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经济原则下语言交际语用失误的原因探究

　　Thomas. J.在其1983年发表的文章中首先阐释了语用失误这一概念，并提出，当听话人所解码的话语意义与说话人的话语意图意义不同时，语用失误就出现了，她指出，在语言交际中遣词造句方面的不标准或错误最多被认为是说得不好；然而如果是语言处理违背了语用原则则会被认为做得不好。[1]

　　由此说明了语用失误与成功交际的关系。同时，她还提出了语用失误的分类：语用语言失误（Pragma-linguistic Failure）和社交语用失误（Socio-pragmatic Failure）。语用语言失误的主要根源在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差异，指受母语干扰、套用母语句法结构等造成的违反目的语语言习惯的失误。这种语义的编码和解码之间的偏差在不同语言之间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实际上，在同一语言中也会有这样的表现：英式与美式英语中一些习惯表达的方式用词取舍会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白人第一次听到黑人说red rum这样的一个说法，也不会将其与murder联系到一起；在汉语中，一些老人听到“囧”、“童鞋”等字样时，不免会流露出困惑。以上这些例子在表面上看是语言使用者之间的语用语言偏误，但就根源来说，他们又涉及到了语用失误的第二种类型--社交语用失误。它是指尽管说话人使用了符号正确的语句，但是由于交际参与者不熟悉目的语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而影响了语言的正确使用。语用语言失误是趋向于微观的、表层的语用失误，而交际语用失误则更为宏观，更为深层次。

　　国内学者也对语用失误本身及其产生的原因做了大量的研究。“语用失误不是指一般的遣词造句中出现的语言使用错误，而是说话不合时宜的失误，或者说话方式不妥，表达不合习惯等导致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失误”[2].孙亚和张国等学者从心理认知和顺应理论等角度对语用失误进行了分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归纳来看，语用失误就是语言使用的不得体，是语言使用者违背了语言的得体这一原则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语言过程中违背了与语言相对应的人际规范，脱离了语言运用所处场合或背离了与目的语相统一的社会文化背景。但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机构明文规定，语言怎么用是得体的，因为所有的表现得体都以意识的形态存在。同时，语用失误，特别是交际语用失误不仅仅局限于二语使用者，在本族语使用者的交流当中也可能出现。而整体来说其出现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是：说话人遵循经济原则，对交际中的一些其认为对方已知的命题（proposition）进行了省略，以最“省力原则”进行话语输出；而相应的听话人，必然要用最大的努力补全话语中的缺省部分，并进行语用推理，从而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一旦缺省信息的不当补充造成语用推理不成功，未能领会说话人交际意图，那么语用失误便出现了。

　　一、语言经济原则

　　Zipf1949年在其《人类行为及最省力原则：人类生态学简介》一书中，提出了着名的“省力原则”.A. Martinet在其理论基础上于1955年研究语言演变时率先提出了经济原则（economy principle），并以验证其适用性为目的在语音和句式等方面做了系列的研究，并得出结论：在语言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语言本身就被使用语言的人赋予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实质就是交际中清楚表达语义的需要和人的心理以及生理上的惰性之间的矛盾。人在交际过程中，为了更清楚地表达交际的意图，本应该使用更繁复、具体的语言形式，但由于上述不可避免地固有冲突，人们会使用尽可能少的语言形式，以尽量少的语言消耗来完成交际任务，同时又可以协调冲突双方的关系，并达到相对的平衡。[3]

　　作为人类在语言使用中所体现出的固有能力，语言的经济原则不会因为语言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它是人类通用的一种“天赋”,它支配人在言语活动中的基本表现，并保证语言的使用者在有效地完成语言交际功能的前提下，做出合理的安排，缺省其中的某些双方“不言自明”的信息。在语言使用的表征上看，人类会用最简化的语言形式来进行有效的语义传递。这一原则的提出为语言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至此之后，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语言的经济原则进行了阐述和发展，如Grice、Leech、Horn、Kasher、何自然、Chomsky、向明友等。

　　二、语用失误的成因分析

　　针对语用失误产生的原因，很多学者都做过详尽而客观的分析，本文将从语言本身的特征之一--经济原则来进行分析。

　　（一）说话人语言经济原则特征

　　Judius Caesar的一句名言“Veni, Vedi,Vici （Icame, I saw, I con-quered）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他用短短的几个字词编码了他征服的整个历程，而听者--同他一同征战的将士以及经历战争蹂躏的民众，从其简单的话语中，体会了他率领大军势如破竹、勇往直前的磅礴气势，而我们作为了解这段历史的后来人，对话语的解码也毫无困难，而这其中所体现的正是语言的经济原则。人有说话时使用最小语言形式和听话时启用最大内容方案的倾向，从而导致一般含义的产生。加之交际本身的动态的、交互的、不可逆的物质和社交语境相关的一系列特征，交际过程就变得异常的复杂。因此，推理在交际即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作用就变得尤为明显了。交际时生成的语言量（最小形式）和理解信息量（最大内容）之间的差额，需要推理来平衡填补，所以在语言使用或交际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信息传递的瓶颈（bottleneck）现象。受语言的直线性和思维的相对缓慢性等的制约，人想表达的概念或思想这种瓶内信息在用语言表达时，在语言的直线性和思维的相对缓慢性这种瓶颈处多少有些受挤受阻，耗费多而效率慢，故只能出来一部分。[4]

　　在这样的状态下，交际的参与者对于同一话语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交际涉及到说话人语言上的预设（presupposition）和期待（expectation），如果听话人对预设的接受没有任何问题，且话语的反馈是在说话人的期待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可以说本次话语是成功的交际；但一旦听话人因为一定的自身因素或外部因素造成对话语理解上的失败或缺失，那么必然会造成语用失误现象。

　　（二）缺省信息填补及语用失误

　　在经济原则支配下的言语交际活动，我们可以弥补说话人的最小合理输出量与听话人繁重理解压力之间的差距。

　　Levinson认为，话语含义的接收过程本身就是对缺省信息进行填补的过程，是在正常的社会文化条件与具体语言使用场合下人对话语使用的直觉把握。也就是说，会话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语境中会体现出不同含义，会因语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语义变化，甚至变得毫无意义。[5]

　　在交际中，参与者在共通的社会心理表征和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上，对双方共有的文化背景知识，或者不言自明的事实进行省略，这些被省略的信息就是缺省信息。[6]

　　然而被缺省的信息并不是孤立的字符，如一面镜子，它会折射出特定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习俗。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由于交际双方在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表征上存在必然的差异性，发话人所缺省的信息对受话人来说就是无法理解的了，由此产生交际语用失误，使交际无法正常进行。在这种意义上，受话人能否有效地补偿被缺省的语言以外的相关信息就成了影响跨文化交际的关键因素。

　　当然，这种缺省信息填补的失败或不充分可以体现在异语交际者之间，也可以体现在同语对话人之间。如，李六如的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中，季交恕和方维夏的几句对话。

　　季：你知道这个消息么？

　　方：什么消息？

　　季：蒋介石开刀了！

　　方：什么病开刀？

　　“蒋介石开刀了！”这一依照语言经济原则的表述，并未以繁复的语言形式来交代其所代表的全部意义，所以听者在接收语码进行解码的过程中，按照“开刀”这一词语在汉语中“手术”这一含义，自动进行缺省信息的填补--“蒋介石生病了，其在就医的过程中进行了手术”.而这一解码含义背离了说话人的语言编码意图，造成了交际双方的语用失误。其原因在于：第一，听话人以“开刀”这一词语的字面含义进行解码，未能领会到说话人在语言的编码过程中运用的是其隐含意义--“动手”;第二，由于交际双方对同一词语编码意义和解码意义的不同，听话人无法将“开刀”这一行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相结合，从而未能进行有效的缺省信息填补，产生了语用失误，并作出了完全不相关的反馈。由此可见，想要获取话语的含义，单单从词句的表面含义来进行理解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对缺省信息进行必要的填补，影响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动态的认知语境、社会文化规约和思维方式。而如果这些因素中的某一个被违背，那么语用失误的产生则成为必然。

　　1.动态认知语境与语用失误

　　1986年，Sperber & Wilson在其着作《关联：交际与认知》一书中将语境研究拓展到认知领域，提出认知语境这一命题，提出人的认知环境是其所处的物理世界、社交世界等一系列人类能够感知或推断的时间的集合，至此，言语者接触的物理环境、社交因素以及认知能力等构成了他总的认知环境。交际时，参与者在特定的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里发出或加工刺激信号，这个刺激信号就是语言本身。在实际操作中，认知语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其主要涉及语言使用的上下文；二是物质语境（situation of utterance），主要涉及语言使用的具体环境及场合；三是语言使用者的自身特征，主要包括个人百科知识、社群知识、个人经历等所构成的心理语境。从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的角度看，认知语境是人所调用的定识的集合。在特定交际场合，交际参与者为发出或加工某个语句所需要调用（retrieve）的定识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也不需要调用个人头脑中所储存的全部定识，所以特定的认知语境是个人所能够调用的一个子集（subset）。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认知语境一直都是保持变化状态的。记忆库中的部分定识被调用，使之充实到认知语境中去；而同时一些无用的或暂时不用的定识将会被认知语境所摒弃；随着语言的使用，一些来自外部刺激的全新的定识也可能会被语境接纳，成为其新的部分。[7]        　　从认知的角度看，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人在其各自的大脑中也会形成不同的影像或认知，其主要根源在于，人们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的差异，加之与之相关的认知能力的不同造成对同一事物的假设或预期迥异，交际双方无法共享认知语境，这将必然对交际效果有所影响。同时认知语境除了具备心理特征以外，还具有动态特征。在话语理解的过程中，交际者为每一个话语构建新的语境，并不断地对相关信息进行调整和选择，从而获取有效信息。下面就是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失误例子。

　　Li Ming: Have you eaten?

　　Jack: No, but thank you for your invitation.

　　Li Ming: Er…that's alright. （Su 2013）在例子中李明和Jack的认知语境的差异造成了语用失误。李明与Jack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以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完全不同，这些所引起交际双方的心理语境的不匹配是造成交际失误的主要原因。李明从记忆库中调用定识，根据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Have you eaten?”作为招呼方式开始其交际行为，并期待对方回答后，转入正矫福军等 语言经济原则下的交际语用失误成因分析题；然而Jack在英语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并未得到期待的招呼方式，而从李明的问话中获取信息，并调用记忆库中的定识，形成当时的认知语境--“It's the time for a meal, and Li Ming proposed tobuy me a meal…”,并作出“No, thank you…”的反馈；而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因李明并未获得其期待的话语接续，故以一种妥协的语气和语言形式完成了这一话轮。在整个交际过程中，会话参与者的认知语境都是在不断变化着的，从定识的调用、期待、违背期待、解码的失败等都体现出其双方认知语境上的不匹配。这种情况下语用失误的出现则成为必然。

　　2.社会文化规约与语用失误

　　一直以来，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关注跨文化交际领域，认为不同语言相应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是语用失误产生的首要原因。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同民族对语用原则--H. P. Grice的合作原则、Leech的礼貌原则和Brown & Levinson的面子策略的遵守和使用是共同的，但是各有不同的侧重。黄晓琴根据在跨文化交际中容易引起语用失误的语用原则的重要程度，将英语交际中所涉及到的语用规则进行总结，并排序：第一，质、量准则；第二，一致准则；第三，面子准则；第四，得体准则；第五，谦虚准则。而相应的，汉语交际中的语用规则按照其重要程度，可排列为：一是谦虚准则；二是面子准则；三是关心与尊重准则；四是一致准则；五是质、量准则。从这两个排序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具体的交际过程中，语用规则的重要性排序是截然不同的，语言使用者会按照母语的语用规则来进行交际。而这种规则上的不一致和结构上的差异，会直接表现为社会文化规约的违背，在这种情况下，达不到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则会成为必然。[8]

　　其直接的表现就是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出现。Jack: Vow, your handwriting is so amazing!Li Ming: No, no, it's just so so.针对Jack的赞美，李明采用了中国式的、表面否定形式的一种应对方式。李明用“No”这一符合经济原则的语言形式掩盖了“You are so kind, butI'm afraid I don't deserve your praise.”的缺省信息。他遵守了中式交际中的以谦虚准则为第一位的交际规范,用“尽量贬低自己”的方式来表示礼貌，其“no”表达的是担当不起这种赞美，而Jack则会依照其文化中所固有的质、量第一准则，在缺省信息填补之后会形成“No,you are wrong, I'm notbetter than others.”的语义，故而认为李明是对自己表达的赞赏的一种否定，显示其对自己欣赏水平的不信任。他会认为李明不客观、虚伪，并威胁了自己积极的面子。这实质上就是李明对英语社会文化规约的一种违背。这种信息填补过程中的，对对方文化规约的违背往往会造成对方认为说话人非常没有礼貌，没有真诚地进行交际行为，所以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避免这种偏误是至关重要的。

　　而我国的一些英语学习者在语言的学习中需要关注这种语用规则影响下的社会文化规约，从理论上讲，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对目的语的使用也经历着从采用母语语用规则，动态地演进到部分使用目的语语用规则，再到灵活运用目的语语用规则进行有效地交际。而问题是，如何使外语使用者尽快地熟知并遵守目的语文化规约，这也是很多学者一致探讨的问题。而笔者认为，语用规则的习得与语言形式的学习不同，其更加依赖1习。

　　违反社会文化规约的语用失误在跨文化交际中频繁出现，笔者这里也不做更多的列举。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文化规约的形成主要在于其相应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反之，它对思维方式也有限制和规定性作用，所以在探讨语用失误问题时，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下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3.思维方式与语用失误

　　孙亚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语用失误的成因，这是因为语言是以认知为基础的。“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留下的心理表征以意向、概念或脚本的形式体现，意象的凸显部分不同，概念的泛化，脚本选择错误或脚本的文化心理有异等，都可能造成语用失误。”[9]

　　语言生成的机制主要涉及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实际上，语言的产生紧紧依附于思维这个具有无限广度和深度的复杂结构体，思维可以支配语言，而语言则是人在沟通中的思维的载体。语言既是思维的主要载体，也是思维的主要表现形式。就语篇结构而论，语篇形式受到思维方式的制约，思维方式不同，语篇的结构模式必然不同，这一点在不同的语言使用个体之间有所表现，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冲突特别体现在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个体身上，其不同的社会文化制约下的民族思维方式一直被认为是跨文化语用失误形成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一位香港公司代表在与一位北美的生意伙伴交谈时说道，“Because most of our production isdone in China now,……, and since……So I suggestthat we delay making our decision until after Legcomakes its decision”听到这段话，他的合作伙伴非常的困惑，其原因就在于，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我们会先表述原因，用以缓和因直接结论所产生的强硬语气，而把最重要的部分，结论性语言留到最后去说，与我们不同的是，大多数的西方人习惯于先说出要点，然后再给出背景、原因以及评论等。按照话语认知期待标准，这段话应表述如下：“We should delay making our decision until afterLegco makes its decision, because……”这也是上文所述的与英语语言相对应的语用规则中，质、量准则第一性的原则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然而其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汉英两种语言使用的思维方式的不同。

　　针对其一系列思维方式的差异，王杨将其归纳如下：英美民族更侧重于抽象的、分析式的、偏重逻辑的、直线型的、“对立式”的主题中心的思维方式；而汉民族更倾向于形象的、综合式的、辩证的、曲线的、“统一式”的主客体融合思维方式。[10]

　　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中西方人际交往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美国学生向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中国老师说，“你提出的要求基本上是合理的，但如果我答应了，别人也来找我，那不就乱了？”其表述并没有直接以“是”和“否”的方式给出回应，以完全“中国”的方式来处理对话，而学生以“美国式”的思维方式来进行交际，其在提出要求的同时，一种以其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对话期待就存在了，而教师的这一回答并未符合其期待，他无法理解而变得非常生气，“那我的要求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呀？”同时一定认为这是一位不体谅学生的老师。如果这一要求的对象是一位美国老师，他就会给出一个学生期待之内的回复，“I'm so sorry that I can't say yes tothat…”相形之下，中国人的这种“统一式”的或整体性的思维决定了老师不习惯用“对立法”分析问题，他更多地考虑一个变量变化了会引起怎样的全局变化。而西方人最关心的是“是”或“否”.这种思维的差异是造成这一类语用失误的根本原因。

　　而比较戏剧性的是，思维表达过程中缺省信息填补是一个完全隐性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信息填补的失败。这类语用失误事件中，对话参与者按照其期待值来解码其所接收的话语信息，而这种期待会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必然会被违背，造成解码过程中缺省信息填补的失败，从而使整个过程异常艰难，无法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并造成思维上的混乱和心理认知上的困惑。

　　三、结语

　　以上，我们讨论了在语言交际这一动态过程中，由于认知语境的复杂变化、社会文化规约的相异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语用失误现象频繁发生。归结其根本的、体现在语言本身的成因，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语言经济原则。我们用“省力原则”进行交际，必然会在说话人意图与听话人有效信息获取之间形成差距。而这一差距的弥补，交际者是通过动态地填补缺省信息来完成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接近的交际者会无意识地从对方的话语中获取有效信息，达到交际意图；然而，一旦交际双方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采用不同的思维方式，交际语用失误的产生几率会大大提升。由此可见，实际上语用失误不止存在于异语交际者之间，同语交际者也可能会这样。

　　对于消除跨文化语用失误的策略，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总的来说，就是要在克服语言本身障碍的基础上，近距离地接触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及其话语者的思维方式。以语言与文化统一的方式进行人际交流，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中，避免用中式的文化规约、思维方式来输出其他语言，如英语。也就是说，对一种语言和相应的人际规范的学习要保持同步，在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提高相应的文化思维能力，以致提高交际能力，从而尽量地避免语用失误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THOMAS J.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J]. AppliedLinguistics, 1983, 4 （2）： 91-112.
　　[2]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205.
　　[3]张云秋，周建设.语法结构的经济原则[J].外语研究，2004（6）： 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