、神”思想的影响,民间信仰文化对文学(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影响研究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与忽视。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史官文化仍然理所当然地是古代文化的主体。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这一研究领域,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明显受到偏爱。儒、道、佛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迭出,方兴未艾。而对传统文化中的那些被现代人视为神秘的边缘的民间信仰文化,就遭到现代研究者用所谓现代科学意识视作“旁门左道”而排斥掉了。似乎具备现代性特质的现代文学与依赖错误的想象和联想思维的民间信仰文化水火不容,因而也就看不到它们之间某种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的一致性。


  其实,透过一般的民俗行为、民俗心理的实证性研究,深入到“国民性”、“灵魂的拷问”、“现代性的焦虑”等精神层次、文化层次,将渗透着民间信仰文化因素的民间文化在现代文学中所承担的角色与功能作形而上的思考,我们就能用现代性的目光考量这一否定性的原始文化如何在现代文学里以隐蔽的、突入灵魂的精神方式继续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也就是把现代文学里那种隐隐约约存在却难以言明的民间信仰文化思维方式、审美精神、哲学思考等挖掘出来,使中国现代文学既感觉到民间信仰文化的存在,又能体味到民间信仰文化的魅力。


  三、“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民间信仰书写


  “五四”及以后的新文学中的民间信仰书写主要集中在乡土小说、京派小说、“土改”及农村题材小说、寻根文学等创作里,民间信仰和仪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以事像或意象的方式被表现和被隐喻,它蕴含了多重文学价值和运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方式。由此,民间信仰事像不仅被设置为“驱妖打鬼”、启蒙民众的表现对象,而且它也是一种反映民众世俗生活、人性人情的民俗书写,潜隐着中国现代作家内在的欣赏与向往;也有藉民间信仰的意象隐喻和象征中国现代作家的内心矛盾和审美体验。


  一方面,民间信仰是民众乃至作家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现代文学欲表现社会现实生活,民间信仰自然也在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之中,成为现代文学的表现对象之一。被文学化了的民间信仰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民间信仰的提炼、改造和重置。另一方面,文学的本质及其要素,尤其是想象和虚构的文学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使得它与运行于民间信仰之中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向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并且,民间信仰的仪式、意象、原型等通过叙事或象征给予了文学以表现手段和审美资源。如此,民间信仰与文学书写就有了较为深刻的关联。


  自《山海经》、《楚辞》始,鬼神文学就源远流长。以魏晋志怪小说、《西游记》、《聊斋志异》、古代“鬼神戏”、张南庄《何典》、近代的清末女奴《地下旅行》、光绪末葛啸依氏《地府志》、书带子《新天地》、佚名《立宪魂》等,对民间信仰古代文学背景的追踪,可以看出它们与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文体――小说、戏剧等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在古代文学中的活跃因素,特别是在观念、母题、审美方式等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的传承与影响。


  表面看来,民间信仰的现代文学表现形态成为了作家启蒙民众的对象。实质上,处于文化裂变时代的现代知识分子,难免还会通过“人鬼相杂”的曲折思绪反视自己的内心创伤,以求自我解剖、自我反省。大体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民间信仰书写已经由传统文学的主题写作、道德认知和结构功能的叙事向民俗抒写、美学寄寓和结构功能的象征进行转变。


  随着文明的进化,神话逐渐作为一种原始艺术与原始文化的综合表现,进入了宗教与哲学的理论研究领域,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而民间信仰却更多地在民间得以流传和保存。由于开始重视民间、民俗文化,现代民俗学家在中国民俗学的草创时期,对民间信仰等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了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他们对民间信仰的学术解读和价值取向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一些启发。更何况,一些作家如周作人、闻一多、茅盾、许地山等就身兼民俗学家与文学家两职,《论语》的“鬼故事专号”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台静农、王鲁彦等作家作品的现实批判,更多地把鬼神作为民众身上的陋习和迷信思想而进行文学启蒙。周作人、沈从文在相当程度上的理想认同,有挥之不去的民间信仰情结,借民间信仰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鲁迅、萧红批判的超越,表现出民俗、启蒙、审美的复杂形态。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作品的革命性批判,民间信仰几乎成为“封建迷信”的同义语。韩少功、贾平凹、莫言、残雪等以荒诞和魔幻的艺术手段反映现代人的精神与心理,于幽冥怪谈之中透露出与当下的时代生活的关联。自然,这也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中民间信仰的多重文学价值,包括需要启蒙的价值:乡土文学的民间信仰抒写;革命的召唤:“土改”及农村题材小说的民间信仰批判;现代审美:寻根文学的民间信仰隐喻。


  现代文学作品民间信仰的艺术呈现显示了现代文学独特的题材选择和情感取向。通过民间信仰题材的选择,使作品能表达出特殊的意图与主题。


  《神巫之爱》《鬼土日记》《八十一梦》《爸爸爸》等,或表现浪漫情怀或表达现实讽刺或隐喻文化寻根。《无常》《女吊》《鬼土日记》等塑造的民间信仰形象,或可亲或可怜或可憎。此外,作家头脑里的民间信仰思维,造成一些作品情节离奇古怪、荒诞不经而一反文学常态。如曹禺、吴组缃等作家的作品《雷雨》《家》《�竹山房》《捉鬼传》等的“捉鬼”情节。《祝福》(“祭祖”)《家》(“血光之灾”)《春蚕》(“蚕事禁忌”)《小二黑结婚》(“不宜栽种”)《太白山记》系列小说(“死而复生”)和《马桥词典》(“招魂”


  “还魂”)等作品都有许多鬼神禁忌的例证。


  再者,“人鬼情”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的原型或母题,在现代文学里被继承下来,并且有了新的文学表现方式,如“鬼戏”《李慧娘》《屋外有热流》《我为什么死了》《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但是它少有古代文学里那种通篇以人鬼情的具体形态结构全文,而是化具体为抽象、变写实为象征,渗透到作品中的意蕴、人物、结构等方面。施蛰存《夜叉》、徐�《鬼恋》,尤其是新时期的寻根文学、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如王安忆《天仙配》、李锐《合坟》的“冥婚”等就有此原型的艺术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民间信仰书写具有写实、抒情、寄寓、象征等丰富的艺术方式。包括民间信仰写实:乡土文学“血和泪”的逼视;民间信仰抒情:京派小说的人生写意;民间信仰寓言:“土改”和农村题材小说的政治想象;民间信仰象征:寻根文学的“幻魅”追求。


  以乡土作家为主体的20世纪文学作家借民间信仰之“鬼神”说人间事,他们普遍以一种别样的艺术视角揭示民众生活里“鬼神”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事实,从而达到反映现实生活、启蒙国民的现实关怀。沈从文等京派小说作家对民间信仰文化的文学呈现,依据他在故乡所耳濡目染的民间信仰文化(神巫、傩戏等)极具原始意味和地域文化特色的行为、仪式,从中可以透视出他对都市文明里的人性倍感困惑与失望之后,对“原乡神话”的时时反顾和不倦向往,民间信仰也可以成为他构筑美丽与健全的自然人性的一种文学手段。


  以赵树理、周立波为代表的“土改”小说作家(与张天翼、张恨水等国统区作家一道)借助于民间信仰“鬼域一人间”的政治寓言,对新旧社会进行歌颂与暴露的政治隐喻性的对比写作;在其后的农村题材小说中更是对旧习俗、旧人物进行革命性改造,表达了作家们对解放的热切召唤和对政治的激情想象。新时期以来,寻根文学作家韩少功的含魅叙事多借助于现实中不可见触的鬼神描写,而残雪的含魅叙事则是直接指向现实本身,以一种无比的热情与痴迷挖掘现实本身的神秘性。中国古典鬼魅叙事传统的继承更多体现在贾平凹、莫言等作家的创作之中。此外,中国巫鬼文化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自觉结合,给民间信仰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之后的表现带来了另一张新颖的面孔。


  总之,中国新文学民间信仰的书写大体上呈现从写实性民俗出发、历经“五四”以来乡土文学的藉民俗以启蒙、以至启蒙与审美的纠缠,“土改”及农村题材小说的民俗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寓审美于民俗展示、达致现代审美的文学书写的深刻转变。其民俗、启蒙(革命)、审美的多重文学价值及表现方式比较复杂地体现于这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之中。


  通过中国新文学对民间信仰乃至民俗文化的文学书写,结合作家独特的民间信仰的文化记忆与文学想象,使得中国新文学的民间信仰的文学参与信而有征。我们不仅获得贯通中国新文学史的民间信仰文学书写的整体认识,而且能够尝试建立中国新文学民间信仰书写的民俗、启蒙(革命)、审美的解释框架,以求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新文学的复杂生态(现代与传统、新与旧、雅与俗、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等)及其意义。


  考察“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的共生与同步发展,的确可以在启蒙(革命)与科学的更为宏大的背景下,去探求中国新文学的原始文化资源以及民间信仰的现代存在方式和命运趋势,为诸如此类的传统文化,像神话、图腾、民间宗教等影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探讨提供理论启发。而民俗文化及其研究也就在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中获得新的生存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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