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主技术对当代民主政治的规制和引导

　　人类应用技术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人猿相揖别的远古时期，猿“在平地上行走时也开始摆脱用手来帮忙的习惯，越来越以直立姿势行走。 由此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从此“手变得自由了，并能不断获得新的技能”[1]（P374-375）。 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劳动史 ,也是一部技术进步史。

　　技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近代以前的技术发展较为缓慢，具有偶然性和随意性，且多为工具的使用和完善；近代以来，“许多技术开始了‘科学化',在科学规律指导下形成技术原理而开始了基于有意识地运用自然规律的技术发明”[2]（P123）。 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的技术发展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并且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各种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的世界，是实现一项特殊历史谋划的最后阶段，即在这一阶段上，对自然的实验、改造和组织都仅仅作为统治的材料……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3]（P7）正是在近现代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开始了从威权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型，并探索着更为符合人性的民主政治模式。 技术既是现代民主运作的要素，也是我们剖析和解读民主政治的重要维度。

　　一、技术政治化趋向与民主技术化趋向

　　（一）技术的政治化趋向

　　在自然科学领域，技术往往被认为是制造工具以及遵从科学理论、工程科技进行改造自然界的相关活动。 但这仅仅是技术的最狭义的定义。 哥特尔·奥特里连菲尔德认为技术“在主观上是达到目的的正确途径的艺术，在客观上是人类活动的特定领域所用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并将技术分为：个体技术---其客体是从属于个人心理和躯干的实在性的技术；社会技术---其客体是个人之间关系的变革实践；知识技术---其客体属于知识范畴的方法论实践；现实技术---以改变包括有机和无机自然在内的直接外部世界为客体的技术。[2]（P48）芒福德在技术概念的扩展上则走得更远，他认为“制造使用工具这种狭窄意义上的技术，在人类发展中并未起到主要作用，甚至在技术本身也不是主要因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很少为了增加食物供应或征服自然，而较多用于利用自己内在的丰富资源，以及激发内在的潜能”[4]（P81）。

　　事实上，技术已从最初人类为利用和改造自然、改善生存条件的物质功用，发展为谋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性更高层次需求的手段。 近代以来，日益发达的技术依托物质性基础，全面地满足人的包括政治性需求在内的多种需求和愿望，因此不可避免地作用于社会和政治关系。 正如埃吕尔所言，“既然技术已成为新的环境，所有的社会现象就都置身其中。 与其说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受到技术影响或改变，不如说它们置身其中，置身于一个改变了所有传统社会概念的全新环境之中。 与其说，技术只是影响并改变政治的众多因素之一，不如说正是通过与技术社会的联系，政治世界才在当今得以确定。 在传统上，政治构成了更大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但现在情况恰恰相反。 ”[5]（P276）在政治领域，政治关系首先被动地受到技术的影响和型塑，传统政治形态出现缓慢却不可逆转的变形；在这一进程中，政治关系参与者敏锐地关注到政治生活在技术影响下的微妙渐变，在变革到来之前，主动地调整政治运作手段与模式，以更好地或巩固、或扩张其在新技术时代下的政治地位。

　　大机器时代是技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从而社会分工和竞争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以平等为基点的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和酝酿。 这期间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主导政治权势进行着革命与斗争；代表旧生产力的封建势力或抵抗或妥协，以维系既有的政治权威；同时也涌动着工人阶级为谋取政治地位与民主话语权的抗争浪潮。 社会各阶层都被机器大工业的技术力量动员起来，以某一技术取向为立足点，争取自身的政治地位。 虽然机器大工业带来了马克思所诟病的人的异化，[6]（P156-169）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决定性地构建了新型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模式，开创了民主政体的先河。

　　（二）民主的技术化趋向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对社会发展总是体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积极追求正义、公平、秩序、效率等终极价值，借助于已有的历史经验和政治传统，以某种理想的政治目标为归宿，对社会进行以理念创设、制度安排、组织建构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构想、政治筹划以及政治创制。[7]（P1-16）政治制度在当前的表现形态，是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以及人为政治设计合力作用的结果。 那么，当技术的政治化趋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的同时，政治设计也就更多地自觉运用技术发展的成果，政治生活呈现出强烈的技术化趋向。

　　权力既有者为维系权力的垄断，不得不因应技术的发展，为自身的掌权寻求技术合理性，亦即政治正当性。 “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3]（P126），在技术日益繁复的时代，统治者能更好地应用程式化的各种技术手段 ,将民主以一种更有利于维系其政治地位的方式予以“实现”,而在事实上掩盖了政治利益分配的不平衡。

　　技术批判主义者甚至绝望地认为，“在社会现实中，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人对人的统治都是联结前技术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历史连续性。 但是，通过把人身依附（如奴隶对主人、农奴对庄园主、贵族对领地分封者，等等）逐步换为对’事物客观秩序‘（如经济规律、市场等等）的依赖，谋划并着手对自然进行技术改造的社会却改变了统治的基础。 ”[3]（P115）在代表新兴生产力的革新派那里，民主技术的应用同样可以证成其分享乃至夺取政治权力的正当性。 首先，政治体制本身就是技术项目的集成。 资本主义本身就具有鲜明的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即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顾及人身关系的雇用以及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以上三个条件的开展有赖于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8]（P31-32）其次，技术的设计与安排回应了不同政治体制的本质差异，并将政治理念予以落实。 宏大的政治理念如果没有具体的实现路径，那它只是空洞的口号而不具有政治意义。 德·萨克森元帅曾说过，“虽然那些关注细节的人被视为凡夫俗子，但在我看来，这种成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基础。 不懂得它的原理，就不可能建起一座大厦或建立一种方法。 仅仅喜爱建筑学是不够的。 人们还应该懂得石工技术。 ”[9]（P158）民主技术的设计体现着政治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并将价值取向呈现为技术手段的具象。 此外，民主技术的应用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未来。 民主的理念与实践源远流长，民主的实践也历经了漫长而痛苦的历程。 人类之所以选择民主模式，“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只是外在的条件而已，民主化的最深刻的原因是人性深处对自由、对管理公共事务的向往”[10]（P180）。 既然选择民主是超验的，那么不断地完善民主技术，使其更精细、更可行，就是历史性的职责与任务。

　　二、技术的非民主化抑或民主化趋向

　　在现代化语境下，技术的政治化趋向命题，归结于其是否必然导向技术的民主化。 为此，我们必须讨论另一前置性命题，即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如果技术是中性的，则其不必然导向民主化结果；如果技术不是中性的，那么又需要进一步讨论技术是推动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还是阻滞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一）技术是手段与行为的统一体

　　技术外在表现为方法、手段和途径，在这一层面上，技术是客观中性的。 技术被认为是“中性”的，其“中立性”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 芬伯格将其系统地归纳为四种观点：首先，技术的中立性仅仅是一种工具手段的中立性的特殊情况，技术只是偶然地与它们所服务的实质价值相关联。 技术作为纯粹的工具，与它被应用而得以实现的各种目的没有关系。 其次，技术似乎也与政治没有关系，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这样，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 在这方面，技术似乎与法律或宗教制度有明显的区别，后者不能轻易地转移到新的社会情境中，因为它们与其起源的社会的其他方面相互交织。 相反，转移技术看来只是取决于转移的成本。 再次，技术的社会政治的中立性通常归因于它的“理性”特征，即技术所体现的真理的普遍性。 技术所依赖的可证实的因果命题不仅与社会和政治无关，而且它们像科学观念一样，在任何能想象出来的社会情境中都能保持它们的认知状态。 因此就能够期望在一种社会有效的技术在另一种社会中也同样有效。 最后，因为技术在任何一种情境中都能在本质上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所以技术是中性的。 因此，它的普遍性也就意味着同样的衡量标准可以应用到不同的背景中。[11]（P4-5）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但在技术实践中并不具有普适性。 准确地说，技术中性理论在传统技术时代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在现代技术渗透并主导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当代，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理论困境。

　　事实上，“设定目的，创造和利用合目的的手段，就是人的行为”,二者不可割裂。 因此“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了。 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12]（P3-8）。 技术在运用的过程中，无不体现着作为主体的人的偏好与价值取向。 技术的应用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需求---归根结底，与人性的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 技术政治化趋向出现以来，技术的应用就再也不是自然的、偶发的与无意识的了，而是作为社会主体贯彻自身价值理念的自觉选择。 与传统政治过程的区别只是，理念的技术转变更具有程式性与标准性，呈现出表象上的“中立性”. 正如马尔库塞所言，“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已经使价值准则转化为技术任务成为可能，亦即使价值的物化成为可能。 由此可见，成问题的是用技术术语把价值准则重新定义为技术过程中的要素。 ”[3]  　　（二）技术于民主之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持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态度。 他们认为，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因为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以至于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 其中，以马尔库塞的观点最为集中和极端。

　　他认为，人们通过技术发展实现了免于匮乏的自由，从而“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在当代极权主义模式下，“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象”,“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3]（P3-7）。 总之，当代工业社会通过政治、生活、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的技术控制，将现代社会变成一个单向度的社会，一个极权主义社会。 只不过这样的极权主义并非传统的暴力手段实现的，而是通过复杂的技术系统，使理性被遮蔽，使人丧失批判能力，使社会去民主化。马尔库塞得出如此悲观的结论，归因于过分夸大了技术的自主性，却无视人的能动性，特别是忽略了人性中对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超物质性需求。当代民主实践和权利运动的现实已证明了技术与民主并不绝对对立，在其之后的芬伯格、哈贝马斯对其理论都进行了修正。

　　技术既然是价值理念的贯彻和执行手段，那么它既可以用作民主推动的利器，也可以成为民主实现的掣肘。技术是否导向民主首先取决于是谁的意志能最终被体现。技术的选择和应用直接体现了决定者的偏好。 政治精英们总是倾向于垄断权力，以顺畅地实施政治事务管理；而公众参与政治的民主意愿却持续不泯。 二者间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体现为意志和利益妥协）导致技术的民主导向走到首要位置。其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影响着技术的民主化趋向。马克思最早提出了技术和机器对人的异化，但他指出原因并不在技术本身，“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6]（P85），实现人的解放。 这就解释了为何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国家推行可能效果迥异。 再次，技术本身的民主或反民主特质强化了该项技术的结果导向。 某些技术内含着民主的因子， 例如网络技术；而某些技术内含着反民主的基因，例如监控技术。 最后，给定的技术之细节设计，也决定了技术的民主或反民主功能能否充分实现。 技术方案越是详尽，技术功能越贴近设计的初衷---当然，技术的细节构造本身也是一种技术。

　　总之，技术于民主之作用并非确定指向某一维度，而是取决于各变量的综合作用之结果。 悲观地否定技术在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或是过于乐观地推断技术的民主促进作用，都是不客观且危险的做法。 技术时代给政治学提出了重要的使命，即如何有效地把握技术发展的方向，因势利导地服务于民主政治这一人类社会更文明的政治形态。

　　三、民主技术的功能

　　（一）民主技术强化技术民主化趋向之功能

　　现代技术往往蕴含着民主的特质。技术发展最直接的动力来自于适应与改造自然的生存本能，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设计只是其次生功能。 但是技术发展对民主化的推动因技术本身的特质而从偶然转变为必然。 “现代技术具有未被发现的民主潜能，这些潜能也许能通过一种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来实现”[11]（P25），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主潜能就被激发出来，从而被用作组织政治权力的中介 . “技术是一种双面的现象：一方面有一个操作者，另一方面有一个对象。当操作者和对象都是人时，技术行为就是一种权力的实施。 更进一步地说，当社会是围绕着技术来组织时，技术力量就是社会中权力的主要形式。 ”[11]（P17-18）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网络技术对当代民主理念和模式的深刻变革，“正如我们从因特网所了解到的一样，计算机不仅有利于控制，而且还有利于交往，而任何能加强人类联系的技术都具有民主的潜能。 新技术经常能够被用来破坏现存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 大多数主要的革新都创造了民主化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则要取决于被统治者的机动的边缘。 因此，在许多工作场所中，计算机化的趋势激起了参与的期望，而且有时也满足了这种期望。 ”[11]（P113-114）在前网络时代，权力架构模式为立法、行政与司法构成的三权分立模式，虽然这样的模式被证明是健康且行之有效的，但事实上这样的权力生态系统一直在激烈的矛盾中寻求动态平衡。 权力是产生极权和腐败的温床，没有一种政体能绝对防范极权和腐败，权力运作失控之忧无时不在。 特别是近代以来，伴随着新兴科技与信息爆炸，普通民众无从获知大量与己利益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各种人工物品的保险系数日益降低，高效收集、分析、过滤和传播信息的大众媒体成为人们了解自然或社会讯息的重要途径，被冠以国家权力体系中“第四权力”之称号，深刻变革了传统权力制衡体系。 但是，媒体的权力化与去民主化趋势亦愈加显着，民意的代言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质疑与挑战。 网络这一新兴的舆论工具打破了这一平衡，它破除了旧有的话语垄断机制，使公众的意见更易获得表达与集合，更趋近民主的本义。 网络技术的民主特质无疑倾向于提升社会的民主化程度。

　　对于有利于社会民主化的技术，我们应当创制与之相配套的民主技术，将其功效发挥至最大。 在民主过程中尽可能地采用现代技术，并将其整合为民主的内生要素，实现民主技术精细化，无限接近民主的本源。 网络技术对当代的民主设计影响尤巨，网络的普及使间接民主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网络的即时性、互动性、匿名性以及海量存储、快速检索等特点，可使民主设计更具技术性：

　　网络竞选降低了选举费用，增强了互动性与即时性；网络投票不但降低表决费用，更有利于提高投票率；网络民调与网络统计大幅度提升了决策依据的精度，计算机的数据快速处理功能更是保证了数据的及时性，最大程度抑制舞弊的可能性；立法草案的网络公布和讨论，能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听取各方利益主体的意见和建议，保障立法的充分民主；政府信息网络公开的制度化，使公民的知情权能以最低成本快速实现；电子政务的法律保障，使行政主体降低了行政成本、相对人降低了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电子政务从空间上隔离了行政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并通过系统控制大大降低了行政权力的主观性与随意性，有效防范行政权力滥用，压缩腐败空间；网络参政与问政有效克服了官僚体制带来的民主僵化；[13]（P295-297）司法审判的网络直播以及司法文书的网络公开， 可推动司法民主进程，有效防范司法腐败……民主技术手段的丰富化，缓解了民主的张力，拉近了民主现实与民主理想的距离，强化了技术的民主化趋向。

　　（二）民主技术阻却技术非民主化趋向之功能

　　技术并非都具备民主特质，福柯就以全景式监狱为例，生动地揭示了特定技术对人的强制。 “规训’造就‘个人。 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 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 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 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 然而，它们正在逐渐侵蚀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 ”[9]（P193）即使这样的技术控制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不再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它仍能以改头换面的方式侵蚀着民主的基础。

　　繁复的统治技术遮蔽了统治的本质，钝化了阶级矛盾，削弱了民主抗争的动力。 另一方面，“技术能够以加强权力、权威和一些人之于另一些人的特权的方式被使用。 ”[14]即使是网络这样具备民主潜能的技术，它仍然可沦为统治的工具，为掌权者利用，成为反民主的手段。 一旦网络技术被用作监控的工具，那么网络时代的全景式监狱就将无处不在地建立起来，每一个体都将成为《一九八四》中那个被“老大哥”注视的人。 虽然这是一种极端的假设，却是民主政治必须谨慎提防的倾向。

　　民主、自由等与人的价值直接相关的本能需求是否会遭受到技术的侵蚀？ 埃吕尔认为，“技术并不引发冲突，相反倾向于化解冲突，倾向于通过给予各种本能力量和宗教力量在技术结构中应有地位来整合它们。 ”[5]（P279）民主技术在阻却技术非民主化趋向中呈现的意义甚至强于对技术民主化的促进功能。 为此，一方面应设计一套尽力让多数人参与的民主技术。 “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扩大其成员的个人自由，同时能让他们有效地参与范围广泛的公共事务。 在最高层次上，公共生活包含有关它对人类意味着什么的选择。 现今的这些选择逐渐以技术决策为中介。 人类是什么和将会变成什么不仅取决于政治家的行为和政治运动，而且也取决于我们工具的形态。 因此，技术的设计是一种充满着政治后果的本体论的决策。 把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排除在这种决策之外是极其不民主的。 ”[11]（P1）民主技术的设计，以确保每一社会成员都能自由、平等、方便地对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了解、讨论和表决，从而杜绝权力的异化与滥用。 另一方面，创制权力程序化与权利能动化的民主技术。 程序化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又是阻却技术非民主化趋向的技术解决方案。 权力程序化的设计以民主参与为前提，以防范“不具合法性的权力的独立化趋势”[15]（P532），并最终侵蚀民主基础的风险 . 权力程序化的建制，维系了国家的民主化基础，同时获致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推动公民社会的建成，培育权利能动化的民主技术同样重要，“经济和国家---它们是通过同样的权利来建制化的---越是形成自主的系统逻辑，公民越是被挤到纯粹组织成员身份的边缘角色，公民唯私主义和从当事人利益立场出发行使公民角色这两者构成的综合症，就越可能出现。 ”[15]（P95）以社区自治、基层自治为指向的民主设计，不仅仅是居民满足现实需要的理性选择，更是培育自治精神和民主热情的民主谋划。 只有权利的联合足够紧密、民主意识足够强烈，才可能打破技术系统的统治逻辑，阻却非民主化趋向。

　　结语

    技术政治化是技术时代不可回避的现实，更是未来政治生活的趋势。 但技术与民主政治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技术并不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 “实现权利体系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之建成……依靠产生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通过民主程序而转化为交往权力的交往之流和舆论影响。 自主公共领域的培育，公民参与的扩大，传媒权力的约束，以及没有国家化的政党的中介作用，对此是具有核心意义的。 ”[15]（P545）事实上，民主政治还建基于历史传统、文化类型、公民意识、法治程度等种种因素之上。 我们既不能高估技术对民主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民主技术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引导和规制功能。 我们已在选择民主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在民主的类型选择和实施方案上却聚讼纷纭。那么，从民主技术入手，是最具可操作性、同时也是最紧迫和必要的契入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姜振寰。技术哲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