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政治话语的哲学理论基础

　　政治话语是当前政治学界和语言学界研究的新话语、新取向，亦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语言学和政治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自 2012 年 6 月李长春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1]特别是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以来，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政治话语体系已成为学界的自觉，政治话语研究也自然成为政治学、语言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本文立足语言、政治等与社会建构互动关系的视域对政治话语的哲学基础展开探讨，旨在为深化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提供理论参鉴。

　　一、语言、政治与政治话语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思想的工具。希腊人曾把语言看作是人和动物以及本族人和外族人的界线，将人定义为“会说话的动物”.亚里斯多德则将语言和政治看作是人何其为人的原因，强调“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3]14罗马着名哲学家阿奎那进一步指出：“人是 天 然 要 过 政 治 生 活 的，人 天 然 是 个 社 会 的 动物。”[3]26 -27那么，人究竟怎么过政治生活？ 答案是运用语言去演讲、说服、辩论，古希腊的修辞学、辩论术和中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术，可谓是政治话语应用的最初形态。

　　霍布斯在他的政治巨着《利维坦》中曾言： “最高贵和最有益处的发明是语言。没有语言，人类之中就不会有国家、社会、契约或和平之存在，就像狮子、熊和狼之中没有这一切一样。”[3]74人类天生离不开政治生活，而政治生活的实践又离不开语言，在把政治目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设计转化为社会行动的过程中，语言至关重要。任何政治行动都是通过语言而准备、伴随、控制和影响的。因而，查德威克等人认为： “从某个角度来讲，政治就是语言实践，而且我们对任何政治实践的理解都将是不完整的，如果政治不指的是构造它的话语。”[4]雷拷夫甚至从政治、权力和语言三者间的关系断言： “政治就是语言，同时语言就是政治。”[5]

　　政治是权力的游戏，政治分配和使用权力。在政治、权力和语言的这个三联体之中，语言所起的作用是： 当政治把权力的强制性的有形现实带入到人的大脑和心理时，语言是转换器，也是权力关系的创始者和解释者。

　　语言作为一种心灵活动和社会现象，是人类思想的直接体现，它与心灵、精神、思想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以为心智指挥语言，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语言控制着人们的心智。”正是基于这一观察，威廉·冯·洪堡特以其恢宏的才能指证了语言在整个民族生活中的奠基作用： 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永远不能须臾消失的“呼吸”（ Odem） ,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体现。“语言是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就是其语言”,正是通过语言，一个民族才得以凝聚，其基本的特性才会被完整地铸刻下来。尽管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而不同的语言乃是不同民族“有机体”的黏合剂。但“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 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6]洪堡特甚至将每一语言的内 在 形 式 阐 说 为 一 种 独 特 的“世 界 观”（ Weltan-schauung） ,提出了“语言是世界观”的深邃命题。马克思从本体论上揭示了语言与思维、意识、思想间的紧密联系，“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7]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写道： “‘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8]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意味着作为感性存在的语言，根本不是从属于意识的内在性并从中流溢出来的东西，也不仅仅是“我思”的外在形式或工具。语言作为一种物质存在，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亦是一种思维意识的实践，正是通过语言现象才揭示出思想、意识、观念等立足其上的社会存在的根基。

　　伽达默尔认为一切思维都被限制在语言之中，因为语言乃是“对先行于一切反思态度的世界进行解释的模式”,[9]它既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可能性。索绪尔是世界公认的语言学家，他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语言”和“言语”相区别。索绪尔之后，佩肖等人进一步把“话语”“语言”“言语”相区别，指出话语既不是语言，也不是言语，而是在社会历史环境中存在着的交流和对话。至此，“话语”超越语言和言语，与社会生活现实交织在一起，成为人们交际或建构意义体系的重要中介。法国学者威腾说： “话语是一种典型的中介事业。这样，它既具解释性，又具预先解释性；它既是与解释本身的性质有关的，又是与作为它对自己进行详尽阐述的明显场合的主题是有关的。”[10]

　　政治话语表征的是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紧密相关的话语，主要表现为政治人物的职业活动的话语。作为“政治性”的话语，政治话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政治话语与政治生活、政治实践、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语境等紧密相联，是政治家、政治机构、政府、政治媒体等政治参与者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使用的政治语言。因而，广义的政治话语可以划分为机构性政治话语、大众传媒政治话语、正式公文话语以及与政治有关的科学文本等多种类型。也有学者认为只要话语的交际主体、交际受话者及交际内容这三个交际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属于政治领域，该话语就应属于政治话语，因而，他们将政治传闻、政治回忆录以及政治笑话等都归属于政治话语，从而大大扩充了政治话语的研究范围。狭义的政治话语，主要是指政治活动参与者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在社会政治机构中形成的话语。“只有那些在诸如国家之间、一国政府、某个政党和某些党派等的机构语境中发生的政治人物的话语才算得上是政治话语。”[11]

　　这就是说，只有以说话者作为政治人物的职业身份和机构语境两者相结合构成的话语，才是政治话语，如就职演说、政府协商、议会辩论、议案、法律、命令、总结报告、党派纲领、总统国情咨文、政治领导人的采访、政府新闻发布会、政治脱口秀节目等等。

　　当然，无论是广义的政治话语，或是狭义的政治话语，都是人们社会政治生活的语言表述。作为政治信息的符号载体，政治话语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政治交流、信息传播、政治认同等政治活动，这主要表现为政治话语的信息传播功能、议题设置功能、阐释与联系功能、行为鼓动功能和政治认同功能等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因而，学者们多从话语如何体现政治功能、语言使用者如何运用政治语言，以及受众如何接受语言等三个角度去考虑政治语言问题，从而将政治权力、语言和意识形态三者结合起来，探究权力与控制、合法性与非法性、统治与话语权等问题。

　　福柯的权力话语，索罗金的意识形态话语和众多语言学家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等，就是其中研究政治话语的典范。政治话语作为话语的一种特殊变体，它是语言系统与制度环境的交汇点，是与政治内容相关的规范性语言，从本质上看，它“折射社会问题与挑战，体现政治活动参与者对相关制度或政策的期望，并最终成为激发政策行动与制度改革的力量”.[12]政治话语的社会功能在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上的具体表现，使得与时俱进的政治话语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理念创新、话语创新、制度变革和社会建构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政治是一种语言存在

　　政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政治活动所涉及到的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如阶级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宗教关系乃至世界观、价值观等，无不与人们使用的语言或话语紧密相关。语言既不属于上层建筑也不属于经济基础，它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同时，作为介入社会过程的一种软力量，语言并不仅仅反映社会现实，它还是一种社会实践，直接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的构成。故而，作为一种极具渗透性、引导性、持久性的思维工具，语言问题历来受到各种政治集团和政治家的重视，特别是在历史上或现代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政治家或政治集团对语言的运用、转换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贡献。语言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当某种语言不利于或有损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的形象和利益时，该集团必定要运用自身的权力，通过采用政策的、法律的、甚至暴力的措施对语言施以疏导性的抑或是强制性的影响，以改变或消除语言中不利于该集团的成分或者试图改变其统治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使语言更符合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意识，以便更有效地维护其统治。

　　政治作为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高度语言化的社会性活动，语言之于政治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语言不仅仅是思想意义的表达，是思想交流和话语交际的工具，更是人的权力意志的体现。在政治生活实践中，“语言不仅具有描述和解释政治现象的作用，语言还具有实施政治行为、建构政治权力的功能。”[13]  

　　“政治就是语言”“政治就是谈论”等论断固然有些极端，但它确实阐明了语言交际和言语行为在政治领域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现实存在的大量的政治实践活动，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行为，不如说是一种言语行为，或者说是一种语言的使用问题。语言是政治活动的存在方式，理解政治的关键在于理解语言，政治是一种语言存在。众所周知，20 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界发生了两次范式转变，语言哲学取代认识论和本体论，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主流。“语言转向”这一思维方式的开启，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更为根本的东西不再是主客体问题，而是语言问题，理解思想和世界的关键在于理解语言”.[14]于是，通过语言的路径以试图走出“世事万物的本源或本质是什么”的思想迷宫，就成了人们的一种选择。诚然，语言确实表现为一种媒介、一种工具，“语言工具论”内化为人们的潜意识并被广泛的接受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是，从更深的内在层面来说，语言不仅仅是思想意识的交流工具，也是世事万物的一种存在模式。世界是独立客观的存在，但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人类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才感慨地说： “语言是存在的居所，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居所中。”[15]

　　海德格尔的这句“语言是存在的居所”的命题，可谓是关于语言与世界本源、本质问题最为经典的论述范式，“几乎可以当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宣言”.政治是一种语言存在，不仅在于语言本体论重新揭示了语言与政治的关系，意味着人们对语言和政治的认识范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在于语言本身就是人的权力意志的体现，甚至是权力关系的创始者和解释者。政治通过语言得到表述，政治语言反映着政治现实。语言对于政治的作用或者说语言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语言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对政治活动具有潜在与现实的影响力。语言世界观理论认为，“语言”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对政治交际过程如何被范畴化、概念化、言语化，对政治权力如何获取以及政治意向如何得以表达、理解与解释等都会施加一定的影响与限制。因而，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必然存在表达和传递特定政治文本意义的政治话语言说范式。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波考克将其称之为“政治论辩的模式”或“讨论政治的方式”,认为言说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言说的内容。其次，语言是政治统治的一个方面，语言本身具有权力属性，它规范着社会秩序，发挥着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语言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语言的运用会构建各种社会效果，从而成为政治家们用以实现政治目的，建立政治统治，实现统治合法化的重要工具。正因为如此，布迪厄认为语言不但构建了社会存在的意义网络，同时也建构和疏通了社会运作所必需的权力关系网络，社会就是一种“语言交换市场”.而语言其实是一种“符号暴力”,[16]通过对语言符号的掌控，可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一套强制性规范。在福柯看来，语言不仅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福柯的这句名言看似有些绝对，但它启迪着我们不仅要关注特定语言词意的表象，更要关注表达者在词意背后已经赋予它所承载的权力、权利和权益等实际内容。第三，语言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政治家们常把语言规划作为实现国家的统一或分裂、民族的融合或本土化，加强社会控制或促进政治变革的重要政治工具。据说拿破仑就宁要报纸而不要军队。秦始皇在两千多年前的就知道“车同轨，书同文”对于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重要作用。在国际关系史上，早期东正教俄国和希腊语的关系，西班牙与整个南美国家的语言关系，以及英国人在殖民地推行英语教育、德国人在占领区推行德语教育等，都绝对是政治问题。最新的事例是 2014 年 5 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取消俄语在乌克兰近半数行政区域内的地区官方语言地位，由此引发乌南部俄语地区掀起脱离乌克兰的示威集会，进而引发俄罗斯与乌克兰、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关系的巨大震动。

　　语言反映了政治，政治规定了语言。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使用的政治语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政治实践的反映。政治语言所具有的政治表述功能、政治宣传功能、言语交际功能、政治协调功能等，是政治目的、政治意图和政治功能的体现，它们对现实的政治实践有着很强的导向和指引作用，并潜在地规制着政治发展的方向。[17]

　　当然，作为政治活动和政治交际的工具，政治话语政治语言不仅仅是政治主体间沟通的工具，还具有规范社会秩序的功能。实际上，政治语言传达的是与政治问题有关的信息，无论是政治家发表的政治言论、颁布的政治政策，全民参与的政治活动等等，都依靠政治语言得以传播和实施，政治语言对于政治活动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

　　政治语言通过组织力量所产生的制度、观念、理解、认同等社会性结果，反过来也会约束和调整相应的政治语言行为。政治语言是为社会政治活动服务的，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用于政治活动的语言也要不断地变化，以适应政治的发展。语言的运用是复杂而有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在政治语言的使用过程中修改语义、限定指称、发明新词、重构语境、制造语言禁忌，甚至重新阐释语言或建立起一整套自我表述的语言系统等行为，都是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的现实反映。这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新的政治语言或政治话语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应运而生，可谓既准确把握了时代主题和人民意愿，又集中表现了我国政治制度和政策变革的发展方向，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话语分析与意义建构

　　话语作为语言的动态组合，是对语言内容的承载，也是对语言内容和语言意义的建构。语言的建构性主要表现在语言可以通过建构话语秩序，建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义。

　　语言不仅是一种沟通工具，还是一种思维方式。语言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语言词汇的选择、定义和解释，影响和控制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并在不同层面建构包含社会规范和知识体系的社会观念体系，建构表达自己的观点、思想和价值观以及对具体事件的认识、看法和立场的意义体系。故而 Iara Lessa 将话语的定义概括为“由诸多观念、态度、行动过程、信念和实践组成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系统地建构了主体和他们所言说的世界”.[18]布迪厄进一步指出，话语行为并不是对于先有的语言系统和语言规则的执行和复制，而是一项复杂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话语借助语言传达和交流所进行的意义建构，是一个由事实、意义、形式和语境构成的有机整体，需要进行系统性分析。

　　首先，“话语”是具体的语言生活事实，是言语交际的最基本单位。它可以是单一的言语事实，有具体的说话者和对象、具体的话题和表述形态、具体的语境等，也可以是一类相似事例的集合，包括具体的说话群体和对象，说话的内容、方式以及语境等等。所以，话语又体现“在一系列具体的话语成分的体系中（ configuration） ”.话语之所以“具体”,乃是因为对于“相同的”事物，不同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说法和做法，因而也产生相应不同的观念、态度和话语。话语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能脱离人的主观因素（ 如个人和文化的视角、价值观、世界观） 而独立存在的事物，它是主客交融的产物。话语和话语研究不是完全中立的，它同时反映了研究者的志趣。其次，话语的意义与语言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两者是有机结合的统一体。话语不是传输意义的透明“管道”,不是抽象的符号形式，也不是可以脱离语言表达形式而存在的意义单位。话语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是我们政治生活中重要且普遍的组成部分。人们的日常政治活动大都是通过语言交际来实现的。日常会话和通讯、大众传媒、商务谈判、课堂交流、法律文件、文学作品、宗教布道等等，都属于话语的范畴。当然，话语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符号（ 如眼神、手势、媒体手段） 来实现，它们与语言符号相辅相成，构成了话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话语是“语言使用”和“语境”的结合体。言语活动与其发生的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它是语言交际活动，另一方面又是与其相关联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等构成的“语境”,二者在相互依存、转化、渗透中共同形成一个有机结合体。所以，要认识言语活动的生成和理解过程，我们不能不将语言活动和语言运用的环境即语境结合起来加以观察和分析。如说到“和谐社会”一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以及当今中国社会的处境就会显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不了解这些语境的情况，对该词语的认识和理解就会出现偏差。

　　最后，话语是语言形式、话语内容和表达立场的统一，或者说是“肉体和精神的统一”.话语不仅仅是指某一特殊的描述或表现世界的方式，它同时也指伴随这些方式的社会行为或行动。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学者经常将重点放在“建构”和“表现”上。然而，语言交际活动并非只是描述事实，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行动，一种改变事物和世界状态的社会行动。换言之，话语不仅仅是人们言说的过程和结果，更是人们行为的过程和结果。话语是一种有特定目的和结果的社会实践形式，这既表现在它不仅是言说方式，也是行为方式，同时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这种言说、行为和思维方式不断保持、改变和创造现实的特性，构成了人们用话语分析、批判和建构现实意义世界的重要形式。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系统的分析方法，是话语研究与话语建构的统一。在具体的话语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它主要由话题、意向、语境和评价等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其中，话题即话主所要言说的客观事物或对象，它是构成话语的首要因素。意向和立场是指话主的意图和对所陈述事物的评价态度，语境是语言交流的环境、情景和对象，话语评价则是言语交际的应答性反映。话语是积极的、创造性的，话语概念或话语分析的核心要点是“在于什么样的话语由什么样的主体来说，以及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情境下说，又怎样说，以及别人如何评价等”.话语一旦形成，就会以特定的概念、内容、范围和规则，建构自己的场域，形成自己的意义空间，并表现出对其他话语的某种排斥性。故而，众多的语言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多将“话语”看作是用来建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不同方式。在后现代理论兴起、传播和冲击下，福柯和德里达等人则深度挖掘“话语”一词的批判性内涵，并试图将其作为颠覆西方现代性所承诺的一系列宏大叙事如真理、自由、人权、权利、法治等的武器。于是，他们在更为广泛的合法化与权力的社会过程中重新界定话语的作用，并逐步将话语与实践、权力、意识形态等联系在一起，强调权力话语、知识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等。由此，“话语”一词便成为人们认识、分析与批判社会现实的重要工具。话语分析也就内在地要求人们立足话语文本从批判和建构的双重视域研究话语实践，并系统地探究建构思想体系和意义体系的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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