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语言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1.语言不是什么----语言的外衣

　　1.1 语言和经济基础

　　恩格斯指出：“我们是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731)。这里明确了生产力是包括在经济基础之中的[1]。那么语言是否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

　　1)语言和生产力

　　“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逄锦聚等，2007：16)，其中包含三个最基本的要素：人、产品、工具，即生产者、生产对象和生产工具。其中生产工具是最重要的标志，是人类诞生之时就存在的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东西。生产工具和语言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的地方：二者“对于各个阶级表现出一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并能同样地服务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斯大林，1957：13)”。虽然生产工具和语言同具有这一特点：无阶级性，但是二者在本质上还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生产工具可以经过时代的改革，更加完善，从工业革命的蒸汽机、马达再到日后的太阳能，无不证明生产工具是看的到、摸得着的实体。而语言则不同，根据巴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观点，语言是二维的，一维是表面意义，另一维是字里行间看不见的那层意思，后者更加重要。如此说来，语言只有一半是物质的，而另一半是非物质的。

　　2)语言和生产关系

　　如果说语言不是物质的，或不全是物质的，那么语言和生产关系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前面讨论生产工具和语言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提到，如果硬要给语言塞一个生产产品的话，可以说是生产关系。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就是语言的诞生物，而是从侧面强调了语言在生产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随着社会交际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交际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交际的消亡而消亡。社会生产的前提就是语言，关于这一点，斯大林(1957)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们在与自然力的斗争中，在为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财富的斗争中协调其某共同活动，便不可能在社会生产行为中获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组成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便会停止生产，便会崩溃，便会无法继续生存。

　　这段话说明语言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必要工具，是人和人在与自然力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如果没有里语言，人和人就不会一起从事生产活动，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就不会有生产关系。

　　语言和生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源的。劳动的发展要求人们分工合作，而分工合作就必须通过交际，这种交际需求就加速了语言的产生。同时劳动的产生还为语言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生理前提，人类的祖先通过劳动解放了双手，从四肢爬行变为直立行走，而这一转变使得其声带拉长、肺部扩张，从而为发音制造了有利条件。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语言是劳动的必然产物，和生产关系是同源的，而语言和生产关系之间又是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

　　但是语言和生产关系并不是一种东西。首先生产关系要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中国在历史上从低级到高级依次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以及共产主义四种生产关系，是在这一漫长的阶段，语言虽然也发展了，但和生产关系的转变不是同步的，旧的生产关系的革除并不代表着其所使用的语言的革除(虽然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在政权巩固初期对文字施行“废旧迎新”的极端做法，这些行为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相反，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反而会给语言带来新的活力，为其注入新鲜血液，此时，语言就具有了“历史继承性”，语言并不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征，前人所讨论的“阶级语言”是混淆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

　　1.2语言和上层建筑

　　前面讨论了语言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指出和生产力中的生产工具及生产关系具有不同质性，那么语言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呢?

　　所谓“上层建筑”指的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斯大林1957：7)，是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封建社会有与其封建制度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社会有与其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共产主义社会有与其共产主义制度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语言和上层建筑从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语言不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不是由旧的制度或新的制度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社会历史的全部进程的积淀，它也不是为了某个阶级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产物，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正如斯大林(1957)所说“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

　　但是语言和上层建筑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在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上层建筑的建设，其中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前者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普及教育文化，降低文盲覆盖率[2]。这也就是说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涵盖了语言的学习，而语言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一条必经的渠道，即所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都必须通过语言传播给广大人民。从这个角度看，语言和上层建筑二者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2.语言是什么----拨开语言的外衣看本质

　　如果回到语言内部来，是什么使得语言具有半物质性、无阶级性和历史继承性呢?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和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宋振华，2002：17)，是先有物质活动，再有思想，最后产生语言的。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分世界中，语言是属于哪个层面的呢?首先，自然界先于语言之前而存在，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生存规律，因此语言对于自然界来说并不是一个必需品。次之，语言也不是纯精神活动的产物，物质决定意识，精神活动是要受到物质活动的限制的，纯精神活动是不可能产生语言这样一种物质。并且，前面提到语言具有半物质性，也就是说语言本身可以说是物质的，因为有声音、有文字，也可以说不是物质的，因为有意识隐含在里面。所以语言只是精神借以生存的物质手段而已。而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决定因素是人类历史，即语言的本质是人类历史所决定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离开了社会的语言的模样。因此，可以看出，语言的本质是以物质活动为源，以思想为中介，这就决定了其具有半物质性、无阶级性和历史继承性。

　　3.语言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

　　3.1是否应当普及普通话

　　早在1956年国务院就提出《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在全国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民中大力推广普通话”(李小凡等，2009：7)，近半个世纪来，随着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建设，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日益加大。这样有助于各地区的经济协作和经验交流，“适应全国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现代汉语，1993：5)。也就是说，普及普通话有助于国家经济基础的巩固发展，有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有助于各地区文化交流，这是在积极利用语言的无阶级性和全社会性的属性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是自普通话推广以来，有声音一直在反对普通话的普及，提出“方言危机论”，认为方言向普通话看齐是一种自焚的行为，会导致方言的灭绝。这种言论是错误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只要文化存在，载体就不会消失，而且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决定语言的因素是人类历史，也就是说方言是千百年人类历史的结晶，只要人类历史在继续，方言就不会消失;而支持“方言危机论”的人认为“方言亡则文化亡”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是违背了语言的物质性特征的，也违背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

　　3.2是否应当剔除外来字

　　近年来，外来字在汉字使用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尤其是英语词汇，除了一些从外国引进的日常基本词汇外，如DVD、CD、E-mail、NBA等，还有一些非专名外来字也加入到该行列中，如“我ft(faint)”等，除此之外还出现一种倾向，即用汉语拼音的缩写形式来代替汉语词汇，也就是用外来字的构词法来组建汉语词汇，如PLMM(漂亮妹妹)、PMP(拍马屁)等(沈阳，2011)。有人认为外来字的介入阻碍了汉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会影响到汉字的纯洁度，这些观点都略为是片面的。他们并没有认清楚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的无阶级特征。要知道，语言本身并没有阶级之分，也不是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的代表，剔除外来字从某种程度上是阻碍语言自然发展的一种行为，所谓“适者生存”，如果外来字会威胁到国语的发展，那么“科学”就不叫“科学”，而应该叫“赛恩斯”了，由此可见，社会的民族自保性还是有的。

　　3.3是否应当推广汉字简化方案

　　简繁之争是近年来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社会上总共有四种看法。一是“识繁写简(以简为主)”，代表人物是全国政协委员宋祖英等人;二是“用正识简(以繁为主)”，代表人物是马英九;三是“废繁”;四是“废简”(沈阳，2011)。应当看到无论简繁字体，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结晶，里面有着中国千年文化的沉淀，是不应当随便废除哪一种的。但究竟是以繁为主还是以简为主就成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应该承认从历时上看，倡导繁体字是对历史的一种回归，防止文化断层产生的有效手段，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语言的历史继承性。但是简体字本身也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语言自身发展的结果，颠覆简体字的地位就是在制造文化断层，斩断五四之后随着中国文化发展的语言，是对语言历史继承性的一种否定。另外，马克思主义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这也就是说精神和物质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这种被物质纠缠着的精神同精神纠缠着的语言，又都是受社会即人类历史所制约的。

　　4.结论

　　作为坚守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做的一些关于语言的处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指导性，而我们对一些关于语言现象的争论从一定程度上又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去指导的。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1993)《现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

　　[2]李小凡、项梦冰(2009)《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逄锦聚等(2007)《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4]斯大林(1957)《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

　　[5]沈 阳 (2011)“汉字三题”，日本京都大学汉字文化国际研讨会。

　　[6]宋振华(2002)《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7]袁文彬(2007)“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安徽大学学报第31卷第1期。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