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训诂学巨子

　　文史研究馆是建国初在毛主席倡议、周总理亲自关怀指导下筹建的，是一个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机构、聚才敬士之所。馆员大都是博学多才的文史耆宿。各馆首任馆长更是出类拔萃，名闻遐迩。本刊从2007年首期起，在“翰林风采”专栏中，特邀各地文史馆的同仁撰文介绍本省市首任馆长，让读者领略各馆“首任馆长”之风采，感悟一代名士之人生。

　　鲁经汉史费研寻，圣籍神皋夜夜心。一代儒宗宜上寿，七年家国付长吟。蔽遮白日兵尘满，寂寞玄文酒盏深。莫道先生贫胜昔，五诗犹抵万黄金。

　　这是陈寅恪先生1944年写给一位学者的六十岁祝寿诗。他在1941年还给这位学者写过一封信：

　　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幸为神州文化自爱，不胜仰企之至!

　　在1942年底，陈先生给这位学者的一部著作所作序言中写道：

　　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

　　而在更早的1931年，张岱年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说，日本多学人，今中国学人，只有冯友兰的哲学、陈垣的史学和这位学者的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这位学者，就是1942年当选首届教育部部聘教授，1947年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的湖南省文史馆首任馆长，国学大师杨树达（字遇夫，号积微）先生。遇夫先生是我国20世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在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语源学、文字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考古学等诸方面均卓有建树，在上述各个领域，他的著作均被公认为经典之作。顾颉刚晚年撰《近世治古典之数巨子》一文，认为近300年来，治古典成就最为卓著的为王念孙、王国维及杨遇夫先生。

　　游学春秋

　　杨遇夫先生于1885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北门正街宗伯司臣坊。杨氏宗族于明末清初从江西南昌府迁到长沙，定居于今长沙县东北角和平江、汨罗接壤的龙华岭一带。到遇夫先生的曾祖父春台公时，移居长沙城区。遇夫先生的父亲名孝秩，字翰仙，笃厚勤学，喜读史籍和唐宋古文。遇夫先生5岁时从父读书，对训诂学和史学尤有兴致。

　　清朝末年，河山日蹙。甲午战争后，遇夫先生“睹父兄愤慨之诚，即切同仇之恨”。13岁，即戊戌变法前夕的湖南维新时期，与伯兄芗诒（名树谷）一同考入陈宝箴、黄遵宪、熊希龄、谭嗣同等合力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与蔡锷、范源濂等同在第一班，从梁启超学习《孟子》、《公羊传》，接受了梁所倡导的民权革命思想。

　　1900年，他入求实书院肄业，开始钻研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念孙《广雅疏证》，始有志于训诂之学。15岁，受业于叶德辉、胡元仪，学问日益精进。17岁治《周易》，辑成《周易古义》一书。1903年应观风考，以第一名录取。

　　1905年，他与伯兄一道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大冢分校。同时入正则学校学习英文。1908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次年3月毕业，派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在日期间，同为长沙人的杨怀中（昌济）发起成立“中国学会”，会员不到十人，遇夫先生和他一生的至交李肖聃都是会员。时湖南留日学生多入速成班学法政、经济，两年即可学成。遇夫先生的兄长芗诒即于1907年速成法政科毕业归国。他却深受杨怀中影响，决心系统学习“欧洲语言及诸杂学”。这对他一生影响很大，可以说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和治学路径。1911年底，遇夫先生离日返国。

　　1912年冬，他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1917年5月，他与杨昌济、朱剑凡等人向湖南省政府呈文，倡议在高师等校基础上筹办湖南大学。此后，陆续在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第一女子师范等校教授国文和英文。

　　自1919年“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以来，新文化的浪潮席卷长沙与湖南。这年6月，遇夫先生与长沙教育界知名人士陈润霖、朱剑凡、向绍轩等发起组织了一个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的“健学会”。健学会举行了多次演讲，遇夫先生都积极参与。他曾经演讲《教育与白话文》，认为白话文能使人养成读书力，助长发表力，应该大力推广；这一学会的活动影响广泛，对新文化、新观念在湖南的传播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写社论说，健学会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表示“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

　　正当湖南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湖南当时的统治者，北洋军阀张敬尧对教育的摧残步步升级了。部队常驻学校，损坏器具，把图书当柴烧。1919年12月2日，长沙各校男女学生、教职员、店员、工人在教育会坪焚烧日货，张氏兄弟率大刀队前来镇压，激起了教育界、新闻界的愤怒。12月中旬，全省总罢课，宣言称：“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遇夫先生在此宣言上签了名。此后，他的署名频频出现在湖南各界的“驱张”宣言中。由于遇夫先生在湖南新文化运动和驱张运动中始终站在最前列，约1919年底或1920年初，他与罗教铎一起被推举为教职员代表，与公民代表毛泽东、熊梦飞及学生代表共30多人共同赴北京向北洋政府请愿。1月28日，杨树达、毛泽东、张百龄、李思安、柳敏等6人被推举为代表，进入新华门向北洋政府请愿。时值隆冬，北风呼啸，当局谈判代表迟迟不至，遇夫先生不禁心头火起。于是，在北洋当局谈判代表，内阁总理靳云鹏的秘书长出现的时候，他一马当先，拍案而起。解放后李思安回忆说：“记得杨遇夫声色俱厉，拍桌打椅质问秘书长：湖南学生离乡背井，来了这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接见？湖南闹得这么凶，你们为什么不解决？秘书长被骂得哑口无言。”解放后，毛泽东见到他还问：“还记得当年驱逐张敬尧在新华门坐冷板凳的事么？”

　　驱张胜利，遇夫先生在5月回到长沙。驱张期间，发现北京各大学教师每周授课不过八九小时，自修时间绰有余裕，可以从容做学问，心羡慕之，即于这年8月再度赴京。从这时起，遇夫先生开始了“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陈寅恪语）的学术生涯，而巍然成为“一代儒宗”。

　　京华壮游

　　遇夫先生从1920年到北京直至1937年回湖南，其间一共17年。这期间，他主要在两所著名学府任教，前期在北京师范大学，1926年后在清华大学。1924年5月，他取《庄子》“积微者著”语，名其书斋为“积微居”。

　　1920年10月，他的夫人吴氏病逝于长沙。1921年6月，经熊希龄、程叔文的介绍，遇夫先生与张家祓女士结婚于北京。张家祓女士生于1894年12月25日，1906年进入朱剑凡毁家兴学创办的周南师范学校，是周南历史上的首届本科生。她以第一名考入，以第一名毕业，她的毕业证书是周南历史上的“第一号”。毕业后留校任教，陶毅、向警予、蔡畅、李铁铮等都是她的学生。张家�的父亲张训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期担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财政部次长，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母沈淑元，是清末湖南著名女诗人，其湘绣作品曾荣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遇夫先生在北京任教共17年。这期间，其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汉语语法研究为主，有《中国语法纲要》、《马氏文通刊误》、《高等国文法》、《词诠》等著作。《高等国文法》是继《马氏文通》之后，古汉语语法方面最重要的著作。《词诠》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文言虚词词典，已重印20多次。后阶段则侧重于语源学、训诂学、文字学的研究；此外，还兼及修辞学、古文献学及考古学。这一时期的力作是《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学术界当时公认他为文字训诂学第一人，主要是缘于这部著作。《中国修辞学》一直被认为是我国修辞学领域两大流派中民族形式派的代表作。《汉代婚丧礼俗考》、《汉书补注补正》二书则是遇夫先生多年治《汉书》的结晶。前者不但是研究汉代文化史的必读书，同时对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而后者更为遇夫先生赢得了“汉圣”（陈寅恪语）的美誉，也使得他在1933年即成为清华大学继陈寅恪之后的第二位国文、历史两系合聘的教授。

　　京华17年，是遇夫先生一生中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这一阶段的著述还有《说苑新序疏证》、《盐铁论校注》、《战国策集解》、《积微居文录》、《论语古义》、《群书检目》、《淮南子证闻》等，平均每年一书，连一向以勤于治学著称的余嘉锡也为之惊叹：“吁，多矣哉！非兼人之力不致此！”

　　他的著作，在当时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时洛阳纸贵。这些著作不但精湛，而且读来饶有趣味。《积微翁回忆录》1934年10月23日记录：

　　由清华入城，车中遇刘叔雅（文典――编者注）。谓余云：“我对于遇夫先生钦佩之至！”余以其语无端，则云：“吾辈老朋友，君何为客气如此！”渠乃云：“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佩服者，王八蛋也！”余闻言，乃知其为近出《学报》文字而发，而其语出人意外，错愕不知所答。在彼或出至诚，而其态度之神妙，又不能不令人大吃一惊矣。

　　1937年4月11日所记：

　　遇赵斐云（万里）。见告：“日前从朱佩弦（自清――编者注）处假得《小学金石论丛》，在归途汽车中读之，竟遗失钱袋于车中而不自觉。幸为车役拾得，乃免损失。君书引人入胜，吸力之大如此，故特以相告。”

　　胡适和章太炎打笔墨官司，也以遇夫做学问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胡适反对读经，说经书尚未整理完好，不能人人读之；一定要像杨树达先生解释《诗经》“于以”那样文从字顺，然后人人可读。章太炎则于1935年6月25日发文于《大公报》反驳胡适说：正因为经书尚未整理完好，我们才要读经。前人读经读懂一半，高邮王氏父子后可读懂十分之七。我们应继续二王的事业，才能读懂更多，胡适所举例的杨树达先生就是成功读懂经书的典型。

　　在这17年中，遇夫先生培养的著名学生有王重民、孙楷第、齐燕铭、董同��、张清常等。孙楷第先生回忆说：

　　师大国文系主任是杨遇夫（树达）教授。不久，他让我帮他点儿忙，注刘昼的《刘子新论》。……杨先生注了一些，让我帮他再看看，我答应了。……杨先生的人品是有口皆碑的。他对我作的校勘很满意，就对我说：“你做得很有成绩，自己独立吧，就不算帮我了。”于是，杨先生的这部稿子就成了我的第一次治学实践。……我又校勘《韩非子》……杨先生看我校得很好，时常在课堂上直接引用我的成果，说孙楷第君是怎样认为的。这是很稀罕的事，反映了杨先生对我的提携和器重。

　　同在日本参加“中国学会”，在湖南发起“健学会”一样，1922年在北京，遇夫先生成为吴承仕发起成立的“思误社”（旋改名“思辨社”）首批8名成员之一，该社成员还有朱师辙、高步瀛、陈垣等，皆一时俊彦。吴承仕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戏称“北王”，是与廖平齐名的经学家。1926年遇夫先生经其师梁启超介绍转往清华大学，行前他推荐吴承仕为国文系主任。吴后来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抗战中遭日寇迫害去世。除吴承仕及思辨社诸公外，遇夫先生在北京交往频繁的还有余嘉锡、沈兼士和陈寅恪。同黎锦熙、黄侃也时常交往。

　　北京的17年，奠定了遇夫先生在中国学术界的崇高地位。

　　鼎革之际

　　投荒寂处冷如冰，旧梦春明忘未曾。走马西山云扑面，泛舟北海月为灯。酒边惯听催诗鼓，户外时过问字朋。何意国门来越寇，参天兵气九州腾。

　　这是1944年3月遇夫先生所作《六十述怀》五首七律中的一首。中间两联回忆旧京岁月――正当他沉浸在作学问的快乐之中的时候，日本侵略的步伐日渐加速了。作为深具民族自尊心的学者，遇夫先生多次表明了他的态度。“九・一八”后某日日记：“桥川时雄来，余痛责日本侵略之无理，彼亦不敢深辩也。”一位日本人请他题字，他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八字付之。抗战发生后，遇夫先生受聘于国立湖南大学。翌年，举家随校迁往湘西小县辰溪之龙头垴。

　　自清末湘军崛起以来，湖南人的地位迅速提升。王湘绮有联曰：“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杨度作《湖南少年歌》：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当时，在政治领域，晚清出现了“天下督抚半湖湘”的局面，民国初年黄兴、宋教仁、蔡锷、熊希龄等群星璀璨；甚至人称“人才内阁”的民国第一届内阁，又有“湘内阁”之称。但在我国传统学术――经学、小学――领域，湖南人的地位却不高，遇夫先生耻之。这使得遇夫先生下定决心回湖南办教育，培养湘中新进，使湘人在这一学术领域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便来到国立湖南大学。不久，湖大迁往湘西小县辰溪，遇夫先生任文法学院院长。他邀请曾运乾（星笠）、谭戒甫等以小学经学闻名的著名学者重返故里，他精心培养了周铁铮、郭晋稀、王显等年轻语言文字学家，他积极举荐了鲁实先、张舜徽等自学成才的青年到复旦等高校任教；他热忱勉励劳干（贞一）、李孝定等在李庄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湘籍青年；对回湘任教的周秉钧等，他倾心交谈，热情鼓励。其间，朱自清等老友极为恳切地请他重返清华（西南联大），陈子展等老友函电交驰请他到复旦任教，他都婉谢了。

　　1945年10月末，遇夫先生全家结束了8年的颠沛流离，回到长沙，定居岳麓山下湖南大学。其实，在湘西时，他已对政府感到失望。1945年11月5日日记：

　　美国旧金山广播攻击中国政治腐败，各部长无一正人，而何应钦尤劣。美助军火，中国不用以抗倭，反准备内战。广播于中国国民及军人参政员皆有誉辞。知是非之公固在也。

　　第二年7月，他的清华同事闻一多被刺，该月17日日记：

　　报载闻一多见刺死，今日真乱世也！书生狂论，竟不能容，言论自由之谓何哉！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不满越来越强烈。1948年5月到次年5月一年日记中，他多次表达了不满：

　　1948.5.19.：游黄花岗，谒七十二烈士墓。……今来参谒，怆感万端；盖当今一人秉政，权利惟恐或后。死者有知，能无痛哭！

　　1949.2.23.：九儿学费无着，娴书来云与铁铮杂凑三十余元，尚只得半数，余由易仁�D担保。余为国家教人子弟，而己子不能入学，此种国家真不必存在也。

　　1949.4.9.：国党腐烂不堪，致造成现势，顽固之徒尚力主战事。人心已去，庸可为乎？

　　这段时间他以部聘教授名义两次赴广州中山大学讲学，以上日记即写于广州。1948年11月第二次赴广州时，侄儿杨伯峻偕行，任中山大学讲师。杨伯峻1926年在北大加入中共，1932年与组织失去联系；1948年在长沙重新入党，任中共长沙工委书记。杨伯峻经常向遇夫先生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遇夫先生私下对至亲说，伯峻一定是共产党。

　　遇夫先生至亲中共产党员是很多的。他的三儿德鑫（文玄）1938年去了延安，五儿（即“八儿”，大排行）德庆是长沙清华中学地下党书记，侄女婿周汝聪是地下党员，外甥女彭淑端、彭慧、彭玲及淑端的丈夫楚图南都是共产党员，彭慧和其丈夫穆木天还是“左联”文艺家。说起来巧，他的几个外甥女还是“五四”时期看了遇夫先生的《新青年》杂志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现在这些至亲又“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他。

　　另外，在长沙，许多他的至交如李肖聃、柳午亭、方叔章等都是倾向共产党的。李肖聃和柳午亭是儿女亲家，他们的儿女李淑一、柳直荀后来因一首“我失娇杨君失柳”而名闻天下，方叔章则在湖南和平起义中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因此，在广州当老友钱穆动员他去香港的时候，他婉辞了。

　　1949年6月在长沙，有人告诉他在香港遇见了他的老友章士钊（行严），“行严极道毛泽东之贤”。这年8月2日，湖大教授会推举遇夫先生和伍薏农、潘硌基为代表谒见代理省主席、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促进和平”。“陈君言颇爽利，谓当忠于民族，不忠于一人”。1981年夏笔者之一遇见湖南大学政治系主任伍薏农先生的夫人，伍夫人说，当时白崇禧的便衣遍布长沙，他丈夫和遇老那样做是要冒相当危险的。

　　9月23日日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连日报端记载甚详。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

　　一个新政权诞生了，遇夫先生在这一新生的国度中度过了他71年生命中最后的7年。

　　夕照殷红

　　解放后，遇夫先生仍一如既往，努力在学术园地耕耘着。我们这儿只谈谈两件事，一是他对汉字简化和拉丁化的态度，一是他在文史馆馆长任上的作为。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1955年6月20日曾对遇夫先生说：“黎锦熙是提倡文字改革的积极分子，蒋竹如是文字改革的怀疑派，你是择善而从，由反对到赞成。”遇夫先生点头表示同意。毛泽东在一首题为《和周世钊同志》的诗中记载了此事：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这首诗为时隔三十年再登岳麓山所作。登山即在1955年6月20日。其中“尊前谈笑人依旧”指的是和遇夫先生、周世钊等故人的谈话。谈话一在岳麓山顶的云麓宫，一在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就文字改革征询遇夫先生的意见。他在日记中写道：

　　朱科长来，云京中有人来，欲相见，请到白鹤泉相候。即留朱同饮，趁朱车登麓山过爱晚亭口后，下车乘卧舆至白鹤泉藤椅上小寐。少顷，程颂公来，见告毛主席已来。旋见主席在泉市小坐，随登山到云麓宫，余及程乘舆，仍别有一舆似预备主席乘者，主席健步不乘也。程告余今日毛渡湘是游水而来，其健真可惊也。席间毛公杂谈，谈及在第四师范时，曾一次旁听余讲课云。

　　在云麓宫谈话中毛泽东和遇夫先生谈了胡风问题，笔者之一从杨�枣蹬�士及廖海廷先生那儿听到的与最近刚过世的彭燕郊先生所谈的有些不同。谈完下山，在望湘亭吃了顿湘味十足的午饭后，来到岳麓书院，即所谓“卅年仍到赫曦台”。与遇夫先生讨论文字改革问题，就是在此时此地进行的。

　　关于文字改革，遇夫先生早年是赞同简体字的。1922年，他和黎锦熙等人在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上联署，这一方案实际上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但他坚决反对汉字拉丁化。这大约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择善而从”。1953年4月1日日记：

　　晨录与毛公书，言治文字学三十余年，小有心得。……私谓此种文字学于爱国主义教育有益，而今日提倡汉字拉丁化者为毁灭遗产，可以引导国家民族之分裂。惜一人能力有限，研究多年成绩尚小。欲得一集体研究，使其扩大与系统化，庶他日成为学科，使学子易解，加强爱国精神云云。

　　又据前湖南文史馆名誉馆长陈云章先生（已去世）2004年夏天面告笔者，1955年9月30日遇夫先生在中南海毛主席家中，力陈汉字拉丁化之不可行，言辞激烈，甚至负气说到干脆用俄文字母拼写汉语算了。当时毛主席邀请吃午饭，客人除遇夫先生外，还有王季范、章士钊、谭戒甫三人。

　　与此相关的有两件事：1957年，杨伯峻在北大中文系被打成右派，主要就是因为反对汉字拉丁化。更早一些，中共领导人，汉字拉丁化的极力推行者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前，将他的汉字拉丁化方案手稿交给一位女士做纪念，这位女士就是遇夫先生的外甥女彭玲。

　　以遇夫先生在国内外的崇高地位，湖南文史馆馆长一职由他来担任，可谓不二人选。1953年1月13、14日，省政府相继送来中央关于设文史馆的文件、中南军委会及湖南省政府提请聘任文史馆馆长副馆长的提案和办法，以及馆长聘书等，这样，遇夫先生开始在湖南省文史馆馆长任上就职了。他说：

　　省政府送湖南文史研究馆馆长聘书来。当事以余从事学业，故有此举。以此意甚善，不能负之。……事物均由副馆长方叔章负责，故勉任之也。

　　但不到一个月，方叔章逝世。遇夫先生悲痛之余，只好访问程潜，请其任命副馆长以接替方氏。后来副馆长事久拖未决，很多事便只好亲力亲为。如推荐馆员，驻馆馆员（负责发薪等琐事）津贴事宜，争取扩大名额，商讨困难馆员年末补助办法等。有亲戚告诉笔者，遇夫先生曾在渡船上遇到一位龙老夫子，相谈之下，觉得他有学问，而且生活困难，就为他争取名额当了文史馆员。直到很久后任命曹典球（耔�Y）先生为副馆长，遇夫先生才轻松一点。

　　湖南自清末以来，人才辈出，如果省文史馆名额与其他省市名额相当，肯定不敷分配。为此，他多次向省委省政府反映，要求争取更多名额。省委书记金明曾亲自赴武汉到中南区争取名额。此事一波三折。原湖南名额为150人，金明赴汉争取后，减少湖北、广西、江西三省文史馆及武汉市文史馆名额100人，使湖南名额增至250人。但到6月份其他省市提意见，湖南省名额又减至200人。他还向省政府提议建设文史馆的图书馆，获得首肯。

　　胡厚宣在《甲骨学五十年》一书中说，杨树达以六十多岁的老先生，最后写文章最多，不愧为五十年中最努力的一人。岂止甲骨学，先生精湛的等身著述是以勤奋工作换来的。直到晚年，仍然早晨3-4点即起床工作，上午10时休息，下午继续工作，天黑即睡觉。除了其他工作打乱这一规律之外，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大病初愈，也是如此。对于遇夫先生来说，生命的意义即在于工作。所以湖南师范学院的公祭文写道：“不顾病后身体衰弱，加倍努力工作，终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

　　“夕照从来分外红”，是他抗战期间所作某诗中的一句，以之来形容遇夫先生自己的晚年，是再恰当不过了。遇夫先生的晚年，像殷红的夕照，像摇曳的烛光，只要还未落山，只要仍有蜡液，就散发着光明，直到生命的尽头――这一天是1956年2月14日，享年71岁。

　　（作者杨逢彬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柳岸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