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专科教育述论

　　一、一脉相传的演进轨迹

　　专科教育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概念的内涵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培养中高级技艺型人才始终是它的首要目标和基本特征。在中国古代，以儒学或其它高深学问为主要教育内容，以培养高级治术人才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可称为大学教育；以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法律、军事等知识技能为主要教育内容，以培养中高级技艺型人才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可称为专科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专科教育起源于西周的畴学。畴学即畴官之学。畴官是西周世袭各种执技官职的人，他们以父子相传的形式，将其所职事的技术一代代传递下去，从而形成畴学这样一种世界教育史上独特的专科教育模式。西周畴学门类齐全，盛极一时，但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世禄世官的政治制度、学术官守的学术管理制度及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的逐渐崩溃，西周畴学开始走向衰败，并逐渐下移和扩散。春秋时期，周王室出来的畴官有一部分被各诸侯网罗，转变为各诸侯国的畴官，并在诸侯国官府重新建立起世代相传的畴学。秦灭六国后，实行“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诸侯官府畴学随之又演变为中央宦学，即一种通过在官府边仕边学的方式培养各种执技官员的专科教育模式。汉朝建立后，继承了秦代的宦学制度，并加以完善。尽管秦汉宦学仍停留在“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教育模式上，但却为魏晋南北朝律学等专科学校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诞生了专门的专科教育机构，使中国古代专科教育从此揭开新的篇章。三国中的魏国首创律学和算学，两晋又创书学，南北朝再创文学和医学等学校。尽管这些专科学校规模很小，制度上也不完善，教学和管理上也不正规，但却使专科教育从此摆脱了西周以来形成的“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父子相传、官官相授”的单一教育模式，使专科教育从此正式纳入国家的学制系统，并为其后隋唐宋元诸代专科学校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隋唐两代，专科教育兴盛，尤其中央专科学校种类齐全，包括法律、数学、书法、天文、卜筮、医学、音乐等多个门类，其中天文、漏刻、历数、咒禁、药学、兽医、音乐、舞蹈等学校都是隋唐时期首创的。唐代太医署拥有博士、助教、医师、医工、医学生效百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医科学校；司天台也拥有天文类专科生400多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学校。宋元明三代专科教育继续发展，新建了武学、画学、回回国于学、四夷馆等新的专科学校，使中国古代专科学校的种类更加多样化。专科学校规模也比唐代有很大的扩展。宋代医学有300名学生，超过唐代不足百名学生的太医署；算学定额210人，是唐代算学人数的7倍；书艺所学生更达500人，是唐代书学人数的17倍。元明两代还在全国各地包括边疆地区广泛设立了医学和阴阳学，大力发展地方专科教育。

　　到了清代前期，专科教育已呈现明显的衰败和没落景象。武学、医学在清代停办，使军事人才和医学人才的培养陷于停顿；天文学和算学规模小，教学内容比较陈旧，方法单一，已无法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进步形势。嘉庆以后，清朝国力日衰，学校教育日益空疏，专科学校也是有名无实。虽然清代前期的统治者恢复了算学，新建了俄罗斯文馆，但已挽救不了传统专科教育没落的命运。

　　二、独特的管理和教学制度

　　中国古代专科教育在演进过程中，各种管理和教学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这些制度不仅促进了当时专科教育的发展，而且在世界高教史上也独具特色，有的制度至今仍有一定借鉴价值。

　　1．管理体制。中国古代实行中央业务部门附设专科学校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发轫于魏晋南北朝，完善于隋唐宋。如隋代律学隶属大理寺，天文学隶属秘书省，医学隶属太医署，兽医学隶属太仆寺。这一体制将行政管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专科学校理论联系实际，有利于专科人才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如唐代司天台(太史局)就是天文管理、天文观测研究和天文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具有多种职能的机构。此外，元代的医学除接受太医院的业务指导外；还专设医学提举司来专门管理医学各项事务。

　　2．招生制度。唐代严格规定了各专科学校的入学资格、入学年龄、学生数额和修业年限。如规定律、书、算学招收文武八品以下官员及庶人的于弟；人学年龄律学为18～25岁，书、算学为14～19岁；最高修业年限律学为6年，书、算学为9年。宋代对专科学校入学资格的限制有较大松动，并实行先入学再考试录取的“预科制度”。如律学“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先入学听读而后试补”。由于律学分断按(案)和律令两专业，所以预科生听读后考试的内容不同。“习断按，则试按一道，每道叙列刑名五事或七事；习律令，则试大义五道，中格乃得给食。”明代礼部专门拟订了考选四夷馆译宇生的十一条规定，严格招生的程序，杜绝不正之风。例如规定：“教师妄保者，许各生面诉坐罪。”“往年请托成风，以致当事者引嫌自避，久不举行。宜严禁。”“临考时，杂取汉文三十字令译番文。各馆教师先将底本送部，以凭验对。皆弥封校阅。”

　　3．教学组织形式。西周畴学是父子相传，秦汉宦学是官官相授，专科学校诞生后，教学主要由各科博士和助教主持。唐代医学分医科、针科、按摩和咒禁四科，各科设博士分别培养不同方向的医学人才。宋代的专科学校实行三舍法制度，如医学规定外舍200人，内舍60人，上舍40人。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o(J1明代武学则分旧明伦堂及居仁、由义、崇礼、弘智、敦信、劝忠六斋，分斋进行教学。

　　4．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秦汉宦学的学童学成以后，必须经过考试，合格者才能成为正式的官员。唐代算学根据考试评定上中下等，三次评定下等或在学9年依然不堪贡举的学生令其退学，对“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的优秀学生则由吏部选拔任用。宋代医学的考试分三场，既有医学理论又有临床实践。“第一场问三经大义五道；次场方脉试脉证、运气大义各二道，针、疡试小经大义三道、运气大义二道；三场假令治病法三道。”根据考试成绩，分出等级，各有奖罚任用。“十全为上，十失一为中，十失二为下。”“上等月给钱十五千，毋过二十人；中等十千，毋过三十人；下等五千，毋过五十人。失多者罚黜之。”“中格高等，为尚书局医师以下职，各官以等补官，为本学博士、正、隶及外州医学教授。”明代医学的考试分为月试、季试、结业考试等。结业考试由礼部主持，“果通医业，准充医士。否则发回本院，听习一年再试。三试不中，黜退守家。”对于月试和季试，要求也很严格，“一次不到者责，二次除名，三次除户。”嘉靖43年(1520年)，曾对医学生除名42人，除户162人。

　　5．实习制度。唐代太医署医学学生学习期间除了课程学习之外，还要进行临床实习。如针科学生要在针师和针工的带领下进行临床实习，掌握和熟悉针灸的穴位和手法，实习的成绩直接决定学生今后的出路。宋代医学规定，凡太学、武学、律学、算学、画学等校学生及诸营将疾病，轮往治之；发“印历”，要求医学生把所诊患者疾状、处方及治后结果记录其中，岁终稽其功绩。宋代天文学注重通过吸收学生参加重大的科研活动，采培养学生的天文观测能力。例如，从1010年到1106年，大约百年之间，司天监曾进行过5次大规模的恒星位置观测工作，每次都组织不少天文学生参加观测和记录。

　　6．教材选编。唐代以后由国家颁定统一的专科学校教材，这些教材由当时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进行编撰，集古今艺学之大成。如由唐人李淳风、粱述详加校注的《算经十书》是唐宋两代算学的法定教材，它汇编了古代和当时的10部算学名著，其中《九章》中对负数、分数的计算，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辑古》中利用三次方程解决体积问题和勾股问题等在当时均属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又如《素问》经唐人王冰增补和注释后，成24卷81篇，囊括各家医学理论，论及阴阳、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等医论和方剂、，药理，是唐宋元明四代医学的基础理论教材。再如宋人何去非编辑的《武经七书》，汇集了《孙子》、《吴子》等古代7部著名的兵书，被宋明两代指定为武学教材。

　　除以上制度外，明代武学还制定了中国古代第一个专科学校的学规，对武学的教学内容、作息时间、教学方式、教学进度、考勤制度、惩处违纪学生的办法、师生待遇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三、不可或缺的“配角”地位

　　中国古代专科教育源远流长，一脉相传，为古代中华文化、科技的传承，为古代中高级技艺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重治术轻技艺”、“重儒学轻艺学”等观念的影响，专科教育长期处于“配角”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西周的畴学尽管盛极一时，但由于西周统治者奉行“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国策，畴学无论是受国家重视的程度，还是所处的地位，都不如当时属于大学的辟雍和泮宫，并没有列入西周中央官学的学制系统中。此后的诸侯畴学和秦汉宦学的地位也不高。汉代太学发展最盛时，学生人数增加到30000多人，而作为职官教育的宦学，从规模、地位、影响等方面与太学无法同日而语，仍属于“非正规”的高等教育，也没有被纳入汉代正式的官学系统之中。唐代专科教育相当繁荣，但专科学校的地位仍然明显低于大学。从各学入学资格的规定看，专科学校同大学相比，属于低级别的高校。唐代弘文馆和崇文馆是地道的“贵族大学”，门槛最高，招收的对象主要是皇亲国戚、大臣功臣京官的子弟；在国子监下属学校中，国于学招收“文武官三品已上及从二品已上曾孙为生”，太学招收“文武官五品已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生”，四门学招收“文武官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之子为生，若庶人于为俊士者”。而属于专科学校的律学、书学、算学，招收的是“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之子为生”。其它专科学校主要招收一般官员和庶民的子弟。从各学校学生数额的规定看，唐代国子监下属大学学生数额都不少，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为300人、500人、1300人；而同属国子监的律学、书学、算学三校学生数额一共才110人，与大学无法相提并论。从各学校教师的品位来看，专科学校也明显低于大学，唐代弘文、崇文二馆的教师为学士和直学士，学士五品以上，直学士六品以下；国子博士正五品上，助教从六品上；太学博士正六品上，助教从七品上；四门博士正七品上，助教从八品上；医博士正八品上，助教从九品上；针博士从八品上，助教九品上；书学、算学、按摩、咒禁、博士从九晶下；漏刻、兽医、音乐博士可能没有官品。

　　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重治术轻技艺”的传统观念更加稳固，尽管专科教育在宋代以后又扩充数百年，但已逐渐被大学教育和日益官学化的书院挤到一边，发展速度减慢，开始出现衰败迹象。尤其清代以后，学校教育日益沦为科举的附庸，成了“储才以应科目”之地，培养技艺型人才的专科教育备受冷落，日渐式微，并最终被近代专科教育所取代。

　　在儒学作为治国之策、思想基础、取仕标准、行为准则，甚至是决定政权存亡之根本的中国封建时代，把传授和研究儒学的大学摆在比专科学校更重要的位置，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由于统治者对专科学校重视程度不够，使其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教育效果。即使在隋唐专科教育兴盛的时代，稍有名望的医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等也几乎没有一人是从医学、算学、天文学等专科学校培养出来的，如孙思邈、王焘、李殉、刘焯、刘炫、王孝通、李淳风、庚俭、一行、边冈等，他们多受教于家学或民间的私学。

　　作者系汕头大学高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