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分治”与戊戌变法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士”是“文武兼修”的一个团体。“文武分治”后，逐步形成了文人清谈政治、武官领兵不带兵，军政大权操于皇帝一手的局面。及至近代，经历了与外战争的惨痛失败，仁人志士开始变法图强以求救国。然而戊戌变法却未能像明治维新之于日本一样带给中国近代化的成功。其原因为何，众说纷纭。但假如历史上“文武”没有“分治”，“士”这个团体不曾消亡，那么戊戌变法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结局。

　　[关键词]士；兵的文化；武士；戊戌变法

　　一、“士”与“文武分治”

　　从历史的观点讨论士的起源问题，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顾颉刚先生《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提到：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曰“国士”，所以表示其贵族之身分，为当时一般人所仰望者也。（1）简单的说，士就是居于国中的低级贵族。余英时先生综合《孟子》及《王制》所记，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们可以确知“士”是古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而此集团中之最低的一层（所谓“下士”）则与庶人相衔接，其职掌则为各部门的基层事务。（2）中华书局编纂的《文史中国――百家争鸣》里关于“士”的定义也大抵相同：“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3）的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做卿大夫的家臣。（4）综上之观点，关于“士”的定义大致可总结为：受过文武教育的低级贵族，他们在内可献策定国；对外可执戈护国。

　　“士”源于西周宗法制下的低级贵族，活跃于群雄争霸、列国林立的的春秋时期，在政治生活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虽然春秋时代已有平民当兵，但兵的主体仍是士族。当时的人可说没有文武的差别。（5）及至战国时期，随着各国政治改革的开展，旧的贵族失去春秋时代仍然残留的一些政治权利，同时，在春秋时代已经兴起但仍然幼稚的工商业阶层开始进入政治领域。传统的贵族政治与贵族社会都被推翻，代兴的是国君的专制政治与贵贱不分、至少名义上平等的社会。在这种演变中，旧的文物当然不能继续维持，春秋时代全体贵族文武两兼的教育制度无形破裂，文武的分离开始出现。（6）至此以后，由列国激荡产生的侠义精神与爱国主义也于无形中逐渐消弭。因为，文武分治、天下一统后，安于自给自足生活的人民不再习武、安土重迁、厌恶战乱，不再愿为国家的存亡入伍征战，所以，自秦汉之后，中国社会逐步开始麻木昏睡，再不复春秋时期活跃积极的面貌。

　　由于“文武分治”与“士”阶级的消亡，中国社会里再也没有一个能文能武的阶级可以在太平时安邦治国、战乱时与外征战，自东汉开始，大一统的中国在面对战争时常常无兵可用而不得不开始借用外族之兵。二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需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这种长期积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最少由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7）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环境（如气候、饥荒等等）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人才有无与外族强弱等等）的支配（8）。雷海宗先生认为，这种消极文化的特征是没有真正的兵，即没有国民，没有政治生活。而追溯其根源，就是“士”阶级的消亡与“文武”的“分治”。

　　二、戊戌变法失败及反思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深感变法维新之重要，他们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革新，推行新政以救国图强，1989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由翁同■草拟的“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颁布上百条诏令，除旧布新，但改革伊始便遭遇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强烈反对，1989年9月21日，慈禧将光绪囚于中南海瀛台，逮捕处决维新人士，废除了除建立京师大学堂外的所有新令，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不久，流往海外的梁启超在总结变法运动的经验教训时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木植之始见萌坼也。”这不是自谦，更不是自我贬抑，而是一个当事者在痛定之后几经深思的反省语、清醒语。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变革与保守势力的过度悬殊及社会现实与变革主张的距离过大。变法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次力量均衡的较量，其失败的命运，在所难免（9）。

　　不难看出，戊戌变法实质是改良派借助皇帝进行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但是，无论从改良派本身还是光绪皇帝及其帝党来看，都不具备与保守派抗争的实力与资本。康、梁等维新人士一味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而光绪帝可倚重之人更是少之又少，于是，在西后黜退帝师翁同■时，“皇上见此诏，战栗色变，无可如何，翁同■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10）及至帝、后两党激烈斗争的后期，光绪帝害怕帝位不保，赐谕康有为等“托诸臣保护，及命康出外求救”（11），康有为等四处奔走求救失败，最终将希望寄托在了“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的袁世凯身上。但袁世凯“反复筹思”，感到光绪帝没有实权，改良派也是书生空谈；慈禧太后却是柄政多年，根深蒂固，最终向荣禄告密，出卖改良派。可见，没有基础的改革派与没有实权的帝党纵然联合也不可能与势力强大的保守派相抗衡。

　　如果历史上没有“文武分治”，“士”这个阶级不曾消亡，他们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而存在，保留着自春秋时便已形成的对国家的关心与热爱，对自己文武兼修的精英要求，同时，他们这种活跃的侠义的精神也为人民提供着潜移默化的价值导向，那么，中国社会也许就不会走向僵化的循环。在近代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士”阶级可以相对清醒的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成为变革维新的先驱，即便联合的仍是无实权的皇帝，面对强大的保守派时，他们却可以以自己的武力资本做屏障，甚至发动像日本倒幕前期那种直取重要人物性命的刺杀来削弱反对派的力量，打乱其阵脚。试想，若是康、梁等维新志士皆可行武，那么在保守派疯狂反扑的时候绝不会只能寄幻想于其他拥有武装力量阶层的同情，而当“盟友”背弃后便再无他法可想，唯有为失败扼腕叹息或是像谭嗣同一样引颈就戮以求唤醒社会变法之精神。反思戊戌变法失败之原因，还可见，维新力量过于孤单弱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改良派只是一心依靠皇帝或是地方官僚，忽略了作为国家最基本力量的人民。而同样的，人民及社会意识对于上层阶级的变革政变亦是没有太大的关心与热情。只要没有损坏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便不会关心国家的状况乃至安危，这便是雷海宗先生所提到的麻木静止的社会，究其原因，便是整个社会缺少一种可以作为向心力的文化精神，使人民犹如一盘散沙。如果“士”阶级一直存在，社会风气便有可能是另一种景象。因为“士”是统治阶级的最末层，他们相对的活跃与流动，与人民的联系相较于统治阶级顶端要密切实际得多，虽然他们是贵族，但极有可能像日本低级武士一样连俸禄都领取不到，那么他们便不可避免的要与手工业、商业甚至农业发生联系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是介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中的特殊群体，而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士”可以非常灵活的在上下阶级之间活动，同时影响施政者与普通人民群体。假如没有“文武分治”，春秋时“士”在社会激荡中所表现出的文武兼修的素养、爱国精神、侠义精神以及对自身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的强烈感知都伴随着历史发展而继续凝练总结。这种精神通过“士”与人民的特殊联系继而影响普通民众的国家情感和社会认知，在国家危机之时，“士”为国家存亡奔走呼嚎之际，人民便不会麻木不仁，反而会成为支持“士”阶级变革的重要基础力量。如果戊戌变法时，维新志士能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那么，即便他们在京城与保守势力强大的中心力量抗衡失败，也可以效仿倒幕武士退居地方，在民众的支持下取得地方实政权，联合工商阶级，为下一次运动变革积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