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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启敏:精准医学带给中国医学发展弯道超车的机会

来源:UC论文网2018-01-09 10:20

摘要:

  精准医学不是一次性的改变,而是逐渐的成熟并不断用于临床。  精准医学在中国引起了各行各业的高度关注,如何能够“精准”把握精准医学真正内涵?中国开展精准医学计划,具有诸多优势,又面临着多重挑战,如何...

  精准医学不是一次性的改变,而是逐渐的成熟并不断用于临床。


  精准医学在中国引起了各行各业的高度关注,如何能够“精准”把握精准医学真正内涵?中国开展精准医学计划,具有诸多优势,又面临着多重挑战,如何扬长避短?面对精准医学,医院、医生乃至相关的人和社会团体,似乎都在想,我可以做什么?许多民众都带着疑惑:精准医学时代什么时候到来?是否已经在路上了?


  2014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调研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时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国家精准医疗战略专家组组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认为“健康梦”是“中国梦”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带着一系列精准医学的相关问题,《中国医院院长》采访了詹启敏院士。


  中美精准医学的差别


  《中国医院院长》:对于精准医学有没有明确的概念?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概念呢?


  詹启敏:简单讲,精准医学就是通过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方法,提供给民众一个更加精准的个性化预防和诊疗服务。咋听上去,会觉得很抽象,但精准医学的发展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很多人对于精准医学的概念比较模糊。因为它不是某一个学科的概念,而是医学整体发展层面上一个大的概念,又是一系列交叉学科的系统汇合。这一年中我做了很多报告,不停地讲。我之前在做学术报告时也给出过一个定义,那是它的内涵,即是应用现代遗传技术(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肠道微生物组学)、分子影像技术、分子病理、生物信息技术,结合患者生活环境和临床数据,实现精准的疾病分类和诊断,制定具有个性化的疾病预防和诊疗方案。也就是大家在媒体报道中常见到的一个“非正式的教科书”式定义,许多企业在讨论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定义。


  对于精准医学的理解,现在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专家层面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精准医学纳入“十三五”科技发展重大专项,目前已经立项。


  《中国医院院长》:您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精准医学有差别吗?


  詹启敏:美国的精准医学只是单纯以基因组的技术为基础。虽然有人把基因组分析作为精准医学的依据,事实上,只能说基因组学是目前最成熟的,应用的操作性比较大、比较稳定,但是其他的像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表观遗传组学、免疫组学、肠道微生物等,对精准医学发展和实施也都会有帮助。基于疾病的精确分类,为诊断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其他还包括外科手术中的机器人、分子影像、微创,都是精准医学的范畴,这是能得到大家认同的,也是目前中国业界已经达成的共识。


  美国之所以从基因组学人手,是因为基因组学研究比较成熟,是世界各国中将“大数据和医学结合”做得最好的。将基因组学作为一个切入点,成本也比较低,可操作性更强,具有更现实的操作性。美国的精准医学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奥巴马当时提出来,是想以基因组学作为切入点,起到一个示范性的作用,但中国的精准医学和美国不同的是,我们分析“精准”可参考的一系列指标,在能够挖掘的指标中分析,大多数专家认为不能单纯从基因组学出发,还要考虑到其他现代医学和分子医学的手段。诚然,基因组学会在其中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但不能局限在基因组上。


  《中国医院院长》:此前曾有消息称,在2030年前,中国精准医学将投入6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付200亿元,企业和地方财政配套400亿元。消息一出,业内普遍觉得,相比之下,美国的投入并不是很大。但后又听说这个消息并不准确。


  詹启敏:对,美国的投入并不是非常大,我们国家投入会比他们多。此前有媒体采访时,我也说这“600亿”的数字并不是目前已经确定的数字,但是中国的投入会非常大。尽管美国将精准医学计划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与这样的投入是有反差的,这是因为此前美国在基因组学和转化医学等方面的投入已经非常多了,而这些工作都是精准医学的前期准备,现在他们用精准医学将这些相关的工作串联起来,因此就不需要再投入更多的财力了,而且之后在相关的项目中还会有额外的投入。总之,美国在前期工作的投入比较大,整体水平也是比我国高的。


  尽管如此,中国在精准医学方面还是有弯道超车的机会。我们的原则是:不重复,他们做什么我们不去做。我们选择研究对象一般有这么几个标准:第一,是严重危害中国人民健康的疾病,因为中国疾病谱和国外的疾病谱是不太一样的。第二,有中国特色的疾病要重点研究,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罕见病。未来的精准医学是要用于临床的,要出中国医学专家制定的临床路径。规范和标准等,因为目前医学临床实践中用的诊断治疗的临床路径,标准规范指南等,是有一个国际规范的,此前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比较少的,在国际临床医学标准和规范的贡献率只有3%左右。


  但是,精准医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机遇。比如说肺癌,群众觉得肺癌就是肺上长了一个肿瘤,医学人士都知道肺癌分为两种:非小细胞肺癌(大约占80%)和小细胞肺癌(大约20%),非小细胞肺癌中又分为腺癌、鳞癌、腺鳞癌、大细胞癌,目前就是这几个标准。但是现在临床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同一类分期的患者,都是临床二期的非小细胞肺癌,十位患者的话,根据分类是属于同一类疾病,如果使用同样方法治疗的话,效果是不一样的:有些治好了,有些治不好,有的边治边长,有些会复发,还有些会转移。这说明目前的分类标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们治疗的需要和给用药物的指导性,存在很大的困惑,而精准医学则会导致革命性的改变。


  我是77届的学生,早年求学时了解到白血病分类比较简单,主要是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白血病,成人白血病和幼儿白血病,再就是淋巴细胞白血病,但现在可以分出几十种来,并且将来还可能会有更加细分的亚型出来,这个分类就会对白血病的治疗和临床转归有精准的把握。现在的关键是,新的疾病分类和治疗指南规范的制定是由美国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完成,这就要看谁的科技创新竞争力强。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刚才说过的,一些疾病是有中国特色的,也就是这些疾病的诊疗标准应该是由中国来主导。众所周知,一流的国家是制定标准的,二流的国家是发展技术的,三流的国家是根据别人的规范和技术来搞制造。中国曾经是制造大国,现在的中国如果要向医学强国发展,就要往制定标准的方向去努力。此外,中国临床资源比较丰富,开展科学组织项目,在中国有组织上的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像制造“两弹一星”一样,将中国的疾病资源和优势资源整合起来,这样,中国就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这也就是我要强调的,其他国家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共享这些成果,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在中国需求大和空白的领域。还是以肿瘤为例,除了肺癌、胃癌、食管癌、肝癌都是中国特色肿瘤。其他国家不太感兴趣,但这就是我们要主攻的方向。


  要使盲目用药变为主动精准用药


  《中国医院院长》:为什么现在是提出推动发展精准医学的时机?


  詹启敏:若干年以前,注射青霉素会导致过敏性休克而死亡,后来就有了青霉素皮试,有人打链霉素导致耳聋,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内因)不一样,对各种致病因素的反应就会不一样。因此,疾病的发生也是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如乳腺癌,虽然统称是乳腺癌,但是产生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一些人的乳腺癌是一种原因引起的,而另一些患者的乳腺癌则是另一种原因产生的。


  肿瘤是一个“江湖”,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为什么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有人治愈,有人却没治愈?由于医学发展的局限性,我们的了解还是有局限性。如果说,西医发展是400年的历史的话,真正发展也就是近百年,而发展比较快也就是近30~50年,整个人类生命科学很复杂,这不是30~50年就能搞清楚的!生物自然界奥妙无穷,疾病的发生发展很复杂,需要持续不断的研究。但是,不能延续以前的框架和模式,我们要把新的技术运用其中,来推动医学科技创新。


  今天我们谈精准,是因为有了“武器”,也就是工具和理论。一百年前谈精准是不可行的,为什么?一百年前,就是一个听诊器和三大常规化验,之后慢慢出现了一些设备,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x线可以看到肺部,70年代出现CT,现在出现精准医学和基因组学、分子影像、分子病理、手术机器人、内窥镜等等。因此,今天我们谈精准医学,有了科学基础和技术基础,这是需要知识积累和技术储备的。人类要充分了解自己。有人说发表了几百万篇论文研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医学问题,由此否认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现在所做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对于医学的认识还非常有限,需要加大投入,加大创新力度。


  目前临床疾病治疗的现状,可以看作是一座冰山,而人们看到临床表现和症状的只是海面上的那一部分,针对的也是海面上的部分。以肿瘤治疗为例,现在采用的手术、放疗、化疗、生物治疗、中医药等方法,都是针对海面上的部分,这导致我们的肿瘤治疗不理想。目前,中国虽然在癌症发病率上与国际持平,但在死亡率上却高于国际水平。我们是对于水面下的了解还不够。例如在癌症的早期诊断上,发达国家的早期诊断在50%以上,像一些北欧国家已经达到70%~80%,而中国在20%以下。中国的多数癌症诊断都是中晚期,治疗非常被动和盲目。实际上,海面下的情况,包括遗传背景、变异、免疫和内分泌改变,细胞分子改变,最后导致组织器官病变等。


  目前世界医学临床实践的局限性,在于主要依靠患者主诉、临床症状、生理生化指标和影像学改变,其基础是组织和器官的病理生理改变。而在这些组织器官改变的下面,是大量的深层次分子生物学改变,对这些分子改变的了解将推动临床疾病的分子分型。


  《中国医院院长》:您刚才提到技术基础具体是指什么?


  詹启敏:目前临床诊断治疗的技术,基因组和其他组学基础,还有大数据,结合患者的生活环境和方式,经过后台精准地运算,为临床医生做决策提供精准依据,这是单纯依靠医生的临床经验难以完成的。医生需要经验,但是大数据能提供很多参考,以避免许多误差,来支撑医生决策。比如说,有些药物是进入体内经过代谢之后才能发生作用的,因为每个人体内的代谢系数是不一样的。有一个抗凝的药物叫法华林,是临床上常用的,有些人4毫克就够了,有些人20毫克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有些人给药20毫克就会出血,叫抗凝过度,这就需要做一个基因型的分析来指导用药。现在临床上,用了肿瘤药物,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会有理想的疗效,三分之一的人有部分疗效,而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无效,但他们可能对于别的药物敏感。再以糖尿病为例,第一期也就是50%的患者会有效果,后面还要不断调整药物,如果通过分析就可以精准知晓患者适合用哪种药物,而不是让患者试一种药物,不行再来试另一种药物……这从一个比较被动盲目的处境转变为一种主动精准用药的状态。面临的挑战


  《中国医院院长》:目前实施精准医学所面临的挑战有什么?


  詹启敏:首先,在顶层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精准医学要解决哪些问题。中国的精准医学首先要服务于中国人的疾病预防和诊断治疗,因此要考虑到应该把资源重点用在哪一块。第二,如何利用现有的基础来实施精准医学,像之前的“863计划”和“973计划”就做过很大的项目,这是我们的科研基础。我们许多医院已经有了一定相关的基础,因此要重点考虑如何将这些资源整合利用起来。第三,有几个支撑精准医学的相关环节需要考虑到,像生物样本资源库。我常常说“谁拥有了资源谁就拥有了未来”,资源是用来研究的,目前中国在这些资源方面的利用是不尽人意的。中国的医院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体系,尤其是大医院之间强强联合的空间还很大,缺少优势资源共享的机制。第四,就是大数据。中国目前还没有医学的大数据,这些数据只是区域性的,大部分数据都在医院自己手里,科研院所或者高校,尚没有很好地进行整合。


  此外,还有精准医学怎么做,用精准医学解决临床问题。与“863计划”“973计划”不太一样,精准医学涵盖了基础到临床的转化,解决的最终目标是临床问题。比如糖尿病,有些人降糖效果很好,有些人降糖效果不好,同样是糖尿病,有些人会发生视网膜病变,也就是糖网,有些人会得糖尿病足溃疡,五分之一的人会得这个病,谁会得,医生不知道,如果在之前做好预防或者预测到这类患者用什么药会比较敏感就好了。


  《中国医院院长》:您刚才说到“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了未来”,据您了解,目前中国生物样本库的建设情况如何?


  詹启敏:之前我们国家也支持了一些生物样本库的建立,但是之后主要是由各单位管理,很少在国家层面实现共享。这一点是和国外不一样的,像欧盟多个国家就有共享机制,这需要有体制,有的是把样本库建在医院里面,有的是第三方来建。因为医院建样本库的话会有利益上的冲突,医院自己也要用,别人再给医院后就变成医院自己的,每个人就守着自己的一块。国外有一种方式就是第三方机构,大家把样本库放进去,由第三方管理,而管理样本库的人本身不做科研,没有样本库的需求,也就没有利益上的冲突,这样,样本库就变成了国家资源。当然,所有人都可以申请使用,具体操作是要写样本使用申请书,设立样本库管理委员会,由专家根据需求来审批使用等等。


  《中国医院院长》:不同层级的医院在实施精准医学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詹启敏:目前,大医院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医疗、科研资源比较集中,中小医院也可以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和大医院或者科研院所进行合作。大医院通过研究,形成了精准医学的方案,刚开始的方案只能是一个共识,还不能在全国应用或者成为国际上认可的标准规范指南,可以利用类似医联体的模式,进行多中心的验证,最后形成规范指南。


  精准医学研究和以前我们进行的一般性科研项目不一样。以前有些单位要求临床专家白天门诊或手术之后、晚上下班后跑到实验室养细胞,提DNA、提蛋白,做很基础的实验,而精准医学的科学研究是不需要的。现在我们主要缺少的是关于临床结果的评价。美国有很多在国际上被公认的疾病判断,药物应用规范方案不一定都是在高精尖的大学医学院出来的,很多是基础的医疗机构做的。举个例子,阿司匹林,最早是水杨酸,是退热的药物,后来有一位医生就对服用这个药物的人做了一个评价,发现它对改善心血管有很大的作用,之后就用在了心血管方面;这个医生把所有的数据拿出来进行分析,发现了阿司匹林又可以降低结直肠癌的作用,这些都不需要去实验室,在县医院就可以做,要做的就是留心这些临床问题。


  《中国医院院长》:目前各地医院、研究机构等纷纷成立了精准医学中心,您对此有什么样的建议?


  詹启敏:目前很多地方都成立精准医学中心,当然也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做精准医学,这种积极性应该是支持的,但过去也有些地方成立一个中心就挂一个牌,走个形式。我们要避免这种现象。精准医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针对性很强的研究和实践过程,各单位也应该结合自己的特色,没有一个单位可以包揽精准医学所有的项目,即便是很强的三甲医院,也要根据自己已有的工作基础、特色学科和已投入的资源,找到切入点。


  同时我也不鼓励全民去做精准医学,即使在美国,也只是有一部分医生愿意去探讨和思考临床问题。任何一项技术装备出来,医生能够运用并反馈需求,医生需要有这种头脑,我们很需要更多这样的医生。


  总会有一部分医院或者医生做先锋、去引领,大部分医生还是要做常规工作。但是大家要接受这个新生事物,很多事情需要配合,从诊断到治疗到随访,都是需要每位医生帮助的。


  而且精准医学不是一次性的改变,而是逐渐地成熟并不断用于临床,像现在的许多靶向治疗就是精准医学。


  《中国医院院长》:目前精准医学实施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詹启敏:怎么找到比较好的临床问题是比较关键的,将临床问题转变为科学问题(研究性的问题),然后再回到临床,这比较关键,有些治好了,有些治不好,有很多医生不会去想太多。为什么五分之一的人会得糖尿病足,为什么四分之一的人会得糖网?许多眼科专家、糖尿病专家看到了,却并没有去思考深层次的科学问题,如何把这部分人找出来,他们的治疗方案肯定和其他的患者不一样。医学每天可以碰到几百个临床问题,但我们的医生太忙、临床工作太重,不会考虑其中的科学问题,因为已经司空见惯了。而动脑筋的医生就会去想,为什么患者会有不同的疗效?现在的科学并不是发现一个大家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问题,更多的是对于许多目前观察到的临床问题进行分析,基础和临床进行结合。


  精准医学和中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中国医院院长》:之前有专家担心实施精准医学会引发一些医学伦理问题,您对此有关注吗?


  詹启敏:是的,国家的法律法规要跟上去,因为这里面既有技术又有产品,因此会有医学伦理的考虑。必须要同步开展伦理和监管法规的研究。国外监管科学大多也是同步的,要预测到在临床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如果监管不同步的话,会出现两个极端,如果慢了,就会出现新技术泛滥;如果快了,就卡死了。此外,还要从法律法规方面研究精准医学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如技术管理、药品管理、器械管理等等。


  《中国医院院长》:您认为精准医学和中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詹启敏:中医的出发点是一个系统思维,既考虑内因又考虑外因,西医就是局部干预。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精准医学是从个性化医疗出发。因此,中医和精准医学在哲学思想上是辩证的高度统一。


  《中国医院院长》:精准医疗和精准医学,一字之差,有区别吗?


  詹启敏:会有差别。精准医疗主要是针对临床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精准医学概念要更宽泛一些,除了疾病诊疗,还有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等,我们今天讲的都是精准医学的范畴。


  作者:徐书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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