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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的角力与更新:以鸦片战争为切入点

来源:UC论文网2018-08-18 08:49

摘要:

  摘要:中西方文化由于差异而进行的角力与更新发端于清末时期,鸦片战争成为关键点。战争的结果使得中西方文化开始交融和更新:西方文化逐步传入中国,而原生态的传统文化开始遭到质疑。中西方文化有相通之处,但...

  摘要:中西方文化由于差异而进行的角力与更新发端于清末时期,鸦片战争成为关键点。战争的结果使得中西方文化开始交融和更新:西方文化逐步传入中国,而原生态的传统文化开始遭到质疑。中西方文化有相通之处,但不可脱离其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理解。深入分析鸦片战争前后中西文化在角力中更新换代的进步过程,能够为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提供参考视角。


  关键词:传统文化;鸦片战争;角力;更新;


  作者简介:吴雅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3。


  回顾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史,清末的鸦片战争成为了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以单向度的输出为主要交流模式,这个特点持续的时间长,稳定性高。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产生了颠覆性变化,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劲风急吹,使得中西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碰撞与冲击,由此形成了中西文化的角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提供了契机。


  一、鸦片战争下中西文化冲突的特征


  对于鸦片战争,中西方学者有着不同的称谓。这反映出各自文化阵营关于此次战争目的的看法差异。中国学者一般将此次战争称为“鸦片战争”,认为是反对走私的正义护国战争;而一些西方的学者则将其称为商业战争,认为是为了打破贸易不公的局面。这种称谓的差异,实际上源自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


  这种冲突可以从两个方面感受到,其一是战争的缘由,其二是战争结果。从战争的缘由来看,鸦片战争爆发的表面原因是清政府的禁烟行为,但深层次的缘由却要从鸦片战争之前中英两国的状况来探寻。从十八世纪中期,清政府逐渐开始关闭沿海的海关,只剩下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并设置了诸多严苛条例。在此期间,不少商人请求开通口岸均被驱逐出境。此时的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其与日俱增的生产力水平急需广阔的市场作为倾销地。


  但是,正常贸易渠道受阻的情况下,走私活动却很猖獗。清末时期英国在中国广东海域大量走私和贩卖鸦片,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至道光年间,走私鸦片的数量已经超过四万多箱,不但造成白银迅速外流,同时使得中国人的精神和身体都备受摧残,社会生产力及社会秩序受到严重损害。因此,1838年道光帝派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其至广州禁烟。这一著名的虎门销烟最终成为英国发泄不满的突破口,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鸦片战争,并以中国在1842年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为停战代价。


  回顾这场战争始末,由于英国商人的鸦片通过走私渠道进入中国,清政府禁烟名正言顺。但英国政府则认为他们是“为保护鸦片贸易而打起来的战争”[1]。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都认为自己为正义的一方。然而,实质上这是源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费正清就曾经提到,鸦片战争的爆发缘由是中国没有以平等的状态参与到国际交往中,而英国却以武力打破了这一现状。


  一方面,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不料却以失败告终。1793年,英王派遣其表兄乔治·马戛尔尼来到北京觐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拒绝了马戛尔尼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这一理由充分反映了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蔑视他邦的文化心理。乾隆之后的继任者亦是如此。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在这样差异巨大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所生长出的文化,必然产生巨大的冲突。


  另一方面,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而每次冲突都源于觐见时的三跪九叩之礼。如在英王使团代表马戛尔尼来华时,两国对于觐见礼仪经历过激烈争辩,马戛尔尼最终行使的是单膝跪地之礼。这一礼节使得乾隆皇帝极为不悦。访华使团受到了驱逐,更没有达到通商的任何目的。其后嘉庆皇帝也因为外交上的觐见叩拜之礼而驱逐英国使者。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份使得朝廷缺乏在外交和贸易上与他国建立平等往来的精神。从战争后果来看,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冲突直接显现出来。中国战败后,朝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他们重新认识世界,无论是从认识的主体、目的还是内容上看,这一现象都是当时中西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从认识世界的主体及目的来看,在鸦片战争之前,林则徐、龚自珍、谢清高、萧令裕等人都对英国有过关注。他们认为英国人具有急功近利、贪婪滋事的性格,并且提出应该对英国保有警惕之心。这一时期认识世界、关注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少,且清政府上层人士中关注西方世界的人更少。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关注西方的目的非常简单,即维护闭关锁国的秩序和大清帝国的安全。可以说,“反入侵”是当时国人关注世界的目的,这种入侵不仅仅是军事的,也是经济的、精神的。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后,关注世界、关心西方文化的主体和目的都明显转变。鸦片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不平等条约,这促使上至帝国皇帝、下至低等级官员都为之震动。从主体上看,关注西方文化的人无论从社会地位、官阶等级还是数量上都有极大改观;而从目的上看,关注中西文化的差异不再仅仅局限于被动的形式,而是主动向西方学习,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


  从认识的文化内容上看,西方文化在更广阔的科学领域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汲取异域文化的情形较少。仅在明末清初因为政权更迭而形成过短暂的实学思潮。这一实学思潮亦是当时西学东渐的结果,却很快淹埋在其后的文字狱运动中。在鸦片战争后,中西方文化则有了不同的定位关系。这个时候,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中西文化冲突显现出来,有识之士更多地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他们了解西方文化的内容也开始转变,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如姚莹的《康輶纪行》、魏源的《海国图志》、萧令裕的《记英吉利》等等。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逐步传入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和关注。它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并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然而,在这一战争之前,中西文化仍然有过角力的过程。回顾这一过程,并将它同鸦片战争中的中西文化冲突进行比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转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近代中西文化的角力与更新


  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在清初时期便有了端倪。回顾明末清初时期中西文化的角力过程,能够帮助对比分析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的冲击过程,从而更好地推进现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


  明末清初时期,伴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开辟了海上航线来到亚洲,西学东渐逐渐拉开序幕。明末清初时期的西学东渐不仅仅是宣传西方的宗教教义,也将西方的数学、天文、地理、机械等科学技术普及到了中国,传播了西方的实用技术。


  具体而言,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最为突出的显现是当时中国实学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的兴起,与当时连年战乱及朝代更迭有着密切关联。面对清军入关的政治动荡,明末的汉族思想家们开始质疑宋明理学的合理地位与作用。他们认为正是由于理学空疏,清谈心性,不关心实际有用的事物,从而导致了国破家亡的恶果。实际上,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宋代理学为当时社会等级秩序提供理论根据,是和当时现存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当时还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到明代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社会中酝酿着变革的契机,于是理学就逐渐变成反动的了。”[2]


  在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首推颜李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颜元、李塨、王源等都是主张“经世致用”理念的实学家。颜元认为正是缘于宋明理学末流的空疏导致国家衰亡,提出“宋儒之误也;故讲说多而践履少”[3]。其弟子李塨在《瘳忘编》中进一步阐述了国家和学校应该重视的知识领域,分门别类地详细解说,其中包括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鹾榷、焚山、烧荒、火器、大战、冶铸、泉货、修兵、讲武等等。其内容饱含了西方科技文化的成份,超越了当时理学思想家的观念。事实上,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新兴市民阶层出现的变革过程。因此,西学中的很多内容较容易为士大夫所接受。而理学末流所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不再具有时代根基。相反,西学中注重实务、讲求经济的理念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实学思想家还有罗钦顺、王廷相、黄绾、陈确、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赞同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水利、兵制、钱谷、天文、法律、地理、农工、机械物理等科学实用领域。“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作为一种支持现实政治文化的知识体系……摆脱了心学知识从观念形态的原则上构建体系的偏向”[4],在实际的科学文化知识及务实方面颇为偏重。因此,谢国桢曾将这个时期比喻为“吾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5]。


  再以当时颜李学派为例,来看看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的影响力。颜李学派作为儒家学派之一,最具有历史价值的观点是“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义利观。这一观点明确反对汉代董仲舒“正其谊不以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义利对立理念,批驳了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禁绝利益的态度,肯定了利益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是中国传统文化话语转化的典范。明末清初,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在实学思潮中实现转化,具有了发展民生经济和改变社会实务的趋势。


  中西文化的角力与更新,不仅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而是早在清初业已开始。这个过程中引起的文化冲突,引导了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的转型,使其呈现出不同形态。但是,仅就颜李学派的例子来看,可以折射出当时中国皇权以及知识分子面对西学介入的态度。此时西学东渐并没有从根本上惊醒中国人,而是作为一股新鲜空气改良了长期受宋明理学主导的文化氛围。因而,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实质上是西方的具体科学文化知识导入中国的过程,而西方文化的传统及思维方式却被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淹没。对比此时的中英两国,中国重视社会礼教秩序,而英国重视经济繁荣。这也必定为清末鸦片战争两国的文化之争埋下伏笔。


  相较于鸦片战争前中西文化的角力与更新,在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的角力与更新呈现出不同的特质。魏源和林则徐提出“开眼看世界”之后,中西文化的交融便不再是知识技术上的传导,而是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理念。它反映了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日渐转变。“中体西用”的观点产生于十九世纪后期,经历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后走向鼎盛。它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所尊崇的文化观念,并且受到了皇权以及官方的大力支持。


  晚晴洋务派发展了中国近代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时国家的军事武备力量。甚至,以慈禧太后为首,为了保持自身皇权的稳固,曾一度支持洋务派的活动。特别是恭亲王奕䜣,曾大力支持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不过,这次中西方文化的角力与变革,还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洋务运动虽然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但它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进行,很难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正如洋务派中的王韬、郑观应等人所言,洋务运动仅仅从形式上引进了西方的技术,但没有学习西学文化的精髓,几乎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明确批判了洋务运动,提出“变法维新”的政治口号。戊戌变法发生是一场中西文化角力的典型范例。变法者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模式,废除八股,提倡西学,重练新式海陆军备建设。戊戌变法中申办的西式学堂成为了西学传播的重要媒介,而当时清廷也重视派遣学员出国留学。


  因此,“明末清初之际西欧的天主教传教士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知识和体系,但其传入的仍是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其世界观实质上仍属于古代与中世纪的传统范畴,这既背离当时世界历史的近代化趋向,也与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个人觉醒与解放已成当务之急的中国时势之要求不相符合,对中国由中世纪转入近代无益。……真正对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化起推进作用的,是深受19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影响的中国自己的学者(诸知李善兰华祷芳,及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作出的努力”[6]。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是中西文化的角力与更新的典型,其后的魏源、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以及短暂的戊戌变法,更显现出中西文化角力与更新的过程。


  可以说,鸦片战争虽然是因鸦片而起,但实质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与世界的一种关系变化。当时中国已经并必然被卷入到一场世界范围的文化全球化之中,并经历着由各自文化的差异所引起的猛烈冲击。


  三、当代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更新的视角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更新的转折点,为学术界提供了反思契机。在鸦片战争前后,无论是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还是清朝末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是中西文化冲击下两者角力与交融的结果,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传统文化、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一种视角。但是,这种视角还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话语转型的正确视角。找寻适合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话语转型的视角,是更新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任务。回溯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业已形成了固定的思想模式和话语体系,并拥有相当数量的受众人群。因此,从何种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更新,使其更具有历史生命力,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第一,坚守传统文化的视角。清末鸦片战争后,虽然崇尚西学的风气日盛,但是仍然有学者坚守传统文化的视角,并形成一定影响力。从清末至建国后,致力于坚守传统文化立场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人大致可分为两批。梁漱溟可算具有代表性的,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立足传统儒家文化的学说,认为儒家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归宿,世界文化的未来在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他的思想受到晚清后中西文化冲突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怀有文化危机意识。持这种视角的还有熊十力、张君劢、马一浮等,他们一方面坚守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则通过中西比较的方式来解决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问题。这一视角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释和反思,深刻认识其时代价值意义及解决社会危机的作用。但由于其“中体西用”的思维,希望援引西方文化来谋求儒学的现代转型,因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融通缺少更多深入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学者亦多坚守这一视角。他们主张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特征,其研究关注个人与家庭、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双旋结构”。这种“双旋结构”一方面是为了协调内在人心的秩序,另一方面是为了调整外在社会的秩序。他们注重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整理了传统文化的主要观念、范畴、规范及德目。这些研究的宗旨是坚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第二,全球化互释的视角。这一视角也受到鸦片战争后西学的影响,注重传统文化在世界背景下的传承更新。它提倡在全球化多文明背景下全面客观地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既认可其积极的体系内涵,又承认存在的弊端。第二代新儒家就是这一视角的典型代表,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认为要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就需要进行中西文化价值的“对接”,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转承研究。唐君毅主张“返本开新”、“中西互诠”,将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现代问题直接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转化中,试图通过中国文化来解决世界问题。牟宗三提出“曲通”的方式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转承功能。可以说,他们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在现代社会的转型机制,倡导了在传播过程中的中西价值的对接。


  第三代新儒家则在前辈的视野上更近一步。其代表学者多是活跃于海外的华人,如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等。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过程更加动态化,不仅仅注重全球化的背景,更是侧重中国传统文化在“中西交流”过程中进行更新。因此,他们重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价值,主张通过中西对话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由此,他们借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现代社会问题提出解决之道。秉持这一视角的学者还有汤一介、何兆武、陈来等人,他们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同一性,提出祛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不合现时代的部分,反对垄断传统文化的传播。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有缺陷,应该在对话过程中注重与外来文明互相汲取力量。


  第三,文化的现代化视角。这一视角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新后所具有的变化。它力主改革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可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并最终形成现代中华文化的文明发展。但是,秉持这一视角的学者也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转型过程,并非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还有一些台湾学者如傅伟勋、韦政通、林毓生、张灏、蔡仁厚,主要集中于新儒家对民主与科学的态度、文化历史观以及中西文化比较方面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国内学术代表有张岱年、张岂之、罗国杰、陈先达、方克立等。这一视角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主张辩证的方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一种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密切结合起来。他们提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可将中国传统文化一成不变地作为后现代工业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良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工作尤为重要。他们还认为,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部分内容矛盾,有部分内容不矛盾,所以存在对立的立场,不能抹煞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此基础上,他们重新整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整理了适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儒家学说的德目。他们的观点既能够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援引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又能够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区别。


  不仅是中国的学者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与更新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国外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也颇为深入。在国外学者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研究,可以分为欧美与东亚两个地理区域。近年,西方的研究学者都力图摆脱自我文明的固有思维,以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视角来研究文化的传承与更新问题。可以说,在中西方文化角力与交融的背景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总之,中西文化有相通之处,但不可以脱离其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理解。我们应该摒除单一视角思维,避免对西方现代思想的模仿,反对儒家文化的简单现代移植,这些论点将为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探寻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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