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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犯罪及体育刑法的构设

来源:UC论文网2016-05-30 17:19

摘要:

体育犯罪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犯罪学意义,体育刑法的 构设则有利于刑法学的整体繁荣,并为刑事司法提供技木支撑。 体育犯罪主要有体育睹博、体育貪渎、体育暴力和体育色情几种 类

  实践表明,无论在体育运动的历史皱褶里,还是在当代体育产业化链条的罅隙中,均能捕捉到形态各异、有损体育机体的病灶。在体育行业做大做强和体育明星风光无限的背后,体育丑闻和体育犯罪也成为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体育伤害、体育诈骗、体育贿赂、体育色情、黑哨、非法赌球等与体育相关的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越来越突出,并巳演变成世界性话题。
  
  在发生学意义上,体育犯罪概念已有提出之必要。近年来,学者们亦围绕犯罪学和体育学这一新兴交叉领域展开探索性研究,使得体育犯罪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然而,很少有研究者立足于刑法学层面探视体育犯罪,在刑法教义学上,亦将体育犯罪的相关刑法规定视为其他刑法分支学科加以注解。这也使得人们无法在犯罪学意义上完成对体育犯罪行为与越轨行为、合法行为之间的准确区分。为了使休育犯罪能够完成刑法学意义上的规范表达,本文将以体育犯罪在犯罪学意义上提炼之必要性为逻辑起点,构建体育刑法这--刑法学的分支学科。
  
  1.体育犯罪的概念、类型及属性
  
  作为一种既古老又时兴的犯罪,体育犯罪不仅发生在运动场上,还出现在体育产业相关的经济领域及管理机构内,必然侵害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因而有了运用刑法进行规制的必要。随着体育产业化的发展,体育犯罪亦呈现出复杂、多变和细化的特征,其主体、侵害对象以及类型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异。为此,有必要对其概念、内涵、类型和属性进行界定。
  
  1.1体育犯罪的概念界定按照康均心教授的归纳,主要有扩大犯罪说、等同法定犯罪说、包容法定犯罪说3种观点,而为其所认同的是包容法定犯罪说,其代表性观点认为体育犯罪其实是一种体育非法行为,是体育竞技领域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在范围上它包含违法、犯罪、违规以及反道德等各种复杂的行为。在康均心教授看来,此学说代表了体育犯罪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势和发展方向。因为在体育领域中,把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和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越轨行为这2种有着属种关系的行为均纳人体育犯罪的研究视野,将法律因素与社会因素并重,不仅大大拓宽了犯罪学研究的视野,而且为刑法应把哪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提供了理论依据。
  
  虽然包容法定犯罪说所提倡之犯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犯罪概念在犯罪学意义和刑法学意义上的区分(一般认为,犯罪在刑法学意义上是指“犯罪构成”,在犯罪学意义上则指“犯罪现象”),甚至混淆了伦理和法律的辖制范围,而且从根本上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然而,其突出贡献则在于这种研究模式打通了犯罪学和刑法学之间的研究壁垒,为体育犯罪行为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落脚找到一个切人点。
  
  需要说明的是,几乎所有的犯罪学者在界定体育犯罪概念时倾向于将其圈定在犯罪学意义上,而基于本文的思路,笔者将立足于刑法学意义上界定体育犯罪的概念。遵循此路径,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的相关规定认为,所谓体育犯罪是指发生在体育活动中,涉及体育运动、体育环境、体育产业等相关领域,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仍需说明的是,不论该项体育运动的存在是否合法,也不论该项体育运动是否正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亦认可“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社会体育”),只要具有一定的竞赛性质,就可以成为体育犯罪之活动场域。
  
  体育犯罪的主体范围较为宽泛,既包括单位也包括个人。其犯罪品性较开放,可以是单位对个人合法利益的侵犯,也可以是个人对单位施加的侵害,即侵害的发生可以是双向的,而不必然表现为运动员个人及其团队或体育主管、赛会主办等单位的单向行为。
  
  按照现行的刑法罪名体系,体育犯罪当散布在不同的罪域之中:体育欺诈等犯罪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域•,体育恐怖主义等犯罪则在危害国家安全罪域;体育暴力、体育赌博、体育色情、体育流氓等犯罪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人身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域;体育贿赂等贪渎犯罪在贪污贿赂及渎职罪域。可见,存在体育犯罪与其他刑法学意义上的罪域之间的竞合现象,这无疑加大了对体育犯罪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的难度。同时,体育犯罪与体育不法行为在“不法”方面具有同质性,因而也会出现体育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之间的竞合,实质上体育领域罪犯的刑事责任就是相关行政责任积量到质的结果;因此,体育犯罪的边界还需在行政法主要追求合目的性和刑事法主要追求法的安定性之价值博弈中加以划分。
  
  1.2体育犯罪的类型划分
  
  体育贪渎犯罪当体育场不再是纯粹的竞技场时,尤其在权力与影响力能够被金钱左右时,体坛贪渎犯罪便会层出不穷。体育贪渎犯罪是指掌管或者能够影响某一体育行业、项目的人员利用其职务之便或者能够左右某一行业、项目发展趋势的影响力,如贪污,索取、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定义务,侵犯职权的廉洁性、不可收买性的行为。贪渎犯罪在举国体制下更易滋生,其中以吸引民众眼球的“中国足坛窝案”较为典型,杨一民、谢亚龙等人以贪污、受贿、行贿等罪名获刑而告一段落。可以预断,这种极具衍生能力的犯罪行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呈蔓延之势,其对人类社会的严重破坏性业已成为国际共识。
  
  体育赌博犯罪体育赌博是国际性犯罪,它是以体育比赛的结果论输赢,从而决定财物得失的特殊赌博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明显重于一般赌博,而且发展呈现出跨境全球化、集团渗透化、高科技智能化、灵活多样化和广泛巨额化等特点对此,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明令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4条规定严禁从事体育赌博活动,2005年修订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处罚办法》第23条规定运动员赌球的给予禁赛处罚,教练员和工作人员赌球的限制从事足球活动。因为体育赌博往往伴生作弊和操纵比赛结果的行为,所以体育赌博也可称为体育欺诈,不仅侵犯了体育运动的纯洁性,也欺骗了体育消费者。
  
  体育色情犯罪体育色情犯罪主要是指与色情交易和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有关的体育犯罪,其中前者主要借助体育盛会的广泛参与度而组织、容留、介绍卖淫。事实证明’一些体育盛会往往也成为色情服务者及其组织者的盛宴。2012年F1巴林站打响之际,各国“性工作者”再次齐聚巴林,致使巴林政府不得不再次采取紧急措施,驱逐甚至拘捕这些“淘金者”。后者主要利用体育明星的“票房人气”,根据其绯闻或者桃色事件,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传播、贩卖以其为原型的淫秽物品。
  
  体育色情犯罪对人类的道德伦理自然是一种巨大挑战,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远不止于此,因为体育色情总是与毒品、暴力犯罪相伴生。
  
  体育暴力犯罪体育暴力犯罪可以分解为体育恐怖主义、体育伤害、体育流氓等犯罪。当体育竞技场上单纯的运动员之间的伤害还纠缠于其属于正当业务行为还是犯罪行为的学理之争时,随着体育活动的国际化因素增加,体育场已被暴力分子和恐怖主义者盯卜1了。从足球流氓制造事端到恐怖主义者袭击,近年来运动场上的暴力愈演愈烈,令人触目惊心。2012年欧洲杯足球赛行将落幕,波兰内务部长亚赛克•西乔奇基在半决赛到来之际向外宣称,德意大战赛前遭受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2012年2月1日晚,在埃及塞得港进行的一场足球比赛结束后,两队球迷发生r大规模的冲突,造成了74人死亡、248人受伤的惨剧。可见,体育暴力犯罪所造成的伤害已向广度和纵深蔓延。
  
  1.3体育犯罪的属性定位
  
  补充性体育精神能给人激励,体育运动也带给人们感官上的愉悦,体育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给予体育充分的活动空间。以此而言,即便对待体育严重越轨行为亦需慎刑。换言之,对于体育非法行为,尽可能地运用民法和行政措施处理,只有其超出了民法或者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和能力,才能交由刑法处置。即便对于体育犯罪行为,亦非必然采用刑罚手段,而要尽可能地运用非刑罚手段处理。对大多数体育非法行为不予刑罚处罚的做法,受社会行为整体可控制理论的影响,即社会中某一类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整体上仍然处于非刑罚措施可以控制的状态,所以刑罚将作为最后的选择。这也是由刑法的补充性和谦抑性所决定的,表现在体育犯罪方面,即称之为体育犯罪的补充性。
  
  交叉性体育犯罪的交叉性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它与其他犯罪类型如故意伤害犯罪、赌博犯罪、贪渎犯罪之间的竞合;二是体育犯罪违法与罪责上的交叉。第1种交叉关系的形成是基于体育暴力、体育博彩、黑哨等越轨行为虽因活动在体育领域而具有特殊性,但在一定层面上它们仍然与故意伤害等传统犯罪行为有诸多吻合,因而体育犯罪与这些犯罪之间的竞合在所难免。第2种交叉关系源自于体育犯罪的双重违法性,即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之间的结合。多数体育不法行为介于触犯行政法规和刑事法规之间,可能会出现不纯正的刑事不法或者不纯正的行政不法这种中间状态。实际上,这也是体育犯罪在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即某一体育活动中的严重越轨行为可能既违反了体育方面的行政法律规范,同时又违反了刑事法律规范。在此自然就涉及行政法规范与刑法规范间的衔接与协调,而此会给立法带来启示,即需要以数额、情节、方法、手段、特定时空等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在司法上,须合理运用司法解释,协调好体育行政违法与体育刑事犯罪两者间的关系,如用定罪情节区别一般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
  
  创生性体育犯罪的创生性体现在开放性、互动性和吸纳性上。体育犯罪活动场域的开放性和人员的流通性决定了它的开放性特质,凡是体育活动中发生的严重越轨行为都可以成为其吸纳的对象,这也是体育刑法的实践基础和价值所在。互动性除体现在与其他犯罪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之外,还体现在对体育领域越轨行为的走势具有一定的预见性。配之以体育犯罪的开放性、吸纳性特质,它有能力选择合宜的时机将某些体育越轨行为吸纳进来。如针对体育竞技赌博和体育彩票等行为可设置体育赌博罪等。当然这种互动是双向的,既可以表现为一般违法行为向犯罪行为的临界,也可以表现为犯罪行为向一般违法行为的靠拢。后者如性交易行为在我国1979年刑法中可归人素有“口袋罪”之称的流氓罪’现行刑法则将其斥除。
  
  反伦理性以是否违反社会伦理为标准,体育欺诈、体育暴力等大多数的体育犯罪属于有悖伦理的自然犯。竞技体育活动中的犯罪行为在破坏体育公平竞争氛围、损害人类道德情操的同时,对和谐诚信社会的构建也提出了挑战。当然,反伦理性的强弱,并不能决定体育犯罪成立与否。例如,反伦理性较强的体育色情行为,并不必然被现行刑法规范规定为犯罪行为。
  
  2.体育刑法的构设
  
  作为刑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体育刑法主要研究体育犯罪。构设体育刑法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于引起人们对体育领域越轨行为的关注,指导人们如何对体育犯罪行为和人罪临界点的体育不法行为做出技术甄别和处理。对刑法规范中的体育犯罪予以梳理并归类,以利于人们更为细致、深人地研究刑法。相对专注的研究路径便于人们警惕徘徊在罪与非罪之临界点的体育越轨行为,并做出快速反应。
  
  此外,对体育刑法的构设还面对如何协调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冲突问题。由此也折射出体育刑法的边缘性特征,而此决定了体育刑法需要相邻学科的学理支持和经验支撑。当然,体育刑法的构设并不意味着对其研究将取代其他的刑法学研究路径,而是体育刑法的研究充实了刑法学研究内容,以利于刑法学研究的突破和整体繁荣。这些将通过对体育刑法的规范属性、运行模式、研究内容、目标定位的解析逐步体现出来。
  
  2.1 保护性强制:体育刑法规范属性的定位任何法
  
  律规范都具有强制性特征,正如耶林所言,没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W,以惩治手段严厉著称的刑法尤为如此;然而,法律规范的强制性是通过其不利法律后果被国家机关强制实施而体现出来,规范效果的体现依据是人的逐利心理以及对不利后果的畏惧,使人们服从法律规范的指引。通过强制而产生的规范作用,能够使人基于害怕而避免触犯法律,但由于法律规范的制裁并非必然性,所以饶幸心理始终会存在。
  
  虽然法律的实效不佳并不影响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但是法律规范强制性在践行中大打折扣则显示了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甚至无法通过法律技术予以修缮。当然,竞技体育事业受到过多的职业化和滥用兴奋剂的干扰,尤其是受到体育商业化的冲击,致使其间滋生的体育犯罪现象亦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于此仅仅依靠道德批判和行政处罚已难收成效,因而需要运用刑法的强制性才能有效遏制体育运动中的严重越轨行为。
  
  全民体育运动的推广、健康生活意识的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体育活动中,而竞技体育所蕴含的现代体育精神同样深人人心,尤其是现代传媒的强大力量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竞技体育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可以说,体育已然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刑法(主要是刑罚手段)在体育活动中的过多干涉难免不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形,即在限制体育越轨行为的同时阻碍体育自身的良性发展。由此,最好采用先抑后扬的二元处理模式,即只对体倉活动中的严重越轨行为进行刑法规制。这就要求在强制与任意之间寻找中间路线,即借鉴有关刑法分支学科所提倡的相对强制性属性定位体育刑法的规范属性。
  
  相对强制性规范是一种介于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之间并兼具两者属性的特殊规范形态。相对强制性规范可表述为由体育刑法所规定的,人们必须按照体育刑法规定去做,如果不这样做,会根据不同群体的行为选择而产生截然相反的法律后果的刑法规范。当然,体育刑法的规范属性必须回到刑法规范的本来意义上,在其文本安排和执行手段固有的强制性中寻求体育刑法的规范属性。
  
  如果说体育刑法主要调整具有一定风险性的竞技体育活动,其规范属性亦有特别之处,那就是强调在平等理念之下的保护性属性D体育刑法的保护属性可以做如下理解。一方面,体育刑法在风险认同主体之间权责进行确认的同时也履行了对其调整主体的保护职能。按照学者所言,保护性规范确定并详细规定了法律责任方式和保护主体权利的其他强制性措施,刑法规范属于保护性规范,它是运用保卫的方法调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刑法对体育领域责任的认定并非主动出击,而是持观望态度。只有“民事性制裁和行政性制裁无法遏制犯罪行为时,才通过刑罚的方法加以遏制”。鉴于刑罚手段的严厉性,观望实际上也是一种保护。由此,对体育刑法之保护性强制属性的定位,其实也是对整个刑法规范属性的揭示。此外,在作为刑法秉持的强制属性之外,体育刑法特殊属性还在于体现出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范之间的交叉与互动性、衔接与协调性等。
 
   2.2体育刑法的技术生成
 
   刑法规定的每一种犯罪,均具有犯罪定型的意义。在刑事立法上,基于所保护法益的关联度,相关罪名被技术性地安排一处,形成异于其他的罪域,这种罪名设置在刑法体系上的安排被称为专门刑法的立法模式。一般而言,对于某一类罪域的立法安排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是刑法典模式,即将现有的某类犯罪一概纳入刑法典的方式;二是单行刑法模式,即将某一类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以决定、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名称颁布,单独成例的模式;三是附属刑法模式,即将某类行为罪刑规定在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方式;四是混合式模式,即某一类犯罪既采用刑法典模式,同时还有单行刑法模式或附属刑法模式。
  
  我国体育刑法的立法类型较为复杂,几近混合模式。对体育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中只是一种立法意愿。从上文关于体育犯罪的论述中可知,绝大多数的体育犯罪都以分散的方式分布在刑法典(包括刑法修正案)的各个条文中。由此而言,我国体育刑法模式乃理想中的法典式。因为从我国刑法的历史来看,刑法典包括刑法修正案的立、改无法常新,而体育领域的犯罪类型却不断出新,所以期望对体育犯罪毕其功于一役的法典模式只能停留在美好的愿望之中。
  
  对于体育犯罪,我国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等附属刑法形式以“……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文形式进行规定。正如学者指出,在新刑法已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基本原则之后,这种附随性刑事规范至多只存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附随型立法模式虽然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但是十分有限。因为这种附随型的刑法规范是以刑法规定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旦刑法本身没有相应的条款,那么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附随型的刑法规范就会被束之高阁,无法具体适用。
  
  当然,可以借鉴域外附属体育刑法的有益经验,将体育犯罪的罪刑关系规定得更为明确、具体。如西班牙的体育法中对诸如“体育暴力事件的预防”“体育惩戒”“体育的庭外调解”等有关法规规定得很具体。希腊1986年的1646号法令第8条第1款规定:任何向运动员输送、供应或者提供兴奋剂的人都要接受为期1年的监禁。同样的处罚也适用于运动员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指控部门要确定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意图。有了罪刑关系的实质性规定,这些非刑事法律才真正成为可资操作的附属刑法。
  
  在美国,虽以判例法见长,但是其《美利坚合众法典》第18编第224条对体育竞赛中的贿赂罪作出详细规定:任何人实施、意图实施或与其他人共谋实施任何商业计划,明知该计划的目的是以贿赂影响比赛,而使用任何方式以贿赂影响体育比赛的,依照本条处罚金、5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并罚。美国刑法将受贿罪的主体分为3类,其中一类就是体育运动、竞技等活动中职.业或业余的运动员或者裁判员。
  
  与之相比较,我国体育犯罪的相关规定比较分散。这种情势既不利于刑法学分支学科的理论研究,也不利于刑事司法操作。那么,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对严重体育越轨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才较为合宜呢?是否如有人建议的那样,在刑法典中设立各种专门的体倉犯罪?如有人建议在刑法典中增设非法操控比赛竞赛结果罪,对利用权钱交易操控比赛结果的行为进行调整。
  
  从上述对几种刑法立法模式的分析来看,短期内进行全面的刑法典修订以便规制所有体育犯罪不可能,亦不可行。因为一部刑法的制定,除需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明确的指导思想、充分的讨论时间之外,还需要完备的立法技巧,因而不是朝夕之事同时,在体育刑法理论和分支学科未形成气候的情况下,尚不具备制定单独且完整的《体育犯罪法》(即《体育刑法》)的基础,而且就某一类犯罪单独颁行刑法典的做法也与我国刑事立法的传统模式不符,但是可以采用对某一急需进行刑法规制的体育越轨行为采用单行刑法的立法模式。如对竞技体育服用兴奋剂行为,在现行刑法典中(甚至通过扩张解释)无法找到处罚依据,那么可以考虑由立法机关作出关于竞技体育运动禁止服用兴奋剂的规定。于此,我国亦有一定的立法经验,在1979—1997年刑法典之间,我国立法机关先后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
  
  另外,也可以考虑采用附属刑法的模式规制体育犯罪行为。虽然我国现存附属刑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附属刑法,但是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改变传统附属刑法的制定模式,即在附属刑法中对具体体育犯罪的构成要件(罪状)的规定采用叙明罪状的方式。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体育附属刑法中的罪刑规范设置不得超越刑法典总则的规定,同时明确只有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行政法律才能针对体育犯罪制定罪刑规范(在我国,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而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与规章等不能进行罪刑规范。
  
  结合我国刑事法典的制定习惯,颁行单行刑法或者借附属刑法修订之机明确体育犯罪的罪刑规范仍是规制某一类体育犯罪行为的权宜之计,待全面修订刑法典之际将其纳入,以保证刑法典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并建议借此机会将分散在刑法各章节的体育犯罪行为集中起来,统一到体育犯罪罪域。
  
  由此,构设体育刑法的基本思路为采用先单行刑法或附属刑法、再刑法典,从分散到集中,以刑法典为主、单行刑法或者附属刑法为辅的立法模式。至于体育犯罪在刑法典中的位置安排,对其附属刑法相关规定的处置,体育刑法形成后的补充立法等问题当另行探讨。
  
  3.体育刑法的学科定位
  
  体育刑法学科定位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对体育犯罪和体育刑法概念的界定。体育刑法能否成为刑法学分支学科,还将取决于2个核心要素:一是体育刑法有无现实基础;二是体育刑法有无自身独特的研究主题、对象、目的和价值理念。
  
  在现代社会,经济、本能和技术的交织中,体育领域們然成为当代人类生活的缩影。其间,体育竞技必然招致猜忌、紧张弓冲突,并衍生出某些越轨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社会关系的和谐,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阻滞因素,而解决体育领域问题的出路还需要在社会中寻找。以此而言,构建体育刑法这一刑法学分支学科,树立体育行为保护性限制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并对体育领域中的越轨行为运用刑法进行必要的规范、约束和限制,这是解决体育犯罪行为的现实路径。
  
  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关联性是构设体育刑法的现实基础,也显示出其生成的必要性。就刑法学研究的学术品性而言,需要尝试对体育刑法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即挖掘其作为学科结构意义上的内容、对象以及目的,以便从体育刑法的学科属性出发,进一步论证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强调体育刑法价值功能在于突出其对研究目的的引领作用。事实上,体育刑法的研究目的往往侧重于体育刑法的价值判断。如前所述,体育刑法的目标定位明显有异于其他刑法分支学科。可以说,体育刑法是从价值出发,以保护竞技体育领域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和体育社会的效用最大化为逻辑终点。从价值出发,就是要努力消除社会异质因素对体育运动发展的阻滞。消除客体妨碍、实现最大效用,这就是体育刑法的目的。
  
  体育刑法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具体且特定的,体育刑法主要是针对带有风险认同感的竞技体育犯罪而展丌的,因而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体育犯罪现象,这也决定了体育刑法的研究内容的特定性。即它是专门研究体育带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刑法因素如何介人体育领域,以促进正当体育活动的学科。具体而a,体育刑法主要研究刑法因素介人体育权保护的必要性及其强度、规制在体育活动过程中侵犯参与者合法权益的犯罪、完善刑法中体育犯罪的立法、建立合理的体育刑法体系、体育刑法的建构理念和原则等。体育刑法固然是刑法学的一个分支,但带有明显的边缘性,与社会保障法学、行政法学、经济学等学科均有交叉。从体育刑法研究目的、对象和内容来看,其作为刑法学中的一个独立学科是可行的。
 
    第一作者简介:张训(1976-),男,安徽怀远人,淮师范大学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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