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福特主义与鞍钢宪法
来源：UC论文网2015-12-09 18:17
摘要：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２日，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 工业 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 中国 出现了。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２日，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鞍钢宪法”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三十六年过去了。与这期间的许多事物一样，“鞍钢宪法”也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认识到，“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ｐｏｓｔ－Ｆｏｒｄｉｓｍ），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两参一改三结合”，用今日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ｔｅａｍ ｗｏｒｋ）。日本的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术分工，随时随地解决“无库存生产方式”中出现的问题①。瑞典的Ｖｏｌｖｏ汽车公司，为了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率优势，于１９８８年开始，将“装配线”（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ｌｉｎｅ）改造为“装配岛”（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ｉｓｌａｎｄ），使工人不再象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８至１０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②。美国也不甘落后，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国会开始辩论“团队合作法案”。因根据１９３５年通过的劳工法（Ｗａｇｎｅｒ Ａｃｔ），“团队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国现在必须对劳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团队合作”的效率潜力③。
在这股“后福特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所推崇的“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ｏｍａｓ）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④，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⑤，但一条明显的原因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使“鞍钢宪法”在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中，“鞍钢宪法”能否成为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精神与组织资源之一？
当然，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评我和甘阳的文章中（载《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汪丁丁明确指出，“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谈得上搞“后福特主义”。他的论证之逻辑很简单。用他原话来说：“我这个判断的根据很简单：你要过上富裕的日子吗？那就必须组织社会分工”；依他看来，社会分工带来工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也就是福特主义；而只有到“电讯技术发达”之时，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才“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后福特主义”。
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论证完全系于分工理论。而他所依据的分工理论，则是亚当·斯密首先在其《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论证出斯密的分工理论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们认为，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两大弊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将“社会分工”化简到“技术分工”。换言之，他没有将“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国富论》开篇头一句话便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⑥。”这自然是极富洞见的观察。但是，他没有说明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术分工”还是“社会分工”。所谓“技术分工”，指的是将一项生产任务分解为不同的步骤去完成；所谓“社会分工”，指的则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骤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产步骤，也可以安排同一个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骤。无疑，“技术分工”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解，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过程的不同步骤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装配汽车，既可以有“装配线”，也可以有“装配岛”，而这两种形式下的“社会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同一个工人可以永远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经常调换工种。简言之，对生产过程的步骤分解，与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逻辑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错误即在于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实际上，他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针工厂”的例子中，斯密谈到“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⑦。”显然，他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分解直接化约为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这样一来，产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于工人对生产全过程的了解下降，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积极地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发人深省的是，据斯密本人记载，当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论只是关于生产数量（而非质量）的理论，但斯密对此未加重视，仅以“质量难以定义”为由而一笔带过：“质量的好坏，人言言殊。因此，一切关于质量的说法，我认为均不可靠⑧。”
出乎斯密预料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质量”远比数量重要。发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质量型竞争，打破了斯密式的“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关系。“丰田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在于“即时或无库存生产”（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ｏ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ｌｅ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工序的质量，积极互相“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已经成功地实行了“无库存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论——“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性——已被中国实践所突破。据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周小庄的实地调查，宝山钢铁公司各二级厂不允许设置仓库，物资部门在接到紧急用料电话３０分钟内，生产物资必须送到现场。宝钢还建立了“大工种”和“区域工”。所谓“大工种”，就是除掌握本工种外，还要了解和相当程度上掌握相关工种，如电工要会做钳工的活，钳工要会做简单的电工活，同时电工、钳工都要会做指挥吊车和一般的焊接活。所谓“区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产作业区域内，打破岗位界限，进行“团队合作”。更有意思的是，宝钢的基层作业班组长有一项任务－－培养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作业长的职责之一是培养本班组成员获得“作业长资格”，任何工人均可通过考试而成为“潜在作业长”。宝钢的这些“社会分工”实践，与斯密的工人“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必然能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⑩”的理想，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从宝钢的实践来看，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以“无库存生产”、“全面质量管理”、“工人自主参与”和“团队合作”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这里的“福特主义”，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系统运用。虽然斯密在１８世纪末就写了《国富论》（１７７６年），但他的分工理论直到１９世纪后期（１８７０年左右）才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熟练工匠力图保证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对斯密式的僵化分工进行了顽强抵制。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曾记述轮胎制造商的儿子，不得不向他父亲工厂的工人学习技术的故事（１１），可见熟练工匠对工艺全过程的了解是他们与雇主谈判时的力量所在。但是，１８７０年以后，大批非熟练移民工人来到美国，给斯密式分工的系统实现提供了两大条件：⒈非熟练工人缺乏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无力拒绝雇主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的努力；⒉移民生活的艰辛，使社会平均消费偏好（ｔａｓｔｅ）较少注重产品质量，而倾向于接受标准化的大众产品。这两个条件，与源于美国军事工业的“可互换零件”（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ｓ）系统相结合，终于使美国成为率先实现斯密式分工体制和大批量生产（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国家（１２），其最具象征性的体现即是亨利福特１９１３年建立的“Ｔ模型”——“福特生产方式”。据统计，在福特的汽车制造厂内，移民工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共有３０多种语言，根本谈不上沟通与协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装配线上当“一颗螺丝钉”，一切听从管理者和工程师的安排，正象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绘的那样。“大批量生产”本身并无不好，在人们需求稳定且单一的情况下，它的确能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但问题在于，福特主义的“大批量生产”是一种僵化的“大批量生产”，一旦需求出现多样化、特殊化和不稳定，福特生产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机。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ＧＭ），就是通过生产四种型号的车而战胜只产一种型号（“Ｔ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寻味的，福特１９３１年接受为美国政府制造潜水艇的项目，但由于产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厂的不熟练工人只适合生产大批量的大路货，结果整个项目从失败而告终（１３）。这是“福特生产方式”的第一次严重挫折。“福特生产方式”这种对需求多样化和需求不稳定的不灵敏反应，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二大弊病。
我们已说，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区分“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现在，我们又触及它的第二大弊病：缺乏对市场需求稳定性与否的考虑。斯密指出，如果要求制铁锤的工人又会制造铁钉，必然造成浪费，影响效率（１４）。但他这一论证假定了市场对铁锤的需求是稳定的。一旦需求出现波动，制造铁锤的“规模经济”本身便成了浪费；如果工人能转产铁钉，则尚有“范围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ｃｏｐｅ）的希望。换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义）只有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才可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率；而当需求不稳定时，以技术和工人技能的“灵活性”（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为核心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便大显身手了。
市场竞争的内在逻辑是导向需求的不稳定性。阿罗（Ｋ．Ａｒｒｏｗ）等人已证明，“规模经济”是和充分竞争的市场不相容的（１５）。“福特生产方式”既然以“规模经济”为核心，则必然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稳定需求”。１８９０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运动（ｍｅｒｇｅｒ），就是企业通过“前后向关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ｂａｃｋ ｗａｒ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来稳定供货和销售渠道的努力。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旨在控制汇率波动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也是“稳定需求”的重要措施（１６）。当然，最彻底的“稳定需求”手段，就是“中央计划”了。在“中央计划”经济中，企业的产品的“市场需求”总是稳定的，因为产品“销路”已被计划所指定。由此观之，列宁最喜欢泰勒和福特的故事，是别有深意的（１７）。
于是，我们看到，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彻底的逻辑展开，必导致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这自然是斯密所始料不及的。斯密的信奉者汪丁丁先生也莫名其中奥妙。他对自动化技术的理解，充分显示出他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不自觉的信奉者。我们前面已提到，汪丁丁认为，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但是，我们要问，如果市场需求不稳定，“在高尔夫球场”指挥“无人工厂”的大批量生产，又有什么意义？“后福特主义”认为，自动化技术的真正潜力，不是给福特式的僵化生产体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给灵活的分工和生产体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学家诺伯（Ｄａｖｉｄ Ｎｏｂｌｅ）的研究，数控机床（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ｄ ｍａｃｈｉｎａｒｙ ｔｏｏｌｓ）有两种可能的程序编制法：一种是由熟练工人将自己的操作录制下来，然后根据录制给机器编制程序指令（这是所谓“ｒｅ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ｂａｃｋ”方法，即“录制加重放”）再不断进行调整。另一种方法，是由工程师一开始就给机器编制好统一的程序。１９４６年，美国通用电力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的工程师霍姆斯（Ｌａｖｅｌｌ Ｈｏｌｍｅｓ）发明了“录制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于该方法仍然给熟练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于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彻底控制，结果被美国企业界弃之不用（１８），而为德国和日本的数控机床制造业所采用。美国采用让工程师一开始就编制好统一程序的办法，即把自动化技术系于福特生产方式的禁梏之中，其后果必然是生产的不灵活性，终于在７０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触发）中自食其果，在汽车和电子行业上被日本和德国打败。
三十六年过去了。与这期间的许多事物一样，“鞍钢宪法”也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认识到，“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ｐｏｓｔ－Ｆｏｒｄｉｓｍ），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两参一改三结合”，用今日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ｔｅａｍ ｗｏｒｋ）。日本的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术分工，随时随地解决“无库存生产方式”中出现的问题①。瑞典的Ｖｏｌｖｏ汽车公司，为了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率优势，于１９８８年开始，将“装配线”（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ｌｉｎｅ）改造为“装配岛”（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ｉｓｌａｎｄ），使工人不再象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８至１０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②。美国也不甘落后，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国会开始辩论“团队合作法案”。因根据１９３５年通过的劳工法（Ｗａｇｎｅｒ Ａｃｔ），“团队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国现在必须对劳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团队合作”的效率潜力③。
在这股“后福特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所推崇的“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ｏｍａｓ）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④，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⑤，但一条明显的原因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使“鞍钢宪法”在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中，“鞍钢宪法”能否成为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精神与组织资源之一？
当然，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评我和甘阳的文章中（载《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汪丁丁明确指出，“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谈得上搞“后福特主义”。他的论证之逻辑很简单。用他原话来说：“我这个判断的根据很简单：你要过上富裕的日子吗？那就必须组织社会分工”；依他看来，社会分工带来工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也就是福特主义；而只有到“电讯技术发达”之时，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才“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后福特主义”。
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论证完全系于分工理论。而他所依据的分工理论，则是亚当·斯密首先在其《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论证出斯密的分工理论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们认为，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两大弊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将“社会分工”化简到“技术分工”。换言之，他没有将“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国富论》开篇头一句话便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⑥。”这自然是极富洞见的观察。但是，他没有说明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术分工”还是“社会分工”。所谓“技术分工”，指的是将一项生产任务分解为不同的步骤去完成；所谓“社会分工”，指的则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骤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产步骤，也可以安排同一个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骤。无疑，“技术分工”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解，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过程的不同步骤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装配汽车，既可以有“装配线”，也可以有“装配岛”，而这两种形式下的“社会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同一个工人可以永远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经常调换工种。简言之，对生产过程的步骤分解，与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逻辑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错误即在于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实际上，他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针工厂”的例子中，斯密谈到“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⑦。”显然，他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分解直接化约为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这样一来，产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于工人对生产全过程的了解下降，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积极地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发人深省的是，据斯密本人记载，当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论只是关于生产数量（而非质量）的理论，但斯密对此未加重视，仅以“质量难以定义”为由而一笔带过：“质量的好坏，人言言殊。因此，一切关于质量的说法，我认为均不可靠⑧。”
出乎斯密预料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质量”远比数量重要。发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质量型竞争，打破了斯密式的“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关系。“丰田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在于“即时或无库存生产”（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ｏ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ｌｅ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工序的质量，积极互相“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已经成功地实行了“无库存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论——“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性——已被中国实践所突破。据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周小庄的实地调查，宝山钢铁公司各二级厂不允许设置仓库，物资部门在接到紧急用料电话３０分钟内，生产物资必须送到现场。宝钢还建立了“大工种”和“区域工”。所谓“大工种”，就是除掌握本工种外，还要了解和相当程度上掌握相关工种，如电工要会做钳工的活，钳工要会做简单的电工活，同时电工、钳工都要会做指挥吊车和一般的焊接活。所谓“区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产作业区域内，打破岗位界限，进行“团队合作”。更有意思的是，宝钢的基层作业班组长有一项任务－－培养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作业长的职责之一是培养本班组成员获得“作业长资格”，任何工人均可通过考试而成为“潜在作业长”。宝钢的这些“社会分工”实践，与斯密的工人“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必然能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⑩”的理想，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从宝钢的实践来看，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以“无库存生产”、“全面质量管理”、“工人自主参与”和“团队合作”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这里的“福特主义”，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系统运用。虽然斯密在１８世纪末就写了《国富论》（１７７６年），但他的分工理论直到１９世纪后期（１８７０年左右）才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熟练工匠力图保证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对斯密式的僵化分工进行了顽强抵制。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曾记述轮胎制造商的儿子，不得不向他父亲工厂的工人学习技术的故事（１１），可见熟练工匠对工艺全过程的了解是他们与雇主谈判时的力量所在。但是，１８７０年以后，大批非熟练移民工人来到美国，给斯密式分工的系统实现提供了两大条件：⒈非熟练工人缺乏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无力拒绝雇主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的努力；⒉移民生活的艰辛，使社会平均消费偏好（ｔａｓｔｅ）较少注重产品质量，而倾向于接受标准化的大众产品。这两个条件，与源于美国军事工业的“可互换零件”（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ｓ）系统相结合，终于使美国成为率先实现斯密式分工体制和大批量生产（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国家（１２），其最具象征性的体现即是亨利福特１９１３年建立的“Ｔ模型”——“福特生产方式”。据统计，在福特的汽车制造厂内，移民工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共有３０多种语言，根本谈不上沟通与协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装配线上当“一颗螺丝钉”，一切听从管理者和工程师的安排，正象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绘的那样。“大批量生产”本身并无不好，在人们需求稳定且单一的情况下，它的确能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但问题在于，福特主义的“大批量生产”是一种僵化的“大批量生产”，一旦需求出现多样化、特殊化和不稳定，福特生产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机。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ＧＭ），就是通过生产四种型号的车而战胜只产一种型号（“Ｔ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寻味的，福特１９３１年接受为美国政府制造潜水艇的项目，但由于产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厂的不熟练工人只适合生产大批量的大路货，结果整个项目从失败而告终（１３）。这是“福特生产方式”的第一次严重挫折。“福特生产方式”这种对需求多样化和需求不稳定的不灵敏反应，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二大弊病。
我们已说，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区分“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现在，我们又触及它的第二大弊病：缺乏对市场需求稳定性与否的考虑。斯密指出，如果要求制铁锤的工人又会制造铁钉，必然造成浪费，影响效率（１４）。但他这一论证假定了市场对铁锤的需求是稳定的。一旦需求出现波动，制造铁锤的“规模经济”本身便成了浪费；如果工人能转产铁钉，则尚有“范围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ｃｏｐｅ）的希望。换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义）只有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才可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率；而当需求不稳定时，以技术和工人技能的“灵活性”（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为核心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便大显身手了。
市场竞争的内在逻辑是导向需求的不稳定性。阿罗（Ｋ．Ａｒｒｏｗ）等人已证明，“规模经济”是和充分竞争的市场不相容的（１５）。“福特生产方式”既然以“规模经济”为核心，则必然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稳定需求”。１８９０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运动（ｍｅｒｇｅｒ），就是企业通过“前后向关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ｂａｃｋ ｗａｒ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来稳定供货和销售渠道的努力。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旨在控制汇率波动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也是“稳定需求”的重要措施（１６）。当然，最彻底的“稳定需求”手段，就是“中央计划”了。在“中央计划”经济中，企业的产品的“市场需求”总是稳定的，因为产品“销路”已被计划所指定。由此观之，列宁最喜欢泰勒和福特的故事，是别有深意的（１７）。
于是，我们看到，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彻底的逻辑展开，必导致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这自然是斯密所始料不及的。斯密的信奉者汪丁丁先生也莫名其中奥妙。他对自动化技术的理解，充分显示出他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不自觉的信奉者。我们前面已提到，汪丁丁认为，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但是，我们要问，如果市场需求不稳定，“在高尔夫球场”指挥“无人工厂”的大批量生产，又有什么意义？“后福特主义”认为，自动化技术的真正潜力，不是给福特式的僵化生产体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给灵活的分工和生产体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学家诺伯（Ｄａｖｉｄ Ｎｏｂｌｅ）的研究，数控机床（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ｄ ｍａｃｈｉｎａｒｙ ｔｏｏｌｓ）有两种可能的程序编制法：一种是由熟练工人将自己的操作录制下来，然后根据录制给机器编制程序指令（这是所谓“ｒｅ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ｂａｃｋ”方法，即“录制加重放”）再不断进行调整。另一种方法，是由工程师一开始就给机器编制好统一的程序。１９４６年，美国通用电力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的工程师霍姆斯（Ｌａｖｅｌｌ Ｈｏｌｍｅｓ）发明了“录制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于该方法仍然给熟练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于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彻底控制，结果被美国企业界弃之不用（１８），而为德国和日本的数控机床制造业所采用。美国采用让工程师一开始就编制好统一程序的办法，即把自动化技术系于福特生产方式的禁梏之中，其后果必然是生产的不灵活性，终于在７０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触发）中自食其果，在汽车和电子行业上被日本和德国打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