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科学的倡导者

　　人物名片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火箭专家；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钱学森是20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最为璀璨的极少数巨星之一，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在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钱老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钱学森不但在航空航天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其他多个领域也有非凡的建树。作为一位多年从未中断教育实践的科技专家，他不仅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而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人才培养思想，是我国领导科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挖掘钱学森的领导科学思想和人才培养思想，对于指导当前我国领导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开启中国领导科学的理论之门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国家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会后，有学者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各种流派的管理科学。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成立了一所新学科研究室，这个研究室一共有16个不同学科的成员，每个成员代表一门学科，在北京市科协之下，每个代表都成立一个研究会，组织了各学科权威专家讲座，鼓舞了很多学者参加各学科组织的研究会，他们当中有不少还是行政管理、科技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等各个方面的管理者。这些学术研究普及了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流派的管理科学，比如，北京市科协所办的科技管理研究班，中国空军司令部所有的领导都参加了这个班的学习。组织负责的同志向钱学森同志汇报这件事情，引起了钱学森的极大关注。钱学森认为，要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早日建成，必须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在他比较关心的系统科学中，还亲自为系统科协研究会普及系统工程的知识出谋划策。我认为当时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贡献是把我们过去的科学体系细分为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数学等几大门类。他不仅重视对西方的这几大门类科学技术的引进，而且他还认为每一门学科都要研究它所研究对象的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也就是说，每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的哲学，这些哲学指引我们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王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概括和总结各门科学哲学之后，进一步得到发展。当时，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家查汝强写的《20世纪科学十大新发现验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篇文章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重视，鼓励查汝强到国内外讲学，并且还受到了各国学者的欢迎。查汝强的这篇文章证明钱学森所说的各门科学的科学知识可以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并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此，在我看来，钱老不仅是一位驰名全球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且，在世界上杰出的科学家中是很少见的。

　　钱学森是建立中国领导科学的倡导者。20世纪70年代末，他委托助手(《系统工程》杂志主编柴本良)发表了《领导艺术与系统工程》，这篇文章不仅说明钱学森是中国领导科学的倡导者，而且还引起了许多管理科学家和领导科学家的关注。在纪念周恩来诞辰90周年时，中央文献研究室奉命召集国内学者参加周恩来著作研讨会。会上，钱学森发表了纪念文章，强调周恩来把过去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和系统工程相结合。当时党中央有领导两弹上天的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在两弹上天事业中，最上面有总体设计部，下面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总设计师系统，另一个是总调度师系统，形成了中国航天事业的领导体制，指导完成了“两弹一星”上天。他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革命历程中早就运用科学领导的经验，把科学体系中科学哲学通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王国。这就为中国现代领导科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主张领导干部继续学习科学知识

　　钱学森不仅重视继续教育在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中的普及，而且还非常重视向高级领导和高级科研人员普及现代领导知识。从1984年开始，中共中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向中央组织部布置举办高级干部学习新技术革命知识和领导科学知识，那时，恰好我在中国科协担任现代管理知识讲师团的副团长，所以举办这些讲座或研究班都由我代表中国科协参加。当时，钱学森就是讲师团成员。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讲座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办领导干部参加学习世界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我负责这个讲座的教学、教务工作，既要邀请专家来讲学，又要安排学习计划。在专家讲学之前把讲稿整理压缩成不到1500字的文稿，然后在每次讲座入场时发给每位来听讲座的领导同志，每一位专家讲完课后，还要把专家的讲稿立即送给《红旗》杂志发表，来听讲的学员都是各部委办的正部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而且，学习有严格的制度，由各部委的宣传部负责监督这些领导者必须出席听讲，必须参加讨论。因此，每次讲座的出席率都是非常高的。

　　钱学森明确提出“四大革命”的科学思想。我记得有一次讲座第一讲是钱老主讲，他讲的题目是《四大革命的关系》，这四大革命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古代也有人讲过这四大革命，就是周文王在画六十四卦时，其中的一个革卦，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讲要按照历书一年来的气候变化的预测来进行当时的耕战技术，安排好农业生产，如果农业生产丰收，当时的统治者就能使群众生活安康，国家就可以富强。如果统治者非常残暴，就会激起人们起来搞社会革命，像商汤讨伐夏桀一样，使夏朝灭亡。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阐述四大革命的关系。但是，钱学森所讲的四大革命和古代的四大革命有所不同，钱学森的观点是，先有科学新发现，后有技术新发明，古代的人是将技术革新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进行总结，才有了科学上的新发现。钱老指出，现在的科学新发现到技术的新发明时间越来越短，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对于国家的高级领导者，如果不能随时知晓科学的新发现、技术的新信息，就会使国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他唤起领导者们要有民族危机感和责任感，尽快地学习和懂得西方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的新知识，了解西方国家高科技产业化、军队现代化的情况，只有熟悉这些情况和发展趋势，我们才能够迎头赶上发达国家。钱学森的讲话，无疑对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干部重视学习新技术革命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超前的人才培养思想

　　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通才”。钱学森作为一位老教育工作者，根据自身成长经历和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他认为，新时代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当符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目标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这些新人应当熟悉现代化科学技术体系，即三个层次、十一个部类的内容；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即大成智慧；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而且在钱学森看来，这些新人从四岁到十二岁接受一贯制教育，要达到高中毕业水平；十二岁到十八岁接受高等教育，达到硕士研究生的水平。然后，再深入造就，综合发展，成为具有政治可靠、道德纯洁、文理兼顾、古今融会、中西贯通的全才，即通才。他认为，只有具备这样素质的通才，才能不局限于某个学科领域，在多学科、多领域，有所创新，有所成就。

　　人才培养的重点――各级“领导人才”。钱学森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实施者，直接在周总理、聂荣臻、叶剑英和张爱萍等将帅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亲眼目睹了这些领导高超的指挥能力，亲身感受到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亲自领略了他们卓越的才华。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钱学森深切地认识到：“现代领导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高级领导人才的培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领导科学要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为此，钱学森经过认真研究和思考，首先对领导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总体的设想。他认为，领导者要有两个方面的素养，一个方面是方法，就是领导、决策的科学方法所需的学识；另一个方面是胆略，就是指领导和决断的气魄、决心、胆识和眼光。为此，他们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同时，还要学习军事科学知识，对于文学艺术要有一定的修养，并在繁重的工作任务中保持健康的身体。

　　人才培养的主要方法――“大成智慧教育”。人才的教育培养一直是钱学森十分重视的基础事业。他认为，中国人聪明、勤奋、能吃苦，只要培养得法，人人都能成为德、智、体、美、劳五育齐发展的“通才”。在钱学森看来，“通才”的培养，“大成智慧教育”的核心是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其目的是通过“人机结合”培养未来人才。成为既有“性智”(文化知识、艺术思维)又有“量智”(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的、集人文和科技知识于一身的大智大勇的人才。

　　钱学森认为，今天已走进新的时代，社会民主，制度先进，科学飞速发展，所有这些都为融古今中外人文和科技之精华的大成智慧教育的实施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更能培养面向21世纪的全才。大成智慧教育正是适应信息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而创造出来的。

　　关于如何实施“大成智慧教育”，钱学森认为，现在是信息时代，知识传播和教学的手段以及教学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被突破，人们可以借助“人机结合”，通过多媒体技术、数字化图书馆、信息互联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等手段，培养出对信息、知识、资料与数据等有直接应用能力和对各种知识、专家经验及思维等具有强有力的组织与综合能力的“通才”。

　　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走“科学与艺术结合”之路。钱学森认为，科学和艺术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综合的一对范畴，都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其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他一贯主张，未来人才培养必须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道路。首先，从科学和艺术的本质来看，坚持两者的结合是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其次，从杰出人才的成长轨迹和成就来看，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是他们的成功之路，理应成为未来人才培养之路。第三，从钱学森自身成长的经历来看，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成就了他辉煌的人生，为未来人才的培养指明了道路。

　　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抓好教育”。钱学森十分重视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作用。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认为，“人的才能主要靠后天培养，而不是先天就有的天才。古今中外，都有一批才能卓越的人才，他们也是从他们所经历的学习环境教育出来的。”并指出，“教育是社会进步的保证。不要忘记：在田径赛上是快者达标；打仗是强者取胜；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靠教育达标。”因此，在他看来，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抓好教育”。钱学森关于“抓好教育”的思想，总结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改革不合理的现行教育制度。二是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些研究领导科学的人一定要按照钱学森同志的思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提取精华，去其糟粕，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推动中国的领导科学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陈土光(作者：中国管理科学院领导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