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罗马围城战军事思想与特点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的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军事思想来源于人类的军事实践，同时又给人类的军事实践以理论指导，并在军事实践中接受检验。作为称霸西方数百年的古罗马，其军事思想不仅推动了帝国的扩张，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就以发生于公元前一世纪的阿莱西亚之战为例，简要分析一下古罗马的围城战军事思想。

　　一、阿莱西亚之战概念
　　
　　阿莱西亚之战发生于公元前 52 年，是古罗马着名统帅凯撒在征战高卢部落的八年战争中规模最大、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战役。此战凯撒率领 4 万罗马军团击败了数倍于己方兵力的高卢联军，迫使高卢联军领袖韦森盖托里克斯投降。此战至今为止被看作是围攻战和包围的典范之一。

　　公元前 58 年，凯撒被任命为山南高卢的行政长官。在短短数年之中，凯撒征服了所有高卢部落。但与此同时，高卢人的反抗意识也越来越强。公元前 52 年，他们在集会上推举韦森盖托里克斯为高卢同盟军的指挥官。凯撒很快出兵进行镇压，韦森盖托里克斯认为此时正面对击罗马军队的时间还不成熟，因此他在阿莱西亚重组他的军队。由于强攻没有胜利的指望，凯撒决定包围阿莱西亚，迫使对方粮绝后投降。高卢骑兵们很快就把阿莱西亚被围的情况通报给高卢各部落。为了营救他们的领袖，高卢人组建了一只庞大的援军（约 25 万步兵、8 千骑兵），开赴阿莱西亚地区。公元前 52 年十月二日决战开始，就在罗马军的防线即将崩溃的时候，凯撒带领 13 个骑兵队（约六千人）从后方进攻增援高卢守军的六万人。这个行动出乎进攻者和守卫者的意料，高卢援军仓皇退逃并大批阵亡，几乎全军覆没。次日，韦森盖托里克斯投降，结束了阿莱西亚之战（1）.

　　二、古罗马围城战特点与军事思想

　　（一）旷日持久的战术特点与稳扎稳打的军事思想

　　纵览此次战役，可以看出古罗马的围城战耗时较长。即使仅从凯撒开始包围阿莱西亚城算起，直至阿莱西亚之战结束，前后也进行了两个月之久。如果从高卢人大规模起义、凯撒进军平叛开始算起，那时间更是长达将近一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罗马军团在围城战中往往采取的是围困战术。这一方式往往需要旷日持久，并且必须确保被围敌军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罗马人所擅长的工事建筑能恰恰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古代西方各国，如古希腊、马其顿、古罗马、迦太基等，在进行围城作战时往往都会实行围困战术，修筑包括堑壕、寨墙、箭楼等的土木工事包围城池，通过长时间的围困削弱敌军士气和作战力量，最后的结果往往不是敌军粮尽投降，就是攻方通过攻城塔、攻城锤等器械攻入城内歼灭守军。不论是哪一种结果，历时往往都会旷日持久。
　　
　　如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东征时进行的推罗之战，前后历时长达半年（2）.罗马人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包围迦太基城，从开始到攻陷历时更是长达三年。即便是面对北方“蛮族”较为简陋的城池时，罗马人往往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攻陷，如高卢战争中的阿凡历古姆之战，凯撒以四倍于高卢人的兵力包围敌军，前后历时27 天，最后依靠着攻城器械和敌军懈怠方才攻破（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西方军队重视纪律性，在作战中更重视“以不变应万变”的作战理念，因而更能适应于围困战术。

　　因而，古罗马的围城战节奏是与其围城战思想相一致的，对于围攻战“稳扎稳打”战术的重视往往使得他们的围城战旷日持久。

　　（二）对于技术力量的重视

　　在审视阿莱西亚之战的时候，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罗马军团在作战中都动用了比敌方先进得多的技术力量，最终确保了战役的取胜。在阿莱西亚之战中，被围困的高卢军队有 8 万多人，外围的高卢援军有 20 多万，而参与此次战役的罗马军队总数不超过5 万人。之所以罗马人在兵力差距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仍能够取胜，除了凯撒本人的军事天赋之外，更多地依靠罗马人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工事、器械制造工艺。罗马人的攻城器械对于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高卢人的震撼是相当大的，在凯撒的《高卢战记》中曾有过描述，在一次战役中，当罗马人把巨大的攻城车推进到高卢人的城池边沿上的时候，高卢人无不为之感到惊骇，甚至没等罗马人开始攻城就投降了。在阿莱西亚之战中，罗马人造了两道围墙和无数防御工事，在战斗中这些工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极大地减缓了罗马军团的压力，削弱了高卢人的人数优势。

　　罗马人是善于学习和模仿的民族，他们在对外作战的过程中向各个民族汲取经验，如古希腊的方阵纪律、高卢人的团结以及迦太基人的海军技术。不仅如此，罗马人还对这些吸收的东西加以创新，以适应自己的作战特点。如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人俘获了一艘迦太基战舰，罗马人在战舰前端增设了一条甲板桥，就成了可以化海战为陆战的“乌鸦式战舰”.罗马人就凭借着这种新式战舰大败迦太基人，取得地中海霸权。相比于海战，罗马人更加擅长的是机械组装，古罗马军团中设有专门的工程兵与机械兵，这类部队融汇和运用古典欧洲的工程技术与攻城机械，如弩炮、投石机、攻城锤、攻城塔等，在围城作战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古代东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拥有比周边“蛮族”更为先进的军事科技，是因为军事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程度。没有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做后盾，没有一套完整的制造业、手工业和维护体制做基础，是不可能发展出更先进的技术力量的。

　　（三）重视联合盟邦的军事思想

　　古罗马人的骑兵力量不强，因而骑兵作战通常需要依靠作战当地的雇佣军或同盟军。例如，在阿莱西亚之战中，一支“日耳曼骑兵”对于罗马军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联合当地土着部落，获得可信赖的同盟军，对于罗马人的获胜有着重要意义。

　　这体现了公元前一世纪西方围城战的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相同点，那就是注重联合。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古代世界，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异地作战难度很大，因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对外作战时都十分重视联合当地力量，以此来解决和缓解后勤供给压力，争取同盟军，并以此增加对陌生地区的了解。

　　在古代的围城战中，西方国家的主要联合对象有盟邦、盟友和土着部族三种类型，例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在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高卢人加入军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在这一场战争中的卡普亚战役，汉尼拔争取到了意大利南部多个城邦的支持，曾一度几乎把罗马逼入绝境。同样是在这一场战争的后期，罗马人在西庇阿的率领下入侵迦太基本土，被处于兵力优势的迦太基人追击，但通过联合了当地的努米底亚盟军，西庇阿扭转了劣势最终取得了胜利。而这一点在高卢战争中更是被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先后联合厄尔维几人、爱杜依人、比尔及人等高卢部落，凯撒分化了高卢各部族，通过代理人安抚了高卢人的情绪，并获得了强大的同盟军，解决了后勤问题，确保了最后的胜利。

　　（四）就地取材的后勤补给方式
　　
　　在本文所提到的阿莱西亚之战中，罗马军团进行此次战役的目的在于镇压高卢人起义，所以在转战中均为就地筹集军需粮草。或是向盟邦征集，或是在附近劫掠，凡是带不走的一律烧毁，对高卢当地的破坏很大，这也就使得高卢人面对罗马人同仇敌忾，连以往罗马人的盟邦爱杜伊人都参与到反罗马阵营，这给凯撒的作战带来了很大麻烦。

　　据古罗马对外战争的旧制，军队的粮食供应并不是由罗马本土负责，而是“由罗马的属地和行省供应，战争期间主将应自行筹集”.因而在本文所述的高卢战争中，凯撒在粮食的供应上也就只能采取就地取粮、以战养战的策略，正如前苏联学者乌特琴柯所言“,在出征高卢时完全指望就地取得粮食”.

　　从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中可以得知，罗马军团在高卢取得粮食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依靠同盟城镇供应、强迫屈服城镇缴纳以及临时搜集和劫掠粮食和给养。其中第三种尤为普遍，因为即使是罗马人最忠实的盟友爱杜依人，也曾故意拖延对罗马军团的粮食供应，更不必说那些被迫屈从的城镇。因此战场上的凯撒常常派士兵去敌对部族的村庄和城镇直接抢夺粮食，平民和罗马的敌人都是他们抢夺的对象。这种方式虽然是供应匮乏、打击敌人的最奏效的手段，但对于作战地区的破坏极为严重，极易使敌方军民同仇敌忾，不利于分化和瓦解敌方。此外，这样一种补给方式也仅适用于粮食产量丰富的地区，一旦进入较贫瘠的地区就不奏效了。

　　罗马本土本身并非产粮区，粮食供应仅能满足本土的需求，无力大量供应对外征战的军团。加之意大利周边地区如高卢、伊比利亚等地大多粮食产量较为丰富，因而有条件实行就地补充给养的政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同时期那些国家和城邦在对外征战时的后勤补给方式与罗马人基本相同。

　　三、结论

　　行文至此可以看出，古罗马在围城战之中的军事思想建立在稳扎稳打、重视技术、联合盟邦与就地取材几个特征之上。古罗马围城战之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恰恰也是古罗马文明得以扩张的必备条件。从围城战中所体现出的不同的军事思想可以看出，古罗马比较偏于理性思维，在各方面都以“规范化”为目的，在各个领域都倾向于“法治”.此外，古罗马人长于制造器械，在作战中更强调纪律性，以及战术战略思想的先进，都保证了古罗马人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中保持优势，由此也可以看出军事思想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古罗马]凯撒（任炳湘译）。高卢战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2]Jedrinkwater.Roman Gaul[M].Croom HelmLtd,1930.
　　[3][德]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M].北京：商务印书局，2004.
　　[4]科瓦略夫（王以铸译）。古代罗马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5][古罗马]阿庇安。罗马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6]刘衍钢。马塞里努斯笔下的罗马工兵装备考[J]古代文明，2011（01）。
　　[7]张维。罗马共和国陆军评价[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