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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哲学中“后现代主义”的界定问题研究述评

来源:UC论文网2016-05-27 13:52

摘要: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具有相当广泛和复杂内涵的名词,在哲学领域内至今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原因在于,关于“后现代主义”一词的界定,虽然汇聚了学术界的百家之言,但仍然

  “后现代主义”作为当前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内的流行话题之一,它的出现伴随着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国内外学者观点各异,在界定依据上也持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对于是否应对其进行界定的这一判断,也为众多学者所争议。
  
  一、关于是否应当进行界定的不同意见
  
  (一)无法做出界定的依据
  
  从总体上来看,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都排斥对“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进行一个标准化的界定。甚至用“后现代主义”来描述该种思潮,也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不一定正确的命名。因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概念,几乎所有的后现代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定义。由于“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就是反本质主义,因而,任何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都是不准确的。如果有人宣称已经对“后现代主义”具备了一个全面的把握,那必然会被学界各方所非难。
  
  因此,学者们在发表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时,无不承认其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而复杂的东西,自己的描述并不具有代表性。如学者王治河于1995年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论“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一文,开篇就表明了自己着文的立场,“将‘后现代主义’进行这样一种划分,是要冒风险的,因为正像斯宾诺莎所讲的那样,任何规定都是一种否定。按照后现代思想家的理解,任何‘命名’都是一种‘施暴’,都存在宰割对象、凝固对象的危险。”“我理解后现代思想家并非真的反对4命名’只是让人们慎而用之罢了”。时隔一年,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刘放桐先生也在同一刊物上发表名为《“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上)》的文章,其中也指出了哲学家们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态度:“西方学者对其所指很不相同,对其评价更大相殊异。有的哲学家认为它改变了哲学发展的方向,甚至开辟了哲学的新时代;而另一些哲学家则往往对其投以鄙薄的眼光,甚至称某些‘后现代主义’议论是‘胡说八道,。中国学者对4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评价也是互不相同”。可以看出,虽然各方人士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各异,但通过这些争论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后现代主义”的确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概念,谁也无法轻易对其做出界定。
  
  (二)应当试图做出界定的依椐
  
  然而,如果纯粹地服从后现代思想家,反对一切利用以往经验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解读,那么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将始终保持在一个混沌的状态。古往今来,所有的知识都是基于人类的好奇心,经历了一个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无论多复杂的知识,人们最终都能寻求到正确的理解途径。这都是基于人类不停的探索和尝试。正如科学实验一样,只有经历了足够多的试验,即使都是失败的,至少能够排除掉更多的猜想因素,从而离成功越来越近。并且,研究“后现代主义”问题,是对当代西方哲学走向的一个预测,也与国内哲学的发展建立了更多的联系。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自“后现代主义”出现以来,学者们对它的研究热情始终不褪,更有一种越挫越勇的气势。但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对“后现代主义”复杂性的尊重之上,把对它的界定作为开拓文章思路的一个起点,并以一种谦逊的态度开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江怡2006年在《河北学刊》发表的《后现代视野中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一文,从题目就能看出,他把后现代作为一个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落脚点,谈及“后现代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分析现当代西方哲学。“虽然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本身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的阶段,对这种哲学观念的评价还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为人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观念,更有意义的是促使人们对以往传统的重新反思,由此形成了对现代和当代哲学形态的重新定位。如果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看西方哲学在20世纪走过的历程,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些以前未能看到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涉及诸多学科,这是对它进行理解的难点之一。但如果能够将其按各学科的分析原则进行界定,会降低不少难度。“虽然对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但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则相对容易概括”。
  
  总之,虽然从整体上来说,没有人能够对“后现代主义”做一个详细而又权威的界定,但学者们仍然乐此不疲地对其进行研究和尝试。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也体现了所有知识的特性,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永无止境。现今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定性,“也仅仅是个策略”,目的是为了丰富哲学领域内的成果,促进哲学界的发展。正因为具备这同一个大目标,所以学者们研究“后现代主义”时,能够相对坦然。
  
  二、关于界定的不同角度
  
  当前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在过去的10年之中,学者们从多角度来对其进行界定和理解,有以最基本的时间为限,有从形态和向度进行分类,有分析不同特征进行理解,也有依据其中心思想是否反“现代性”为标准等。不同的分析角度不但简化了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同时也加强了不同哲学分支间的联系。
  
  (一)时代界定
  
  当前,学者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出现的时间还不能做出精确的判断,但大体上能形成一个相对的共识。刘放桐先生在其《“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上)》中提到:“一般说来,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多是指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另有孙利天先生着有《辩证法与“后现代主义”》一文,开篇即提到作为对现代西方文明困境的一种理论反映和文化反映,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出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学者张世英就“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哲学界的用语情况进行了简略的论述,提出了国内与西方在区分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的差异,明确了“后现代主义”中“现代”一词的指向,并不是我国哲学界通常定义的内容。他也指出:“尽管人们关于‘后现代主义’一词的内涵及其兴起的时间有各种不同看法,但一般说它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和中期,是大致可以得到承认的”。
  
  (二)分析“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对比近代、现代来界定
  
  要分析“后现代主义”,必然要联系包含在它其中的“现代主义”,或者说“现代性”。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江怡在《后现代视野中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中,通过分析构成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将其描述为更主要的是按照理性逻辑的方式展现了各自的思想进程”。即“理性”是“现代主义”哲学的一大特征。学者赵敦华在其《后现代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中提到,“后现代哲学所要超越的现代”主要指启蒙运动的理性、理想和意识形态”。
  
  按照学者们总结出来的西方现代哲学的定义和特点,他们进一步提出,对于这些特征的否定和批判,形成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内容表现为“为反对(否定、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心物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论(人道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唯一性和确定性,简单性和绝对性)的理论倾向”。可见,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就是基于对现代哲学的否定和超越。正如刘放桐教授所说估价当代‘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哲学转向上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考察他们的这些否定性理论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关系”。
  
  (三)形态和向度分类
  
  前文提到的王治河先生在撰写他的《论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一文时,首先声明了自己着文的立场只是一种策略。随后他将“后现代主义”分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庸俗的“后现代主义”三种形态。首先他将“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定义为一种思维方式,并认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否定性”相比“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性体现在它“是一种无限的思维方式,它反对任何假定的‘前提’‘基础〃中心’‘视角’”。其次,他又论述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四个特征,即“建设性”“协同性”“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对世界的关爱”。最后,在阐明了前两种“后现代主义”形态的基础上,他提出,不能对这两种形态只是进行简单的理解,否则,得出的结果将会流于“庸俗的‘后现代主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从形态和向度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划分的标准,仍然是基于前两种分析角度。如“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不以时代为界限,仅仅表现为对现代哲学观点的全盘否定,因而显得过于激进;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是肯定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哲学的超越之处。
  
  三、对界定结论的评价
  
  实际上,无论从何种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界定,免不了要以“现代主义”作为参照。若把“后现代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现代之后的时期,那么这种“时代化”的理解本身就是“现代主义”的产物。因为该种“时代化”的理解,也是在确定现代哲学出现的时间点基础上,将“后现代主义”中的“后”仅仅理解为时间上的先后,简单地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现代哲学之后出现的哲学思潮。然而这就与“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代表性观点——反基础主义相矛盾了。如果试图对“后现代主义”去做一个绝对化的界定,这种绝对定义本身就是对其特殊性的一种否定。一个有悖于其本质特征所得出的所谓定义,已然违反了下定义的原则和根本,因此也就不能称之为定义了。况且,就像所谓的“时尚潮流”一样,也许很多思想倾向也具有一定的循环性,在某一个时间段,人们认可这种观点,在被否定很久之后,也许又会产生一种“复兴”现象,关键还是在于社会的发展与需求。正如王治河先生所说思想与肉身身处不同时代的‘身首异地,的现象,听来有些怪异,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
  
  总之,对于当前不同角度的界定结论,笔者以为,都有各自的道理,自然也都是不够准确的。但“准确”一词实在太难把握,所谓权威也只是比别人看得更远更多,却远远没达到穷尽的地步。个人认为,不能对当前的研究成果简单地评论好坏,应当报以乐观的态度,鼓励学者们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尝试。对于类似“后现代主义”一样的复杂概念,在我们做研究时,可以选择从一个狭义的角度切人,但必须是站在一个肯定它广义内涵的立场。只有通过学界各方的不懈努力,集思广益,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才能无限接近真理。
  
  作者简介:杨文佳(1992—),女,江苏无锡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政部伦理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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