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兴起

　　1898年发生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政治革新，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自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达“定国是谕”开始，至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幽禁光绪，变法总共经历了103天。当时澳门的《知新报》称其为“惊天动地、千百年未有之事，波涌云连，忽起忽落”，形容变法自上而下，迅猛异常，但真是忽起忽落吗？

　　内忧外患

　　戊戌变法前，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政府政治日益腐败，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农民纷纷破产。19世纪前大半个世纪，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特别是19世纪中期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更是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频繁的农民起义往往让清政府顾此失彼。太平天国被镇压后，人民革命斗争暂处低潮。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进一步暴露，人民斗争又逐步高涨。1895年后的几年，全国各地发生了许多暴动和起义，如1896年江苏川沙佃户的抗租斗争，1895年湖南浏阳抢米事件，甘肃回民反清起义等。这些斗争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加上天灾频仍，民不聊生，逼迫其思考变革。

　　1894年的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宣告结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两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与日本。在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下，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但中国须再支付赎辽费白银3000万两。以当时清政府的财力，支付这笔款项根本不可能，只好以关税收入为担保向当时的英、法、德各国筹借外债。为此，中国关税完全置于外人之手。与此同时，依据早先的“中法商务条款”和各国的最惠国待遇，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在中国争夺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权利，并纷纷在中国开设工厂、设立银行，掌控了中国的经济与金融命脉。1897年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借口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日本也不甘落后，强迫清政府将福建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列强瓜分中国意图昭然，使当时清朝政府朝野皆感亡国灭种的危机和紧迫。

　　光绪鉴于民族危机也不得不考虑如何使中国富强进而抵抗外国侵略，免除亡国灭种的危机，以维护清朝自身的统治地位。在慈禧太后因感自己权力不保而发动政变那一天，她当面指斥光绪：“变乱祖法……背祖宗而行康(有为)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慌乱中的光绪仍然道破了列强的瓜分实乃变法的最初动因。其实这也是包括帝党与后党在内的当时各相关阶层最初不反对变法的最根本原因。戊戌变法之初，慈禧即向光绪表示：“变法乃素志”，“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面对时局，慈禧也希望能通过变法富强起来。不只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如此，甲午战后的瓜分之祸使清政府的许多主要高层官僚也赞成改革。其时有李端�言学，荣禄、胡熵�言兵，翁同禽禾议昭信股票，袁世凯观瓜分图，张之洞、刘坤一等赞助强学会……可以说，此时的民族危机触动了许多主流阶层言变之心。

　　思想启蒙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便开始随着坚船利炮进入古老的中国，早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士大夫成了“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他们翻译西学，介绍“西方之长技”。林则徐组织翻译了1836年英国人慕瑞编写的《世界地理大全》，改名为《四洲志》；魏源则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扩撰《海国图志》，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另外，同时期还有徐继畲著《瀛寰志略》，都是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作，这成为戊戌变法时期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主张最原始的思想源泉。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显现，以奕助、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清朝开明绅士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看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先进技艺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文化思想。此时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广泛宣传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如早在1887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便在中国创办了一个出版机构――广学会，主要介绍西学。1890年李提摩太接管广学会，并担任《时务报》主笔，系统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在这过程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其中以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为代表，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变法图强，发展资本主义，并提出“商战”，实行君主立宪，无疑对后来参与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影响极大。

　　1888年康有为乘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之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要求光绪帝纡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1895年春，康、梁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激愤，奔走相告。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虽遭清廷拒绝，但它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此后，康有为联合当时的一些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等在张之洞的资助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维新著述；同年，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1898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在湖南创办《湘报》。这些报刊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响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为中国衰弱落后的根源，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影响遍及全国。

　　经过甲午战争的洗礼，光绪皇帝深感耻辱，在朝野变法图强热流的启迪下，也开始萌生出了朦胧的维新变法思想。1895年，顺天府尹胡橘上了一道名为《条陈变法自强事宜》的奏折，最早向光绪皇帝介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法国的资本主义，鼓励其仿效变法，修铁路，开矿场，办邮政等，以图自强不久，刑部侍郎李端上《请推广学校折》，从推广新式学校这一侧面，向光绪提出了变法的看法。光绪皇帝对这些奏折都详加批览，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为更进一步解了西方各国的具体情况，光绪还时常召见刚出使回国不久的户部侍郎张荫恒，详细询问欧美、日本各国情况。张荫桓“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启秀圣聪，多赖其力”。在这一时期，康有为也为推动维新变法，连续七次上书光绪帝，深深影响了光绪皇帝的思想。维新思想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酝酿，在相关阶层的传播推广，为戊戌变法做了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