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湾事件与戊戌变法

　　1894年甲午战后，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维新选择，然而由于实实在在的危机深深刺激着，中国朝野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迅速放弃了先前洋务运动这个“跛足的现代化方案”，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开始了一个维新时代。经过大约两年时间的奋斗，中国面貌可谓焕然一新，大有3年初见成效之气象。然而不到3年，“胶州湾事件”突然发生，不仅破灭了中国3年初见成效的美梦，而且直接引发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使中国政治因此发生根本逆转。

　　三国干涉还辽

　　胶州湾事件并非突兀而起，实际上是甲午战争，尤其是《马关条约》的后遗症之一。日本的战争目标，当然不是为了使朝鲜脱离中国那样简单，即便此时没有将中国吞并的能力，但日本政界、军界、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将中国肢解，尽可能多地占据中国土地。日本海军部主张割取台湾全岛，陆军部主张占领辽东半岛，日本政坛对外强硬派主张割取盛京及台湾，改进及革新两党则主张日本占据山东、江苏、福建、广东4省，自由党主张割取吉林、盛京、黑龙江3省及台湾（参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1页）。

　　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引起列强高度关注，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在华利益不受损害，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赞成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所以，他们不能不积极调整在远东的外交政策。

　　德俄法英诸国立场也为中国方面大致了解。1895年2月21日，李鸿章在交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来到北京，在此后几天时间里，他除了和光绪帝，以及军机处同僚讨论谈判预案、对策外，更拿出时间、精力与各国公使交涉，寻求帮助。24日，李鸿章前往各国使馆拜访，其实就是想探明各国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出手相助，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出手相助。各国公使在当天的面谈中并没有给予肯定答复，因为他们也要和各自政府沟通商量。当天，李鸿章致电出使英、俄大臣，让他们务必动用一切资源，请求两国设法出手救助中国，遏制日本。

　　李鸿章的请求，其实正合乎各国利益和要求，英、法、俄三国密切磋商，至少在2月25日就达成基本共识，表示一旦日本公布了索要价码，而中国政府又感到为难，那么他们就会联手相助，劝告日本。这多少应该有助于中国政府特别是李鸿章重建信心。有了这点信心，中国政府的做法便趋向于积极主动。3月2日，朝廷命出使各大臣向英、俄、法、德递交国书，请求这几个国家务必出面劝说日本公道议和，不要欺人太甚。

　　清政府的请求与劝说很快有了回应。3月8日，德国劝说日本不要谋划割让亚洲大陆土地。这个劝说与俄国先前劝说大致相同。13日，英国政府也对中国的请求给予回复，答应将相机劝助中日议和。英国的态度稍显消极，不似德、俄两国那样积极。

　　3月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马关；3月30日，中日就停战条款达成协议，第二天即4月1日，日本政府提出媾和条件4大项，即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台湾及澎湖，赔款三万万两，减低子口税等。

　　割让辽东半岛问题提出后，理所当然遭到了清政府反对，但日方丝毫不让步。

　　虽然中国没有力量在谈判桌上说服日本人，但列强决不希望日本在中国抢占那么多地方。4月8日，俄国正式邀请英德等国共同干预日本对辽东的要求。德国对这个要求欣然答应，而英国则婉拒。俄国再找法国商量，法国同意与俄国等一道劝说日本。

　　在获得了德国、法国支持后，俄国政府底气更足，遂于4月11日决定不会允许日本人占有南满，也就是中日间争执的辽东半岛。16日，俄国御前会议决定对日干涉，德皇也在这一天致书俄皇，表示支持其在远东的行动，稍后即训令德国驻华舰队与俄国舰队一致行动。

　　三国愿意出面劝阻日本对辽东半岛的割让当然不是无代价的支援中国，而是各有各的想法、目的。法国公使施阿兰于4月13日向总理衙门要求将云南猛乌、乌得划归越南，实际上就是划给法国，因为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德皇于4月16日致信俄皇表示支持俄国在远东行动时，明确表示德国希望在中国得到一个港口。由此就为两年后胶州湾交涉埋下了一个重要伏笔，而胶州湾危机又引发了1898年政治变动。德国坚定支持俄国对日本进行干预，还有另外一个战略考虑，那就是想将俄国势力引向东方，以减弱正在崛起的俄国对德国所形成的巨大压力。至于俄国，它的利益更明显，日本在亚洲大陆每前进一步，都以侵害俄国利益为代价。日本在朝鲜开战后，俄国人就感到了紧张，以为日本踏上大陆，终将侵害其在亚洲的利益，但是俄国此时并不愿帮助中国与日本对打，而是看着中日两国厮杀，等待双方筋疲力尽时，俄国人再适时出手，四两拨千斤。所以，三国同盟虽然在干涉劝阻日本时是一致的，但他们的各自想法也是令中国头痛的一件大事。只是这个头痛并不立马发作，所以中国人还是很乐于甚至很期待接受三国干涉与调停。不管怎么说，三国同盟软硬兼施终于使日本最终放弃了辽东半岛，中国度过了暂时的危机，大致保持了大陆部分的领土完整。只是“还辽”后患实在太大，除了深刻影响后来上百年的台湾问题，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胶州湾事件的发生。

　　德国觊觎胶州湾

　　作为参与三国干涉还辽的国家之一，德国在甲午战后也一直在谋求最大的在华利益，而且是第一个获得“酬劳”的国家。当辽东半岛的归还根本没有头绪的时候，德国驻华公使绅珂就于1895年9月奉命向中��政府提出要求，表示到目前为止，德国还没有像其他列强那样在中国拥有租界，因此他希望中国政府同意德国在天津、汉口两地开辟专管租界，以扩展德国在当地的商务。

　　与此同时，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也在柏林向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提交“租界节略”，称中国通商口岸之有英租界，或间有法租界，已多年矣。而在中国之德国商人，因无本国租界，不免散居他国租界内，几作英、法诸国之寓客，事多不便。鉴于中德之间商业往来日趋增多，不便之处越来越明显，德国商界希望由政府出面，与中国政府协调此事，在中国相宜口岸建立自己的租界[参见许景澄：《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一年七月），《许文肃公遗稿》卷8，外交部图书处1918年刊本，第47页]。

　　为了感激德国在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时的帮助，总理衙门迅即同意了德国人的要求。1895年10月3日，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汉口租界合同》，同意德国在汉口无偿获得600亩永久租界；10月30日，双方又签订《天津租界合同》，同意德国在天津地面获得1000余亩永久租界，不过这些土地不再是中国政府无偿提供，而要由德国政府出价收购。同时合同之中也约定，凡中国人在划定的租界内享有土地所有权而不愿出卖者，由中国政府负责以强迫手段执行。

　　汉口、天津租界的设立，使德国在中国沿海和长江沿岸获得了立足点，成为继英、法、美之后第四个在中国辟有专管租界的国家。但德国并不以此为满足，它的目标是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海军基地。

　　早在1895年9月，德国就考虑过向中国政府租借胶州湾[参见（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05页]，后因故未能成立。12月29日，马沙尔在与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面晤时表示，由于德国军舰在中国没有基地确实存在着许多不便，希望中国政府或租或借，允划一地储煤屯船，一是有利于保护中德之间的商业往来，二是有利于远东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均衡。果如此，以后一旦远东有事，或者中国万一再遇到什么麻烦，德国就能够方便、及时出面协调或干预，这对中国亦甚有好处。马沙尔还对此解释称，德国政府的这个要求，只是出于对远东均势的考虑，“非有占地他意，请勿疑”。对于马沙尔的请求与解释，许景澄当场予以答复，中国政府对于德国的要求与诚意决不会怀疑，然而困难在于，中国如果允许德国租借港口，其他国家势必仿效，恐怕中国无法答应[参见许景澄：《致总理衙门电》（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许文肃公遗稿》卷10，第22页]。德国租借港口的要求被婉言拒绝。

　　翌年6月，李鸿章在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后返国途中顺访德国。德国政府乘机又向李鸿章提出租借一个海军基地的要求，德国的理由是，为了实现维护亚洲的均势和中国完整的政策，所以需要为德国的舰队获得一个基地，这是德国远东政策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德国政府进一步诱导李鸿章，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德国的要求，德国政府准备同意中国政府增加关税。对于德国的要求，李鸿章并不表示认同，他除了含糊地表示将在北京支持德国租借一个港口外，并没有对德国人作出任何承诺[参见（英）菲利普・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179-180页]。

　　同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派遣海军大将蒂尔匹兹到远东担任德国驻华舰队司令。蒂尔匹兹在中国沿海一带经过仔细勘察后，认定胶州湾最适宜于建立德国海军基地，在他看来，胶州湾有良好的停泊场所，易于设防，且所费不多，附近有煤田，气候又适宜于欧洲人。

　　蒂尔匹兹的看法获得了德国人的共鸣，曾任德国驻天津领事及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也认为胶州湾适宜于建立德国海军基地，其优点有：它的位置不仅便于控制山东，而且便于控制整个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北部；它适宜于修筑船坞和码头；它能提供足够开发的富饶腹地；交通路线易于修筑；它对修筑一条铁路通往北京来说是一个好地方；它的居民体力和智力在中国都是最强的。

　　德璀琳1864年来华，为中国海关四等帮办，后累升至税务司职。为人精明能干，很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1878年，李鸿章向总署举荐时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协助英人赫德兴办华洋书信局，此为近代中国邮政事业的肇始。1880年，李鸿章委派德璀琳为总办，为北洋水师修造大沽船坞，于是德璀琳对中国的海军以及中国沿江沿海的地形地势都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他的6点分析不乏真知，也获得了蒂尔匹兹的认同。

　　蒂尔匹兹与德璀琳的分析与建议获得了德国政府的接纳，于是德国政府决定在将来一个适当的机会设法占有胶州湾，修建德国海军基地。

　　就在德国政府刚刚决定在“将来”某一个时间设法占有胶州湾，这一方案既没有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甚至根本就没有向中国政府通报，德国政府竟然于当年11月29日委派水利工程师福兰西斯访华，对胶州湾的地理、气候、物产、人口等各方面进行详尽调查，制定了一个占领胶州湾的行动计划。

　　有了明确的行动计划，德国开始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行动。1896年12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租借胶州湾50年的要求，只是其理由毫无新意，这当然给中国政府婉拒提供了借口，总理衙门依然以先前同样的理由表示担心其他国家援例。

　　德国政府没有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租借胶州湾的愿望。不过，总理衙门也没有彻底关闭讨论这一问题的大门，而是提出如果德国能够向中国保证其他列强如法国不会提出类似的要求，那么中国方面或许可以开始与德国讨论这一问题。对于清政府的一再婉言拒绝，德国政府也制定了应对策略，他们决定依赖在华传教士和军事教官制造事端，这样德国方面就可以利用报复的机会，乘机强占，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同中国政府讨价还价，迫使中国政府接受。

　　对于强占胶州湾可能引起的外交困难，德国政府也作了详尽的沙盘推演。他们认为英国人对此可能不会反对，法国也许会有一点小麻烦，但主要的麻烦可能来自俄国，因为清政府曾经允许俄国舰队在胶州湾过冬，俄国政府可能会对德国的强占视为侵犯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化解可能来自俄国政府的干预，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出马，于1897年8月出访俄国，当面直率试探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态度。俄国方面表示，俄国的在华利益主要在中国东北地区，对俄国来说最重要的港口应该在辽东半岛而不是胶州湾。

　　有了俄国政府的默许，德国方面开始实施军事占领的计划，随时准备利用中德之间可能爆发的一切危机为其实施军事占领提供借口。

　　巨野教案引发危机

　　耐心的等待终于为德国迎来了绝佳的机会。1897年11月1日，德国传教士韩理和能方济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磨盘庄被当地的大刀会杀死。

　　巨野教案的爆发有着复杂且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政治背景，只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个对德国人来说原本应视为惨案的事情，却成了德国人无法掩饰的期待。11月6日，德皇威廉二世接到了这一案件的官方报告后，对两名德国传教士的不幸被杀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哀伤，反而情不自禁地表示中国人终于给德国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与事件，公然叫嚷要“采取严重报复手段”，“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华人”。于是立即命令德国远东舰队迅速从吴淞口驶往胶州湾，不惜代价，强行“占领要隘、城市或其他适当地点”（参见《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第195页）。

　　11月13日，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棣利士率三艘兵舰驶抵胶州湾，并于次日晨强行登陆，占领胶州湾周围各个山头。稍后，德军给清军守将章高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在胶州湾一带的驻防兵勇必须在限定的48小时内全部撤退，否则后果很严重[参见《山东巡抚李秉衡电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9年，第9页]。德国占领军还狂妄地张贴告示，宣称他们之所以出兵占领胶州，是因为有两名传教士在山东被杀，要求青岛口等处地方各色商民人等知悉，务必仍照常安分营业，不得轻信谣言煽惑。否则，按德国军法从事（参见《义和团史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78页）。

　　德军的狂妄无疑欺人太甚，但清政府方面考虑到德国肯定是在借巨野教案为由进行要挟，于是不愿为德国方面留下更多的口实，遂命章高元率部和平撤退，不要轻起兵衅，以免引起更多的外交麻烦。

　　对于德国政府的企图，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当巨野教案发生、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之初，山东巡抚李秉衡就报告清政府，指出德国借巨野教案出兵占领胶州湾是蓄谋已久的阴谋，即便没有巨野教案，德国方面也会制造或利用其他事件以达到其占领胶州湾的政治目的。李秉衡建议清政府应该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迫使德国从胶州湾退出，另一方面如果德国方面不听从中国的劝告坚持军事强占胶州湾的话，那么中国必须坚守强硬立场，增添兵勇，与之决战[参见《山东巡抚李秉衡电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对于李秉衡的分析与建议，清政府部分同意并接受，承认德国强占胶州湾确实是蓄谋已久，同意山东方面为此增添兵勇，除了由总理衙门与德国驻华公使进行交涉外，也指示中国驻德国公使与德国政府进行直接交涉。但是对于李秉衡及山东地方有意与德国军队进行决战的请求，清政府表示不能同意。其理由是，既然德国强占胶州湾是蓄谋已久的阴谋，那么中国方面就不能被其阴谋所左右，中国军队只有镇静以待，任其恫吓而不为之所动，断不可先行动手，以免让德国寻找新的理由与借口。否则，轻言决战，立起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恐怕将来更难收拾[参见《军机处寄山东巡抚李秉衡电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0页]。

　　清政府避战求和的心态当然也无法瞒过德国方面，德国政府充分利用了中国政府的这一心态。当中国政府向德国公使表示中国将严肃处理巨野教案，必将给德国一个满意的结果时，德国公使却表示德国政府不可能满足于“一般性质的要求”，因为巨野教案确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1月15日，德国政府内部决定，为了达到继续占领并最终拥有胶州湾的目的，必须充分利用巨野教案极大提高德国政府的要求，这些过高的要求务必使中国政府根本无法履行，这样德国就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拖延军事占领，并最终达到拥有胶州湾的目的。

　　德国政府的“慷慨”终于打动了俄国。11月30日，俄国政府向德国政府表示，俄德两国在胶州湾问题上只是有一点误会，俄国政府期待德国政府消除误会积极合作。第二天，俄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声明俄国可以不反对德国对胶州湾的军事占领，也充分相信中国政府一定能够满足德国方面的要求[参见《驻彼得堡代办齐尔绪基致外部电》（1897年12月1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83页]。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又向中国政府索要条件，宣称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满足它的条件，俄国政府仍愿意劝说德国退出胶州湾。这3个条件是：“1、俄国水师提督兵船开至胶州时，清政府应饬地方官照应一切；2、中国北方各省所用德国及他国教习，必须一概撤退，换用俄国人；3、东北各铁路建造时，用俄国人及俄国贷款；又，松花江、嫩江俱准俄船行走，黑龙江下游不准中国行船[参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3），第178页]。

　　中国政府原本指望俄国政府出面干涉促使德国尽快从胶州撤兵，现在看来俄国政府不仅没有足够的把握劝说德国撤兵，反而乘机向中国索要更多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只能改变先前先撤兵后谈判的前提条件，同意与德国政府就巨野教案依照德国政府提出的6项要求进行直接交涉。12月4日，总理衙门与德国公使达成初步协议，同意接受德国政府6项要求的前3项，以此诚意换取德国能够从胶州湾撤兵。然而中国政府的诚意并没有取得如期的效果，反而坚定了德国继续占有胶州湾的信心。德国公使至此明确提出租借胶州湾作为德国当年参与干涉还辽的报酬，总理衙门表示完整地将胶州租借给德国可能会有困难，但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开放胶州，并承诺不会将胶州租借、割让给其他国家，德国可以在胶州设立租界、建造铁路。至于德国希望在中国沿海寻求一个不冻港，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将华南某一港口租借或者直接割让给德国。对于中国政府的建议，德国方面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德国政府似乎意识到中国政府的方案实际上是在玩弄“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是希望将德国引入英国的势力范围，造成英德之间的冲突。因此，德国政府将计就计，在拒绝中国政府建议的同时，还巧妙地将这方案告诉英国政府，以此换取英国政府对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支持。对于法国和日本，德国也进行了安抚外交，重申支持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强调德国占领或租借胶州湾，决不会侵害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这样，英、日、法等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默认了德国对胶州湾的占领。

　　改革思想的酝酿

　　或许是机缘巧合，当巨野教案发生前四天即1897年10月26日（十月初一日），一张仿英国《泰晤士报》的中国报纸在天津紫竹林租界诞生，此即后来影响深远的《国闻报》。正是由于这张报纸的诞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胶州湾事件过程中的态度，以及改革思想是怎样酝酿的。

　　《国闻报》的创办人为严复、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严复此时的本职工作是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兴趣主要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海战中国海军蒙受了巨大打击，所牺牲的将士中或是严复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或为留学英国的战友，或为其北洋水师学堂的门生，因此严复所受到的刺激远比一般人来的更强烈，于是他在此后一段时间奋笔疾书，探究中国失败的根源，提出中国发展的方向。在甲午战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严复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奠定了其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政论界的地位，与在南方鼓吹维新思想的梁启超一起被誉为“南梁北严”。

　　《国闻报》的创办宗旨，只有一句话，即“将以求通焉耳”。怎样“求通”？只有两句话：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具体而言，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参见《国闻报缘起》，《严复集》（2），中华书局1986年，第453-455页]。

　　基于这样的办报宗旨，所以当巨野教案发生尤其是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国闻报》理所当然地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及时翻译、介绍、评论西方国家消息、动态，发表一系列社论，痛斥列强对中国的觊觎、蚕食，批判清政府愚昧、无知，对于稍后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思潮、运动的高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先导作用。

　　当严复在北方放言高论时，胶州湾事件也深深刺激了南部中国知识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试图改变3年来湖南维新运动的性质，为由胶州湾事件而引发的民族危机作最坏的准备。他们的计划是，一旦北方局势持续恶化，就以湖南为基地策动南部中国的独立。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或简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之一，是他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地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惟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

　　变法之初

　　康有为政治改革等建议引起包括光绪帝在内的许多人的兴趣，但在清帝国拥有重要权力的恭亲王奕对康有为的建议，特别是康有为的人品却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确实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但任何改变都必须慎之又慎，“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参见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1），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58页]。恭亲王的警惕阻止了康有为。然而无法阻止的是，5月29日（四月十日）恭亲王病逝。

　　6月1日，康有为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名义上奏光绪皇帝，诱导光绪皇帝利用当前时机“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参见《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2页]6日，康有为上书促请皇帝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而一人心，以变法维新为行政方针，天下更始[参见康有为：《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1898年6月），《康有为政论集》上，第256-257页]。8日，康有为又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拟定一个奏折，请明定国是。

　　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先是到乐寿堂向慈禧太后例行请安，之后奉太后到景福阁，侍太后早餐毕，光绪帝离开颐和园，返回皇宫的养心殿召集群臣，宣布两道谕旨：

　　第一，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以为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究时务，大多数人主张变法自强。朝廷对于这些变法自强的主张深感欣慰，也曾竭力支持，最近一段时间，朝廷就一些可以立即或即将进行的改革�M行了审慎的研究，筹之至熟，遂作出了决定，这些决定已经通过诏书的形式颁布，如开特科、裁冗员、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等，希望这些措施有助于改善目前中国某些不足的地方，只是由于国内许多地方风气尚不够开放，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议论纷纭，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达坚甲利兵乎？

　　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的意思不外乎是表明清廷对改革的坚定立场，希望那些守旧势力能够认真体察国情，支持政府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某些改革。他强调，当此国是不定的时候，号令不一，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儒学之积弊，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数千年来的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光绪皇帝据此明白宣示，此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方近代学术之有切于中国时务者，实力讲究，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要徒袭西学之皮毛，而要真正掌握和真正领悟西方学术的精髓或真精神，真切理解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的根本原因；不要腾其口说，泛泛空言，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至于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明定国是诏》提出以创办京师大学堂为最亟要务，责成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提出具体的创办方案。将来所有的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内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京师大学堂就学者，均应为其提供方便，准许入学，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所有内外臣工不得对此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参见《德宗景皇帝实录（6）》]。

　　在第二道诏书中，光绪帝指出，方今各国交流越来越多，外交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兹命各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习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情保荐一批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带领引见，以备政府选用。

　　从内容上看，6月11日的两道诏书，虽然标志着百日维新运动的正式开始，但这两份诏书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除了决定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一具体事项外，不外乎是政府有意刷新政治，渴求人才，希望中外大小臣工能够体察政府的深意，各司其职，发愤为雄。在怎样对待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这两道诏书立论平实、不偏不倚，既强调要博采西学之长为我所用，也反对徒袭西学之皮毛的食洋不化；既强调要以代代相传的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也反对徒蹈宋明儒学之积弊，空谈性命义理，无补于时艰。这样两份立论平实、不偏不倚的诏书，实在很难引起一般社会公众和外国政治观察家的注意[康、梁在戊戌政变后竭力夸大所谓《明定国是诏》在当时的影响力，康有为其《自编年谱》中以为这两道诏书是在他的多次影响下颁布的，所以他个人或许在当日确实“欢欣”鼓舞，但很难说“举国欢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在一份奏折中称“臣民捧读（《明定国是诏》）感泣，想望中兴”，但这份奏折实际上是康有为代笔，只是反映了康的个人感受，并不足以说明问题。至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绘声绘色的描写，更是小说家言，不足信。比如他说光绪皇帝“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斥墨守旧章之非，著托于老成之谬，定水火门户之争，明夏葛冬裘之尚，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自是天下响风，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这种描述显然不能当作历史来读。从比较密切关注中国政局演变的赫德的记录看，他在当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两份诏书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更是称这两份诏书是一般性的宣示变法的必要性和预示京师大学堂成立的诏书，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到了随后几天另外一批诏书的颁布，方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以及外国观察家的密切关注，或以为这些诏书将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或以为中国将从此进入一个体制创新的艰难过程。

　　就本质而言，1898年的百日维新是从外交困境开始，而外交上没办法，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没办法；中国经济没办法，又是因为中国政治没办法。所以，这样一环扣一环地推进，终于酿成了戊戌变法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1894-1915：梦想与困惑》《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蒋梦麟传》《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民国遗民：章太炎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