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法效力几何？

　　2008年1月1日起生效的《劳动合同法》，是为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而制定。针对新法如何更有力地保障中国劳工，以及为什么说中国不是世界上劳动权益最差的地方等问题，《新闻周刊》的乔纳森・亚当斯，采访了华盛顿特区公平劳动协会总裁兼CEO奥勒特先生。

　　撇开共产主义理想不谈，目前的中国还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完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国家。2008年1月1日起生效的《劳动合同法》，正是为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而制定。

　　不过，这部法律却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公司抱怨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抬高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一些生产规模较小的企业，因为大陆的生产成本变高，眼见利润率压缩至极限。

　　这部倾向于劳动者的法律也引起了全球许多劳工组织的关注。毕竟，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已经成为全球化中许多问题的焦点和不安全感的源头。

　　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历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全世界的资本，也增加了很多的工作岗位。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工业化国家曾经同时在生产链的高端和低端创造过这么多工作岗位。从基本的装配工作到上层的工业管理和服务，中国正在创造世界性的规范和行业标准。不论是在富裕的国家还是贫穷的国家，几乎全世界每一个缝隙和角落里的劳动者都已经感受到中国的影响。

　　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公平劳动协会总裁兼CEO奥勒特・范・荷登近日访问了中国，他第一个了看到了新法的影响。针对新法如何更有力地保障中国劳工，以及为什么说中国不是世界上劳动权益最差的地方等问题，《新闻周刊》的乔纳森・亚当斯对奥勒特先生进行了采访。

　　《新闻周刊》：为这部新法的通过，像您这样的外国劳工人权团体向中国施加了多大的压力？

　　奥勒特・范・荷登：坦率地说，很少。显然，中国政府已开始注意全世界对中国劳工权益保障状况的看法，但我个人觉得，制定该法令的动机几乎都是来自国内。政府看到了明显的不满和不安的迹象，比如矿山和建筑工地这几年越来越备受关注。

　　正是城乡之间、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国内和出口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以及明显的非法雇佣工人情况，使这种不满日益加剧。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不安定的来源。中国政府刚刚意识到这种不安定是自己无法负担的，于是，他们决定寻找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后来发现，原因就是劳动合同缺失。

　　《新闻周刊》：企业都在抱怨他们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40%。

　　奥勒特・范・荷登：劳动力成本并没有提高这么多。成本的增长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因为劳动力市场紧张，工资也在不断上升，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多年。当然，现在企业必须签下许多工人，为提高福利而减少工资。但这将会形成一个更为稳定和高效的工作环境。以前，一些地方每年的员工流动率大约是百分之百，我们很难估计那些培训新人的花销到底有多大。长久以来，各家公司都在为这种不稳定的劳动力而大出血。

　　《新闻周刊》：您接触过的那些设在中国的公司作何反应？

　　奥勒特・范・荷登：我当然听到很多关于成本越来越高的抱怨，比如政府把高额的社会成本加在了企业身上什么的，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多承担一些社会保障。我不认为单单一部法律就能带来40%的成本增长。

　　但毫无疑问，这个成本压力是巨大的，并且有连带作用。对于低成本的组装业务公司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撤出中国，这是肯定的。但我想，中国政府不会在意的，他们想要推进高附加值的生产模式，不想再依靠低成本装配。他们希望看到企业朝产业链的高端发展。

　　《新闻周刊》：中国有很多法律只是流于形式而并没有执行。你觉得新的《劳动合同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中国的劳工标准？

　　奥勒特・范・荷登：没错，实施和执行一向是中国劳动法最薄弱的一环，但我们从未发现，中国有哪项法令引起了全社会这么大的关注，甚至连工厂工人都在讨论它。

　　还有一点，新法不依赖外部执法。一旦签订劳动合同，就会有各种渠道向劳动者开放，包括劳动部门、劳动法庭，或其他申诉机制等。所以，这确实是一种解决的途径。

　　正如政府所说：“我们将会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订立合适的合同，并且给予劳动者执行合同的能力。”这种效果立竿见影。有用人单位对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感到恐慌，因此，他们试图裁员或者选择雇佣外包工人。工人们为此罢工，表示“不会接受这种事”。

　　比如拥有一个巨型纸业公司的中国著名女富豪张茵，想雇佣外包警卫员和保洁员，但不签用工合同，结果遭到了员工罢工抗议。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中国政府想借此告诉大家：即便是最富有和最有实力的女企业家，也不能回避这项法令。

　　《新闻周刊》：中国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变化，您现在是否转向关注其他地方的劳工标准，比如越南？

　　奥勒特・范・荷登：我们一直期望各国都有平等的劳工待遇。统计报告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平均每个工厂有17―18件非法案件。这些独立审计告诉我们，这些工厂里正在发生什么事。在南亚，平均一个工厂有37件非法案件，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是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中国其实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大约是15件或16件。

　　《新闻周刊》：您对中国降低这个数字有多乐观？

　　奥勒特・范・荷登：我很乐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有很多人对这一法律很关注。我认为，工厂必须引进新的管理体系，以使这项法令能够得到切实执行。现在有很多地方还没有这样的体系，企业还需要时间去适应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