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名牌大学自考“面纱”

　　往年的六七月份，伴随着空气灼热的常常有一种自考招生“大战”的狂热，这通常是高考燥热后的又一波热浪。高考落榜后的“落魄书生”往往会成为各大高校主要争抢的“新宠”。这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部属名牌高校在内，也会放下通过高分门槛录取人才时的高傲身架主动深入“民间”，广招博纳，杂取兼收。

　　和通常苛刻的选拔人才不同，这种网罗方式中交织较多的往往是浓烈的铜臭味和隐蔽得几乎无懈可击的蒙骗性。甚至一些本来很优秀但却没谙世事的孩子也被裹挟其中，枉被改变了人生理想轨迹。

　　诚然，在“教育不再一定改变命运”的大形势下，通过高考入大学似乎也不再是必过的独木桥，在中国“教育产业化”背景下，市场大量供应被高考“过滤”后的学生人群，由此产生的巨大利益诱惑一时间成为对各大高校最有力的召唤。

　　2007年5月，教育部通过红头文件要求部属高校停止招收自考和成人脱产班学生，强制斩断了这种延续多年的利益链条，这无疑让一些既得利益者和欲得利益者徒生心火。

　　然而，通过剖析中国人民大学的自考办学模式和中国政法大学从“第一个吃螃蟹者”到主动退出自考市场的情况，我们或许会对这一影响巨大的政策的出台有一种较为客观理性的评判。

　　“人大”是名牌“人大自考”也是名牌？

　　人民大学每年的普通本科招生录取分数线总是让大部分高考生心怀敬畏，如果通过高考“独木桥”，想要在这里圆“名牌大学”梦，对于大多数考生，似乎并不现实。

　　这种情况从1999年发生了变化，该校开办了自学考试助学班。或许，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妥当，因为，投资者和管理者是社会人员，给学生授课的老师和人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投资方究竟是谁，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说是人民大学开办，是因为对外招生的招牌是“中国人民大学高教自考”，招生简章上显示的是人民大学的校园建筑和景色。能够享受到名牌高校的学习环境，对于许多学生极具诱惑力，于是，从一开始，它就在自考招生的市场竞争中显得有几分“牛气”，生源规模逐年壮大，开设专业也不断增加。

　　到2001年时，仅新闻专业专科段的学生就达480人左右，而人大自考此时同时开设的专业一共已达7种。由于人大自考在师资方面的相对优势，北京其他学校开办的自考培训班鱼龙混杂，中途投奔该校的学生也不在少数。

　　人大在对学生和学生家长做招生咨询时，会告诉他们，我们聘请的老师是以人大老师为主。而据了解，实际上真正能够保障“人大师资”的只有新闻专业。人大自考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带班老师说：“这是因为原来在这里负责管理的领导中有3位老师本身就出自人大新闻学院，他们和新闻学院的老师有很好的关系，所以聘请那里的老师比较容易。”

　　但是，目前那3位老师已经离开了这里的管理岗位，所以即使新闻专业的教师，整体水平也已经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给自考的学生上课，对于这些名校名牌专业的老师确实比较累。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师生间的互动性又较差，老师需要把教学工作做得很仔细。

　　人大新闻学院的副教授赵景云就给这里的学生讲过：“我给你们讲的内容比新闻学院的学生还要细，这主要是基于对你们整体基础的考虑。你们在这个课堂上能接受到的东西并不比新闻学院的学生少，你们之间的最大差别就是你们缺少实践的机会。”

　　能得到名师的指点对于选择自考的学生应该是最大的幸运，但是，其他方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除了2001年的一批学生有唯一的机会办过人民大学的图书借阅证外，之后，人大就永远对自考生关闭了办理图书借阅证的大门。

　　用于教学办公和学生上课的3层高的育贤楼虽然是在人民大学校园里，据说那也是从“二炮”租来的。其他用于学生上课的教室大多也是临时向人大租用。

　　数千名学生分散居住在人大西门外的万泉庄和紫金庄园周围，这给学校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学校保安曾经于夜间在万泉庄城乡超市附近的地下室里查出一对男女学生同居，最后把他们开除。尽管这样，同居在这个群体中并没有因此禁绝，对于很多学生，这种现象在该群体中已经走向公开。2001年，自考班的一个女学生和男朋友在男寝室同居，后因该男同学不再对她“负责”，女学生便用水果刀在自己肚子上进行自残，事后，学校只好派人将该女生送回了老家。

　　学校的最终目的是挣钱，学生也都知道这个道理，一些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学生经常无故旷课逃课。出于安全方面的担心和稳定学生的考虑，学校要求各带班老师每一堂课都要在教室，并要求对学生进行出勤登记考核，对于经常无故旷课的学生，班主任老师会通过给家长打电话或者亲自找学生谈话等多种方法给学生进行说服工作，但是，这通常对他们并没有威慑力，因为他们不担心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后果。

　　正因为如此，学校在安全管理方面总是如履薄冰。在发生一些意外之后，学校在后来的新生入学时，都会和学生签一份“安全协议书”，以便再有意外情况发生时进行责任认定。此外，这些学生和人大统招生同处一个校园，却有着诸多不一样的待遇，比如自考生的学生证享受不到任何学生免费待遇，而他们又不能正确定位自己的本来身份，一些学生因此抱怨遭受“不平等待遇”，甚至产生了自卑心理。

　　“有的学生把学校发的学生证上的‘培训学院’4个字抠掉，或者用个小贴画盖上，只剩下‘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带班老师笑着说：“这些孩子一方面显得自卑，一方面又有很强的虚荣心。”

　　类似“不平等感”使得一些学生对人大自考部心生怨恨，更有甚者，还会迁怒于人民大学的某些领导。他们觉得是人民大学在欺骗自己，因为招生老师当初和他们讲会和人大实现资源共享，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人大提供的仅仅是有限的资源，而且这些资源的享用都需要社会投资方付出高昂的代价。

　　人大自考西三旗校区06级法一班的学生黄仲举说：“去年报名时，看到招生简章上人民大学的校园那么好，就报了名，结果开学时，说校本部已经招满了，我只好来了西三旗，结果一看，校园还没有我们高中的好。到目前，我还没有亲眼见到过人民大学的校园。”他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却又找不出被欺骗的理由，因为这是自己找上门的。

　　而对于大多数学生，他们除了正常上课外，还需要不断加强课外自学，甚至不敢享用正常的休息日，因为他们总是在不经意间感受到来自社会上一些人的“蔑视”，强烈的自尊心使他们比同处一个校园的统招生有着更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他们也通常会在短暂失落后主动寻求学习的机会。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台湾来的刘墉父子等名人，以及其他一些专家学者，只要在人大有他们的公开讲座，自考生也会积极参加，这些对于身在人大的特殊学子们确实有所裨益。

　　不管这种教学形式培养过多少真正的人才，人大培训学院在北京市自考领域还是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和品牌，它的市场化运作的巨大成功一度让很多人垂涎，这也可以从它生源规模的迅速扩大得到印证。短短几年，人大自考除人大校本部生源饱和外，还开办了西三旗和沙河两个分校区，每年赢利都过亿元。而在这期间，却有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不少学校自考办学中途破产。

　　改头换面“人大自考”还在招生

　　经调查，目前北京的部属高校大部分已经按照教育部要求停止招收自考脱产班学生，而人民大学仍然一如既往在全国招生，原因何在？

　　据人大的自考学生讲，今年临近暑假，学校已经数次动员各班学生自愿到全国各地招生，前期已经从各个班级抽调了1000多名学生奔赴全国各地，有的学生甚至是放弃上课提前离开学校，最近的一次动员大会上，一位姓夏的老师告诉学生，原来确定每个在读学生下去招回一个新生给500元作为回报，学校最近又规定在原有基础上，再提高300元。

　　学校自考招生办主任潭震华说：“我们也接到了教育部的文件，人民大学并没有说不让我们招，所以就照常开展工作。再说，我们已经把在教育部的备案改为北京国际工商管理研修学院，已经不是人大，但是，我们的整个办学模式和原来一样，并没有任何变化。”

　　记者手头拿到的2007年招生简章上明确显示着：中国人民大学自考招生。他们依旧在打着“人民大学”的招牌。

　　“教育部下的这个文件太XX了，他们也没有提前通知一声，我们已经把招生简章印好了，他们突然发了个文件下来。所以，我们还在使用这种招生简章。”招生办的一位姓陈的女老师表达了对这个文件的不满。

　　潭震华说，即使到最后真的不让他们办了，他们也不担心，因为他们已经开设了远程教育班和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并且打算和外国语大学合作向职业教育方向发展。

　　王卫国揭示中国政法大学成为自考“先行者”缘由

　　开办自学脱产班的部属高校中，中国政法大学既是首个吃螃蟹者，又是在许多后来者为争夺暴利而竞争得如火如荼时，最早的自动放弃利益者。仅从这点看，其中似乎也蕴藏着某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2007年6月5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联合楼，该校校长助理、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卫国教授接受了《记者观察》记者的采访。

　　“我们学校开设自考班是从1996年就开始的。当时，走这条路也是被迫之举，那个时候流行‘下海经商’，全国高校面临人才流失的危机，政法大学也是这样，老师的福利待遇和工资水平上不去，老师宁愿去经商也不愿意当老师。”王教授开门见山。

　　王卫国说，有一天，有个博士生导师找到他，说自己现在很穷，又没钱买房子，又得供孩子上学，决意要离开教师岗位去经商。

　　“我是苦口婆心地劝他啊！为了把他留下，我不得不斗胆向他做了很多承诺，可是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讲，做这种承诺，我的压力很大。”

　　之后，王卫国以院系的代表身份，找了一个从政法大学毕业的学生谈合作办学的事，学校和院系没有出一分钱，只提供师资和学校的品牌，该学生出钱在外边租了一套房子，然后办起了自考助学班。这就是政法大学最早的自考办学模式――院系和社会个人合作。以后几年发展为学校和社会实体合作的大规模办学模式。

　　“我是两手空空起家的啊，自己亲自跑，主动找人谈。学校一方面也没有那种资源和力量搞这种办学，另外，这种办学也有风险，万一赔了，学校也赔不起。所以，这块办学的投入，从投资到人员管理，还有市场招生全部都是依靠社会力量，发展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的规模就非常大了，后来，社会一些实体也开始投资介入进来。”

　　中国政法大学的成功，让很多人意识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一个庞大的招生市场迅速生成。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打广告宣传的手段来吸引生源，但是，随着这个市场的形成，很多人看到了这里的巨大商机，于是就产生了很多招生专业户，这些人在地方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他们很快就能拿到一些高考落榜生的名单，他们也会依靠手中的资源来和学校谈条件，比如他为你招一个学生，你需要给他800元，或者1200元。”王教授觉得这和自己当初办班时的性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到这时候，所有的学校已经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这和我们的出发点不同，我们当初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来维护我们的核心资源――留住人才。”

　　既然政法大学有先发优势，其中又有“暴利”可图，为何又会突然停办呢？

　　王卫国说：“到了2001年的时候，我们的规模很大了，招来的学生成分又很复杂，人多了就免不了产生很多麻烦，学生间的打架斗殴，还有一些退学纠纷等问题就很多，于是，有很多学生到教育部告我们的状。教育部给学校派来新的领导班子后，专门对这一块加强了规范，这种规范性的约束又只针对政法，其他学校没有，比如，不让我们做广告啊，不让对外挂牌啊等等。”

　　自考办学已经完全市场化，而教育部又不允许政法大学采用市场化的手段，于是，便造成了整个生源的逐年萎缩。

　　“我们所面临的人才流失危机已经度过了，基本形成了一支稳定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最大的赢家。很多学校在盖楼啊、买车啊，这对一所名牌大学并不是关键所在，高校的竞争说到底是什么，是人才啊！这时，我们就在考虑应该回归自己教育的本色，政法大学应该担当培养高端人才的责任，而不是唯利是图。”谈到这里，王教授将身体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

　　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成为全国第一所部属高校公开宣布停止招收自考脱产生的学校，这比教育部强制部属高校停办自考脱产班整整早了一年。

　　“我们从长远发展考虑，认为一所名牌大学的品牌远比眼前的利益更加重要，不能为了眼前利益把自己的牌子砸了，毕竟搞这种办学也给学校带来一些不利的社会影响。”

　　同时，王教授也坦承：“搞自考办学对我们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们最早组织全校老师到澳大利亚旅游依靠的就是这块儿的收入，许多学术研讨会的举办也依靠这笔收入。”

　　现在的政法大学就有经费保障吗？

　　“现在，国家财政每年给学校拨1亿元，学生学费能有将近1个亿，而我们平均每年的支出在4亿元，缺口几乎占一半。所以，我们已经在尝试通过与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司法部门合作，对一些司法干部进行教育培训，这种办学虽然不像自考办学一样有暴利，总还可以盈利。最主要的是，这种办学和我们学校的高端教育方向没有冲突。”

　　谈到中国政法大学培养人才的层次，王教授引用了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者： 杨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