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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金瓶梅》与《歧路灯》创作对立与比较

来源:UC论文网2016-01-14 20:05

摘要:

一、对已有比较研究之比较 《歧路灯》与 《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已发表多篇。看来两书确实有它的可比性。纵观已发表文章,有的比得有道理,有的未必尽然。大体来说,比较研

  一、对已有比较研究之比较

  《歧路灯》与 《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已发表多篇。看来两书确实有它的可比性。纵观已发表文章,有的比得有道理,有的未必尽然。大体来说,比较研究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一是模仿; 二是超越; 三是两书作者思想观念的比较。

  ( 一) 模仿

  有文指出 《歧路灯》模仿了 《金瓶梅》。 《金瓶梅》是一部家庭小说,《歧路灯》亦写了一个家庭,这是题材上的模仿; 《金瓶梅》写了一个家庭的盛衰,《歧路灯》亦写了一个家庭的盛衰,这是主题上的模仿; 《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是个恶霸流氓淫棍形象,《歧路灯》中的主人公谭绍闻是个浪荡公子,均为匪类人物。这是主人公塑造上的模仿。文章还说到两书在家庭陈设、环境布置上的相似与模仿。如此推而广之,凡是在 《金瓶梅》之后,写世态人情的世情小说,写家庭盛衰的家庭小说,以匪类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都成了对《金瓶梅》的模仿? 此理似乎不通。

  模仿,说白了就是抄袭。艺术贵在创新,小说同理。《歧路灯》在这些小说创作的重大问题上都模仿、抄袭 《金瓶梅》, 《歧路灯》还能成为名着吗? 众多学者对 《歧路灯》的高度评价,岂非是儿戏。

  ( 二) 《歧路灯》对 《金瓶梅》在艺术上的超越

  《金瓶梅》在艺术上是一部怪书: 从总体上看,它有比较明确的创作目的和指导思想,全书反映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亦大体一致。全书结构严密,情节发展错落有致,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十分广阔,它不愧为是一部能够展示一个时代整体风貌的,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文学巨着。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它开启了人情小说创作的先河,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渐趋成熟和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它直接面对现实社会,直面人生,真实地再现了明代中国社会的种种人情世态。它以塑造人物为主,故事情节则降之从属地位,情节服从人物。小说中的人物,具有复杂的个性化的性格特征,从横向来看由多种性格因素组成,呈现多元的多侧面的状态; 从纵向来看呈现多种层次结构。作者还善于将人物的善恶、美丑一起揭示出来,其人物形象具有善恶相兼、美丑相容的特征。 《金瓶梅》开始直接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挺进,通过描写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奥秘。它写出了人物心态的复杂性,写出了心态的动态变化,它善于创造特定的生态环境来烘托、映照人物的心境,将抒情与动态情态描写结合起来,并通过对比、反衬来强化不同人物的特殊的心路历程。

  但从某些部分来看,《金瓶梅》无论是在指导思想、思想倾向、艺术风格、人物评价、艺术水准上,都有不相一致的地方,情节发展中常常出现一些无头脑的事情,行文中还有许多错误和粗疏之处,文字的水准部分与部分之间,有明显的雅俗、高低之别。书中还有很多人物外貌、病态、哭态,庆宴活动场面的描写,居然无意独创而从他书中借抄了不少陈词滥调。回目拟文似通不通,全然不讲对仗押韵。所题诗词,文字拙劣。这种矛盾现象正好说明,《金瓶梅》是以王世贞的思想为指导,是由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的产物。清焦循 《剧说》云: “相传 《鸣凤》传奇,弇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传奇 《鸣凤记》洋洋四十一出,王世贞只写了一折 ( 出) ,余者均为门人所作。由于由多人参与写作,而参与写作者的文化素养和阅历的参差不齐,从而造成 《金瓶梅》在艺术上的诸多较大的缺陷。此外,日本学者指出, 《金瓶梅》有仓促成书的迹象。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政治目的是讥刺严嵩父子,因此必须赶在严嵩事败的时候面世 ( 传奇 《鸣凤记》的面世即如此) .所以,当初 《金瓶梅词话》还是个未定稿,还没有进行最后的审读和精心修饰,就开始在极少数文人中流传,问题百出亦就可想而知。正因为问题百出,所以后人对其精心修饰,才有了崇祯本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而 《歧路灯》是李绿园个人的独立创作,由于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作才能,且有较多的时间,让其精雕细刻。因此整部小说,无论是题材的选取、主题的阐发、情节的铺排、结构谋篇与人物塑造,都显得很齐正、妥贴。《歧路灯》在艺术上超越 《金瓶梅》,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 三) 两书作者思想观念的比较

  有的文章认为,在两书的思想观念方面, 《歧路灯》也超越了 《金瓶梅》。笔者认为恰恰相反:不是超越而是倒退。《金瓶梅》表达的思想观念是反理学,而 《歧路灯》可谓是 “独尊理学”.理学思想充斥于全书,以致成为这部书的灵魂所在。这就大大损伤了这部书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

  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学术界对 《金瓶梅》与 《歧路灯》,在主题、题材、艺术 ( 人物塑造、结构等) 、思想观念等方面,作了全面、深入,非常有价值的比较研究,给了笔者以诸多教益、启示。笔者草拟此文,只是在研究界未涉及的以下两个问题上,作些补充而已。

  二、关于成书方式的超越和发展

  在成书方式上,《歧路灯》对 《金瓶梅》有较大的超越和发展。

  中国古代小说在成书方式上有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 《水浒传》为例,其成书方式是艺人集体创作的话本的联缀拼集; 第二阶段,以《金瓶梅》为例,其成书方式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 ( 属于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形态) ; 第三阶段,以 《红楼梦》为例,其成书方式是无所依傍的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 《歧路灯》与 《红楼梦》同属第三阶段,其成书方式是无所依傍的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显然是对 《金瓶梅》成书方式的超越和发展。

  为什么说 《金瓶梅》成书方式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属于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形态? 《水浒传》是世代累积型的艺人集体创作,是叙水浒故事的话本、戏曲联缀、拼集、加工而成书的。从 《水浒传》到 《金瓶梅》是个扬弃的过程,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而进行的自我否定。这个否定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绝对否定,而是既克服又继承、既抛弃又保留的辩证发展过程。        
  《金 瓶 梅》 对 《水 浒 传》 等 前 人 作 品 的“扬”,即对成书方式的发扬、保留和继承,否定中的肯定,具体表现如下:

 

  1. 完全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征。例如: 保留了话本小说的章回体制; 保留了话本小说的引诗入话; 保留了很多话本小说的说话人用语: “看官听说”“话分两头” “评话捷说”等等; 书中夹杂着大量的诗词、韵文; 以曲代言、用快板代言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当然是评话的特征。从形式上看,《金瓶梅》就像话本。难怪不少研究者把它看作是“艺人集体创作”的话本。

  2. 保留了从前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小说中移植创作素材的传统。在拙着 《金瓶梅素材来源》中,笔者用 30 万的篇幅 ,考证了 250 多个金瓶梅素材来源问题,大体是: 移植话本的文字 20 多处;移植戏曲的文字 20 多处; 移植散曲、时调小曲 60多处; 移植小说 ( 包括 《水浒传》 《如意君传》《百家公案全传》等) 的文字 60 多处; 移植前人诗词 10 多处; 其他性质的文字移植 80 多处[1 -2].

  这些都是艺人创作话本的传统手法,金瓶梅作者应用得十分娴熟。

  《金 瓶 梅》 对 《水 浒 传》 等 前 人 作 品 的“弃”,即对成书方式的抛弃、否定,肯定中的否定,具体表现如下:

  1. 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创作过渡。 《金瓶梅》否定了艺人创作,开启了文人创作的风气之先。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从前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联缀、拼集向面向社会撷取创作素材过渡。《金瓶梅》虽然移植了前人作品中的大量文字,但相对于一部百万字的大书而言,仅占百分之十几而已。而其主体故事情节,众多人物形象塑造,都是作者的创作。

  《金瓶梅》实现了从 “艺人集体创作”向 “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的过渡 ( 所谓 “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是指作品是文人创作,但依然沿用艺人创作话本的传统方式,依靠移植、借抄前人的不少作品而成书) ; 《歧路灯》( 《红楼梦》) 则完成了从 “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向 “无所依傍的文人独立创作”的过渡。

  从 《金瓶梅》到 《歧路灯》,即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发展,同样是个扬弃的过程。《歧路灯》彻底否定了 “艺人集体创作”的话本的形式、体制、规范; 彻底否定了用前人作品加以联缀、拼集或移植、借用的创作手法,实现了完全面向社会,从社会中撷取创作素材( 而不是从前人的作品中移植、借抄) ,反映社会、表现社会的创作宗旨、创作规范。在小说艺术美学方面,《歧路灯》继承了 《金瓶梅》的优良传统,并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歩。由此可见,《歧路灯》是一部 “无所依傍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这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的一大飞跃。

  下面我们对 《水浒传》 《金瓶梅》 《歧路灯》三书的成书方式作一个小结:

  1. 就创作主体而言,《水浒传》 是艺人集体创作; 《金瓶梅》是文人创作; 《歧路灯》是文人创作。

  2. 就作品的形式特征而言, 《水浒传》 充分体现了话本的形式特征; 《金瓶梅》完全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征; 《歧路灯》抛弃了话本的形式特征( 还有些残余痕迹) .

  3. 就创作素材来源而言, 《水浒传》 是前人作品的联缀拼集; 《金瓶梅》是较大规模地保留对前人作品的移植、借抄,并开始直面社会大量撷取创作素材; 《歧路灯》是彻底抛弃对前人作品的移植、借抄,完全直面社会撷取创作素材。

  4. 就成书特点而言,《水浒传》 是艺人集体创作; 《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 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形态) ; 《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

  5. 就作品属性而言,《水浒传》 是话本 ( 话本的联缀拼集加工) ; 《金瓶梅》是拟话本 ( 文人“模拟话本”的产物,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形态) ;《歧路灯》基本上是近代型小说。

  我们说 《歧路灯》是 “无所依傍的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但不等于说它完美无缺,它仍然有模拟话本创作的痕迹。有研究者指出, 《歧路灯》与 《型世言》有很深的渊源。《歧路灯》与 《型世言》第十五回故事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且许多细节也相似或相同。《歧路灯》第二十九回与 《型世言》第二十七回的故事情节相似,且有的细节描写也颇为相同。因此,可大体推定李绿园以《型世言》第十五回作为 《歧路灯》故事的直接渊源或者是蓝本,同时,也借鉴了同书中的其他故事情节,敷衍成了自己的小说[3].还有, 《歧路灯》写孔慧娘之死的情节与 《金瓶梅》写李瓶儿之死的情节,有明显的承袭关系。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任何新事物对旧事物而言,具有质的区别。但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新的事物是没有的,它依然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事物的痕迹。这就是 “扬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三、对小说写 “性”的认识之比较

  小说能不能写 “性”与怎样写 “性”,两书作者的思想观念是绝然相反的。李绿园直斥 《金瓶梅》为诲淫之书,在 《歧路灯自序》中说: “若夫《金瓶梅》,诲淫之书也。”在第 90 回中,作者借他人之口说 “但坊间小说,如 《金瓶梅》,宣淫之书也。……杀却天下少年矣”.李绿园在 《歧路灯》中有很多处,或夫子自道,或借人物之口,怀着无比的仇恨抨击 《金瓶梅》写性 ( 如第 11、19、24、58、90 等回) ,言词之激烈非同寻常。

  《金瓶梅》以大量的篇幅写 “性”,作者的创作命意是写性,题材、主题都是写性。它是一部性小说。《金瓶梅》大写特写性,到底有没有价值?

  在常人眼里,性小说是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的产物,毫无价值可言。但作为性小说之一的 《金瓶梅》,则有非同凡响的重大价值。

  《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 《浪史》 《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等性小说,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专写性交媾,认识价值、历史价值都谈不上。 《金瓶梅》则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写性,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了晚明社会的性纵欲风气( 而不是专写性交媾) .《金瓶梅》开创了与它那个时代相适应的,“以描摹世态人情”为特征的小说创作的新潮流。其突出贡献,就在于它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反映、表现这个世俗社会为宗旨,“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揭示这个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 “食、色性也”,食与性是维持人类生存和繁衍的两大基本活动。性、性风气是世态人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金瓶梅》写性、写各色人物的自然情欲,勇敢地向人们生活中最隐秘的深处挺进,这无疑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

  如果我们从性学角度来考察,它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其一、由于它写性的全面性、多层次、多角度性,且涉及到全社会的各色人物、各个层面,它几乎涉及到性学、性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因此,它是中国性文化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二、晚明社会的性文化现象,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性。

  《金瓶梅》全面揭示了这一时代的性文化现象,因此它是一部 “断代性文化史”,在中国性文化史上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很高的地位。其三、由于它是小说,它对性现象的描述是细腻的、直观的、形象的。这是任何一部性学理论着作都无法做到的。因此,它为中国性文化研究提供了一部唯一的、形象直观的研究资料。当然,《金瓶梅》写性也有其严重缺陷。作者在揭露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时,所持的基本上是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其态度是崇扬多于批判; 对于具有超强性能力的男性,则是崇扬备至。作者大写特写西门庆的超强性能力。写他一天能进行很多次交媾,数天间达上百次; 每次交媾达数小时,抽送达数百次……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夸张手法,将西门庆写成了一个性战神。这种反现实主义手法所塑造的形象,完全失去了现实的真实性和典型意义,表现了作者的庸俗的审美情趣。

  作者离开情节的发展,多次对男女性器官作独立的显微式的扫描。这表明作者就是一个性器官的狂热崇拜者。

  从总体上看,《金瓶梅》大写特写性,一方面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所作的全方位揭示,其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可谓大矣; 另一方面作者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理学思想的强烈的蔑视和否定,难道在思想认识上没有一点进步意义吗?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李绿园对 《金瓶梅》写性的仇视。李氏可算是个准理学家,理学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行动规范。因此,李氏与 《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是意识形态和原则立场的对立。这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金瓶梅》要拆天,而李氏要补天,如此而已。

  参考文献:

  [1] 周钧韬。 金瓶梅素材来源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2] 周钧韬。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 第二卷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3] 刘铭。 《歧路灯》的故事渊源考 [J].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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