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可持续提升的动力系统

中国共产党在其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塑造了一个良好的革命党道德形象;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种种原因，其良好的道德形象呈现出波浪式曲折发展的特点，有提升也有下降，在某个阶段、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甚至出现了渐退性下滑现象;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某个阶段，这种下滑趋势日益加速，甚至已经发展到了严重危及党的“生死存亡”的地步。因此，探讨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可持续提升问题迫在眉睫，而此问题的一个重要症结，就是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可持续提升的动力问题。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探讨，希望抛砖引玉。

　　一、动力问题是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可持续提升的关键问题

　　党的道德形象则是党通过自身的道德表现，给民众在知觉上造成的一种具体道德形态和道德面貌。“得民心者得天下，顺民心者安天下”。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党的道德形象直接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它直接关乎党的政治生命的强弱兴衰，直接关系到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来，其良好的道德形象呈现出一种波浪式曲折发展的特点。如果将新中国建立至今的时间分段来进行分析的话，那么这种历程大约经历过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党的八大。在这一阶段上，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形象基本继续保持着其作为革命党时期的良好道德形象。如果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党的良好道德形象看作是其发展的顶峰的话，那么，这一阶段上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则是在这一顶峰上的平行式的高原发展状态。

　　第二阶段：约从1956年党的八大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在这一阶段上，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党内极左思潮的抬头，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开始出现缓慢下滑趋势。

　　第三阶段：约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一阶段上，由于党内极左思潮的兴起，特别是林彪与“四人帮”两大反党集团的破坏，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受到极大损害。

　　第四阶段：约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这一阶段上，由于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得到很大提升。

　　第五阶段：约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这一阶段上，由于社会急剧转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起这些考验，使党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从而造成党的形象发生严重分裂：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良好的政治形象;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发展的“四风”问题和腐败问题，使中国共产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再现下滑趋势。

　　第六个阶段：约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由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党掀起了一场扫“四风”、打腐败的廉政风暴，老虎苍蝇纷纷落网，振奋人心，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再次得以提升。

　　反思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来其良好的道德形象呈现出一种波浪式曲折发展趋势的历程，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动力不足问题则是其中关键的原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明，无论是自然界的运行还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本质上都是一种物质运动，而任何一种物质运动，都必然有其相应的动力以及动力系统。虽然每一种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形式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如果没有动力，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运动发展，相反，就会走向灭亡。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没有这种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动力，人的发展需要动力，政党的发展也需要动力，中国共产党的良好道德形象的可持续发展同样需要动力。如果没有一定的动力，中国共产党的良好道德形象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动力问题是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可持续提升的关键问题。

　　二、党的良好道德形象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动力不足

　　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可持续提升的动力是什么呢?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每一个事物的发展，从宏观上说，不外有两个原因，或两大动因：一个是外部原因或外部动因，另一个则是内部原因或内部动因。外部原因或外部动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部原因或内部动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两者缺一不可。根据这一观点来分析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可持续提升的动力，也可以发现其有两大动力源构成的动力系统。

　　一大动力源，也可以称之为外部动力系统，它由三大要素构成：政治环境的现存状态(环境压力→动力)、政党制度的竞争状态(制度压力→动力)、民意民心的向背状态(民心压力→动力)。另一大动力源，则可以称之为内部动力系统，它也由三大要素构成：政治信仰与道德信念的坚定性(精神动力)、政治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利益动力)、组织人事的制度伦理向度(体制动力)。

　　根据这一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确立起良好的道德形象，是由于其有着强大的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造成了一种最强的发展合力。从外部动力系统的要素来看，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革命党的地位，政治环境极其恶劣。从建党以来，就受到帝国主义势力、封建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围剿;特别是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清剿;抗日战争时期，不仅要面对日本侵略者和伪军的猖狂进攻，还要应对国民党反共势力的暗箭伤人;解放战争时期，在全面内战爆发阶段，国民党军的海、陆、空总兵力为430万，而中国共产党没有海、空军，只有陆军，其总兵力约127万人，国共两军数量极其悬殊。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共产党要生存发展，夺取政权，必须要同国民党争取民心，必须要顺民意、得民心，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确立起良好的道德形象。从内部动力系统的要素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与道德信念(精神动力)，为了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为了全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洒热血抛头颅也在所不惜。他们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道德理想。他们有着正确的政治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利益动力)，自觉地把人民利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个人利益与此发生冲突时，自觉自愿地牺牲个人利益。即使有些政治信仰与道德信念不坚定、政治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不正确的人混进党内，也往往或早或迟会被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所淘汰。在组织人事的制度伦理向度(体制动力)上，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从而培育和选用了千千万万个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为中国共产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增添夺目的光彩。

　　正是在这两大动力系统造成的巨大合力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树立了崇高的道德形象，赢得了民心，取得了政权，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转换。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可持续提升的动力要素状况不断发生变化，党的道德形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从外部动力系统的要素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环境的现存状态还相当严峻：一是西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二是全国解放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还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反动军队在负隅顽抗;三是大量的土匪和特务对新生政权的疯狂破坏;四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等。政党制度的竞争压力和民意民心的向背压力虽然大幅下降，但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还十分谦虚谨慎，她与各民主党派建立起民主协商制度，努力消灭各种旧中国存留下来的剥削和压迫制度，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戴，万众一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从内部动力系统的要素来看，刚刚进城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和非常谨慎的态度，还保持着坚定的政治信仰、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集体主义精神，还传承着党的各种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因此，这一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基本上保持着良好的道德形象。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后，国际的政治环境虽然依然有着许多不容乐观的因素，但总体上来说，开始逐渐好转。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我国外交的日益开展，中国胜利重返联合国，西方国家同我国纷纷建交。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又加入了WTO，国际政治环境已经不断改善，我国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而国内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地位得以巩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替代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追求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成为民心所向。因此，政治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已经大大缓解，其由压力转化的动力也在日益下降。

　　我国政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在不断改革完善，其基本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执政的实质是代表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掌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具有法律规定的参政权。其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第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第四，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1]。这种政党制度与大多数西方的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同，它没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区分，没有不同党派之间的竞选。由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处于一种长期执政的政治地位。这种长期执政的政治地位，保证了我国不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各种政治资源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但同时，这种政党制度造成了一种政党非竞争性的政治状态，由制度压力所转化的动力缺失。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人民群众也从革命的主力军转变为建设的主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根基。然而，由于执政党的地位，导致人民群众在客观上具有了“两重性”：一是建设的主力军，执政的依靠力量;二是被管理者，执政者管理的对象。这“两重性”又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以及现代社会管理的科层制度，极易使之分离，造成执政者眼中的“一重性”――被管理者，执政者管理的对象。这种状态，使执政者极易滋生官僚主义，渐渐忽视民意与民心，甚至于导致管理者(执政党)与被管理者(人民群众)的对立。因此，民心向背压力转化的动力也逐渐下降。

　　再从从内部动力系统的要素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高度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与频繁的政治运动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依然保持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与道德信念(精神动力)。他们崇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精神。他们能够自觉地把人民利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个人利益与此发生冲突时，自觉自愿地牺牲个人利益。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特别是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为非作歹，党内各种不正之风流行起来，动摇了一些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与道德信念。而改革开放以后，就客观情况来说，一方面在国际上出现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下台，东欧演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另一方面，随着全面对外开放，西方反共反华势力利用其先发文明的优势，对我国进行了全方位的西化、分化攻势，国内的一些反共反华分子也遥相呼应，不断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再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导致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成灾。而就主观情况来说，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党组织一方面在思想道德建设上，放松了对广大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尤其是忽视了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在组织建设上，治党不严，对许多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甚至于违法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党纪涣散。在选拔任用干部中，所谓“四化干部”实际上只是“三化”，即“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而“革命化”往往放在一边，即使要讲，也最多只是讲“与中央保持一致”，至于“为什么保持一致?”以及道德情操作风等，根本就不去考察，导致一些党员干部“带病”提拔。在发展新党员时，往往只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致使一些投机分子混进党内;由于没有正常的出口，没有正常的考验，这些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得不到及时与有效的清除，致使他们在党内结党营私，贪污腐化，败坏党纪党风，不断放大其负能量。再一方面在作风建设上，不重视甚至于纵容，导致“四风”――形式主义：追求形式、不重实效，图虚名、务虚功、工作不抓落实等;官僚主义：办事推诿扯皮多，效率低下，不作为、不负责任等;享乐主义：安于现状、贪图安逸，缺乏忧患意识和创新精神等;奢靡之风：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等――滋生蔓延。这一切愈演愈烈，从而导致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崩溃，道德信念丧失，价值取向恶化，造成内部动力系统的各要素形成的动力严重不足，从而严重影响到党的良好道德形象，甚至出现了快速下滑趋势，我们的党已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