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应聚焦“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

　　讨论我们的金融改革，是一个范围极广、内容极为丰富的命题。即使不从笔者前述的金融是一个“四维”的“大金融系统”概念出发进行讨论，而仅从一般教科书所述的“金融体系”概念出发，金融――也是由各类金融机构所组成的金融机构体系、由各种金融产品工具在其中运行的金融市场体系、由主要体现为各种法律制度的金融调控和监管体系所构成。而且，如果进一步就某一子系统之中的各项内容再分别进行讨论，又将涉及一系列问题。因此，笔者只能忍痛割爱，“避轻就重”，重点回答几个问题：经过一系列改革，从战略视角看，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为什么要重点讨论这一问题？目的是为了国内金融诸项改革在确立重大原则时，不偏离方向。

　　面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挑战与机遇，结合未来中国金融发展的需求和现实的金融供给――“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的两大特征，进一步的改革必须聚焦于这两大特征。

　　现实中国金融的一系列问题现象，如果单纯从国内事务角度看，可以归结为金融机构及金融产品准入限制的市场化问题、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统一与完善问题、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建设问题、中国目前特定阶段政策性金融（包括“三农”金融）的扶持问题、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问题、市场不断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宏观审慎性监管框架建设与调控监管部门间的协调问题等。

　　诚然，只有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才能改变目前“金融滞后”状态。但是，鉴于过去30年改革的经验，尽管这一系列改革只能置于政治、社会、经济等复杂的矛盾关系下，统一考虑、稳妥推进，即要强调社会整体的稳定性。然而，客观上迫切要求中国必须准备全面融入以商品、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汇率自由浮动为特征的充分市场化的全球经济。舍此，中国经济不可能崛起。

　　因此，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原则，从最难推进的意义讲，必须在面对国内各种复杂的矛盾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市场导向的原则。这是中国金融改革始终回避不了的首要原则、核心准则，也是中国经济真正要实现历史性伟大复兴的要领。尽管在战略过渡期内的某一时期，在某些政策措施上，可以带有行政的、政策性的痕迹，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是暂时的、不得已的、过渡性的。

　　“金融弱国”向“金融强国”转化的过程，将始终与笔者指出的战略过渡期相伴随。因此，面对未来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确定和可能再次发生的剧烈动荡，中国在着手汇率更趋浮动、放松资本管制、人民币区域化等更为开放的改革中，必须始终关注外部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始终不忘构筑一个不断适应新环境又能充分应对外部冲击的风险防范网。因为在中国成为“金融强国”之前，国内的货币政策影响及其他治理机制对外部风险的传递，仍是甚为敏感。这一风险防范网可以与当今西方金融强国所讨论的“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相似，但又必须清醒认识到，不能完全满足、等同于金融强国（以巴塞尔协议Ⅲ为代表）所讨论的内容。

　　正如前面所述，西方金融理论讨论中，是不愿意承认现实的全球金融体系是非平等的或客观上存在的结构主义。正是由于非平等性或结构主义，可以让全球金融体系出现这样的现象：当世界主导货币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必然会影响非主导货币国家，而当后者发生危机时，未必会影响前者。而且，在动荡的世界经济中，如果世界非主导货币国家的政策稍有不慎，将政策风险暴露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将立刻遭受灭顶之灾。世界主导货币国家“稍有不慎的政策”，更多的时候，仅仅是反映在汇率及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和问题的积累上，谈不上“灭顶”危机。

　　所以，作为转轨、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不管是国内的改革措施还是对外的开放措施（国内改革措施同样会影响对外开放措施的效应），何时采取、采取的力度有多大，必须始终警惕：是否有利于构筑抵御外部风险的冲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