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多角度研究综述

　　始自于美国的 2008 年次贷危机，经过不断演化逐步从金融危机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深陷其中的国家所造成的破坏力远超过 1929 年的那次大危机。时至今日，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普遍乏力的客观现实和并不乐观的前景预期，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危机的原因进行探究和解读。

　　对他们的有关经济危机研究的新成果进行分析总结，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清醒地认识这次经济危机，还可以为身处全球化中的中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

　　一、劳动和资本关系失衡

　　1．“实际工资停滞”和“消费水平上涨”之间产生缺口

　　2008 年以来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无论是强化“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去调节化”的新古典经济学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可以说，这两个学派的政策主张并未根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诱因。阶级分析学派的代表学者，史蒂芬·莱斯尼克( Stephen Resnick) 和理查德·沃尔夫( Richard Wolff)认为，要想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出恰当解释需要引入阶级分析，在他们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阶级结构反复诱发了经济危机，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就必然要求转变阶级结构。

　　对此，这两位学者从分析美国工人的生产率、实际工资和个人债务三者的变动及其关系入手，为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个代替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解释。

　　在他们看来，透视美国资本主义的这次经济危机，不能拘泥于现实而必须从历史的阶级根源入手进行分析。在 1890 年至 2007 年长达 100 多年的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关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了分水岭般的逆转。此前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协同增长，此后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差距日益扩大，实际工资的增长开始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对此，这两位学者以美国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为例，通过比较实际工资与生产率的增长描述了这种关系的变化: 19 世纪90 年代初到20 世纪70 年代末，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以2． 3%的年增长率稳步提升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年增长率为1． 8% ; 然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2007 年期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以 3． 26% 的年增长率继续提高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停止上涨，甚至以－ 0． 37% 的速度在下降，两者之间的缺口有显着扩大的趋势。

　　工人实际工资停止上涨，标志着一个劳资关系均衡时代的终结，工人阶级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分享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宣告了工人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协同增长的时代已然落幕。相对于美国产业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之后，剩余价值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涌向资本家手中，而剩余价值的多种分配形式( 如用于资本积累、研发投入、管理投入，支付商业利润、银行利息、股份分红等等) 也在降低资本家成本、提高剥削率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资本家以更快的速度获取剩余价值，说明无论工人的实际工资是上涨还是停滞，剩余价值率都在持续地稳步提高，劳资矛盾也日趋紧张。显然，美国资本主义的劳动和资本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工人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削减，但是社会的平均消费水平却在不断上涨，这可以从美国经济分析局 2012 年的数据中看出: 在 1979 年至 2007 年，美国 GDP 的增长率为 3．0%，消费支出增长率为 3． 3%，消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从 1979 年的 62． 1% 增长到 2007 年的69． 7% 。

　　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工人实际工资停滞的前提下，社会消费水平却能够不断上涨呢?

　　2． 增加“劳动支出”和“信用支出”是工人阶级抵抗实际工资下降的被迫选择

　　无疑，对于身处“消费主义”社会的美国工人家庭来说，实际工资停止上涨意味着家庭灾难的到来，为了不陷入危机的漩涡，工人家庭需要重新调整行为: 一方面，工人阶级不得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等办法增加其收入，以追赶上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如男劳动力兼职两份以上的工作，妇女走出家庭作为劳动力投入到市场中，但是这同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家暴、离婚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当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止上涨，劳动生产率仍然持续提高时，工人阶级迫于适应“消费主义”社会的新要求，不得不接受美国异军突起的金融行业所提供的金融产品。

　　只有当工人债务的上涨弥补了实际工资的停滞导致的收入的降低，工人阶级已有的消费水平才能得以维系甚至提高。此时，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债务形式，而工人对消费信用的需求则是美国剥削率上升的必然结果。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82 年的 59． 2% ，增长到 2007 年的峰值 125． 5% ，此后稍有下降，2011 年为 106． 3%。

　　由于美国历史上已经形成“消费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为了赶上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不断上涨，不得不增加“劳动支出”和“信用支出”，这是工人阶级抵抗实际工资下降的被迫选择。

　　当然，如果剔除中国廉价商品( 特别是生活资料) 的进口对美国工人家庭支出的影响，上面的家庭债务所占比重的数值还会增大。这些廉价的进口商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工人的生活费用，是其实际工资能够持续走低的一个重要条件。倘若没有中国廉价商品的供给，美国工人阶级家庭要想维持现有的消费水平，将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3． 劳动和资本关系失衡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表现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的《21 世纪资本论》，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视角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皮克提将“收入”分解为两个部分: 一是劳动收入; 二是资本收入。

　　他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或者来源于“劳动收入不平等”，或者来源于“资本收入不平等”。

　　皮克提进一步根据收入水平的高低，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收入群体。越富有的社会群体其收入越更多的来自于资本收入，而不是劳动收入，这一现象在最富有的 0． 1% 的人口中更为显着。

　　不仅如此，贫富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也日趋严重，最富有的10% 的人口的收入占据总收入的比重由 1928 年的49． 3% 上升为 2007 年的 50． 4% ，特别是 1970 年以后，最富有的 10%的人口的收入显着增加，主要是由最富有的 1% 的人口收入的扩张所导致。

　　由此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凸显，这是长期偏向资本进行积累的必然结果。

　　在皮克提看来，资本主义最主要的不稳定因素，在于私人资本回报率( r) 显着性地、长期性地高于收入和产出的增长率( g) ，即不等式“r ＞ g”，这意味着相对于产出和工资，财富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了积累。这一不等式揭示了一个基本逻辑矛盾，即企业主必然趋向变成食利者，而更多的人会沦为劳动力出卖者。

　　皮克提预言，如果资本平均回报率保持在 4% -5% ，全球长期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1%-1． 5% ，不等式“r ＞ g”将成为21 世纪的常态，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状况颇为相似。虽然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降低了资本回报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二者间的不平等，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的结构性矛盾( r ＞ g) 并没有消除。

　　在他看来，伴随长期的经济发展，收入不公平并不会通过自我调整而趋于好转。

　　二、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衡

　　1． 新自由资本主义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衡的一个具体形式

　　“积累的社会结构”( SSA) 学派自创建以来，就主张从资本主义的某种制度形式( 被视作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 中探求资本主义周期性长期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大卫·科茨( David Kotz) 从这一主张出发，运用“积累的社会结构”( SSA) 的分析框架，将这次经济危机界定为“新自由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特殊形式”。

　　科茨指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因素在内的一个 SSA，在资本主义某个发展阶段上会促进资本主义的盈利和积累，但最终会因其内在矛盾而瓦解这个 SSA 的持续存在。导致这个 SSA 瓦解的是一种结构性危机，这种危机在现有的资本主义体系内无法自动消除，只有重新建立一个新的 SSA 才行，而这需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大的调整才能实现。从SSA 分析框架出发，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 一是 1930 年以前的古典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 二是 1930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具有国家调节性质的资本主义; 三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在科茨看来，第三个阶段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特点，在促成过去几十年一系列长期经济扩张的同时，也埋下了引发系统性经济危机趋势的隐患，经济大调整的来临不可避免。

　　2008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可以说正是发端于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形式引发的系统性危机。

　　具体而言，第三阶段的美国新自由资本主义具有九大特点: (1) 对国内、国际的商业和金融“去调节化”，让“自由市场”统领一切，以获得资本的自由流动性; (2) 对众多国家的公用事业进行私有化; (3) 放弃那些用于缓和商业周期和保持低失业率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4) 大幅缩减国家的社会支出; (5) 对商业和富人减税; (6) 大企业和国家对工会组织的攻击和削弱; (7) 劳动过程中用更多的临时工、兼职工来取代以往的正式员工; (8) 不受限制的恶性竞争，取代了大公司在战后调节性资本主义时期所实行的“独立性合作行为”( co-respective behavior) ; (9) 在大公司内部引入市场原则，这包括从原来公司内部员工选择 CEO 向公司外部市场雇佣 CEO 的转变。

　　上述制度特点导致了三大结果，它们共同促成了一系列的长期经济扩张，并蕴含着诱发系统性危机的种子: (1) 伴随着对工会的攻击和工人工资集体谈判能力的瓦解，工资和利润之间以及整个社会所有家庭之间的不平衡也在扩大; (2) 对金融行业的“去调节化”，使得金融部门敢于从事一切能够获取高额利润的金融活动，越来越多地投机和冒险行为开始涌现，而这些行为在 1980 年以前高度监管的金融结构中是不被允许的; (3) 从公司外部聘请的 CEO 们只关注任期内股市的华丽表现，容易采取短期行为，目的在于能以薪酬改聘到另一个公司，诸如此类的行为催生了一系列大的资产泡沫。

　　总之，上述一系列制度特点造成了利润相对工资的快速增长，收入及财富日益向富有家庭集中，催生了大量可供投资的资金，其规模超过了生产性投资机会，开始涌向不动产以及有价证券，为资产泡沫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可见，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体现了“去调节化”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失衡; 新自由资本主义，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衡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

　　2． 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衡为劳动和资本关系失衡创造了必要条件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劳动和资本关系的失衡，使得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更多由资本分享，这种明显偏向资本的积累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潜藏了爆发总需求不足的危机的可能性。

　　对此，科茨通过测算、比较一系列的生产率、劳动报酬等指标揭示了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和资本关系。数据显示，开始于 1979 年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在 1982 年到 2007 年间，生产率的增速都要快于劳动报酬增速，并且两者之间的差额在 2000 年至2007 年中达到最大值 1． 3% 。而此差额，在 1948 年至 1973 年具有调节性 质的资本 主义时 期，只有0． 1% 。

　　与此同时，在 1979 年至 2007 年间，以工商部门为重点考察的实际利润和员工实际报酬的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4． 6% 和 2． 0%，其中 2000 年至2007 年两者差额更是达到最大的 7． 2%［17］，这意味着收入从劳动向资本的转移。利润相比工资的快速上涨，虽然有利于剩余价值创造，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实际工资的停滞甚至萎缩限制了工人的消费; 社会福利的削减、企业和富人的减税限制了政府支出的扩张，这种双重限制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不可能创造出充分增长的总需求，来保证一个长期的经济扩张。可以说，总需求不足是新自由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无法逃避的问题。

　　然而，令人吃惊的事实却是美国消费的增速超过了 GD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美国经济分析局2008 年的数据显示: 在 2000 年至 2007 年，GDP 的增长率为 2．32%，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 2． 66%，消费增速达到 2．94%。新自由资本主义下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是如何找到了自我解决途径的呢? 对此，该如何做出解释? 科茨认为这主要是通过提取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中的房屋净值来实现的。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预示着家庭在可支配收入之外会有更多的资金，这以巨大的房屋净值体现出来。新自由资本主义下的金融部门，使人们可以在不卖掉不动产的前提下，通过获得贷款来花费不动产增长着的收益。可以说，美国 2000 年以来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充当了解决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的角色。

　　伴随长期的利润率上涨、实际工资的停滞或削减、收入之间差距的扩大，本应产生消费需求不足或实现危机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恰恰因为其制度特点，即失衡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为劳动和资本关系的长期失衡创造了外部条件，使其在较长时期内避免和延缓了总需求不足的危机。

　　三、结论与启示

　　国外阶级分析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等代表学者深入研究分析了这场 2008 年始自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虽然他们研究的视角有所不同，但是却对经济危机的发生作出了较为一致的阐释，即认为金融创新消除了“工人实际工资停滞或削减”和“平均消费水平上涨”之间的缺口，延缓了“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的爆发。从这些分析和阐释中可以进一步推论出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劳动和资本关系”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双重失衡”导致的结果:从政府和市场关系来看，“去调节化、干预化”的市场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强市场弱政府”的格局，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衡; 从劳动和资本关系来看，长期资本偏向的积累没能很好地维护劳动者权益，“强资本弱劳动”格局的出现使得劳动和资本关系失衡。而失衡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又进一步为劳资关系的失衡创造了外部条件，使得偏向资本积累的失衡状态得以长期存在。但是，一旦“劳动和资本关系”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双重失衡”突破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制度所能承受的界限，经济危机的爆发则不可避免。

　　由此可见，妥善处理劳动和资本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对于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处理劳动和资本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上的固有局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在处理劳动和资本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坚守“社会主义”这一底线，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覆辙。具体来说:

　　1． 从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出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始自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巨大隐患，成为引发危机的关键一环。对当前步入改革深水区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敲响了警钟，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绝不是我国政府和市场关系改革的方向，我国政府和市场的相关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邓小平同志曾经一再告诫全党“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管改什么、怎么改，都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作为“牛鼻子”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是如此，因此，对位于鼻尖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改革，必须牢牢把握住改革的正确方向，守住改革的根本底线———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绝非新自由主义的方向。

　　从政府和市场改革的实质来看，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发展的过程，重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顺畅运转和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削弱和终结。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是从中国现实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完善的内在要求出发对政府和市场关系作出的新修订，并不是要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需要清醒认识的是，一旦政府与市场改革的方向与社会主义发生偏离，滑向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无限放大为“市场起全部作用”，将会导致出现无法弥补甚至颠覆性的错误。

　　由此，从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出发，政府与市场改革的着眼点应体现出政府和市场的各司其职，扬长避短，要通过“优优”组合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此，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条规律，同时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要各司其职，共同发挥作用，不可互相替代、互相否定。

　　具体来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要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主体创造力、拓展市场主体发展空间的同时，克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等带来的发展弊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府职能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活力、优势充分结合起来，同时纠正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缺位、越位以及错位问题，从“无限管理”到“有限管理”，从“有限管理”到“无限服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实现有机结合、扬长避短，使两者的优势都能够得到充分有效发挥。只有实现“优优”组合的政府和市场，才能不断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 从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处理好劳动和资本关系

　　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劳资矛盾日趋激烈及劳资关系的失衡成为这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矛盾不可能根本上得到缓和，均衡的劳资关系只能在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内存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失衡的劳资关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常态。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从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出发，从坚持“共同富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出发，处理好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占主导的社会，劳动者个人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代表，他们拥有的是由这种社会赋予的享有主体地位的各种经济权益，这就要求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必须要把保障劳动者的权利放在中心地位，积极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不能在市场经济的建立、产权关系多元化的过程中牺牲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权益; 也不能在改革的过程中，损害劳动者权益，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目的。

　　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劳动关系市场化进程的开启，劳动者获得了更多自主选择权，劳资双方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改变，“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开始形成并在私有经济中更加凸显。在“强资本弱劳动”的这种格局中，劳动者权益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劳资收入差距日渐拉大。究其原因，政府、企业、工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上都存在各自的短板。例如，伴随市场化的推进，政府在推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发挥的作用不够，甚至出现不作为的现象，这表现在劳动法律的不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不健全、集体劳权的缺失等方面，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在协调劳资矛盾过程中偏袒、纵容资方; 企业，作为资方代表，由于所处行业、所有制等的不同，在依法承担责任、落实劳动者权益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有些小型、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由于受成本约束和利润最大化的驱使，常不能依法将保护劳动者权益落实到实处，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件常有发生;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工会组织在劳动关系中的角色作了四种明确的规定，即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角色、劳动争议处理角色、协调劳动关系的角色、集体合同关系中的主体角色，但是这种法律定位并没有与工会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工会组织普遍在协商过程中缺乏必要的主动性与独立性。

　　因此，要从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在我国当前劳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的客观现实基础上，既要尊重资本正当权益，又要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权益，处理好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需要对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三方( 政府、企业与工会) 的角色进行准确的定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成为一个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推动者、协调者，实现从依靠行政手段处理劳资矛盾向依靠法律手段规范劳资双方行为的转变，必须积极承担起纠正市场偏差、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 企业在认识上要从“劳资对立观”向“劳资依存观”转变，从被动维护职工权益的角色向主动承担的角色转变，虽然维护职工权益对于企业来说会增加短期成本，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成本会被职工积极性的发挥、企业效益的提高所抵补，为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打下基础; 工会要以主动参与者的角色参与到宏观、微观政策制定层面当中去，切实代表劳动者争取其应有的权益，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地表达职工的利益要求，促使政府和企业在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时将职工的权益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