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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变法前后对商鞅看法的转变

来源:UC论文网2018-03-03 09:19

摘要:

  摘要:戊戌变法期间,在维新派内部,事实上存在激进型和稳健型两种类型的人物。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维新理论依据上的不同;二是维新的方式不同;三是对维新时限看法的不同。我们不能因为戊戌变...

  摘要:戊戌变法期间,在维新派内部,事实上存在激进型和稳健型两种类型的人物。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维新理论依据上的不同;二是维新的方式不同;三是对维新时限看法的不同。我们不能因为戊戌变法运动是一次温和的改良运动而否认维新派中两种类型人物的存在。


  关键词:戊戌变法;维新派;激进型;稳健型


  中图分类号:K2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5-0085-04


  众所周知,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同维新派站在对立立场的主要有顽固派和洋务派。而在维新派内部,事实上在很多问题中也存在重大的分歧,而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笔者根据维新派各主要人物言论和行为的不同,将维新派划分为两种类型:激进型和稳健型。激进型人物的主要代表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稳健型人物的主要代表有严复、张元济等。通过对两种类型人物的辨析使我们对戊戌变法运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


  一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维新派要进行变法,就必须首先从思想上破除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对封建传统思想进行批判,阐明变法维新的合理性,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因而维新派们都主张并宣传“变”,认为事物只有不断变化才有生命力,否则就会腐朽、灭亡。但在如何变的理论依据上,激进型和稳健型两类人物却有所不同。激进型人物变法的理论依据是儒家今文学说中的“公羊三世”说。并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思想同中国古代的变易思想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公羊三世”的进化史观。关于“公羊三世”的说法,是今文经学派从今文经经典《春秋公羊传》中附会出来的。《春秋公羊传》说,孔子作《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意思是说,孔子在《春秋》中所记载的史事。有的是他亲自见到,有的是他亲自见到的人说的,至于更久远的事情,是他听那些自己也没有见到过的人说的。西汉董仲舒根据上面的说法,把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东汉何休又进一步将董仲舒所分的三个阶段称之为“所见之世”、“所闻之世”、“所传闻之世”。并认为这三世之分是孔子为了“制治乱之法”,“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认为“公羊三世”是孔子提出来的历史进化的三个阶段,并把“公羊三世”说同《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扯在一起,把“升平世”叫作“小康”,把“太平世”叫作“大同”。康有为说,孔子处在乱世,向往的却是太平世,为了改制,为了救世,从而托古编造。在康有为看来.孔子是主张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各有因革损益,在发展变化中,社会总是沿着据乱世-一升平世-一太平世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这样,康有为就可以借孔子的权威来论证变法维新是完全合乎圣人之道的,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用他自己塑造的“孔子”来对抗作为封建社会“圣人”的孔子。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以经论政”、“托古改制”的手法,即利用儒家“今文经”的旧形式来发挥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新内容。其实,要“托古改制”的不是孔子,而是康有为,他要打着孔子的旗号来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他把孔子奉为教主,推崇孔子为中国历史上改革的祖师,利用孔子的权威来抵制封建顽固势力对变法维新的阻挠和破坏。他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可以看出,激进型人物在寻求变法理论依据时,基本上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学中选取所需要的内容,用改良主义观点对儒家学说重新作出解释,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摆脱不了经学的羁绊。


  以严复为代表的稳健派,其维新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西方进化论的基础上,很少涉及到中国传统的经学。他们为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力图使他们的变法理论科学化。严复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不同,他留学欧美,直接接受西学.并以纯粹的西学,即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为维新运动奠定理论基础。他抛开了今文经学的形式.而直接以西学为武器。严复对西学有较深的修养,陈宝琛称赞严复“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康有为也称严复为中国精通西学的第一人。严复和其它维新人士一样,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严复要比他同时代的人站得更高、看的更远。为了给变法维新提供理论武器,严复专门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为阐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观点而写的论文集《进化论与论理学》,他将书名简译为《天演论》(天演即进化)。严复翻译《天演论》并不是直译,而是意译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许多案语,阐发自己的见解。在案语中,他有意突出了“自强保种”这一主题。为了呼吁救亡图存、自强保种,《天演论》特别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严复认为,生物界正是通过优胜劣败的竞争,通过对外界环境的适应,优者、适者传种繁殖,劣者、不适者被消灭淘汰,从而不断向前进化。在这里他并不是大讲生物学,而是在启迪人们: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中华民族要保种生存。就必须变法维新,缩小同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他说:“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天演论》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震动。蔡元培评价此书说:“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胡汉民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严复将进化论传人中国,为中国人变法维新提供了崭新的认识世界的理论武器。他为了开拓中国人的眼界,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西学,翻译了一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因而成为引进西方学术思想的巨匠。著名史学家王森然在评价严复的著作时称:“其翻译之书籍,于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皆有极大之影响。”以严复为代表的稳健型人物直接从西学中去寻找维新的理念依据,这是同激进型人物的明显不同之处。


  二


  以康、梁为代表的激进型,在维新方式上选择了依靠皇帝权威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道路。他们认为.之所以将变法的希望寄托在皇帝以及少数帝党官僚、开明士大夫身上,实行自上而下的“君权变法”.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君权极尊,“夫中国人主之权雷霆万钧,惟所转移,无不披靡。昔齐桓公好紫,举国皆服,秦武王好勇士,举国尚斗。”中国君主“其权之尊”,又非完全是由“势劫利诱”而得.而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君为臣纲”已成为人们共同的伦理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君主“何施而不可,何欲而不得哉?”所以,鉴于中国的传统和实际情况,通过皇帝的权威,“以君权变法”将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只要能说服皇帝,使皇帝认识到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变法的决心和勇气。就一定能完成维新大业。康有为再三强调:“中国不亡,国民不奴,惟皇上是恃。”可见,他们对光绪皇帝所抱的希望是很大的。


  那么在依靠皇帝的基础上,应使中国如何变呢?激进型人物认为,洋务派所搞的新政仅仅是“变事”而非“变法”,结果必然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徒糜巨款,无救危亡”,当时的中国“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梁启超指出,洋务派“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他们的一套“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他们对于西学“仅袭皮毛,振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在批判洋务派的基础上,激进型人物得出了中国必须全变、大变的结论。他们自以为其变法维新纲领是一个“别构新厦”的“全变”的纲领。为了实行“全变”,激进派请求光绪皇帝首先“明定国是”,指明中国的前途方向。另外他们还对变法维新进行了全面规划。具体措施是:首先,在政治上,中国逐步由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为此,中国要设立议会。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在百日维新期间,激进派为了减少变法维新的阻力,就不再提设议院的主张,而提出了“以君权治天下”。其次,为了使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激进派提出了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第三,他们要求变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激进派为使变法维新的愿望成为现实,在上层官僚士大夫之间四处奔走,通过创办报刊,建立政治团体来宣传和推进维新事业。


  稳健型人物在维新途径上却没有选择高层政治活动的方式,而是选择了从低层次的实事做起,靠不断的、点滴的积累以求得最终的质变的渐进方式。他们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斗争中去,而是侧重于对西学的介绍和对国民基本素质的改造。在严复的维新思想中,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探索强国富民这一问题上,严复是这样认识的:“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这就是说。只有提高全民族在德、智、体三方面的基本素质,才能培养国民的自由意识和自治能力,才能促进国家政治的发展.国家才能走向富强。严复还说:“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他把一个民族基本素质的优劣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力量强弱的标志。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基本素质是稳健型人物在维新运动时期振兴中国的纲领。也正是由于严复将精力用于教育上,而没有更多地卷入到政治斗争中去,在维新运动失败后,他才没有象激进型人物那样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迫害。张元济在结识了严复后,深受严复思想的影响。严复提高国民素质的主张,很快被张元济接受,并成为他们共同的观点。张元济认为:“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不掌大权的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事就是:“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在戊戌变法前的一个时期,他脚踏实地地从事教育事业,藉以启迪民智。张元济在给汪康年的一封信中指出:“此时急务,总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才。兄有志于学堂,宜即开办,不必待来年矣”,大力支持汪康年在沪办学。对于激进派在变法中热衷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活动方式,张元济曾评论说:“卓如(梁启超)固不羁之才,然以云办事,则未见其可,亦其师承然也。中国固患无晓事之人,尤患无任事之人。”显然,他对激进派脱离中国社会基础和民智过卑的国情,依靠皇帝的权威来完成变法大业的方式是持不同意见的,认为康、梁不是“任事之人”,做事欠踏实。张元济曾劝康有为“出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撄众忌,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而长素不我从也。”可见,在变法维新的途径上.两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三


  激进型人物企求以很快的速度,在短暂时间内就能改变中国的面貌。而稳健型人物是想通过启迪民智、兴学育才,以西学为武器,潜移默化地提高国民素质,逐渐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


  激进派对变法维新的迅速实现是充满信心的。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进行变法,具备良好的主客观条件。在国内,有光绪皇帝的大力支持,在国际上,有英、日等国的支持,而且日本还可以作为中国现成的榜样。康有为说:“今我有日本为乡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如之?”欧美历时300年而臻于富强,日本效法欧美,30年而得以成功,“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康有为还一止一次宣称,中国的变法“可三年而成”。为此,激进派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活动。一方面,他们大量地创办报纸、建立学会、兴建新学堂。另一方面,接连不断地上书皇帝,促使皇帝早日下定变法的决心,即“上书求变法于上”、“开会振士气于下”。激进派首先以办报开展其政治活动,他们认为“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办报可以为学会的建立作舆论准备,学会的建立又可以促进报纸的出版,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据不完全统计,维新运动时期大约创办了30多种报刊,形成一个创办报刊的高潮。激进派对学会的建立极为重视,认为“今日之中国,以开学会为第一要义”。他们冲破“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思想束缚,以学会为阵地,吸引民众参与政治、发表政见,开展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激进派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向皇帝上书,以为只要皇帝赞成变法,下一纸诏书,全国实行起来,事情就可以解决。因而康有为曾七次写了上皇帝书,最终得到光绪皇帝的赞同,进行了百日维新。结果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变法以失败而告终。激进派企图不经过长期斗争便能轻易成功的思想反映了他们对于世界大势、中国国情、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清朝政局缺乏正确深刻地了解,对改造中国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


  稳健型人物认为,要变法维新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严复深受英国斯宾塞尔观点的影响,其进化论带有庸俗进化论的色彩。他将生物进化学说庸俗化,否认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以这种观点庸俗地去曲解社会生活现象。乃至主张逐步进化、点滴改良。严复说:“善夫斯宾赛尔之言日‘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在他提出的三项变法方案,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中,浸渍着“吾国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的精神。他虽提出创立议院,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但仍担心“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而着眼于开民智。他设想:“盖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人心风俗之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可。”认为国民素质提高了,社会就会自然地得到改良。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张元济甚至把变法失败归咎于康有为等激进型人物的急于求成,说:“长素不听,且陈奏不已,益急进,遂致有八月六日之变”。从中可以看出,对维新事业,稳健派是反对急于求成的。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期间,在维新派内部,事实上存在有激进型和稳健型两种类型的人物。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维新理论依据上的不同;二是维新的方式不同;三是对维新时限看法的不同。我们不能因为戊戌变法运动是一次温和的改良运动而否认维新人物中存在有相对激进和稳健的两种类型。


  作者:张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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