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挫败与开端
来源：UC论文网2015-12-09 18:18
摘要：
华罗庚先生说过：弄斧必须到班门，才能得到高手指点。南京大学 历史 系是研究近代 中国 的重镇，我非常高兴到这里向诸位请教。我的报告分如下四部分： （一）研究近代中国必须
华罗庚先生说过：“弄斧必须到班门”，才能得到高手指点。南京大学历史系是研究近代中国的重镇，我非常高兴到这里向诸位请教。我的报告分如下四部分：
（一）研究近代中国必须确立的一个指导思想
研究近代中国要确立一个指导思想，这是一个根本点。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出版后，有人写书评一针见血指出与众不同的新见来源于观察的基本点不同。在这部书中，我观察问题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是中国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曲折的过程；应该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在哪里？再简单化一点，就是要以现代化为纲来研究近代中国，包括整个十九、二十世纪中国。近代中国本来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但是，过去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在五年前说过：中国近代史学界原来是一论独霸，到九十年代才慢慢变为三派鼎立。一论独霸，就是所谓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这个史观是一个颠倒过来的史观，头和脚倒过来了。因为它要论证近代中国的出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革命。它要论证这个结论，倒过来讲历史上三个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但继承了这三大革命，而且解决了它们都没有解决问题。为了论证后来，倒过来解释前面的历史，这样一个史观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太平天国不是一个革命，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一个革命。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制度变革，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它只不过是历史上冀图实现王朝更替的下层民众造反的继续。任何冷静的研究者都会承认，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只能给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从效果看是非常反动的。再看看义和团，它是极其错误的排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辛亥革命怎么样？我很欣赏章士钊晚年说的一句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1]这是过来人对史学界的严重批评。照我的看法，辛亥革命正确的地方是继续推进晚清新政没有做完的事情；除了这个，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推翻了一个皇帝，把三纲里面最重要的一纲打掉了，对推动思想解放起到很重大的作用。其实，行内人都知道，太平天国研究，很早就有肯定和否定的两大派。义和团运动，我相信中青年学者里面恐怕很少人愿意颂扬。于是，即使你肯定辛亥革命，但除掉两个，作为一个纲领就树立不起来了。过去很多人都讲了三大革命为纲的观点，那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慢慢地，很多忠实于自己学术的学者，摆脱了这个教条的束缚。继续固守这一理论框架的，有的也开始努力研究实际情况。
还有一派是什么呢？是为学术而学术。本来就应该有这个流派，这是学者忠实于学术的应有的追求。做历史研究想要有所突破，应该在两方面下功夫，一个是对历史解释的理论框架，一个是史料。掌握了很多新史料，你可以在某一些方面，将某一些历史事件、人物或当时社会状况等各方面详细加以描述。这是一个功绩。但是一般来讲，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人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会有一定的理论在支撑你，有一定的历史观在支撑你。差别仅在自觉还是不自觉。假如你不在掌握史料上下功夫，提出所谓新观点，没有充分的史料来支撑，偶有所感写点文章，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未尝不可，但没有达到学术的层次；弄得过分，信口开河，那就贻笑大方了。史料任何时候都是史学的基础，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受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的人们，没有史料他不敢随便写东西，说话要有根有据啊。这是个好习惯。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是关怀社会，超越专业说话，即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目前这类人太少了。不过，超越专业不等于说话可以不要根据。他们的成功离不开胆识。所谓胆是社会责任感和锐利的眼光。识主要是知识，包括有关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社会见识。这些就是根据。有的文人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好像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结果越说越糊涂。例如，目前我们国家里面比较极端的一些流派，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评论往往漏洞百出。究其原因与他们知识不足而又好走极端息息相关。
但是史料不过是一个工具；包括所谓以三大革命为纲，都是低一层次的问题。因为三大革命为纲，它的一个前提是，中国要现代化，中国要富强，必须扫除障碍，这个障碍只能通过革命来扫除。以现代化为纲，它的观察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中世纪社会怎样向现代社会转型，那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层次的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方法。革命，改革，建设，开放……如此等等，都是方法问题。
必须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不能光关心史料，还要读有关的理论书，思考理论问题。假如没有必要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现代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即使你研究一个小问题，常常会误入陷阱。所以我喜欢给那些好书做义务广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新版和重版的一些著作，比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的一本书，叫《以自由看待发展》，那是以他在世界银行所作报告为基础，整理成书又力求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能够理解。经济学的很多专业术语，不是专业研究现代经济学的，看都看不懂。那本书则既有深度，又容易读懂。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2]。阿马蒂亚·森被誉为经济学界的良知，他关心第三世界的受苦受难的人、弱势群体，对他们面临的问题作了大量的分析，那本书是很值得读一读的。此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另外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和科斯等人的著作。一部是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另一部是诺斯和科斯等人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最近都重版了。这些著作从产权制度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历史的发展，对历史研究者说来不能不认真思考。其实它跟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些基本观点是相通的。但是过去我们不敢讲，也不作研究；要是思想解放的话，这些东西最先应该是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那些国家里面的学者做出来的。结果我们做不出来，让那些西方的学者做出来了。他们的这些成果，尤其是得到世界学术界一致肯定的成果，我们应该研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书上的观点，肯定会补我们理论素养之不足。这是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近代中国必须首先要确立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理论框架。
（二）中国的自由观念是怎么传播的？
自由思想在中国传播，是由谁开启的？以往通常说，严复是中国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但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自由观念已经传进中国，而严复1854年才出生，相差整整二十年。
1833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办了中国第一份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面介绍了英国的制度，1835年，它发表这么一段有启蒙意义的“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力竭力矣。”[3]这里说的“ 国之公会”是国会最早的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1838年，该刊又发表《自主之理》的文章，进一步阐明有关的道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4]
看看这些文字对自由对国家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自由与法治的关系，说得多么准确、清楚。以后，中国的启蒙先驱魏源、徐继畬等继续介绍西方现代社会，但是应该承认，这些都是利用传教士的资料、利用传教士所介绍的一些东西来做的。假如不是固守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传统观念，要是不停留在那样可怜的水平上，我们不能不承认，19世纪中国的启蒙，甲午以前是由西方传教士唱主角的。这可以他们办的《万国公报》为代表。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也很杰出，但他也深受西方在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影响。
真真正正在中国把自由问题提到国家兴衰关键的高度的，是严复。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写了震动海内的五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学西方的那些办法，在西方做起来整个国家很兴旺很发达，而在中国则毛病百出？他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成败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5]真是一针见血！康、梁特别是梁启超，一方面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深受严复的影响。严复比康、梁要高出一筹，康、梁讲的那些没有严复那么深刻。“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加上“自由不自由”，这十三个字，中国十九、二十世纪的基本问题都包含在里面了。
不是说反帝反封建吗？反帝要解决什么问题？无非国家要自主，要独立，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身贵自由，这一条非常了不起。反封建，什么叫封建？过去我们没有抓住要害。我们过去集中精力去解决土地问题。但是当我们完成土地改革以后，人们发现，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原因在哪里？农民问题要不要解决？当然要解决。为此必须对中世纪社会（封建社会）有清晰的了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秦晖教授代表作：《田园诗与狂想曲》，没有看过的我建议你们找来看一看。我认为这部书将来会写进中国现代史学史。秦晖先生深入到关东各个地区各个县，将土改档案找出来，然后分析那个地方土改究竟解决什么问题。结果发现，渭南专区“中贫农总计的人口与土地均占到80％以上。”“关中地区除个别县外，绝大多数地方土地分配中的吉尼系数均在0.23以下，这应该是相当平均的分配了。”“因此，当时的地方文件……认为这些地区的‘反封建斗争’主要解决匪霸权豪的问题”。[6]即利用自己社会地位或者政治特权来压迫剥削农民的那些问题。中国幅员广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但关中地区模式的提出，启发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反封建的内涵。这部书还指出：“身处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导师们……恰恰认为封建社会的特点在于：在那里建立在财产关系上的阶级对立（而不是统治与服从关系上的等级对立）是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的。《共产党宣言》认为，只是到了资产阶级时代，才‘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而在此以前的中世纪则充满了‘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7]由此可见，我们过去讲反封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掌握好；反封建原来的意思，是说要摆脱中世纪的种种束缚，让人得到自由。这正好证明严复论断的正确和深刻。
总之，严复深刻研究了英国，又认真观察了中国，得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命运在于“自由不自由”的结论，提出了解除人身束缚的问题。严复的这十三字箴言就是中国救国的正确道路。假如遵照严复的理解，那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就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后来，我们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的自由思想运动或者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戊戌前后那个群众性的启蒙运动。假如不掌握这个关键，是不可能深刻理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启蒙运动或者自由运动的开端。
（三）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获得自由？
中国人获得自由是从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慢慢开始的。
为此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人有没有自由？有几种讲法。孙中山说中国人自由太多了，所以他说不要讲个人自由，要讲国家的自由。这是孙中山长期坚持的基本观点。梁启超也有类似观点。
从世界范围看，学术界的主流界定自由都是指个人自由。认真读过马列的人也不会同意孙中山的讲法。《哥达纲领批判》里面，马克思就嘲笑这个讲法。他写道：“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和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8]换句话说，所谓“国家自由”，就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可以任意宰割老百姓。公民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要限制“国家自由”，使国家权力受到民主和法治的约束。这是不能含糊的重大理论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当年孙中山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是要国家的独立。但是他将国家独立跟个人自由比较的时候这样说的。他没有说清楚国家独立的目的就是保护个人自由；即使在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也要与专制政府有别，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个人自由。他这一类言论很多，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就利用这些言论。孙中山理论素养不高 ，才出现这样的毛病。
（一）研究近代中国必须确立的一个指导思想
研究近代中国要确立一个指导思想，这是一个根本点。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出版后，有人写书评一针见血指出与众不同的新见来源于观察的基本点不同。在这部书中，我观察问题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是中国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曲折的过程；应该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在哪里？再简单化一点，就是要以现代化为纲来研究近代中国，包括整个十九、二十世纪中国。近代中国本来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但是，过去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在五年前说过：中国近代史学界原来是一论独霸，到九十年代才慢慢变为三派鼎立。一论独霸，就是所谓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这个史观是一个颠倒过来的史观，头和脚倒过来了。因为它要论证近代中国的出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革命。它要论证这个结论，倒过来讲历史上三个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但继承了这三大革命，而且解决了它们都没有解决问题。为了论证后来，倒过来解释前面的历史，这样一个史观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太平天国不是一个革命，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一个革命。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制度变革，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它只不过是历史上冀图实现王朝更替的下层民众造反的继续。任何冷静的研究者都会承认，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只能给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从效果看是非常反动的。再看看义和团，它是极其错误的排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辛亥革命怎么样？我很欣赏章士钊晚年说的一句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1]这是过来人对史学界的严重批评。照我的看法，辛亥革命正确的地方是继续推进晚清新政没有做完的事情；除了这个，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推翻了一个皇帝，把三纲里面最重要的一纲打掉了，对推动思想解放起到很重大的作用。其实，行内人都知道，太平天国研究，很早就有肯定和否定的两大派。义和团运动，我相信中青年学者里面恐怕很少人愿意颂扬。于是，即使你肯定辛亥革命，但除掉两个，作为一个纲领就树立不起来了。过去很多人都讲了三大革命为纲的观点，那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慢慢地，很多忠实于自己学术的学者，摆脱了这个教条的束缚。继续固守这一理论框架的，有的也开始努力研究实际情况。
还有一派是什么呢？是为学术而学术。本来就应该有这个流派，这是学者忠实于学术的应有的追求。做历史研究想要有所突破，应该在两方面下功夫，一个是对历史解释的理论框架，一个是史料。掌握了很多新史料，你可以在某一些方面，将某一些历史事件、人物或当时社会状况等各方面详细加以描述。这是一个功绩。但是一般来讲，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人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会有一定的理论在支撑你，有一定的历史观在支撑你。差别仅在自觉还是不自觉。假如你不在掌握史料上下功夫，提出所谓新观点，没有充分的史料来支撑，偶有所感写点文章，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未尝不可，但没有达到学术的层次；弄得过分，信口开河，那就贻笑大方了。史料任何时候都是史学的基础，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受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的人们，没有史料他不敢随便写东西，说话要有根有据啊。这是个好习惯。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是关怀社会，超越专业说话，即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目前这类人太少了。不过，超越专业不等于说话可以不要根据。他们的成功离不开胆识。所谓胆是社会责任感和锐利的眼光。识主要是知识，包括有关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社会见识。这些就是根据。有的文人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好像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结果越说越糊涂。例如，目前我们国家里面比较极端的一些流派，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评论往往漏洞百出。究其原因与他们知识不足而又好走极端息息相关。
但是史料不过是一个工具；包括所谓以三大革命为纲，都是低一层次的问题。因为三大革命为纲，它的一个前提是，中国要现代化，中国要富强，必须扫除障碍，这个障碍只能通过革命来扫除。以现代化为纲，它的观察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中世纪社会怎样向现代社会转型，那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层次的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方法。革命，改革，建设，开放……如此等等，都是方法问题。
必须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不能光关心史料，还要读有关的理论书，思考理论问题。假如没有必要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现代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即使你研究一个小问题，常常会误入陷阱。所以我喜欢给那些好书做义务广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新版和重版的一些著作，比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的一本书，叫《以自由看待发展》，那是以他在世界银行所作报告为基础，整理成书又力求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能够理解。经济学的很多专业术语，不是专业研究现代经济学的，看都看不懂。那本书则既有深度，又容易读懂。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2]。阿马蒂亚·森被誉为经济学界的良知，他关心第三世界的受苦受难的人、弱势群体，对他们面临的问题作了大量的分析，那本书是很值得读一读的。此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另外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和科斯等人的著作。一部是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另一部是诺斯和科斯等人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最近都重版了。这些著作从产权制度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历史的发展，对历史研究者说来不能不认真思考。其实它跟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些基本观点是相通的。但是过去我们不敢讲，也不作研究；要是思想解放的话，这些东西最先应该是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那些国家里面的学者做出来的。结果我们做不出来，让那些西方的学者做出来了。他们的这些成果，尤其是得到世界学术界一致肯定的成果，我们应该研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书上的观点，肯定会补我们理论素养之不足。这是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近代中国必须首先要确立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理论框架。
（二）中国的自由观念是怎么传播的？
自由思想在中国传播，是由谁开启的？以往通常说，严复是中国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但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自由观念已经传进中国，而严复1854年才出生，相差整整二十年。
1833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办了中国第一份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面介绍了英国的制度，1835年，它发表这么一段有启蒙意义的“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力竭力矣。”[3]这里说的“ 国之公会”是国会最早的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1838年，该刊又发表《自主之理》的文章，进一步阐明有关的道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4]
看看这些文字对自由对国家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自由与法治的关系，说得多么准确、清楚。以后，中国的启蒙先驱魏源、徐继畬等继续介绍西方现代社会，但是应该承认，这些都是利用传教士的资料、利用传教士所介绍的一些东西来做的。假如不是固守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传统观念，要是不停留在那样可怜的水平上，我们不能不承认，19世纪中国的启蒙，甲午以前是由西方传教士唱主角的。这可以他们办的《万国公报》为代表。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也很杰出，但他也深受西方在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影响。
真真正正在中国把自由问题提到国家兴衰关键的高度的，是严复。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写了震动海内的五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学西方的那些办法，在西方做起来整个国家很兴旺很发达，而在中国则毛病百出？他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成败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5]真是一针见血！康、梁特别是梁启超，一方面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深受严复的影响。严复比康、梁要高出一筹，康、梁讲的那些没有严复那么深刻。“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加上“自由不自由”，这十三个字，中国十九、二十世纪的基本问题都包含在里面了。
不是说反帝反封建吗？反帝要解决什么问题？无非国家要自主，要独立，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身贵自由，这一条非常了不起。反封建，什么叫封建？过去我们没有抓住要害。我们过去集中精力去解决土地问题。但是当我们完成土地改革以后，人们发现，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原因在哪里？农民问题要不要解决？当然要解决。为此必须对中世纪社会（封建社会）有清晰的了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秦晖教授代表作：《田园诗与狂想曲》，没有看过的我建议你们找来看一看。我认为这部书将来会写进中国现代史学史。秦晖先生深入到关东各个地区各个县，将土改档案找出来，然后分析那个地方土改究竟解决什么问题。结果发现，渭南专区“中贫农总计的人口与土地均占到80％以上。”“关中地区除个别县外，绝大多数地方土地分配中的吉尼系数均在0.23以下，这应该是相当平均的分配了。”“因此，当时的地方文件……认为这些地区的‘反封建斗争’主要解决匪霸权豪的问题”。[6]即利用自己社会地位或者政治特权来压迫剥削农民的那些问题。中国幅员广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但关中地区模式的提出，启发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反封建的内涵。这部书还指出：“身处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导师们……恰恰认为封建社会的特点在于：在那里建立在财产关系上的阶级对立（而不是统治与服从关系上的等级对立）是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的。《共产党宣言》认为，只是到了资产阶级时代，才‘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而在此以前的中世纪则充满了‘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7]由此可见，我们过去讲反封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掌握好；反封建原来的意思，是说要摆脱中世纪的种种束缚，让人得到自由。这正好证明严复论断的正确和深刻。
总之，严复深刻研究了英国，又认真观察了中国，得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命运在于“自由不自由”的结论，提出了解除人身束缚的问题。严复的这十三字箴言就是中国救国的正确道路。假如遵照严复的理解，那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就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后来，我们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的自由思想运动或者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戊戌前后那个群众性的启蒙运动。假如不掌握这个关键，是不可能深刻理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启蒙运动或者自由运动的开端。
（三）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获得自由？
中国人获得自由是从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慢慢开始的。
为此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人有没有自由？有几种讲法。孙中山说中国人自由太多了，所以他说不要讲个人自由，要讲国家的自由。这是孙中山长期坚持的基本观点。梁启超也有类似观点。
从世界范围看，学术界的主流界定自由都是指个人自由。认真读过马列的人也不会同意孙中山的讲法。《哥达纲领批判》里面，马克思就嘲笑这个讲法。他写道：“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和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8]换句话说，所谓“国家自由”，就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可以任意宰割老百姓。公民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要限制“国家自由”，使国家权力受到民主和法治的约束。这是不能含糊的重大理论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当年孙中山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是要国家的独立。但是他将国家独立跟个人自由比较的时候这样说的。他没有说清楚国家独立的目的就是保护个人自由；即使在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也要与专制政府有别，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个人自由。他这一类言论很多，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就利用这些言论。孙中山理论素养不高 ，才出现这样的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