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主义、叙事主义与历史学客观性问题

　　摘要：在20世纪西方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中，客观性这一历史学传统的核心价值和信念遭受了两次较大的冲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相对主义思潮以及70年代以降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叙事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主要体现。相对主义以历史学所无法离弃的选择性和主观性、叙事主义以标示出历史文本的伦理和审美的层面以及对于历史文本整体特性的强调，而对客观性提出了质疑。但历史学的客观性在经历这些冲击之后，并未丧失其成立依据，我们需要在更为谨慎、更多限定的意义上来讨论客观性。历史实在和历史学家的技艺，既是我们维系历史学客观性的依据，也是在进一步对其进行探讨时所需要着重考虑的要素。

　　关键词：客观性；相对主义；叙事主义；

　　一

　　历史学19世纪在西方开始成为一门专业学科之时，就是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身鹄的和学科合法性来源的。一代史学宗师兰克最为人所知的训诫，就是要“如实直书”(wieeseigentlichgewesen)。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们满怀信心，认为历史事实就蕴藏于史料之中，而历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拥有了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开始代代相传下来、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得到了长足进步的搜集史料、批判考辨的一整套史学技艺，只要秉持这一家法，过往历史的真相自然就会从史料中呈现出来。但凡不怀偏见的历史学家正确地运用了这一套史家技艺，就会得出所有同样不怀偏见的人们都一定能够接受的历史图景。19世纪后期，法国史学家古朗治(FousteldeCoulange)针对公众所发表的一系列历史讲演深受欢迎。他在听众的欢呼声中说道：“请不要为我鼓掌；不是我在向你们讲话，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在讲话。”1也就是说，有一个客观的、统一的历史存在着，历史学家则是通过正确对待史料而将那一历史的某一片段或层面如实地呈现出来。

　　将过往的历史如实地呈现出来，这一过程所蕴涵的客观性涉及史学和史家两方面的品质。彼得·诺维克总结道：

　　[客观性]建立于其上的假设包含了对于过去实在的忠实、对于与那一实在相吻合的真理的忠实；在知者与所知、事实与价值而且尤其是历史与虚构之间的分野。历史事实被视为先于并独立于解释；一种解释的价值是由它在多好的程度上解说了事实而加以判定的；倘若与事实相抵牾，就必须将其抛弃。真理只有一个，而非依视角而异(perspectival)。存在于历史中的无论何种模式，是“被发现的”而非“被创造出来的”。

　　如果说上面一段话描述的是史学研究与其对象的关系，以下则是对于“客观的”历史学家所应该具有的基本品质的概括了：

　　客观的历史学家的角色乃是一个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法官；绝对不能堕落到辩护人或者在更糟糕的情形下宣传鼓动家的角色。人们期望着，历史学家的结论展现出公正持平的标准的司法品质。就像司法的情形一样，这些品质得到保障，靠的是史家这个行当与社会压力或政治影响相隔绝，靠的是单个的历史学家不私不党——他不会因为得出某一个结论而比之得出另一个结论更加受益。当历史学是为着功利的目的而写作出来的时候，客观性就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这一切的一个推论就是，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学家，必须从自己身上驱除对外在东西的忠诚：历史学家首要的忠诚，对着的是“客观的历史真理”和他那些共同致力于以齐心协力、日积月累的努力而朝着那一目标推进的同行。2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历史学客观性的基本保证就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由批判性的检验而确保史料的可靠；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要在研究过程中剔除个人的和主观的因素，而保持严格的中立和不偏不倚的态度。

　　然而，在20世纪西方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之中，这种客观性的信念在维系了众多史家的工作伦理的同时，也经受了来自各个方向的冲击。还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史学相对主义就曾经来势汹汹，卡尔·贝克尔径直宣称，“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3查尔斯·比尔德则断言，客观性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是一个高贵然而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梦想。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客观性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维护和还原(尽管那已经不可能是前面那种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性5)。可是，19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愈演愈烈，它在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内所产生的巨大效应，使得客观性再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620世纪历史学客观性所遭逢的这两次冲击，在危及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的这一核心价值和信念的同时，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反思和维护历史学客观性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

　　真实可靠的史料会自动呈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历史学家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中立不偏则有效地保证了历史真相不被歪曲。这是传统意义上历史学客观性的两个要件。然而，认真的反思足以表明，这两点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先从后面一点说起。一方面，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抑制自己的好恶、克服自己的个人局限，来试图更加公正地对待史料；但他是否真的完全可以变成一面虚己以待的镜子，完全不带主观色彩地来接纳和反映研究对象呢？历史学家固然可以在自己写就的文本中尽可能地清除掉带有价值判断、伦理倾向、政治立场、审美趣味等等具有主观个人色彩的因素；然而，历史研究中最常见不过的一个现象就是，除了相关史料极其有限的例外情形，在历史研究以及它的最终产品历史文本中，相关的史料，或者说对于相关的史实的记述，必定要经过历史学家的选择，而不可能全盘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仅仅是此种对于史料的主动选择，就使得历史学家主观的和个人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历史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形：同样是以中立客观的笔调来写作的两部法国革命史，一部浓墨重彩渲染的是罗伯斯庇尔、丹东和拿破仑等人一呼百应、金戈铁马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另一部则以极大的篇幅来讨论卢梭、伏尔泰的思想言论与法国革命中各种现象的关联；这当中，是政治家的行动成为历史事件的核心成分，还是历史的航线终究是由思想观念所指引着的，这样一些有关历史进程中不同因素扮演何种角色的观点，这样一些与史家个人的立场和倾向不可分割的东西，不期然地进入历史学之中。诚如比尔德所言，“无论历史学家会采取何种行动来纯化自己，他都依然还是人，一个有着时间、地点、环境、关切、偏好和文化的生灵。无论多大程度上的抑制自身，都不可能让安德鲁·怀特变成特纳，或者将他们当中的任一位变成一面中立的镜子”。7

　　另一方面，史家的主观因素对于历史认识而言，就终究不过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累赘吗？对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的成立，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功莫大焉。然而，在历史主义看来，历史研究的主体和对象都是同样的人类精神，史家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将自己与研究对象对立起来，而是要力图把握历史事件中精神之所在；因此，历史理解仅靠理智是不够的，它还有赖于创造性的想象力，让历史学家设身处地地来了解历史当事人的所思所感，为其行动得出合理性的解释。因而，发历史主义之端绪的洪堡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一切历史理解都有赖于研究者将自己同化于研究对象”。8在兰克看来，“每一事件，无论是一般的还是个别的，都是精神生命的一种表现”，只有直觉性的认识(intuitiverecognition)才能真正达到对它的把握。9狄尔泰更是明确指出，由于历史研究的主客体都是人类精神，因而历史理解就只能通过内心的体验才能完成。于是，直觉、想象、心通意会的移情(empathy)，就都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手段。20世纪史学理论中，克罗齐所强调的要重新复活(re-live)历史当事人的心灵，以及作为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核心概念的对于他人思想的重演(re-enactment)，其要旨都不外乎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生阅历和体验，10感同身受地了解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下他人处境的能力，有类于艺术家的创造性的、而又为现实感和分寸感所节制的想象力，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追求，这样一些充满主观性和个人色彩的因素，就成为了史学史上那些大师们所共有的特质。缺少了这样一些能力和要素，过往历史对于我们而言，就难免成为克罗齐所批评的“编年史”，不过是一些缺乏生气的僵死的史料而已，而无法真正为我们所触及和把握。史学史上的诸多经典著作，在其诸多史料被更新、诸多观点被修正的情形下，依然葆有魅力，也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蕴藏了史学大家们这些常人难以比肩的品质。就此而论，可以说，历史学的客观性就应该包括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在内，真正的客观必须是承认主观因素的客观。历史学的高下取决于历史学家精神境界和思想水平的高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家的主观精神因素越是强有力，他的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也才能越是“客观”。11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的客观性就是梅吉尔所说的那种包含和认可了主观性的“互动的”或“辩证的”客观性。虽然，这其中并非没有困难存在。作为历史理解重要手段的内心体验和心理置换，如果在不同史家运用于同一对象时产生冲突和差异，我们如何来对其中的高下优劣作出评判？这其中未必就没有合理性标准可寻(比如，对各种造成特定处境的相关史实的恰切把握，史家推论对于历史过程解释的有效性等等)；然而，确如狄尔泰所说，只要历史学家的方法还依赖于对动机的确定，历史怀疑主义就无法从根本上来克服。但无论如何，主观因素之无法离弃，以及主观性并不见得总会成为客观性的障碍，而相反地却可以是成就客观性的要素，当是我们都应该加以承认的。

　　再来看看史料问题。前面我们涉及了史学家对史料进行的主动选择。可以说，史料到达史家手中，还要经历一个被动选择的过程。戴维·克拉克将最终到达考古学家手中的遗物的形成，分成了四个不断“取样”的过程：在大量的人类活动中，只有少数可以留下样本和痕迹；少数样本和痕迹可以形成埋藏；少数埋藏可以保存至今；少数被保存的能够得到发掘12(其实，这里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少数被发掘的能够得到确凿可靠的解释)。考古学的这番情形，对于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学来说，也并无二致。倘若说，历史指的是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那么，我们原则上所能了解的过去，就已经是过去所发生的如此这般的无数事情当中，留下了踪迹(文字记载、宫室器皿、考古发现等等)并将其传递到今天的那些。我们只能是通过踪迹的中介来了解过去的。我们可以断定，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更多的事情，因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踪迹，已经一劳永逸地消失在我们的把握之外了。而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并纳入自己的历史知识的，又只是留下了踪迹的那些部分当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对于历史学家所力图了解的历史的某个片段或层面而言，也是同样的情形。因此，可以说，无论历史学如何以追求客观、还原真相自勉，它真正处理的，只能是经过层层折扣而剩下的残缺不全的过去的某个层面。

　　仅仅因为史料经历了被动的选择，从而我们就无法在绝对的、完整的、纤毫必至的意义上，还原过去或者过去的某个片段或层面。然而，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客观性也一劳永逸地丧失了根基呢？比尔德似乎就是这样来推论的：

　　不仅史料是不完全的。只有在很少见的情形下，历史学家能够有理由确认，他搜集到了有关某一特定时期、地区或片段的全部史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他所处理的实在之中的无数人和事，他不过是对有关它们的不完全的记录进行了不完全的选择或者不完全的解读……既然有关任何时期的历史都包含了它所涉及到的全部实在，而且，既然史料和研究都是不完全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完整的实在是任何历史学家实际上都不可能知晓的，无论他在研究过程中如何勤勉、公正或诚实。如其所是的历史——它当然有别于具体的历史事实——是人们不知晓也不可知的，无论人们是如何热忱地追求着“努力达到客观真理的理想”。13

　　这样的论点很难令人信服。毕竟，人类的知识形式中，没有哪一种是可以毫厘不爽地来完整反映和刻画它的研究对象的。几何学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只会关注研究对象的几何特征而不会涉及其颜色和气味；审美心理学在关注“夏天最后一朵玫瑰”所引发的审美心理时，也不会考虑到它作为植物生殖器官的功能。可以说，以一种知识形式不能完全地把握对象而取消其客观性，是对各种知识形式的功能和客观性的内含作了不恰当的理解。内格尔针对那种因为历史学的选择性而否认其客观性的论点评论说：

　　只有根据如下假定，一切历史论述都是内在任意的和主观的这一看法才是可理解的，这个假定就是：对一个题材的知识必须等同于那个题材，或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再现它；这个假定，以及与此伴随的看法，必定会因为荒谬而受到拒斥。这样，无法合理地把一张地图表征为是对它所表示的区域的歪曲翻版，只因为这张地图并不符合那个区域，或者并不提及在那个区域中可能实际存在的每个东西；相反，一张按比例绘制但不略去任何东西的“地图”，才是一个全然没有目的的怪物……如果一个历史说明无法陈述“自人文开始它漫长的历程以来，这个星球上的一切所说、所做和所思”，就要把这个说明表征为“主观的”，那么，这不仅是客观性的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也是一个荒谬的理想。因此，历史研究处理过去那些经过选择的方面，或历史说明并不认为每个东西都与别的每个东西因果相关，单是这一事实并不是怀疑能够得到客观上有保证的人类历史的恰当理由。14

　　内格尔的评论颇为中肯，但其中以地图为例所提出的论点中，也有我们可以提出异议之处。细节虽小，却涉及历史学的特殊性。近年来，论者每每像内格尔那样以地图为例来表明，历史学所具有的选择和建构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它就无法客观地认知历史实在；因为在地图的绘制过程中就充满了选择和建构的因素，但是，地图与其特定目的相适应，客观地反映了地貌，乃是不争的事实。15然而，在我看来，在这个极具启发意义的比喻中，也颇有可以商议之处。在地图绘制工作当中，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针对地图所要服务的特定目的(如指示交通道路、表征山川地形、标明加油站的分布等)，我们了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在人类知识的诸多形式之中，人们也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搜集汇总种种与其研究主题和目的相关的要素。而在历史学中，却有很多有价值的或重要的东西是我们不曾拥有过或者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而又无法弥补的。

　　面对这样的情形，人们往往会自我安慰，仿佛凡是真正值得留存下来的东西，都是会留存下来的。大浪淘沙，真金自会被保留下来。可是，真实的情形未必如此。宇文所安在谈到文学史的编撰时就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李绅是唐朝“新乐府”运动和元和时期诗歌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元稹的《莺莺传》就是与他已失传了的《莺莺歌》相配的，他应该是一个很有趣而活跃的诗人。然而今天很少有人关注李绅，因为他现存的诗作绝大部分都是他晚年相当平庸的一些作品。我们无从知道他早年充满生气的作品是什么样子。又一个例子是，现有孟郊的诗集是北宋宋敏求所编，宋敏求自称他剔除了其中那些“体制不类”的作品。我们今天读到的孟郊诗作，其风格高度一致，然而，我们不知道这应该归功于孟郊还是宋敏求。宇文所安的一个结论就是：“[对于文学史]我们的理解比以前更加完善，这不仅是就我们所知道些什么来说的，而且是指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并且知道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的重要性。”16只从这样的例子，就可以揣想，有多少要紧的、应该和值得知道的过去的某些层面，已经不复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准此而论，一方面，我们不能期望历史学在绝对的包罗无遗的意义上还原过去，但即便是在选择性地重建过去之时，也常常会出现关键性的要素和史实是我们暂时或永远无从知晓的情形，常常会出现事件或事态的重要链条和环节是我们无从根据确凿证据来进行填补的情形。真相的还原和本来面目的重建，经常会遭逢重要要素和环节出现缺失的情形。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苏格拉底式的“知道自己的无知”(theknowledgeofone'sownignorance)的古典智慧，不啻是让史学家对自己的研究始终保持警惕和自省的清醒剂。历史学的进步，不仅在于知道得更多、更深入，还在于对不知道的东西及其重要性有着清晰的意识。历史学的选择性并没有将史学家与过去隔离，然而，对于我们了解过去时所受到的限制、所难以弥补的欠缺，却是过往史学传统中所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的。

　　相对主义正是从历史学的选择性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这两个层面，来质疑和攻击历史学的客观性的。我们以上的讨论试图表明，这样的攻击和质疑本身很成问题。历史学的选择性，历史学家主观性之无可避免地渗透到历史学家的工作流程，并构成为历史学认知过去的一个条件，虽然并不见得危及客观性本身，然而，我们确实无法再维系那种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性，而只能以更加谨慎和更多限制的方式来探讨客观性问题，来理解历史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讲述历史真相的使命。

　　三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历史学领域产生的效应，在使得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自由、民主、革命等“大词”组织、编排历史的“宏大叙事”退出前台的同时，也严重地冲击和动摇了历史学的客观性。叙事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主要形态，17一方面更加有力地挑战了客观性，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反思和重建客观性提供了新的契机。

　　1973年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一书问世，奠定了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思路。怀特的出发点是考察历史学的最终产品——历史文本。在他看来，历史学不像自然科学或某些社会科学那样有着自身的专业语言，它使用的就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ordinaryeducatedspeech)，因而，历史学文本就具备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某些特质。18在《元史学》中，怀特提出了一套高度程式化的理论模式来考察历史学文本。他指出，历史学家是依靠语言和思维的各种比喻模式来建构其研究对象的。在语言和思维的这种深层结构的支配下，历史叙事的概念化就具备了三个基本的层面：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一个历史叙事，要以特定文化的文学传统中既有的情节化模式(如喜剧、悲剧等)来编排历史过程，要以各种方式来说明和解释研究对象(比如，有机论的解释模式，就是要以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来说明特定的历史现象)，并且，它还必定包含了史家政治立场和伦理观点的因素。对于过去的同一个片段，人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情节化模式来对其进行编排，以不同的论证模式来对其作出解释，并且赋予其不同的意识形态蕴涵。我们一般总认为，因为还可以不断作出自由的选择，将来对我们而言是开放的和不确定的。而在怀特这里，人们在面对过去时，也有着按照自己所喜好的方式来编排和理解它的自由，过去就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一成不变，而也是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选择怎么来看待它的。因而可以说，在怀特这里过去也成其为不确定的了。19过往的史学理论(比如说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也强调，过去并非已经僵死的过去，而是还在活着的过去(livingpast)，但其要旨，一方面是指，人们总是以自己当下的精神活动来还原和重构过去的；另一方面是说，过去构成为现在的要素，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因为我们有历史。过去就鲜活地保存在现在之中。在他们那里，过去并不因为依然鲜活就失去了其确定性。而叙事主义者如怀特则赋予了人们编排、把握和理解过去的自由，那么，不仅将来是什么样子，而且过去是什么样子，就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自由选择。

　　由这样的立场出发，怀特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没有什么确定无疑的理论基础能够让人们有理由声称，[历史学的]这些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具有比其他模式更加‘实在’的权威性……其结果就是，我们在致力于反思一般历史时，注定了要在相互竞争的解释策略之间作出选择……由此得出的推论是，选择某种历史图景而非另外一种的最好的理由，归根结底乃是审美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20人们都熟知审美领域内“趣味无争辩”、“诗无达诂”这样的命题，当代社会更是呈现出政治伦理观点多元化的面相。倘若照怀特的思路，审美或道德的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历史图景的选择的话，客观性和一致性就不是历史学所应该追求和自许的理想了。在怀特看来，人们写作和接受什么样的历史，取决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个性色彩、伦理立场和审美取向。既然人们无法在不同历史模式的取舍之间展开真正有意义的争辩，则“史无达诂”就是他史学理论的归宿了。怀特否定了有任何实在和认知的基础，来在对于同一对象的不同历史叙事之间作出评判和选择，他在“解构所谓历史科学的神话”21的同时，也否定了历史学的客观性。

　　怀特的立场危及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是许多职业历史学家无法接受的。然而，若非触及历史学文本当中某些人们过往没有能够深入探究的特性，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就不大容易得到解释了。在怀特所着重分析的19世纪历史学家中，同样一场法国革命，在自由主义立场的米什莱那里，呈现为一场高奏自由凯歌的喜剧，而在具有保守色彩的托克维尔那里，则成了一场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剧。而这两位又都是当时后世所公认的史学大师。在都不违背历史学家法，即历史学在有关史料考订和提出解释等方面所形成的传统学术规则的同时，对于同一对象形成差异甚大甚至彼此冲突、不能相容的历史图景，这样的情形在史学史上实在是屡见不鲜。我们再来看一个例证：同样是研究同一历史现象(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上发生的尘暴及其带来的大干旱)的两部著作，书名几乎相同，两位作者研究的档案材料绝大部分也是相同的，他们在绝大多数有关史实的问题上并无二致，而得出的解释和结论却大相径庭。22博尼菲尔德总体的论点是：

　　说到底，尘暴的故事乃是人的故事——有能力有才干的人，随机应变、执著勇敢的人……尘暴袭击的人们不是受到挫败、丧失了希望的一贫如洗的人。他们是明天的建设者。在那些艰难岁月里，他们继续建设和经营他们的教会、生意、中小学、大学和他们的社区。他们靠上帝与这片土地的开拓者们更近了。他们的过去都经历了艰难岁月，然而将来属于那些做好了准备抓住这个瞬间的人们……因为他们在那些艰难岁月中坚持下来，在土地上劳作，开发那上面的资源，上百万的人们有了更好的食物，在更卫生的地方工作，享用了更加温暖的住房。由于那些坚韧不拔的人们没有在一场危机中逃离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今天这个国家有了更好的生活水平。

　　而构成沃斯特著作主线的思路和结论是：

　　尘暴是20世纪南部大平原生活中最黑暗的时光。这个名号就标示着一个地方——其边界就像沙丘一样变化不定的一个地区。然而，这也是一个有着全国性、甚至全球性意义的事件。在世界粮食问题上广受尊重的权威乔治·博克斯特罗姆将尘暴的发生列为历史上人类铸成大错的三个最糟糕的生态灾难之一……无法将其归咎于无知无识、人口过多或者社会混乱。它之所以到来，是由于那种文化按照人们设想的方式在运行……尘暴……是某种自觉故意地以主宰和剥夺土地上的全部财富为己任的文化的必然后果。

　　于是，在前者那里一个人类勇敢地战胜自然灾害的具有史诗传奇意味的喜剧故事，在后者那里，却呈现为一出以逐利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文化使得人类无法与自然相协调而造成的悲剧。在这样两幅高度重叠却又互不相容的历史图景之间，读者又该何去何从呢？

　　海登·怀特之后叙事主义领域内风头最健的理论家安克斯密特曾经评论说，尽管两幅历史构图中包含着同样真确的对于史实的陈述，然而，为什么一种历史构图会比另一种更加易于让历史学家接纳，这是史学理论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23历史著作之间的优劣高下，历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之间大体总是能够达成一致的，如果不否认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这其中就必定存在着某种合理性标准。而完全否定了客观性观念，我们就无从探讨这样的标准，也无从解释这种学科内部的一致性。

　　四

　　历史学的传统向来是以追索历史真相、还过去以本来面目为鹄的的。寻常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要达到这样的“客观性”，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历史学家要精心考辨史实，做到经自己之手写出来的论著，“无一字一句无来历”，经受得住历史学家法的锤炼，表述出来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如果碰到了只能以或然的方式来言说的东西，带有猜测和想象成分的东西，也必须在语言运用中将这一层内涵表达出来)；二是对于历史真实的表述，要不带任何主观色彩，避免将个人情感、好恶、价值判断等因素掺杂进去。客观中立的史料，自然会将其意义显露出来，而任何带有党派或其他偏见的人都无法找到合理的根据来拒斥它。兰克所说的，他自己写的宗教改革史，要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能够接受，就表达了类似的信念。虽然，兰克本人的思想蕴涵，远比他那被实证主义化了的形象要深邃复杂许多。我们今天在书页报端当中，随处可见“让历史事实说话”的说法。倘若历史事实本身，自动地就会呈现出意义和结论来的话，傅斯年的那句名言“史料就是史学”，便应该是不刊之论了。然而，叙事主义理论视野下历史学文本所呈现出来的某些特性，却令我们不得不对这样的看法发生疑问。也许，做一个小小的文本实验，可以帮助我们在叙事主义思路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文本的特性，更加贴近历史文本地来探讨客观性问题。24

　　这里所要做的文本实验的主人公，是颇具传奇色彩、别号“呵呵勋爵”的威廉·乔伊斯(WilliamJoyce)，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对英国广播的首席播音员。在从不同角度对这位传奇人物有所了解之后，这里试对乔伊斯之死进行简单的历史表述。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肯定(或者至少暂时这么假定)，其中的每一句都是确定无疑的，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对这些史实的表述，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带上任何主观色彩。于是，我们有了如下一段文本：

　　(甲)(1)按其1933年申请英国护照时的说法，威廉·乔伊斯生于爱尔兰。(2)但按其受审时的说法，乔伊斯生于纽约，父亲是入了籍的美国公民。(3)乔伊斯从未正式申请过英国国籍，尽管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度过，并被人视为爱国者。(4)他成为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和他比起来，连“吸血鬼”奥斯瓦尔德·莫斯莱(一个著名的法西斯分子)都显得太温和了一些。(5)1938年，乔伊斯申请并拿到英国护照，当时他伪称自己为英国公民。(6)1939年8月，战争爆发前几天，他去了德国，为德国宣传部工作。(7)倘若乔伊斯没有撒谎并拿到英国护照，他就不会被绞死。对此种谎言的通常刑罚是一小笔罚金。(8)1940年9月，他加入了德国籍。(9)乔伊斯在德国为德国宣传部工作，他是德国首席的英文广播员，并赢得了“呵呵爵士”的名声(因为他说话时爱清嗓子)。(10)很多被归到乔伊斯名下的广播内容，其实他和别的人都没有说过。比如说，没有一个德国广播员宣布过德国轰炸机第二天会轰炸的城市的名字，或者说过某个地方的钟慢了十分钟。(11)这些传奇式的说法是战争时期人们神经太过紧张的产物。(12)后来他以叛国者的罪名被处死。

　　这一段文字，完全满足了前面所列的关于客观真实的历史学的基本要求。除了相关史料极其有限的例外情形，在历史研究以及它的最终产品历史文本中，相关的史料，或者说对于相关的史实的记述，必定要经过历史学家的选择，而不可能全盘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可是，是不是真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尽管选择的因素是历史学所无从回避的，但只要每一字每一句，都说的是可以被确立的历史事实，一份历史文本就必定是不管持有什么立场的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呢？

　　继续我们的文本游戏。假定文本(甲)中已经包含了我们关于乔伊斯之死所能说的全部内容，现在，将文本(甲)中的要素(1)、(4)、(6)、(9)、(12)编排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虽短小却完整的历史叙事：

　　(乙)按其1933年申请英国护照时的说法，乔伊斯生于爱尔兰。他成为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和他比起来，连“吸血鬼”奥斯瓦尔德·莫斯莱都显得太温和了一些。1939年8月，战争爆发前几天，他去了德国，为德国宣传部工作。他是德国首席的对英广播员(因为他说话时爱清嗓子，人称“呵呵爵士”)。后来他以叛国者的罪名而被处死。

　　再将(2)、(3)、(8)、(9)、(11)、(12)组合在一起，也同样构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的叙事文本：

　　(丙)按乔伊斯受审时的证词，他生于纽约，父亲是入了籍的美国公民。乔伊斯从未正式申请过英国国籍，尽管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度过，并被人视为爱国者。1940年9月他加入德国籍。他是德国对英广播的首席播音员，并赢得了“呵呵爵士”的名声。关于他的某些传奇是战争时期人们神经太过紧张的产物。后来他以叛国者的罪名被处死。

　　除了为着文气连贯而在文字上所作的轻微变动之外，(乙)、(丙)两个文本所包含的，都是我们认为可以确立的史实，而且，对这些史实的陈述也避免了任何主观色彩。然而，这两个针对同一主题的、完全由客观中立的史实陈述所构成的文本之间，却发生了严重冲突。这大概是读者马上就能强烈地感受到的。这就验证了内格尔所揭示过的现象：“有关同一时期的两个历史记述，其中都只包含了对于特定(或‘简单’)事实的无可置疑的正确陈述，然而其中每一个都明显地带上了偏见的印迹，这并非不可想象之事。因为在它们提到或没有提到的东西上，在它们并列它们报告的同样事件的方式上，或者在它们对它们允许起作用的各种因素的强调上，这两个论述可能会有所不同。”25只看到文本(乙)，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乔伊斯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叛国者。只看到文本(丙)，我们会觉得，加之于乔伊斯的叛国罪名很有些可疑，而且，在他身上，罚与罪似乎太不相称。而如果事先有了文本(甲)的印象，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乙)和(丙)都太过偏颇，让人无法接受。尽管事实上，文本(甲)是否就足够客观中立，恐怕也让人心怀疑虑。

　　三个文本对照之下，或许我们可以得出几层看法。

　　首先，史料或者说历史事实要说话，靠的是历史学家将它们编排为有机的整体。单纯的互不关联的史料堆积在一起，不过是克罗齐贬义上的“编年”或者中国传统说法的“断烂朝报”，并不会就自动呈现出意义来。一系列相关的史料构成一个可理解、有意义的历史图景，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单个陈述构成的历史文本，其意义并非从其组成成分就能分析出来的。用大家烂熟于耳的话来说，就历史文本而论，确实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像是文本(丙)的情形，其中的每个句子都是中立地表达出来的史实，可是，六个句子构成的文本中，前后事件之间的关联，文本作者的态度(对当事人乔伊斯的同情甚至为其辩解和叫屈)等这样一些因素明显地出现了。而在构成它的六个句子的任何一句当中，都无法找到这些成分。或许可以说，是历史学家让史料说话的，虽然，历史学家说话的时候，并非可以恣意妄为，而是要受到史料的束缚。在这个例证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史学理论关注的是史实陈述或文本的构成部分，还是关注文本整体，其间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大不一样。由前者向后者的转移，正是海登·怀特以来史学理论转向的蕴涵之所在。安克斯密特则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由分析的历史哲学到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型，解释为前者关注的是历史研究，后者关注的是历史写作。历史研究涉及的是对于事实的单个陈述，而历史写作则涉及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或叙事性解释。“历史研究的结果以陈述表达；叙事解释则是成系列的陈述”。一系列彼此具有内在关联的陈述构成为一个叙事性解释，其特性就并非单个陈述所可能具有的了。如安克斯密特所言：“仅当就其整体而论的历史叙事的(隐喻性)意义，超出了其单个陈述的总和的(字面)意义之时，历史叙事才成其为历史叙事。”而“历史叙事就像脚手架：在攀登上了其单个陈述的台阶之后，人们的视野之所及，远远超出台阶建基于其上的那片地域”。26由这样的视角出发，对历史学客观性的探究，就不能仅仅在或者甚至主要不应该在(安克斯密特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和史实陈述的层面上展开，而应该充分考虑到历史文本或历史叙事的特性。

　　再者，通常我们要求于一个历史文本的，是要它传达历史的真实。可是，在上面的例证中，每一个句子、对于史实的每一项陈述都是真的，然而，由真的陈述构成的整体画面，却难免有片面和歪曲的嫌疑。在前面的例证中，即便(乙)或(丙)两个文本中的每个句子，都是我们所能够接受的，然而，这些句子所组成的那个小小的文本整体，却无法同样让人接受。也许，我们可以说，“真”“假”这样的标准，对于历史学来说，只能适用于对单个的历史事实的陈述，而无法适用于整体文本(这正好是安克斯密特的核心论点之一)。比如，我们可以说(乙)或者(丙)中的某个陈述是真的或者假的，却无法说(乙)或(丙)相比较，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真。然而，我们可以说，(甲)比(乙)或(丙)更恰当、更能让人接受。传统的看法往往将“客观”与“真”相等同。也许，我们可以将其修正为这样的提法：“客观性”在较低(也是最基本)的层面上，要求单个史实陈述的“真”，在较高的层面上，要求整个文本的“恰当性”和“可接受性”。27

　　更进一步，文本的“恰当性”或“可接受性”，又该如何来界定呢？这样的标准是否意味着退回到主观感受和偏好而失去了约束力呢？紧贴着上面的文本实例，倒也暂时可以先说上几句。对于认定乔伊斯罪有应得的文本(乙)，人们完全可以指责它忽略了若干重要的史实，比如说，若干涉及他是否可以以叛国罪论处的事项。对于多少想为其开脱的文本(丙)，也可以同样指责它无视若干不应该省略掉的史实，比如，乔伊斯是以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的身份在战争前夕跑到德国去的。也就是说，虽然，在历史学家针对某一个主题选择史实时，可能有着主观性和自由度，其间也并非就全然没有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约束。比如，一部论述英国工业革命的论著，如果忽略了蒸汽机的改良或者英国当时可利用的煤炭资源的特点，大概就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换个说法，对于某个主题，若干历史事实所具有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人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而一个历史文本(或者说一幅历史构图)，如果无法容纳具有较大相关性和重要性的史实，比方说，文本(乙)不能容纳让乔伊斯的叛国罪罪名变得可疑的史实，人们也就有了不接受它的理由。也许，从这一点出发，在谨慎得多的意义上来讨论历史学的客观性，才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五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的概念化包含了认知的、伦理的和审美的三个层面，这在史学理论家中得到了广泛认同。28然而，怀特在其理论展开的过程中，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认知的层面，而更多地从后面两个层面来进行发挥。怀特是不谈客观性的，安克斯密特对他所提到过的历史表现的“合理性”标准也语焉不详，更没有将此与客观性联系起来。那么，在叙事主义所揭橥的历史文本或历史表现的层面上，是否客观性就没有了存身之处呢？换言之，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合理标准，来对不同历史构图的优劣高下作出评判呢？

　　仅就认知的层面而论，上一节针对叙事主义立场而对客观性进行的讨论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下去。作为具体史学研究的最终产品，历史学文本首先自然是要在事实陈述方面做到史料可靠。然而，一旦从文本整体的角度着眼，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倘若一个文本包含了不正确的史实，它至少就是有瑕疵的，尤其是当这样的史实构成历史解释中的关键环节时，此种解释是否能够成立，更是会遭到根本性的质疑；反过来，如果一个历史学文本中只包含了在对史料进行批判性研究之后的可靠的史实，也并不就能保证整个历史构图的正当性。换言之，“单纯的史实本身只能消极地反证一幅历史图像的不正确，但不能正面证明它的正确”。29而史学研究中常见的情形是，一个包含了某些错误史实或者说对史料的错误运用的文本，照样可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对同行的说服力，甚至超出了其他针对同一论题而史实把握更为准确可靠的文本。用戈曼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文本所包含的陈述都为真，是文本的绝对可接受性的必要条件。然而，对于文本的相对可接受性而论，它却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30

　　于是，在认知的层面上，从叙事主义视野来看，更关键的问题发生在对史实的选择和编排上。安克斯密特将对于诸多陈述的选择和编排称之为历史学家的“政治”，在他看来，在历史写作中，“所有根本性而有意思的东西都不是出现在单个陈述的层面上，而是在历史学家选择各个陈述……[以形成他们关于过去的图景]的政治之中”。31然则，这种对于史实的选择完全(如海登·怀特经常所说的那样)是武断任意的吗？史实之间的关联是纯然出自历史学家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吗？32首先，如前面我们在讨论有关“呵呵勋爵”的文本时所谈到的，历史学家在针对某一主题选择将要纳入其历史构图的史实时，虽然有着一定的自由度，其间并非就全然没有法度和约束可言。历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对于哪些史实是有关特定主题的研究所必须包含而无法回避掉的，哪些史实较之别的史实对于这样的主题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往往是能够达成很大程度上的共识的。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构成一幅历史构图或者说一份历史学文本的诸多史实陈述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重要性的等级制(hierarchyofimportance)，是历史学家学术共同体中往往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的。33梅吉尔所谓“学科的”客观性，在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蕴涵就应该是此种共识的达成。违背了这种共识，历史学家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就会受到质疑。其次，诸多史实被编排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构图，在认知的层面而论，也要求这样的历史构图必须内在地融贯一致，而不能出现不同陈述相互矛盾冲突的情形。“在不同的构图能够包容同样的史实的情况下，不同构图的优劣就取决于它们逻辑的严密性和简捷性”。再次，一幅历史构图，其解释效力必须具有足够的涵盖面，至少是没有已知的重要史实是其所无法解释和容纳或者直接与其相冲突的。就此而论，则“如果一幅历史图像能够被纳入另一幅而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前一幅就是一个低层的，后一幅则是一个更高一层的历史图像”。34最后，历史构图或文本的新颖或原创性(那当然是指在严守历史学家法基础上所产生出来的)，35也是我们相对于其他同一主题的文本或构图来判定其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

　　如果说，在认知的层面，其实是有着诸多合理性的标准，对单个历史构图的正当性以及不同构图之间相对的正当性和高下优劣作出评判的话，在审美的和政治与伦理的层面我们是否就完全无法做到这一点了呢？

　　沃尔什(WilliamWalsh)被安克斯密特视为是叙事主义理论在怀特那里成型之前，最早脱离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窠臼的先驱理论家之一。在沃尔什看来，历史学家注定是从自身的视角来观照其研究对象的，个人的和集体的偏见、各种互相冲突的有关历史解说的理论，根本性的哲学冲突，都是造成历史学家之间不一致的因素。然而，沃尔什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客观性和真实性就不复存在了。沃尔什力图以一种视角论(perspectivism，也译为配景理论)的立场来解说历史学客观性的问题，他说：

　　真实性和客观性这些概念在这一理论里，却仍然保持着一种对于历史学家的意义。它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任何给定的一组前提假设之内，历史著作都可以完成得好一些或者差一些。被党派宣传家用来鼓动信徒和感化动摇分子的历史学是坏历史学，并非因为它是有偏见的(所有的历史学都是有偏见的)，而是因为它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而有偏见的。它以忽略所有有声望的历史学家都承认的某些基本规则为代价而建立它的结论：诸如，要详尽考订你的证据，只有当结论具有良好的证据时才能接受结论，在你的论证中要保持思想的诚实性，等等规则。凡是忽略这些规则的历史学家，只能写出一种坏的意义上的主观的著作；而凡是坚持这些规则的历史学家则处于一种可以达到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地位，只要它们在历史学中是可以达到的……这一点所得到的结论就是，按照这种配景理论(即视角论——引者)，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就只有在一种弱化了的或者次要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按这种看法，马克思主义对19世纪政治史的解说，将只对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有效的；自由主义的解说则只对自由主义者才是有效的，如此等等。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以一种可以称之为客观的姿态来写历史；那就是说，来试图在他们给定的前提假设之内构造出一种确实是对他们所承认的全部证据都做到了公平对待的叙述。于是就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客观的和相对主观的叙述和以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写出的相对客观的和相对主观的历史著作。但却不会有在科学的理论所要求的那种方式上的绝对客观的历史著作。36

　　照沃尔什的这种视角论，历史学的客观性只能限制在历史学家法的范围之中加以讨论，而不同视角之间是完全无法加以比较和衡量的。这似乎是说，过去之作为一个整体，是我们所无从达到的，历史学家所努力要做的，不过是“各得大道之一端”。只要都满足了对于史料加以公正对待的历史学家法，不同视角之间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比较的；一个历史学家所创造出来的历史图景，只有在同一视角内部才具有其有效性。如果考虑到怀特虽然认为，对史家不同解释策略的选择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审美的理由，但他并没有像很多极端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学者那样，走到否定证据的约束性和史学规范的地步，他的基本立场与沃尔什就并没有太大的根本性区别。

　　就此而论，我们可以说，一方面，审美趣味和政治、伦理的立场倾向并非全然就没有合理的标准来进行判别和估价。在审美层面上，“趣味无争辩”的同时，趣味有高下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贝多芬的交响曲与流行歌曲、《红楼梦》与网络小说，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与“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的打油诗，其间的优劣高下，大概还是人们彼此之间能够达成一致的。怀特在认为史家可以以各种情节化模式来编排历史事件时，也说过，以有的情节化模式来编排特定事件，是在趣味上的堕落。37在政治、伦理的层面上，更加深广的价值关怀、更加开阔的文化视野，总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政治立场、伦理观念并非就绝对没有高下之别。比方说，对笼罩着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观念的突破，或者对华夷之别观念的抛弃，就标示着史学观念和史学研究的实质性进步。而西方史学界对殖民主义的反思、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对女性和少数族裔历史身份和作用的重新审视，就都在拓宽人们视野的同时，更新了过往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审美的层面、政治与伦理的或意识形态的层面，虽然有别于认知的层面，却并不是彼此悬隔，而是交相缠绕、息息相关的。在我看来，审美趣味的高下，固然会影响到历史学认知层面内史学家意旨的传达，而且，既然艺术、诗歌和小说也具有认识的功能(这是当代美学和文论所着重阐述，而怀特和安克斯密特都一再强调的)，审美因素之中也就包含了认知的成分，高品味的审美取向与更加强有力的认识功能之间也许就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38而政治、伦理的层面，更是包含了认知的功能在内。比方说，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就有着不同的解释功能和各自的盲点。霍布斯、洛克一系奠基于自然权利论之上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就无法达到对于国家这一“尘世的神物”(黑格尔语)的某些特质的领会，难以真切把握马基雅维里以来的“国家理性”观念中所解释的政治实在中的某些面相。同样，自由主义的视野也无法预见和解释20世纪至今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39前面所举中西史学观念嬗变的若干例子，也是政治、伦理立场的变化导致史学视野和解释能力得以拓展和深化的彰明较著的例证。既然如此，沃尔什将各种视角视作彼此隔离，没有公度性存在于其间；海登·怀特由于伦理和审美层面的因素决定了人们对不同历史策略的选择，因此便否认此种选择之中有着任何客观的基础。二者的论点就并非无懈可击。它们的缺陷，在于忽略了伦理、审美层面所具有的认知涵义，以及伦理、审美层面并非没有判别高下优劣的合理性标准的存在。

　　六

　　20世纪以来，历史学客观性在史学和史学理论内部所遭逢的这两场危机，以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和史学理论中的效应所导致的对于历史学客观性的挑战更为剧烈，更深刻地撼动了历史学长久以来所秉持的追求客观和真实的理想。20世纪前期相对主义赖以质疑客观性的主要依据——历史学在通过史料重建过去时主动的和被动的选择性、历史学家无可摆脱的主观因素——都在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对历史文本的考察中再度凸显出来。然而，这些挑战在威胁着客观性的同时，也给我们重新审视客观性带来了新的契机。

　　一方面，在经受了这样一些理论反思的洗礼之后，我们应该承认，传统实证主义意义上那种“如实直书”、“还原真相”的绝对的客观性，那种认为史料就自动呈现出历史本来面目的观点，是过于天真和乐观了些。我们应该在更加谨慎、更多限定的意义上来谈论客观性。另一方面，历史学的选择性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并没有就将客观性从此驱逐出历史学的领地之外；而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所揭示的，历史学家在建构历史文本时所拥有的自由度和创造性，历史学文本所具有的除却认知层面以外的审美的和伦理的层面，也并未使历史学丧失了让人们在不同文本之间作出评判和选择的合理性标准。

　　历史学无法直接面对历史实在、直接面对它所要探究的真实的过去，而注定了是要通过中介(文字记载、宫室器皿、考古发现等广义上的史料)来重构过去。相对于我们所力图了解的过去的某个片段或层面而言，史料固然一定是太多遗漏而不完全的，并且不会是中性的，而是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已经渗透了种种经手人的个人主观的因素；然而，离开了史料，我们就完全无从触及过去；而且，无论多么片段、零散和扭曲，过去的信息毕竟通过其中介到达了我们手中。叙事主义一如后现代主义的主导趋向一样，是将历史学文本化的，然而，文本之外是否别无一物呢？诚如彼得·伯克所指出的，“‘实在’的概念尽管在哲学中引起了种种困难，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而言，就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一样，它依然不可或缺……即便未经中介的实在是我们所无法达到的，那至少也有可能表明，某些表现比之别的表现距离它更为遥远”。40无论如何强调历史学的文本性，史料对历史学家的约束和限制，却时时表明着那个我们不能直接触及的实在的坚硬的存在。出乎历史学家意料的、对史家原有构图和解释取向造成障碍或者甚而是将其彻底破坏的史料的出现，是史学研究中常常发生的情形。再就是，史料之中所展示的诸多史实之间具有的关联，绝非怀特所认为的那样纯然就是历史学家思想的创造。历史事实具有其内在的结构性：一方面，历史事实具有不同的层次，大事实统御和包含着小事实，构成为小事实的背景网络，比如，楚汉战争的大格局、垓下之围、霸王别姬的绝唱就分别是三个不同层次上的事实；41另一方面，事实之间的关联对于史家来说，也具有强制和约束力。42比如，要对“呵呵勋爵”以叛国罪名被处死这一事件进行历史表述，就必定要涉及他的国籍问题和他为纳粹德国效忠的时间和方式，这方面的重要史实，就不是史学家所可以刻意回避或者无意遗漏的。归根结底，历史实在虽无从直接触及，却真实不妄地存在着，它通过史料对史家的约束和强制，成为历史学客观性的最终来源。历史学家对史料的选择和编排，在确如叙事主义所强调的那样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创造性和自由度的同时，最终要受到历史实在通过史料而施加的强制和约束。正是如此，历史学才“在它存在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了一些防止选择性沦为个人主观随意性的方式”。43历史学家技艺和历史学学术规范，使得历史学家在进行研究和提出历史构图时，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和方法，而这些程序和方法，正是历史学家达成一致的根本渠道。可以说，讨论历史学的客观性问题而忽视了梅吉尔这种“程序的”意义上的客观性，未免就太脱离历史学的学科实践了。

　　德国史学理论家吕森指出：“当前的史学理论中有一种精神分裂症。对于使历史学接近于文学的语言的、修辞的、叙事的程式，我们有着敏锐的意识和反思。我们还有着——然而在理论层面上没有这么着力强调——对于历史研究的技巧、量化、统计学、许许多多有助于历史学家从史料中获取有价值信息的辅助手段的认可。这两个方面之间没有让人信服的关联。”44这确实是击中了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软肋。照彼得·伯克的说法，当前的西方历史学家之中已经很少有人认为历史学是科学了。45但也许更加准确的说法是，很少还有人会认为历史学是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了。美国史名家伯纳德·贝林认为，历史学“有时候是一种艺术，从来不是一种科学，永远是一门技艺(craft)”，46在历史学家当中，这样的看法也许更能得到普遍的接受。历史学作为一门传统悠久而日新又新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和形成了它所特有的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和学科共识。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历史学命脉之所系。而历史学的这一方面在叙事主义的视野下却受到了严重的忽视。史学理论在关注历史文本的同时，需要更加深入地对史学实践的规范、方法和程式进行考察和反思，更加注重历史学家技艺的层面。只有将这样两个层面的考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历史学的客观性才能得到更加有力的维护和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