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中国哲学简史》中的哲学翻译观

　　摘要：《中国哲学简史》(英文原版)是冯友兰基于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史》缩写而成的。在对《中国哲学史》(源语)理解、史料选择，进而语言转换成《中国哲学简史》(目标语)的这个过程中，冯友兰身兼作者和译者双重身份，形成了自己对翻译的认识，即“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冯友兰这一翻译观点与西方解释学的翻译观不谋而合。从西方解释学的翻译观探讨冯友兰的哲学翻译观点，并分析其翻译策略和翻译观点形成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哲学翻译；中国哲学简史；解释；

　　作者简介：张瑞华(1984-)，女，河南郑州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1934年至1935年间，冯友兰完成了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史》。1946年至1947年在美国任访学教授期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整理缩写为英文的一卷本，即《中国哲学简史》(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以下称为《简史》)。虽然《简史》的原版为英文，并在1948年首次出版于美国，但是从语言输出路径来看，涉及到一个语言转换(即翻译)问题。从对《中国哲学史》(原语)的理解、史料选择、语言转换这个过程看，冯友兰身兼作者和译者双重身份。冯友兰在哲学著作翻译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对翻译的观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冯友兰译学观点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介绍中国译学家和译学史的书籍中都没有提及冯友兰的翻译思想。近几年，才偶有关于冯友兰翻译思想的文献发表，如孙文龙、田德蓓、谷峰的论文。本文将从西方解释学的翻译观探讨冯友兰的哲学翻译观点，并分析其翻译策略和翻译观点形成的原因。

　　1冯友兰的哲学解释

　　1.1冯友兰的哲学解释翻译观

　　冯友兰认为，“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Atranslation，afterall，isonlyaninterpretation.)”[1]24。在他看来，源语译为目标语其实就是译者完成了自己对源语的一种解释。因而不同译者会有不同的解释，而要真正全面了解源语含义，需要把不同译者的译文(解释)结合起来，才能较全面地了解源语隐含的丰富内容。在冯友兰英译《庄子》的译者导言中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翻译就是一种解释和评注。就《庄子》各种英译本而论，它们从语言文学的观点看可能是很好的、有用的。但它们解释《庄子》似乎尚未触及著者真正的哲学精神。”[2]

　　冯友兰这一翻译观点与西方解释学的翻译观不谋而合。解释学(Hermeneutics)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信使(Hermes)，他的使命就是向人间传递神旨，而在传递过程中要做一些解释工作。解释学的翻译观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者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而将解释学理论全面详实地引入翻译理论研究的是《通天塔之后》的作者乔治·斯坦纳。在该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就指出“理解即是翻译”(understandingastranslation)。乔治·斯坦纳认为，无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或符号学翻译都是不同形式的翻译，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交流活动，它的最大特点在于理解[3]。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译者的任务从来不是复制所说的内容，而是用自己的话传递翻译的内容，把自己放置于内容的方向之中……译者再现的并不是原来所说的话，而是传递他人想要说的话和话中的含义。”[4]冯友兰编写英文版《简史》的过程，实际是将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用目标语(英语)给予解释，这里涉及到两个层面的解释：语内解释和语际解释。

　　1.2哲学语内解释

　　冯友兰完成《中国哲学简史》其实是完成了自己对中国哲学的解释过程，也就是对中国哲学语内翻译。一般认为，语内翻译是指同一语言中由于某种目的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也就是“改变说法”(rewording)。冯友兰给外国学生讲课是在1946年到1948年期间，授课内容是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历史。这就涉及到一个“历史性”的解释———语内翻译总是把经典的或非经典的历史文本当作转化的对象，并且以译者所在场的文化语境为标尺，试图把历史文本改造为现代文本[5]。例如，《简史》的第三章“各家的起源”中，冯友兰对刘歆关于各家起源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当代，特别是在1937年日本侵入的前几年，已经有很大的进步。根据最新的研究，我才得以形成自己的关于各家哲学起源的理论。”[6]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历史文本当作转化的对象，并且“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7]，以其所在场的文化语境为标尺把历史文本改造为现代文本。这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解释的第一步。

　　1.3哲学语际解释

　　为了达到向外国学生介绍中国哲学的目的，必须进行另外一个解释过程：语际翻译。语际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解释，也就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也是人们通常所指的严格意义上的解释。《简史》的语际翻译实际发生在冯友兰向外国学生授课的课堂上，这与给中国本土学生讲授中国哲学史是完全不同的。在《简史》的开篇第一章中，冯友兰就指出：“一个人若不能读哲学著作原文，要想对他们完全理解、充分欣赏，是很困难的，对于一切哲学著作来说都是如此。这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加以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的特点，使语言障碍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无法翻译的。只读译文的人，就丢掉了它的暗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6]

　　2冯友兰哲学解释的策略

　　为了减少外国学生学习中国哲学的障碍和困难，引起他们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冯友兰采用的策略是“简洁明了的译文、与西方哲学相比附的解说”。

　　例1：TheideaofchungisfullydevelopedintheChungYungorDoctrineoftheMean.ChungisliketheAristotelianideaofthe“goldenmean.”Somewouldunderstanditassimplydoingthingsnomorethanhalfway，butthisisquitewrong.Therealmeaningofchungisneithertoomuchnortoolittle，thatis，justright.SupposethatoneisgoingfromWashingtonloNewYork.ItwillthenbejustrighttostopatNewYork，buttogorightthroughtoBoston，willbetodotoomuch，andtostopatPhiladelphia，willbetodotoolittle.———《简史》第十五章[]

　　为了介绍中国传统的“中”的概念，冯友兰将“中”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中道为贵”(thegoldenmean)相比附。为了进一步说明“中”的真正含义，冯友兰又从美国学生所熟知的例子解释上述含义：如果一个人要从华盛顿到纽约，结果穿越纽约而到了波士顿，那就是过分；如果只到费城，那就是不及。

　　例2：IconfessthatIhavenotyetunderstandthefullsignificanceofthewordsromanticismorromanticinEnglish，butIsuspectthattheyareafairlyroughequivalentoffengliu……thattheConfucianistandTaoisttraditionsinChinesehistoryareinsomedegreeequivalenttotheclassicalandromantictraditionsintheWest.———《简史》第二十章[]

　　为了让美国学生理解中国古人所说的“风流”(fengliu)，冯友兰将“风流”与英语中的“浪漫”和“浪漫主义”相比附，将儒家和道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与西方历史上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比附。

　　《简史》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冯友兰这种翻译策略与西方学者翻译中国哲学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杨平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翻译有如下误区：基督教化翻译———用基督教的教义和术语翻译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纳入宗教研究门下；西方哲学化翻译———用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和哲学术语翻译中国哲学；文化利用型翻译———利用中国文化表达个人的立场和观点[8]。在这些翻译的误导下，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道”被译成了vervbum(至高之神的语言)、way、nature；“天”被译为god、heaven；“仁”被译为benevolence。这些译文使西方人用西方的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理解中国哲学，这也显示了西方在面对文化他者时所显示的霸权心理。而冯友兰在翻译这些中国特色的语言时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如上述例子中的“中”“风流”。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例子，如“道”“德”“仁”“义”“儒”分别译为Tao、Te、Jen、Yi、Ju。为了解释得更加明确，有些地方还在这些音译后面给了具体的解释，如“Yi(righteousness)”“Jen(human-heartedness)”等。

　　3冯友兰翻译思想形成的原因

　　3.1主观使命

　　在《简史》作者自序中，冯友兰指出：“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可见，《简史》的目标读者(目标译者)是西方普通大众。为了使西方普通读者愿意了解中国哲学，《简史》的文本选材应精当合适，文本语言要精妙有趣，不能显示其专业学术。所以，《简史》本身是一个“折射文本”。勒菲弗尔认为，“折射文本”是为特定受众专门翻译的文本或改编以适应某种诗学或某种意识形态。在他看来，翻译活动必然牵涉到对原文的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操纵。当原语与目的语的价值观或信仰产生冲突时，意识形态迫使译者或文本操纵者对敏感文本作出调停。所谓“调停”(mediation)，也就是译者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对文本进行的干预[9]。《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基于其中文著作《中文哲学史》两卷本缩写而成的。在缩写改编的过程中，作者势必会对文本进行干预。本书是为西方读者而写的，它的内容和论述角度和为中国读者写时有所不同。例如，本书的前两章(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第二章中国哲学的背景)是中文两卷本所没有的。这两章的目的显然是作者为了目标读者的需要而对中国哲学进行的全面概括介绍。《简史》中出现的西方哲学术语是一个中国哲学家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时用的迂回手段。如果说让西方了解并正确认识中国哲学是冯友兰身在异乡授课的首要目的，那么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里介绍中国哲学，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哲学的传统看法，则是一个哲学家内心的使命。

　　3.2客观背景

　　细看中国译学史，冯友兰并不是孤军奋战。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一批中国哲学家先后发表了译学观点。如哲学家艾思奇在1937年发表了《翻译谈》，主要对“直译”与“意译”的辩证关系和“信、达、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述。哲学家贺麟在1940年发表了《论翻译》，从哲学角度讨论了翻译的可译性问题和翻译与创造的关系。另外，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也都从自己翻译西方哲学著作中形成了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这些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把救国治国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希望通过翻译外籍“争取思想自由，增加精神财产，解除外加桎梏”[10]。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员，冯友兰没有采取“华化西学”之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动地将中国哲学推向西方，努力改变西方对中国哲学的错误认识。据《简史》的英文版编者德克·布德回忆，冯友兰有一天问他是否知道什么人愿意把《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译成英文。在英译《中国哲学史》工作中断的情况下，冯友兰还决心自己动手把两卷本缩写为英文的一卷本，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读的《中国哲学简史》。从传播中国文化角度讲，冯友兰可谓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哲学先锋。

　　4结语

　　《简史》是当时英语世界国家人民了解中国哲学的权威著作。如英文版编者引言中所述，“读者现在手持的这卷书堪称是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友兰不仅在学术方面贡献卓著，用力深勘，在向西方世界传播介绍中国哲学方面也作出了诸多努力。透过这些哲学著作翻译，冯友兰没有把翻译局限为“直译”与“意译”之辩，也没有把“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金科玉律，而是从解释学的角度给中国译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