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人秘书”苏轼谈秘书的思想作风

　　摘要：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人民喜爱的政治家，他在漫长的从政生涯中，还是一位“名人秘书”。他的工作精神和思想作风，对现今的秘书人员来讲，都具有借鉴意义。从秘书学的角度来解读古代文人苏轼，也有助于我们对苏轼有全新的认识。

　　关键词：苏轼秘书能力

　　过去，学术界主要是在文学领域或是政治领域研究苏轼，很少从秘书学的角度对苏轼进行探讨。实际上，为了让今人更好地对古代秘书工作发展的规律有所了解，更好地指导现今的秘书工作，把苏轼作为“历史上当过秘书的名人”也就是本文所谓的“名人秘书”来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也有助于我们从全新的视角――秘书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位古代全才苏轼。

　　苏轼当秘书不是挂虚衔，而是真真正正的秘书，甚至一度当上了高级秘书。苏轼在哲宗即位后，被召还京，先后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皇帝近臣）、中书舍人（参与国家机密）、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专掌制诰（皇帝诏令），是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元�v二年（公元1087年），苏又被擢为翰林学士兼仕读，仕读是皇帝的老师，是高级翰林。尽管苏轼的秘书生涯在他整个的从政过程中所占比重不大，但是他无论在朝在野，都在持续着一项重要的秘书工作――利用文字向上进言，几乎未曾间断过。因此，本文将苏轼称为“当秘书的名人”，即“名人秘书”。

　　秘书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工作作风。苏轼不仅在文学上成就辉煌，他在从政生涯中所体现的良好的思想品德以及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我们现今的秘书人员来说，也有许多值得学习和仿效的地方。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秘书工作的特点是繁重、琐碎、常居幕后而又责任重大。这就要求秘书人员能任劳任怨，不为名、不为利，甘当无名英雄。秘书经常拟稿，但自己不署名，也不拿稿费；秘书组织会议，但自己从不坐上主席台；秘书经常熬夜，节假日不能休息；秘书经常出差，东奔西走；秘书的工作有时还得不到别人的谅解，得不到社会的公认。这种种事实说明，没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是当不了好秘书的。

　　纵观苏东坡一生之言行，爱民、忧民是贯穿他全部政治生活的一条红线，也是他终身不渝的人生信念和从政基准。苏东坡一生所写的奏议大约有200件之多，其中直接为百姓请命或为了维护百姓利益而写的奏议大约有50件，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须知，他宦海沉浮一生，有多少事须向朝廷写奏议啊！所以，四分之一的比例实在不算少了。

　　苏东坡不仅为民代言，为民请命，还身体力行地为人民办实事好事。他在凤翔改革衙前役制度，在密州为农事求雨和灭蝗以及组织收养弃儿，在徐州组织抗洪保民，在杭州组织赈济灾民和开浚西湖、疏浚城中运河以及修复六井，在颍州治理沟渠、疏治西湖和阻止新开八丈沟，即使谪居黄州、惠州、儋州，无权问事，依然心系百姓，不忘为民，如在黄州制止杀婴之风，在惠州助修东新桥和西新桥，还积极热心地向盛产稻米的浙江推荐秧马，在儋州办私立“民族学院”（郗伯康语）传播中原文化……这些为民造福的事例不胜枚举，不仅受到当时的人民赞扬，也为后世传颂。

　　第二，对国家、对人民负责

　　秘书人员的工作不仅要对组织、对领导负责，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这就要求秘书人员敢于坚持原则，而不是无原则地盲目服从。在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要服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本着这种精神，秘书人员对领导的错误行为或不正之风不能包庇、怂恿，而应该敢于直谏，规劝。秘书不仅要当领导的助手，也要当领导的诤友。

　　苏东坡之所以要批评、反对王安石变法，主要还是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例如，他反对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主要是因为青苗法利用官家权力向全体百姓放债取利，是盘剥百姓以富国家之法，对老百姓尤其是贫困的老百姓没有多大好处；他反对王安石推行的募役法亦如是。所以，当王安石变法伤害到老百姓利益的时候，他就不顾个人安危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反对王安石变法。

　　纵然皇帝高高在上，但每当皇帝和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伤害到人民时，苏东坡总是要站出来批评反对。就连神宗皇帝为过好元宵节要减价收买4000盏浙灯这样的小事，他都要上书批评皇帝，说“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举债出息的卖灯之民)口体必用之资”，还劝皇帝不要乱花老百姓的血汗钱。

　　第三，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秘书人员必须在任何场合、任何工作中做到实事求是：拟写文稿、引用材料要实事求是；到下面去检查工作要实事求是；向领导汇报情况要实事求是；总结工作成绩、缺点也要实事求是。秘书不能报喜不报忧，更不能弄虚作假。

　　苏轼在此方面亦做得很好。例如，元丰八年（1086）苏轼被起知登州。他在赴、离登州任中，亲见“旧日京东贩盐小客”在榷盐后“无以为生，大半去为盗贼”，但朝中有人却说，“近岁京东榷盐，既获厚利，而无甚害”。面对此谎言，他非常气愤。于是，他以“前知登州军州事”的身份向朝廷呈上了《乞罢登莱榷盐状》，说在登州和与登州相邻的莱州榷盐，“民受三害”。因此，他请求朝廷罢止登州、莱州榷盐，以免老百姓受此三害。

　　第四，富于创造、勇于开拓

　　秘书的工作应严格遵守制度和工作程序，但并不能因此就墨守成规。秘书人员还应富于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既要善于发现新问题，及时提请领导考虑；又要开动脑筋、钻研业务善于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元�v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出任杭州知州。在此期间，他敏锐地察觉了百姓生活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曾经在短短两个半月里，向朝廷连上四状，为民请命。

　　元�v五年五月到七月，浙西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百姓生活艰难。苏东坡即于七月十五日向朝廷上了《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七月二十五日，他即向朝廷上了《奏浙西灾伤第二状》；九月七日上了《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十天后，他又向朝廷上了《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二十四天后，他又上了《相度准备赈济第三状》；一个月后，他又上了《相度准备赈济第四状》。苏东坡为了赈救饥民，在短短的两月半里，向朝廷连上四状，向朝廷反映百姓艰难的处境，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信息化和管理工作日益复杂化，秘书的工作越发显得重要，其技术性、专业性的特点也日益被人们所认识。领导的正确决策和科学管理特别需要秘书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对他们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苏轼的工作精神和他在工作中所体现的能力，对我们今天的秘书来说有莫大的启示意义。

　　总之，我们也从秘书学的角度对苏轼进行了重新的解读。苏轼不仅是文学家、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