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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派对翻译学定位的反思

来源:UC论文网2018-11-23 08:33

摘要:

  摘要:文章一方面肯定了从文化视角出发研究翻译的积极建设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过于强调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决定意义甚至宣称翻译就是文化转换或者翻译的单位是文化,势必模糊“从根本上说翻译是一种双语转...

  摘要:文章一方面肯定了从文化视角出发研究翻译的积极建设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过于强调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决定意义甚至宣称翻译就是文化转换或者翻译的单位是文化,势必模糊“从根本上说翻译是一种双语转换”这一根本事实。文化翻译观在片面强调翻译的宏观层面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微观语言处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中所谓的文化转换最终还得落实到语言上。翻译研究不等同于文化研究,翻译学更不从属于文化研究。


  关键词:文化研究;翻译学;定位;译学本位;


  作者简介:易经,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学、英语语法学。


  1.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翻译研究主要围绕着文艺美学和语言分析两条主线开展。传统的文艺美学范式凸显了翻译的主观性、艺术性,但并不完全适应翻译研究在现代的发展需要。现代语言学范式在推动翻译研究系统化、科学化和学科化的同时却表现了一种“工具理性”,使翻译研究陷入了科学主义的樊篱。因此,翻译研究者有必要探索新的途径,从而更加合理而全面地解释不同的翻译现象。


  2.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20世纪60至70年代,作为后结构主义时代思潮的最重要结晶的解构主义开始在西方蓬勃发展。其创始人及主力战将德里达向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批判。这一思潮促进了人们多元化思想的形成。翻译研究者甚至包括解构主义者本人都开始在这一革命性的思潮指引下审视翻译。解构主义派认为原文不是一个稳定的系统,由于能指和所指的差异,原文意义总在流变之中。在解构主义者那里,原文文本的无上地位被消解,封闭的语言结构被击碎。


  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作结论说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完全是解构主义思潮兴起的直接结果,但解构主义的许多思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翻译的文化研究的开展。正是由于解构主义的推动,文本封闭的空间被打开。解构主义所宣扬的不确定性、无序性、多变性、暂时性就是要把在场的形而上学观念彻底颠覆,其关注的对象大大超出了传统的文本特征和文本价值层面,而扩展到历史、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更广阔的领域。


  在解构主义如火如荼发展的哲学背景下,20世纪70至80年代,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逐渐繁荣,其发展呈多方位和跨学科相互渗透的趋势,研究者力图使它成为充分自律的学科。多元文化主义是其中的代表性的理论表述,它强调大众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所具有的批判潜能。这时,翻译研究也开始渐渐呈现出多元化、多向度、跨学科的综合趋势。就这样,文化多元研究和翻译多元跨学科研究两种思潮相互结合,促进翻译研究上升为一种文化反思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开始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这一学派的学者大多认为翻译应该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应以文化为单位,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原则和规范是有差异的。


  3.翻译的文化研究的发展


  广义上,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反映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在技术进步、生产经验和人们的劳动技能方面,在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设施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引自《简明哲学辞典》)也就是说,文化是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的综合体,是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狭义上的文化是指科学、艺术、道德、宗教等在提高人类生活方面创造新价值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是由人类文化价值观念所构成的知识体系,是指地方性的或具体的实践、信念或风俗习惯。这是以民族精神和气质为核心的属于价值形态的定义。简言之:“广义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狭义文化仅指精神文化。”(白靖宇2000:53-55)


  柏默(Palmer)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Palmer1936:151)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可以用双向互动来概括。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在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语言文字是重要的文化事象,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二者的关系远比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复杂得多。一方面,语言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载体,同时一些社会科学家甚至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语言能够描述、分析和评估所有的文化组成部分。人们关于文化的经验也是由语言储存和传播的。另一方面,语言受文化影响并形成,它反映文化。语言和文化相互作用,理解语言的同时也要理解文化。语言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同时存在。语言带来了文化的进步,同时也记录文化发展的进程。总而言之,语言反映着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同时文化也影响着语言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


  随着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繁荣,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正是由于认识到语言和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学派研究者在研究翻译的时候更加强调了文化对于翻译的影响。翻译的文化研究于1990年得到了突破。是年,国际翻译界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合编了《翻译、历史与文化》(Bassnett&Lefevere,1990)一书,郑重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口号。他俩于1992年主编了第一套以TranslationStudies命名的丛书,勒弗维尔本人在这一年出版了代表作《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接着,巴斯奈特在1994年编了一本《跨文化传递:沃瑞克翻译研究论文集》。1998年,勒弗维尔出版了他与巴斯奈特合作的最后一本书:《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文集》(Bassnett&Lefevere,2001)。在这一系列的著作中,两位学者全方位地阐述了他们的文化翻译观。


  文化学派学者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在他们眼里,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句子或者篇章,而是宏观的文化———翻译即文化转换(Bassnett&Lefevere,1990:8)。巴氏和勒氏二人还说:“我确信,翻译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而其中语言的作用是最不重要的”(Bassnett&Lefevere,1990:xiv)。勒弗维尔常常使用“重写”(rewriting)这一术语,意思是注释、评论、选编等。他认为翻译也是一种“重写”,通过“重写”,原文得以延续(Bassnett&Lefevere,1990:10)。勒弗维尔也把“重写”的过程看作“操纵”(manipulation)的过程。“操纵”的客体可以是文学,也可以是文化。由于翻译的操纵和重写特质,文化学派凸显翻译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强调翻译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特定社会、构筑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忠实”不是主要指语言的对应,它更多地涉及到翻译者在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等诸多层面上进行选择、作出决定的网络。


  文化学派的许多观点是对文艺美学翻译观和语言学翻译观的有益补充,它开辟了人们审视翻译问题的新视角和新的认识维度。该学派的战将大力倡导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并为译学发展做了许多扎实工作。在他们的推动下,翻译研究从狭隘的、微观的文本内语言层面解放出来,走向了宽阔的、宏观的社会文化层面。近年来,较有影响的翻译研究著作的作者大多属于文化研究派或者也受到文化研究派的影响,如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费米尔的目的论、霍尔姆斯的操纵论、霍恩比的翻译研究综合法以及图里的描述翻译研究。就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也都从“文化转向”理论中汲取养分,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这样的研究趋向在中国也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响应(屠国元、许雷2012:211-215),“语言的翻译实质上为文化的翻译”(杨蒙2006:87-89)可说是国内翻译研究文化派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4.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之辨义


  把翻译和文化联系起来,借助文化研究的成果讨论翻译问题对人们全面认识翻译活动当然是大有裨益的。然而过于强调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决定意义甚至宣称翻译就是文化转换或者翻译的单位是文化,势必模糊“从根本上说翻译是一种双语转换”这一根本事实。文化翻译观在片面强调翻译宏观层面的同时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微观语言处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中所谓的文化转换最终还得落实到语言上。翻译实践中首要处理的是语言材料,语言的理解、转换和重组是整个翻译过程得以存在和维系的基础。要理解就得分析文本,分析文本首先就是对文本语言的分析———词、词组、短语、分句、句子、段落及语篇等结构的之间的语法关系和文本所传达的内容。理解之后是转换和重组,即把所理解的原文本传达的信息或内容在大脑中进行转换并用译入语表达出来,这一过程无疑也从根本上依赖于对语言———译入语———的掌控。所以,翻译始于语言,终于语言,具体而生动的语言的转换是翻译实践的核心。翻译研究的核心对象自然是双语转换及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


  今天,人们在研究许多现象的时候总是热衷于给它们安上一顶文化的帽子。然而,是否文化研究的成果就适用于所有这些现象并解决这些领域的所有问题呢?情况显然并非如此。以翻译文本为例,文化研究似乎表现了其面对此类文本研究时的困境:我们是否要界定翻译文本的特殊性?也就是说,是否应该承认其自主性?如果肯定了翻译文本的独特自主性,也就意味着重视文本的社会文化联系的文化研究是存在局限的,意味着文化研究并不能包含翻译研究。在文化研究中,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翻译失去了独特性,众多翻译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翻译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而一个不入流的译作与一流的译作在这里是没有太多区别的。虽然文化研究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它可能(并不一定)涉及一部翻译作品或一种翻译现象,但这些译作或翻译现象仅仅是作为例证而引出。如将翻译研究定位于文化研究,那将磨灭翻译研究自身的特点和自主性。吕俊也说:“这种研究如果成为翻译研究的主导,那么翻译研究就很自然地会走向终结,翻译研究就会仅作为政治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佐证而存在,从而使这一学科消融在政治学与文化学之中,并成为它们的附庸。”(吕俊2004:53-59)


  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并非去寻找一种翻译策略和方法,也不是去评价一部译作,而是要探讨某一文本、某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内涵。文化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宽泛性毋庸置疑。如果将翻译学定位于文化研究,那么这种宽泛性则会发展成为一种笼统性。如此宽泛的概念无法集中揭示特定学科的本质。这样看来,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特别是研究目的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两个学科之间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些联系无法抹去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对具体而生动的双语转换活动的研究同宽泛且甚至有些笼统的文化研究之间的差异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在具备宏观文化视野的同时,翻译研究所具体探讨的文化问题实际上主要还是翻译文化研究的微观层面,是那些具有鲜明独特文化内涵的语句———这些所谓有着文化内涵的语句是由具体而生动的语言写成的。


  5.翻译学是一门独立于文化研究的学科


  依上所述,把翻译研究从属于或完全等同于文化研究的做法很值得商榷。不能因为语言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种就想当然地把语言研究乃至语言转换活动研究从属于文化研究。这就好像人类许多的其他学科研究一样,如果根据文化的定义———即使是狭义的———来界定,那我们的那些研究就都应从属于文化研究,因为“文化”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几乎无所不包。然而,绝大多数的其他学科研究者都没有这样的思想,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把所有学科都等同或从属于文化研究,那就意味着文化研究可以涵盖一切,解决一切,那么那些具体而微的学科划分又为何要存在?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日渐明显,人们青睐综合的思维方式,这促进了以前互不沟通的不同学科开始彼此吸收融合。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相互借鉴,加快了学科的共荣发展。但是,我们不能据此模糊某些学科之间的界限。把比较文学纳入翻译学,把翻译研究完完全全地转向文化层面,或者更有甚者使文化研究转向翻译研究无疑都是模糊学科界限的典型表现。翻译实践是一项融主观艺术审美、艺术创造和客观忠实规律于一体的活动。自其存在以来,它就有自己固有而独立的领域,并由此而形成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翻译作品的审美。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思维促发了人们对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批评等问题的探讨。这种种实践本身或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理论研究无不围绕着双语转换这个中心展开。离开了这个中心,这一翻译最本源的领域,翻译将不成为翻译,翻译研究也就将变成无本之木。人们探讨历史上不同译本生成的背后原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答“Why?”,更重要的是要回答“How?”,也就是要落实到“如何翻?”、“如何开展批评?”这样的问题上来,即阐明与语言转换、译作本身相关联的问题。


  把文化看作翻译的单位体现的是一种泛文化观。“文化是翻译单位”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这种提法的言下之意是翻译实践中人们翻译的是文化。那么,文化是否可以翻译呢?我们的意见是,语言背后的文化现象可以通过翻译被介绍到异域文化体系之中,但被翻译的始终只是语言。种种文化意象必须借助语言的转换才有可能被理解、传播、接受。一个民族的文化、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意象本身又怎能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化呢?由于过分凸显文化转换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巴斯奈特甚至否定人们对翻译的科学性或艺术性的有益探讨,她说:“很清楚,任何关于翻译科学是否存在的争论已经过时……翻译研究已经走出原来对“科学性”和“创造性”这样的术语区分,这一区分意在贬低翻译研究和实践的价值。”(Bassnett1990:37-38)对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是涉及翻译本质的根本问题,因为“科学性”或“艺术性”正是代表了翻译实践的两个基本取向———客观语言规律和主观艺术创造。这一争论是翻译实践和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巴斯奈特宣称探讨翻译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已经过时的做法无疑是在回避上述问题。


  如此看来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翻译的文化研究派在推动翻译研究的独立学科地位确立的同时却又模糊了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之间的界限,陷入泛文化批评的泥沼。倒是萨义德对当代的泛文化批评有着较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解决的途径就是回溯到“语文学”的源流上去,回到“言语”上去,对文本进行深度阅读。萨义德人文主义式的阅读,是开放和审慎的。这方面的具体实践,则可以从萨义德对古典音乐的大量评论中看出来,虽然音乐的本真性不再可能,但是我们却可以依靠不断交流来丰富对同一音乐作品的理解。


  我国学者赵彦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笔者有许多共通之处。他指出,文化派译论“不是决定性的位置”(赵彦春2005:15)。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偏离了译学本位。翻译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它涉及语言转换规律。而文化研究派过度夸大社会文化背景在翻译中的决定作用。文化派看到的“改写”、“操纵”不是翻译之为翻译的根本要求,更非原作者的希望,所体现的只是译者或赞助者的意图。赵彦春的这些观点中肯地揭示了文化因素和翻译实践的根本关系,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翻译学的定位。


  6.结语


  总而言之,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有着内在的不同。文化学派片面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核心作用并将翻译定位于文化转换、将翻译学定位于文化研究的做法有失偏颇。其实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一方面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影响颇深,而另一方面,翻译也极大地影响了语言的发展和文化形态的生成。翻译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受到文化的影响,它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构建新的文化形态的作用。这样看来,我们的结论就很明确了:其一,文化研究是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视角,两种研究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其二,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所着重关注的对象存在差异,两者不能划等号;其三,翻译研究或者说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对此问题,本人另文专论,此不详述),它不从属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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