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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京津贫困带旅游扶贫困境分析

来源:UC论文网2019-03-04 08:11

摘要:

  贫困问题一直是威胁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难题,消除贫穷、实现人与人之间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发展机会,仍然是各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扶贫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区域...

  贫困问题一直是威胁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难题,消除贫穷、实现人与人之间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发展机会,仍然是各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扶贫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扶贫规模大,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扶贫任务十分艰巨。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作为一种扶贫的方式开始受到业界及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英国国际发展局提出“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Pro-PoorTourism,PPT),将旅游开发与消除贫困直接联系起来,旅游扶贫的目标在于贫困人口如何在旅游发展中获益和增加发展机会。亚洲开发银行2004年发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由于河北省是京津地区发展的广阔腹地,长期以来环京津贫困带承受着双重抑制效应:生态恶化型抑制及保护压力型抑制[1],为保证京津地区的发展,河北省在产业选择、资源开发方面受到限制。然而河北省环抱京津、旅游资源丰富,且河北省的贫困县区与旅游资源富集县区的资源吻合度高达80%,因此旅游扶贫成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选择之一。本文通过对旅游扶贫背景下环京津贫困带的旅游产业价值链进行分析,试图回答环京津贫困带在旅游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地域分布、价值流向、现有旅游资源及旅游市场环境情况下,如何通过产业链布局的调整缓解目前的旅游扶贫困境。


  一、文献综述


  价值链的概念是波特1985年首先提出的,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营销、交付和服务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2]。将这些活动整合,通过价值链的形式为公司带来利润并为顾客创造价值,这可以从微观层面来解释一个企业的关键竞争优势。随着分工及专业化公司的出现,价值的创造不再局限于公司本身,可能是由位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公司创造,出现了宏观价值链的概念[3][4],宏观价值链包括全方位的增值活动,从产品或服务的构思设计阶段开始,到交付给最终消费者,以及回收处理的完整价值增值和实现过程[3][5][6]。如果把不同企业所处的产业流程连结起来,就是价值系统(valuesystem),而产业链是产业价值系统的简称[7]。传统的旅游产业链多从旅游者需求或旅游产品生产带来的物质流动予以定义,然而芮明杰认为产业链的本质是以知识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功能网链,通过知识的分工和知识共享创造递增报酬,为顾客创造价值[8]。在此基础上,张朝枝以旅游世界的硬核“旅游体验”为基础,认为旅游产业链是以知识为关联的网状结构,具有模块化的特征,技术的差异知识表象,实际上是围绕体验创造、生产与销售、提升的知识分工,并以此为出发点,将旅游产业价值链划分为旅游体验产品设计、旅游体验产品物质环境营造、旅游体验产品信息传递与销售、旅游运输服务、旅游体验产品生产与消费、旅游体验的二次消费、旅游体验产品精加工、旅游体验的物产消费服务、旅游体验产业链整合服务(见图1)。


  如图1所示,以旅游体验为核心划分的产业链中,各环节对旅游体验产品赋予的价值各不相同,其分布成一条“微笑曲线”[9]。基于旅游体验的产业价值链为分析环京津贫困带的旅游扶贫提供了重要意义,让贫困地区对其地域内企业所属的产业链环节有了认识,而纵轴所代表的附加价值隐藏的含义也是追求附加价值的最大化。据此,本文将以旅游产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为理论出发点,通过分析环京津贫困带典型旅游扶贫案例,研究这一地域旅游产业价值链的分布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假设在游客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旅游扶贫地区如何通过产业价值链各环节不同的地理空间配置,使产业链上的价值更多地流向贫困地区。


  二、研究案例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案例


  环京津贫困带位于河北省北部与京津接壤地区,由于冀北地区的贫困县与京津存在较大发展落差,并与京津存在很强的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2004)划定京津以北连片的张家口、承德两市所属全部县区和保定的易县、涞水、涞源共计24个县(区)为环京津贫困带(见图2)。该区域生态环境敏感,适合人类开发利用的土地面积不足总面积的30%,经济发展水平落后[10]。而这些贫困县环抱京津,为保障京津城市供水及免受风沙危害,它们的发展权利常常被限制,拥有较少的权益却担负较多的义务。由于紧邻京津客源地,又是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扶贫成为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机遇和挑战。本文研究案例的选择基于既是重点贫困县区同时又拥有比较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第一轮从环京津贫困带的24个县(区)选出国务院扶贫办2012年公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①,第二轮从名单中选出河北省旅游局公布的全省旅游强县,两轮筛选之后确定研究案例为4个县:张北县、崇礼县、丰宁县和围场县②。


  2012年,张北、崇礼两县所在的张家口市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118万人次,旅游收入128亿元人民币,丰宁县、围场县所在的承德市共接待境内外游客2010万人次,全年旅游总收入162亿元人民币。作为两个市仅有的4个旅游强县,均出现在国务院扶贫办当年公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中,对这四个案例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研究环京津贫困带旅游扶贫的制约因素。(二)研究方法和过程


  2014年7月至8月,笔者前往张北县、崇礼县、丰宁县和围场县进行田野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和二手资料。一手资料主要来自结构化访谈,受访对象有县旅游局副局长、规划科科长、旅游景区管理人员、旅行社工作人员等,共16人。二手资料包括研究案例地历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专项报告和各种政府文件等。


  三、旅游产业链分布发展情况


  (一)产业链两端高附加值的知识服务业环节对旅游目的地具有排他性


  知识服务业是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核心,把专门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为区域发展提供强大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支持[11]。对环京津贫困带旅游产业链的调研也印证,产业链最左端的旅游体验产品设计,如旅游规划、旅游策划设计等企业,以及产业链最右端的产业链现代化整合型服务企业均没有在调研的四个案例地发现,而这两个环节的企业基本来自邻近的北京和天津,如调研中的四个贫困县在不同时期均做过当地的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且均由北京的旅游规划单位完成。


  (二)随着产业链基本环节向中心靠拢旅游目的地产业价值份额逐渐扩大


  在图1中,微笑曲线以生产与消费为中心点划分,左边为旅游体验的基本环节,右边为旅游体验的提升环节③。在环境制造环节,除了招商引资建设的景区、酒店的建设施工由投资方内部招标外,其余的景区建设、修缮都是景区自己负责,通过对四个贫困县旅游局及景区负责人的访谈了解到施工建设企业基本来自当地。旅游中介服务环节对旅游目的地旅行社的依赖度增加,到四个县的旅游团队都是在客源地组团,由当地旅行社地接。此外散客在这四个旅游目的地都存在对当地旅行社的单项服务需求。但在调研中也发现崇礼县的旅游中介服务相对薄弱,2011年该县才成立第一家旅行社,原因在于崇礼县主要是以冰雪旅游项目为主,游客一般采用“自驾+滑雪场门票”的旅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旅行社服务的发展空间。在旅游产业链的运输环节上,调研的四个县均没有成立或组建当地的旅游交通运输企业或日常旅游运营专线,原因在于旅游运输与其他商品运输不同,是把旅游者运送到旅游目的地,出于效率与便利,均是自驾或租用客源地的旅游运输车辆,所以出行距离及出行模式导致运输环节是环京津贫困带旅游发展短板。


  (三)随着产业链提升环节向右端递进,旅游目的地产业份额不断缩小


  以生产与消费环节为中心点,右侧的旅游体验提升环节包括旅游二次消费、精品化、物产化和现代化。在旅游二次消费环节,目前调研四个贫困县的旅游商品以农业产品为主,基本由当地企业生产。而一旦旅游商品的设计与生产工艺要求提高,这些贫困县就不具备生产能力了,如崇礼县开发了一系列旅游纪念品,主要为摆台、挂饰、画册等,均由外地企业生产。旅游产品精加工环节,由于对产品策划、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要求较高,目前大部分地区在这块领域尚未涉足,只有崇礼县推出了“密苑云顶”山地养生项目,且由马来西亚云顶集团、卓越集团投资建设。在旅游物产化环节,旅游地产开始在环京津贫困带的旅游资源强县崭露头角,丰宁县大滩镇旅游度假开发区的“爱马社区”一期初步建成,崇礼县也正在建设以酒店式公寓为主的旅游商贸新区,访谈中了解到张北县也计划建设桦皮岭旅游地产项目。由于第二居所在国内还是一种比较新的生活方式,产业链环节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也处在探索发展期,如丰宁爱马社区地产开发企业拿出一半的房源做酒店托管,也体现出对环京津贫困带在旅游地产发展初期企业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担忧。


  (四)环京津贫困带的传统旅游产业位于价值链底端


  如图1在各环节中,知识与价值的高低紧密相连。产业价值更高的恰恰处于产业价值曲线的两端,传统的旅游业处于价值曲线的底端。用这个图来观察环京津贫困带的旅游产业链分布,发现主要是为旅游者在旅游地提供吃、住、行、游、娱等服务的旅游企业群体,即处于价值链最底部的旅游体验产品生产与消费。一方面,由于环京津贫困带主要承接中心城市的周末近郊游憩,游程时间短且基本消费项目单一;另一方面受地区产业基础、资金条件的限制,环京津贫困带难以融入产业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区位优势未能转变为经济优势,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旅游扶贫困境。


  四、环京津贫困带旅游扶贫困境的形成原因


  (一)极化效应明显而扩散效应不足


  极化空间是区域内部一定类型经济的聚集分布状态[12]。由于北京和天津两个中心城市强大的集聚作用,促使周边的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导致周边地区发展的机会减少。极化将会导致效率与自由化平等之间的鸿沟。就京津冀地区来说,在人口、资金、政策、创新等方面,北京市的极化效应比较明显,造成环京津贫困带旅游产业高素质人才流失,在知识、资本等生产要素上高度依赖中心城市。同时,北京的主导产业是高新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产业性质导致了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关联度小、带动能力有限,从而造成扩散效应不足。极化效应明显而扩散效应不足是环京津贫困带旅游扶贫困境形成的外在原因。


  (二)生态区位制约地区经济发展


  生态区位是以生态学为指导,将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系统学方法统一起来研究生态规划的区位论,目的是对生态单元、经济要素和社会生活进行最佳生态利用,从而有效地规划、组织和管理区域生态建设。在区域协同发展中,河北省是京津地区发展的广阔腹地,承担着京津风沙治理、退牧还草、湿地保护、水源涵养等生态建设任务,环境保护要求高。环京津贫困带生态环境脆弱,土壤风蚀沙化、水土流失情况严重,而这一地区位于北京、天津上风上水的位置,是中心城市的生态屏障。为了保证这些城市的水源及防治风沙,国家不断提高对区域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生态环境脆弱、产业选择受限,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环京津贫困带在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中承担了更多的生态责任而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权利和补偿。


  (三)环京津贫困带融入京津地区发展能力弱环京津贫困带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关联度低、区域经济依存度低。旅游产业经营方式传统,尚未形成区域性特色旅游品牌,京津旅游市场开拓不够,旅游基础设施水平和服务能力不高,旅游产业基础相对较差,面向都市人群的休闲旅游发展滞后,虽然紧邻京津,区域内土地、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但未能将区位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环京津贫困带融入京津地区发展能力弱,这是环京津贫困带旅游扶贫困境形成的内在原因。


  五、环京津贫困带产业链发展思路


  (一)实现京津冀区域旅游整体效益的补偿创新机制


  根据“卡尔多改进”理论,区域合作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区域整体正收益,即实现总财富最大化标准,区域合作的重要条件是区域内实现地区间的收益补偿,即用区域整体收益补偿一部分可能在改进中受损的群体。


  由于京津冀地区区域内政府部门的行政能力、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势必造成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尤其是河北省在区域发展中处于明显的弱势,长期处于利益受损状态,却未能得到京津地区的合理补偿,导致多方面发展包括旅游业发展一直明显滞后于京津,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又将成为区域合作的阻力。区域效益补偿机制的缺失将导致区域旅游合作难以有效实现的负面循环。因此,在京津冀地区建立三方认同的区域旅游整体效益补偿机制是必须和重要的。


  在补偿机制方面可以借鉴欧盟旅游一体化的经验,即通过成立区域旅游合作公用基金来进行利益补偿。在合作中成立公共基金,对于因为区域旅游合作而利益受损的组织、地区,可使用公共基金对其进行补偿,使其不要因为暂时的利益损失而放弃区域旅游合作,这样有利于区域旅游合作的长远发展。公用基金也可以用来奖励积极参与合作、依照规划要求发展的地区,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在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初期,由于河北省的旅游发展比较滞后和缓慢,公用基金将主要用于补偿河北省的旅游发展;而随着河北省旅游业发展渐好、收益增多,也可用于补偿京津地区为区域整体发展而受的损失。


  (二)构建电子商务平台,提高价值链效率


  在传统旅游产业链中,大型旅游中间商利用其销售渠道、采购优势、信息不对称性控制,使得大部分利润被旅游中间商获取而旅游目的地却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信息技术的普及可以弥补旅游目的地的这一劣势。通过应用电子商务打破了旅游产业链各成员之间固定的合作模式,产业链各企业之间不再延续传统上下游合作关系,可以跨环节联系、交叉联系,如旅游供应商不仅可以与多个旅游批发商协作,还可以越过批发商和零售商,直接向旅游者销售,从而提高价值链的效率。


  (三)强化政府主导,推进产业转移


  调研发现随着对技术、资本要求越来越高,旅游目的地产业参与份额不断缩小。由于贫困地区发展资金缺乏,当地政府一般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外来资本发展本地旅游产业,然而旅游业对地方发展既有乘数效应,也存在漏损现象,并且贫困地区更易漏损。外来资本的介入会导致贫困人口受益机会减少。因此,要发挥当地政府的的主导作用,通过政府的政策及资金支持,扶持旅游产业链环节上更多企业在当地发展,使产业链上的价值更多地流向贫困地区,帮助环京津贫困带克服后发劣势,形成有利于贫困地区发展的旅游产业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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