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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来源:UC论文网2018-08-22 08:11

摘要:

  如果能够将“西方哲学中国化”看作是对西方哲学展开进一步研究的新范式,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首先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如何,何以实现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拓展。梳理建国以来,西方哲学中国...

  如果能够将“西方哲学中国化”看作是对西方哲学展开进一步研究的新范式,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首先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如何,何以实现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拓展。梳理建国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并在现代化、传统文化以及时代问题的相互关联中概括其基本规律,进而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西方哲学中国化;基本规律;现代化进程;思维方式变革;


  作者简介:史巍(1981-),女,黑龙江饶河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博士。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新范式,概指以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姿态将西方哲学理解为不断与中华文化相互融会的过程。这一过程覆盖了西方哲学传入至今的整个历史时期,但建国之前的西方哲学研究大抵还只是停留在翻译和引进的阶段,自觉程度和主体意识尚不明显,而建国后的西方哲学研究才真正体现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从认识论的主题转向历史观的主题是当代哲学学者的使命[1],系统梳理建国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进程,将其中所蕴含的基本规律揭示出来,对于进一步理解西方哲学,实现西方哲学与中华文化的自觉融通具有重要意义。


  一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之一是始终与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和任务息息相关。在中国土地上被引进、被本土化的“中国的西方哲学”能够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最为重要的是产生适应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这一文化基因就是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绪论中说到,“使用现代化这把钥匙来研究中国,是一个手段而非目标”[2]。“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包含“现代化”的共性:作为名词,表示一种状况和目标,指的是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目标的集合,是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现代化。作为动词,表示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表示社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从传统属性向现代属性的转变,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作为形容词,表示价值尺度,表示区别于过去时期的文明形式和时代特征,包括国家的组织形式、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教育体制、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科技状况、人们的价值观念等。


  “中国的现代化”在不断实现自身的同时也形成了发展的序列性。比如在五四运动时期,现代性是以外来文化所独有的理念和气质对中华大地加以冲击。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现代观念和制度的倡导者和现代的拥护者的面目出现,不但自觉地以新姿态抵抗传统知识范围内遇到的困难和阻力,而且以传播新文化和新知识为自身的使命和目标。这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呈现为“现代化”挑战与应对的新状况。此后伴随着现代化的要求和目标逐渐在中国大地普及并展开,这一文化上的需求就不仅停留在思想领域,而日益要求以政治的和经济的方式对其加以证实。这就出现了经济从原有的封建经济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暂时性,而具有了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更高要求;在政治上从专制的制度向民主共和制度再向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更高民主实现方式转化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利益从传统经济载体向现代经济方式转变,权力也从传统政治领袖向现代政治领袖转移,转变和转移的过程是以尖锐的革命斗争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正对应“现代化领导的巩固”的时期。伴随着现代化地位的不断确立,现代社会的转型就成为更为重要的任务,这一转型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不断确立,更体现在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变迁的不断更迭上。这为中国现代化提出了更好的目标———不仅停留在理想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憧憬之中,更将这一理想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发展和各种体制对社会发展的不断促进当中。于是探索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方式、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成为“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历史进入到新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任务是解决经济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社会基本结构等多方面变化所带来的具体问题,解决矛盾冲突,构建和谐发展的新型现代化发展模式,我们称之为“现代社会的社会整合阶段”。纵观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历程,大体经历了“现代化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巩固”、“现代社会转型”、“现代社会的社会整合”四个发展阶段,这四个阶段也构成了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历程,并构成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动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构成对西方哲学中国化问题加以研究的根本性乃至唯一性视角。


  在中国不断现代化的背景之下思索“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我们发现“西方哲学中国化”归根到底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现代化过程当中所实现的文化自觉。如果说现代化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的重要目标,如何实现现代化不但需要政治、经济的革命和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传统文化不断现代化,形成文化自觉意识。在这一方面西方哲学起到了重要作用。一般说来,中国传统哲学一直缺少现代价值观,因为现代价值观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中国缺乏现代社会的渐入过程,现代的价值观也无法在文化领域当中自觉形成。但就中国国情而言,现代价值观具有特别意义———无现代价值观的确立也就无法形成合理的判据标准,政治的和经济的现代化也就缺乏合法性基础。西方哲学的传播、渗透、中国化的历程可以被看作是与中国传统思想相互借鉴、相互传承的基础上,不断确立现代价值观的过程。它从建国伊始就和中国人接触到的现代价值观的需求相吻合,就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需求相一致。从现代化的挑战阶段开始,科学、民主、自由、解放等西方观念随着西方哲学的进入,就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话语,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导思想。此后,在现代化领导的巩固阶段,把西方哲学按照苏联哲学模式即按照真与假、对与错的真理标准区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知识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西方现代哲学的大量引进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形成强烈反响:上世纪80年代初,存在主义思潮惊醒了中国人现代观念的核心———主体意识;以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的生存论哲学激发了中国学者对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的思考。力求原汁原味的介绍、引进、读懂西方哲学及思想家的思想,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挖掘西方哲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是这一时期主导的形式,这与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具有一致性的内容。近一二十年来,伴随思想文化主导型的继续,西方后现代哲学的蜂拥而至,使中国人也开始对现代性展开反思。在哲学领域也出现了批判现代性的风潮,文化主导型伴随西方哲学的广为传播与影响向纵深发展。


  事实证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伴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深入展开,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方式伴随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化需求不断影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化发展,也构成了我们展望西方哲学中国化未来发展可能性的依据。


  二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之二是与中国的现代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相互比较息息相关。世界各民族的思想文化我们不可能都喜欢,但不可以不了解和不尊重(歌德语)。哲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灵魂,是以“对话”的方式形成凝聚力的,“对话”的结果是最耐心的聆听和最真诚的回应,“对话”的核心话题是“现代转型”。我们看到中国的西方哲学工作者都是在这一任务的引领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民族需要包括自己民族哲学的发展与创新当作引进西方哲学的主要参照系,这是针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所缺乏的现代性意识而进行的“盗西方哲学之火给国人工作”。换言之,我国的西方哲学工作者一开始所意识到的现代转型就是包含在批判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创造。中国的西方哲学是在批判借鉴中进行着创造,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着再建。


  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已经被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所认同,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凝聚力和表现力的文化形态,构成了成功的范例。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高度赞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他认为:“就中国人来说,数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向世界显示了这种政治、文化上的统一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3]因此,如何在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中,充分发掘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成分,这确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在发掘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是一味的称扬功勋,还是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客观、公正、辩证地审视传统哲学并使之适应时代变化就成为最为重要的历史任务。而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正是在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之下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探索最佳“熔点”的过程: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最初阶段经历了针锋相对、势成水火的状态,要么是传统、要么是现代,要么是本国、要么是他国的断言之后,在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参与下,我国理论界出现了一波中西哲学、文化碰撞交融的黄金时期。其初步繁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1919年到1923年间,先后请来了杜威、罗素和杜里舒三位西方著名哲学家访华讲学,影响之深空前绝后;其二,在五四运动及其以后一段时间,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围绕康德、尼采与柏格森三个热点展开;其三,20世纪40年代对西方哲学著作翻译的广度与深度是空前的;其四,西方哲学东渐的繁荣也促进了西方哲学研究的繁荣,特别是在中西哲学、文化融合方面,成果丰硕,群星灿烂。如蔡元培、陈寅恪、张君劢、张申府、梁簌溟、熊十力、胡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等都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中西哲学的交流几乎停滞,这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倡的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有关,西方哲学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代表,中国传统哲学则因其具有的封建性特征而普遍被排斥在外。改革开放后20年的西方哲学研究,越发走向与中国哲学的“彼此对话”。“彼此对话”仍然是把西方哲学作为一个舶来品或异质体对待,试图在彼此对话的过程中进一步挖掘和彰显二者各自的思想魅力和精神价值,达到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目的。进入21世纪前后,我国理论界已不同于以往仅仅将西方哲学看作是与中国哲学并列的一个外来的文明成果,而是努力发掘西方哲学何以能汇入中国哲学的血脉,如何创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甚至影响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它为什么能与中国哲学之间彼此激荡、相互融通,既以新的研究立场和理论融涵度催逼中国化的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也以新的时代特征和宏大的理论视野刺激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形成。正如著名思想家曹顺庆先生就提出,从过去近百年的西方化,转换到今后若干年的“化西方”,运用文化与思想“他国化”这条发展规律,实现以我为主的中国化,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化与重建[4]。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交融能够在哲学思想的碰撞中归纳出哲学交流与时代、民族思维、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发展态势之间的关系模式。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程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发展,自始至终贯穿着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这样的精神与品格反过来又塑造了中国哲学的现代气质———以西方的方式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底蕴,以世界性视野审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价值,以民族性的差异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魅力,这一系列变化都是因为有了“西方哲学”这一重要的思想参照,更是有了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能够真正实现与中国哲学进行对话的方式。以此可以说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提出,意在体现“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命题,重在说明“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充满中国气息的话语。


  三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之三是与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思维方式变革息息相关。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的思维方式集中体现在对哲学本身的自我理解上。对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多围绕“哲学是什么”这一话题展开研究,其目的就是将西方哲学变成中国社会所接受的哲学。不同的回答就是对于其“中国化”的阶段和特征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理解。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最初阶段,事实上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不断涌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最高成就,西方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背景而出现的。特别是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一长时间统治我国哲学理论研究的结论性认识的出现,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发展受到了多重打击。先是由于政治上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做法,哲学上也接受了日丹诺夫模式的影响,对西方哲学采取严厉批判和简单否定的态度。后又受到“左”倾错误方针的影响,将西方哲学视为封、资、修的毒草而加以排斥。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在中国受到政治性主导,具有鲜明的中国属性,恰好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体现;无可否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确实在一定时段内达到了统一思想的历史作用,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哲学在整个中华大地上的流传和普及;这一流传和普及也起到了对西方哲学的传播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以一叶障目、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待西方哲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哲学吸收、容纳世界范围内先进文化和思想的进程,也直接影响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78年10月在芜湖举行的“西方哲学讨论会”,标志着西方哲学的研究进入新时代。会议消除“左”倾思想的束缚,重新评价了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定义和关于唯心主义的认识。此后几代学者抖擞精神、放开手脚,以全新的精神面貌重新展开西方哲学研究,大批学术著作纷纷问世,西方哲学的研究再次呈现出繁花似锦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何理解“哲学”,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认识,借用黑格尔的说法“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这样一来,尊重哲学发展的历史性,以历史性和逻辑性统一的维度重新确立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并在其中不断灌注中国式话语和中国式理解就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任务。如在译介和编纂的角度,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一方面在以往人物、思想、学派和断代史的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作为通史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研究著作蓬勃涌现;另一方面对代表人物、著作、学派或断代史的研究也走向纵深。作者们秉持着“自由”的思想精神,“创造性”的阅读和理解,撰写出具有中国人自己文化底蕴、思维特点、理解角度、学术情怀、语言风格的学术著作,标志着我国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已经具有更高的学术视野且已彰显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表征了我国学术界理论研究中的学术自信。


  “对西方哲学进行重新审视,才能更符合西方哲学的问题本身”[5],在新时代面临新的状况,“西方哲学中国化”又需要展开自我反思———究竟什么才是中国式的西方哲学,不仅仅是对西方哲学本身的镜式反应,更应是对西方哲学的思想创造。在“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问题的背景下,又生发了新时代对于哲学的理解———哲学就是哲学创造[6]。这一思维方式的转换也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既然西方哲学中国化是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后,被中国人以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旨趣、学术立场和表达方式所影响和改造的历史,也是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后影响和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更是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彼此激荡、相互创生,熔铸出当代中国特色新哲学的历史。那么这一历史必然是创造的历史,是与时俱进、思维创新的历史,而必然要通过“哲学创造”予以实现。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哲学中国化始终围绕“中国问题”,根植于“中国语境”。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哲学固有的适应世界的性质,另一方面是文化传播过程所必然形成的结果:一种文化和思想在“他国化”的过程中必然为他国的语言、文字、思维所表达和理解,又必须使自身为他国所接受,如此一来其自身的改造和再诠释便产生了强有力的适应性。可以说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程是西方哲学世界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所探讨“西方哲学中国化”不仅是为西方哲学的世界化开路,更重要的是让中国文化融入世界。在我们看来,哲学理论形态的重建或创造是在不同民族的哲学思想进入其他民族之后,经过改造、吸收等吐故纳新的过程,使其他民族的思想成为本民族的思想,也使本民族的思想融入其他民族的过程。也就是说当西方哲学被中国化,成为中国哲学形态重要因子的同时,中国哲学也因其自身对西方哲学的解读而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不断的“西方化”乃至“世界化”,即中国哲学理论的创新,实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总之西方哲学中国化既体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和任务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为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融通和映照过程中的自觉发展,更表征与时俱进和思维创新的理论特质,可见西方哲学中国化对于进一步预测和澄明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未来趋势,明晰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走向,为中西马哲学的融合汇通,以及构建中国特色的西方哲学新形态,乃至在当今时代创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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