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外社会主义研究方法的差异
来源：UC论文网2016-05-29 08:15
摘要：
在清算思辨思维方式以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把实践思维方式确立为科学社会主义研 究的方法论原则。目前，国内有些学者正不知不觉地背离了这一方法论原则。应借鉴国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力求客观公正地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尽管如此，中外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也表现出某种倾向性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面对这种基于共同学术诉求而产生的观点差异，只有从方法论维度进行反思，才能把握两者理论差异之实质，而不至于陷人意识形态的偏见。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前，已存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尽管它们之间的理论风格大相庭径，但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却是大致一致:价值观上，都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万恶之源”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看作是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理想社会模式;方法论上，都是首先从抽象的理性原则或人性论出发去预先设计一套社会主义方案，然后按照规划构造现实。在哲学上，我们把这种思维方法称为思辨思维方式，其特点是从预设的、虚幻的逻辑前提出发进行演绎推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它们的否定物而出现，其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他们并不反对先前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社会主义目标本身，而是反对他们仅仅妄图通过自己头脑去构建这个伟大理想的做法，因为离开了现实生活的理论必然是先验论的，其所谓的现实也就是“想象出来的东西”。所以，思辨思维方式必然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使社会主义理想陷人“空想”。
相反，马克思则说:“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他一生都在探求社会主义理想“何以可能”的问题。从早年确立“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之本质的实现在于打破定在”的哲学信念，到其后发现现实的人始终处于与私有制和分丁相关联的异化状态，迫使马克思转向市民社会去探讨扬弃非理想社会的现实途径。唯物史观就是他通过“武器的批判”而锻造出来的“批判的武器”。一旦得到这个方法论原则，他又把它运用到现实中加以检验，《资本论》就是运用该方法论原则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晶。不难发现，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科学理论形成一样，都有一个“提出假说”到“理论论证”的过程。《资本论》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论证:它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由于资本逻辑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清晰地呈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如是，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的合法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方法论角度考察，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批判来实现的。所谓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批判就是强调知行合一，也就是毛泽东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K93)认识模式。具体来讲，理论批判上就是通过清算传统思维方式，确立了崭新的实践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就是从现实实践出发去理解、把握和评价问题的思维方法。它强调面向现实事物，历史考察其运动过程，使其展现出“如其所是”的发展过程一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由过去经现在向未来的无限敞开的状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揭露现代社会一切对抗和剥削方式的客观事实，通过考察它们的历史演变，证明它们存在的暂时性和转化的必然性。这样，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上的社会主义就不再遥不可及。思辨思维方式从本性来讲是非历史主义的，必然遮蔽这种通向未来的向度，从而成为一种注目当下，为现实存在作辩解的技术丁具，一种把资本主义制度许诺为人类愿望的“应许之地”的意识形态。实践批判就是反对观念内实践，强调现实的、感性的和革命的实践，主张“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由此可见，马克思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始终是合二为一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就不是具体原理陈述，而是一套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系统。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只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方法，至于社会主义具体实现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允许“试错法”存在的操作过程，始终处于不断探索而又不断否定式前进的现在进行时态之中。
必然性通过无数的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同理亦然，现实性也是通过无数的可能性把自己推举出来。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来讲，它只不过是通向未来社会的所有可能性之中的最大的、最具合情理的可能性，具有高度的必然性。马克思的贡献除了制定了方法论原则外，还有就是指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空间和大致方向。他的纲领就是：“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意识的改变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行动的意义”。ma>K.562)在马克思所处时代，社会主义还是潜在的可能性，当然也就不在马克思研究视野之中，因为研究非现实的东西是与他的方法论原则相悖的。列宁深刻指出：“他(马克思一引注)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当他证明这个社会组织在我们眼前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趋势，这个组织必然会灭亡而转变为另一个更高的组织时，他结束了自己的分析”。me科学社会主义从未曾也永远不会描述任何未来的远景，反倒是其他社会主义思想极其详细地描述过，并以这种制度的美景引诱人类放弃斗争而把希望寄托于合符人类天性条件的进步原则上。
不可否认，马克思在有些文本中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作出过最一般的暗示，也考察过未来制度所资以成长的那些现实要素和必要措施，比如:《共产党宣言》的“自由人联合体”及其十条措施、《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生产合作社”思想等等。这表明，马克思确实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过具体展望和细节描述。不言而喻，这些论述已超出马克思科学分析的界限，所以资产阶级学者质疑它们“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批判。它要求的只是信仰”也不无道理。应该说，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的具体观念都应该被理解为历史目的论的知识，否认这一点，以消灭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反倒是贬损马克思主义。洛维特指出，马克思是以科学的形式坚持信仰，“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这个说法得到我国部分学者的认同，“马克思在一种完全与科学规律兼容的意义上引人了对历史目的论理解及其对这个目的的信仰”。如果一味地对唯物史观只做科学性解释，只会造成唯物史观的内在紧张，以至最终失落了人。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先知先觉”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是基于辩证逻辑和科学推演去坚定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各种可能性中最大现实可能性方面一所以是科学社会主义。《资本论》在理论上、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上都业已验证了它的合理性空间。
由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有些论述还尚待进一步检验，我们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既不能墨守成规，也不能简单拒绝。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根据现实境况的变化做出恰当的取舍、与时俱进，但是也绝不能因为时代变迁而被任意篡改，以至于面目全非。只要资本主义这个最大的“现实”还存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关论述都不会绝对地丧失真理性。另一方面，实践思维方式对后资本主义的阐述注定它具有宏大叙事的特征，必将忽略对社会主义构建方案的细节刻画，这为社会主义具体图景的现实设计留下了广阔空间。同时，社会主义的无限可能性还意味着我们应该平等对待各种当代社会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必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已是初步映现且有待完全展开的现实，是构成不断扬弃异化状态过程(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过渡环节，那么对它应有的态度就不是辩护，而是不断批判，“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我国学者偏重对社会主义制度做辩护。其研究方法、论证方式和辩护程序大致雷同:第一步，引经据典，确立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规范一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此作为立论依据。第二步，对立论依据进行先验规定一要实现社会主义最高价值，必须在制度结构中体现正义原则——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分别诉求共富、民主和友爱，并以此标榜社会主义优越性。第三步，寻找理论联系现实(中国国情）的具体途径，即揭示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与完善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第四步，把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向下贯彻到制度设计中去。他们把制度体系二分为基本制度(保证价值追求不变质）和具体制度(保障追求价值行动高效运转)两个层面，要求人们在不触及基本制度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具体制度中“反常”进行“症候性治疗”。第五步，考察调整后的具体制度是否体现了正义原则，如果它未达到这一点，研究就再按照前面的程序再重复一遍。在他们眼中，这套方法程序对于分析、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社会主义模式同样适用。
不难发现，这套被视为“科学”且被习以为常、周而复始地运用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批判语境中的思辨思维方式何其相似。这非常具有反讽的意味：自诩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研究者却采用了反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形式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品格的背叛，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害”。如前所述，思辨思维方式的现实功能就是为现实权力作辩护，那么它绝不容忍任何“异质性存在”，从而把自己封闭在同一体系内进行无限肯定。阿多诺对此进行了抨击：“根据尼采的批判，体系只能证明学者们胸襟狭隘，靠在概念上构造他们对存在物的管理权威来补偿政治上的无能。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一个“并不十分寻常”的文化前提。这个论断本义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在于能创造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不过人们往往作了先验论解读——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天然合理的。这阻碍了我们对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本性的应有的清醒认识。诞生于贫穷落后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许在生产力上不能立即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较高低，但在生产关系调整尤其是上层建筑的设计上却具有无限可能性和足够的资本。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带有强烈的“西欧中心主义”的色彩，其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前提条件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情况相去甚远，因此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更应坚持方法论本土化原则。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推进实践的明晰性。实践思维方式强调深人具体现实进行调查研究，把握事物发展的辩证过程，在其局限性还未暴露出来之前未雨绸缪，在其有待改进的地方主动促进其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研究的真正创新。离开了现实分析，妄图通过闭门造车方式就想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非正义问题注定是天方夜谭。思辨思维方式却制造了这样的神话一当制度与现实情况不相符合时，它总是确信按照正义理念构造出来的基本制度是不会有错的，错的只能是那些偶然的个别现实对正义秩序的干扰，所以它们总会“先人为主”地消解制度改革的冲动和激情。制度的不正义之现实是由于不完善的体制下原有的均衡状态被打破，即使冲突已经剧烈到向人们暗示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除了既得利益集闭的阻挠外，决策者也会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改革的意愿。在思辨思维方式主导下，任何个人似乎并不必为这种“不作为行为”承担责任，因为最好托辞就是任何制度都有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漫长发展过程。
思辨思维方式的最大优点就是运思逻辑无懈可击，最大局限就是运思的逻辑前提具有先验性和虚幻性。一旦其逻辑前提转而立基于现实存在，那么思辨思维方式的迷障也就破除了，演变为反思辨性思维方式。现代西方学者，特别是经过近现代的实证分析方法洗礼之后的英美学者，如果在思想上确立了社会主义信念，其进行社会主义研究的正能量就可能迸发出来，与科学社会主义蕴涵的方法论原则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
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杰瑞•科恩认为，当今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人应该研究关于反对和推翻资本主义方案的设计、正确性和策略问题。具体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想要这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究竟错在哪里？社会主义又对在哪里？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问题涵盖了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所有论域，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让人们认同社会主义？在科恩看来，可行与可欲并不总是兼容的，即可行的并不一定会引起可欲;马克思只为我们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但仅仅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是不够的。理查德•斯凯恩做出了进一步解释:人是理性的动物，善于计算个人成本和所得;许多人尽管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剥削和分配的不公平，但只要所得大于成本，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的受益者。—与之类似的还有赖希的“理性博弈理论”、阿伯拉斯特的“民主滞后论”等。从他们运用的方法可以看出，除强调实证分析方法外，还大量糅杂了西方语境中的心理分析方法、精神分析方法和符号一意义分析方法等。可见，西方社会主义研究者仍然面临着清除思辨思维方式残余的历史任务。
我们不能武断地给西方社会主义研究成果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伯特尔•奥尔曼的言论很客观。他说，人们总根据生活经验来理解事物，市场是我们最大的经验，也决定着我们思维方式；在市场意识“同化”下，生产被隐秘化了，一切资本主义的实质就不易察觉了；人们为市场经济所迷惑，只有对市场神话作出彻底批判，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研究者应该是西方社会最清醒的社会群体，也最能采用客观的分析方法。&哈贝马斯还揭示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主义研究者并不牵涉政党组织意识形态束缚，所以能够完全专注于“坚持科学对话的批判理论的构成和完善”，那么他们就有别于政党组织下的学者一往往用同一原则去完成组织肩负的有特殊区别三项任务(理论陈述、思想启蒙和英明决断），只能在强制下行动和做出反应。
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理论陈述不与组织选择相关联，这决定了它可以与各种不同观点和思潮和平相处，可以采取开诚布公的对话形式讨论分歧，这就为社会主义诸多可能性的“出席”创造了有利平台，并引导人们结合自己的个人体验来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启蒙，从而形成现实的社会意识。这种采取平静的对话方式形成的社会主义理论，必定能够巧妙地克服先验论的套路，帮助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客观状态进行认识。从译介过来的国外各种社会主义研究论著中，大家也能深刻地感受到它们并不推崇“以理推理”和宏大叙事，反而严格以事实为依据，注重微观分析，强调求真务实的精神。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达和接近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的意义域。
小结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局面必将长期持续—它们构成了现实辩证法运动中一对“对子”。我们不能只看见“同一中的斗争性”，还应看到“对立中的同一性”。看待国内外社会主义研究亦应如此。如是，才能形成两者之间的正常交流和对话。思想史发展的主旋律在于:互相对立的两派表面上水火不容，实质都把对方看作自己的“他者”，并从“他者”来映现自己的优劣利弊，并尽可能地吸取对方的长处来修订自身的不足。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也必须要有世界意识和全球气魄，要充分吸收西方社会主义研究成果“为我所用”一准确地讲，是通过西方社会主义研究这个“棱镜”映照出自己的“原像”，并回返自己的正确轨迹。
文翔（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