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与训诂学复议

　　摘要：训诂与训诂学有其历史所赋予的特定涵义，章太炎、黄季刚是独立训诂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而陆宗达、王宁则为训诂学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王宁在当代建立了一个以汉语词义学为主干、以说文学和字源学为辅翼的新的学科体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键词：训诂；训诂学；解释学；章黄；陆宗达；王宁

　　中图分类号：H1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08)03-0058-06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登载过一篇题为《20世纪训诂学学科名称定义的争论》（以下简称《争论》）的长篇文章，其《摘要》云：“关于学科名称定义的讨论主要经历两个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学科研究的发轫阶段，以及70年代末直至今天的学术锐进和日趋兴盛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主要有‘字义学’、‘语义学’、‘解释学’和‘语义学加解释学’等几派观点。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训诂学即解释学（注释学）’的观点较为科学，……。”

　　且不说文中所谓“发轫”和“锐进兴盛”的“两个阶段”的划分与概括是否符合实际，也不说“争论”的提法是否过甚其辞，《争论》至少在有关“训诂学”的界说方面作了一番梳理的工作，而且其作者也在尽量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但由于客观上与主观上各种不可避免的原因，对各家界说的学术背景似乎还不甚了了，因而对其界说的理解也就必然会产生某些偏差。这是不足为怪的。

　　一

　　承蒙作者也把拙著《简明训诂学》有关“训诂学”的界说列入其中，并评价说：“注意从整体出发去给‘训诂学’这个概念做出界定，尤其是定义（即拙著定义）更是分别从训诂学的工作对象、工作任务、工作内容等方面分别予以阐述，并指出‘综合性’和‘实用性’是训诂学的两大特征。”可同时却又引用某人文章，认为拙著界定的“不足之处”是“存在混淆‘训诂’和‘训诂学’概念，缩小训诂学研究对象范围等毛病”。这前后评述显然自相矛盾，既然说是“注意从整体出发”“做出界定”，怎么又说成“混淆概念”，“缩小对象范围”呢？这里有必要声明一下，学术研究应当提倡批评，但一定要合乎事理逻辑，否则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有可能误导读者。

　　拙著《简明训诂学》于20余年前出版，不敢说有多高水平，但早已分清了“训诂”和“训诂学”却是事实：

　　“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训诂’有其特定的涵义。陆宗达先生在其近著《训诂简论》里指出：‘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叫做训诂。’（1980年版，2页）这个提法，不仅符合我国训诂发展史的事实，而且揭示了训诂作为一门学术的本质特性。”

　　以上引文表明，拙著已经给陆先生为“训诂”所下的定义以充分的肯定，丝毫没有一点含糊。不仅如此，还特别强调：

　　“这门学术发展到今天，学术界不采用更为通俗的如‘解释’‘注释’‘注疏’等名称，而仍然沿用这个一般人感到生疏的传统的惯用语来命名，就是因为‘训诂’这个词具有历史赋予它的特定的涵义。”（同上）

　　这已经说得十分清楚，“训诂”并不等同于“解释”。既然如此，“训诂学”当然也不等同于所谓“解释学”。接着，拙著这样概括对“训诂学”的认识：“训诂学是以古代书面语言的训诂为研究对象，以语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门独立的科学。”（同上）简言之，训诂学是研究训诂的科学。如此阐述，不敢说十分完备，但至少没有混淆“训诂”与“训诂学”这两个概念。这是应当肯定的。

　　经过20年之后，另一部拙著《新著训诂学引论》已面向读者。关于“训诂”，这部新著从“起始意义”、“常用意义”、“学术意义”三个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与概括，从而梳理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

　　“一个名称术语从产生到成熟，一般总是包含着三个层面的意义，即起始意义、常用意义或一般意义、学术意义或特定意义。”

　　“起始意义，即语源学上的意义。‘诂’当指古词古语，因而解释古词古语也称作‘诂’。‘训’加言旁，当指本为难懂致碍之词语，通过说释使之顺畅，因而注疏疑难之词语亦谓之‘训’。”

　　“黄侃所云‘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正是揭示了它的常用意义。”

　　“作为一个学科的专门用语，‘训诂’有其特定的含义，即学术意义。……训诂是在古代文献的范围内，为克服语言文字障碍而进行的专门性的学术工作。”

　　总而言之，笔者依然认为：所谓训诂，是针对古代文献，用已知或易知的语言对未知或难知的语言进行科学解释的专业性的工作。

　　在未知或难知的语言现象中，古代的语言文字和不同地区的方言及其用字最为突出，其数量也巨大。因此，排除语言文字上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所造成的隔膜，科学地解释古语和方言，即成为训诂工作的主要内容。《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显然是说，如果没有称谓对天地万物加以区别和归类，无差别的万事万物只能存在于一团混沌之中；只有有了称谓，天地万物才能在理性秩序中寻找到适当的位置。循此思考训诂学，即使有了语言文字，如果不能得到准确的解释，那么人类依然处于混沌思维；如果有了语言文字而又能得到适当的解释，那么人类才能转向理性思维。这样说来，语义作为训诂学研究的中心内容，是十分自然的了。众所周知，人类文明的建立，是以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而以消除时空隔阂、科学解释古代文献为目的的训诂工作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列宁曾深刻地指出：“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由“训诂”定义的讨论，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发：一、要把一个词语的一般涵义与特殊涵义区分开来；二、一个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确定一个专门术语所表示的概念，应当考虑历史所赋予它的特定涵义；三、人类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因此有些术语要慎重考释；四、概念的明确和定义的科学性，是学科研究之深入与准确的基础。

　　二

　　关于“训诂学即解释学（注释学）”的定义是否“最为完备、科学”，很值得辨析。说到“训诂学”的界说，在学术史上，不能不提及章太炎、黄季刚两位学者，是他们奠定了训诂学之现代化的基础，初步建立了训诂学的学科体系，使训诂学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地位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上世纪初，章太炎即组织国学讲习会，为当时青年开讲《说文解字》、《尔雅》、《广雅疏证》、《毛诗》等，早期受业的就有黄侃、钱玄同、沈兼士等。不久即撰成《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国故论衡》等重要著作，并倡导改“小学”为“语言文字之学”。这反映了太炎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现代化意识。他以语义为核心，以“变易”和“孳乳”（《文始•叙例》）作为语言和文字演变的两大规律，并运用比较和音义结合的方法，进而探索语言起源与发展规律，提出了由“直训、语根、义界”三者构成的专门方式。在此基础上，沈兼士于1920年提出建立训诂学的设想，然而未能如愿。

　　章太炎之后，对训诂学学科建设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当首推黄季刚（侃）。他作为太炎先生的弟子，在文字、音韵、训诂领域独树一帜，其著述由黄焯整理出版的有：《手批白文十三经》、《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尔雅音训》、《说文笺识四种》、《黄侃论学杂著》等。二十年代初，黄侃讲授训诂学，并草拟《训诂学讲词》，是为教学大纲，包括“训诂述略”和“十种小学根柢书”两大部分。他首次明确了“训诂”和“训诂学”的定义，认为“训诂”即“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而训诂学则必须“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划分了“本有之训诂与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与解经之训诂”等界限，提出了“互训、义界、推因”的三种训诂方式，勾画了由“求证据、求本字、求语根”构成的训诂原则；从而创立了独立的训诂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框架虽然比较粗疏，但毕竟标志着训诂学已经真正独立的地位。显然，训诂学的真正奠基人是黄季刚，这已成为学界之共识。他所推荐的十种根柢书是：《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广雅》，《说文解字》、《玉篇》、《类篇》，《广韵》、《集韵》。其中前五种属于训诂之义书，中间三种属于文字之形书，后两种则属于声韵之音书。此外还有六种辅助书。由此可以看出，季刚先生为训诂学学科所作的思考是全面而又精细的。这对后来陆宗达、王宁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争论》一文曾引述陆宗达、王宁合著的《训诂方法论》中的界说：“它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如果把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扩大到各个时期的汉语，包括现代方言口语的词义，就产生汉语词义学。”“可见，训诂学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很有意味的是，该文作者又依据某人之说，也给陆、王之界说扣上“完全混淆了‘训诂’和‘训诂学’的概念”的帽子。这不能不说有“先入为主”之嫌。

　　本文前面曾论及章太炎、黄季刚在奠定与建立训诂学学科上的重大贡献。而在所谓“锐进兴盛阶段”，就不能不提到陆宗达、王宁在推进训诂学学科之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突出成就。陆先生于上世纪下半叶在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中造诣深厚、久负盛名。笔者曾这样评价：“陆宗达先生，是从传统小学的学术营垒中走出来，又接受了新时代科学洗礼的一位国学大师，在当代中华学术史上曾起过承前启后、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陆先生的助手与继任者的王宁教授，则是在传统文字学、训诂学、字源学领域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领军人物。

　　众所周知，在先后“西化”、“苏化”之风潮造成传统训诂学断裂的时期，陆先生率先以《谈谈训诂学》、《训诂浅谈》呼唤训诂学的复苏；“文革”结束后，其《说文解字通论》、《训诂简论》的出版，则正式宣告了训诂学的“凤凰涅盘”。80年代初，王宁忠实地继承并谨严地发展了陆先生的学术思想，先后发表《训诂学的复生发展与训诂方法的科学化》、《谈训诂学的理论建设》等系列论文，论述“训诂学在当代的理论价值与实用价值”，强调训诂学“奠定了汉民族语言词义学的基础”，提出要总结出切合汉语实际的规律，“路子还要从本民族的传统科学中去找”的战略设想。在陆先生逝世后的十余年里，王宁上承章、黄，下继陆先生，在推进传统学术之科学化方面，付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劳动。拙著《新著训诂学引论》后记曾有一段表述：“王宁先生是当代文字训诂学家，她为训诂学的理论建设、文字学的现代归趋、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词汇学的融合，已经并仍在作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当时限于体例，不可能展开论述。今借本文之论题稍事阐述以发挥其意旨。

　　首先，她进一步梳理了训诂学的术语，总结了训诂学的原理。80年代末，由于训诂学术语之概念层次逐渐清晰，王宁即着手建立训诂学术语体系：一是清理旧有的概念，二是系联同类相关的概念，三是辨明异质概念的内在差异，四是理顺上下位概念的层次。所撰写的文字训诂方面的论著，即显示了训诂术语体系的严密及其功效。在此基础上，她总结了训诂学、文字学、字源学方面的原理。所谓训诂学原理，是指她所说的文献词义理论，其中包括对训诂现象的科学解释，对文献词义的存在形式、运动规律、性质特点的科学论述。所谓字源学原理，是指对传统字源理论的辩正，提出汉语词汇积累的原生、派生、合成之三阶段说。与此相联系的，是由传统语文学继承并发展起来的语义观，即语义中心论、词汇意义系统论、语义独立研究价值论。

　　其次，她从理论上阐释了训诂方法及其程序分解上的科学依据。王宁吸收了西方普通语言学和语义学的理论与方法，又从传统文献训诂的实际出发，提出区分词与词项这两个具有应用意义的概念，设置义位与义素这两个层次不同的分析概念，从而建立关于词义内部结构的层次分析法。如此操作与检验，才能使同义词的意义异同、同源词的意义关系、义界的构成原理、直训在言语中成立的性质等一系列问题都得到清晰的说明。

　　再次，她确立了训诂学在当代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并开始重建汉语词汇语义学。早在20多年前，王宁就发表了《试论训诂学在当代的发展及其旧质的终结》和《再论训诂学在当代的发展》两篇极有份量的论文，根据训诂学的历史状况和现代语言学已经形成的学科结构，高屋建瓴地指出：在语言学领域，训诂学应当与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衔接。20年之后，她又发表《汉语词汇语义学的重建与完善》（2004年）一文，系统论述汉语词汇语义学应当在自己的传统中加以总结，因为其传统含有全面而又彻底的科学语义观，因而有可能产生先进的方法。她提出，在语义层面的研究上，既要坚持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起反作用的观点，又要坚持科学的系统论，这是语言研究无数成功的事实已经验证了的。应当说，训诂学的这种学科定位，不失为世纪之交的一种全新的思路。

　　此外，她着手创建汉字构形学的体系，开展了汉字史的系统研究。王宁从系统论思想出发创建汉字构形学，认定科学的汉字学应当是对汉字本体即字形的研究，在共时历史层面的汉字总体有其自身的构形元素，这些元素有自己的组合层次与组合模式，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是相互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据我所审阅的多篇博士生学位论文来看，近十几年来，她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她的十余位博士生用统一的术语和操作程序，先后对历代各种各样的汉字形体进行了认真的整理，逐一描写其构形系统，考察其总体演变规律，从而完善了汉字构形学体系。这个使汉字学与汉字史都进一步科学化的壮举，已经得到学术界的高度称许和教育部有关部门的积极肯定。

　　以这样的学术大背景来观照其关于“训诂学”的界说，我们就会有更为深刻的解读。陆、王是说训诂学“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这显然是就传统训诂学的实质而言。接着又说，“如果把它的研究

　　对象范围扩大到各个时期的汉语，包括现代方言口语的词义，就产生汉语词义学。”请注意，说的是“如果”“包括现代方言口语”！可见，前一句说的是传统训诂学的本质，后几句说的是训诂学未来的定位。这与何九盈先生的见解完全一致。如果象《争论》的作者那样，仅仅把它单纯当作“训诂学”的界定，那是由于没能准确理解陆、王两位的深刻思考所致。

　　总括以上所述，一个以汉语词义学为主体、以说文学和字源学为辅翼的学科新体系，正在中华学术的地平面上呈现。这就是王宁教授给当代学术界的丰厚献礼，无疑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