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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团队精神

来源:UC论文网2019-04-15 10:34

摘要:

  晋商的货船曾经劈风斩浪穿越大海大洋,在全球三分之二的陆地上都曾经留下他们坚实的脚印。据《晋商兴衰史》第3页记载:晋商“东南到台湾、海南岛;西南到云南、贵州、打箭炉;西北到达塔尔巴哈台、伊犁;东北则到了黑龙江;北到内蒙、蒙古;南下少数民族地区;直达俄国彼得堡、莫斯科;同时东渡大海,前往朝鲜、日本,甚至‘远贾安息’(今伊朗)。”  或许有人会问:一群普通的商人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仔细研究...

  晋商的货船曾经劈风斩浪穿越大海大洋,在全球三分之二的陆地上都曾经留下他们坚实的脚印。据《晋商兴衰史》第3页记载:晋商“东南到台湾、海南岛;西南到云南、贵州、打箭炉;西北到达塔尔巴哈台、伊犁;东北则到了黑龙江;北到内蒙、蒙古;南下少数民族地区;直达俄国彼得堡、莫斯科;同时东渡大海,前往朝鲜、日本,甚至‘远贾安息’(今伊朗)。”


  或许有人会问:一群普通的商人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仔细研究遗存下来的大量史料可以得出结论:晋商是依靠诚信和义气立足商界的,是依靠胆略和智慧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是依靠商帮力量称雄商界的,也就是团队精神。


  开设店铺长途贩运


  黄河流域与汾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神农教民耕种,嫘祖教女织丝的地方。这里气候温暖,四季分明,自然条件好,开发较早。从商朝时期就已经有了职业商人和货币,围绕商品和货币的“竞争”与“合作”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为30多位杰出的商人立传,赞扬他们的商业道德和经营艺术。如晋商先贤白圭(太原白氏的祖先)在那时已经探索出:“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以食”等经营艺术。


  司马迁在范蠡条目中详细记叙:战国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弃政经商,曾向计然(晋国人)讨教,计然告诉他“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使范蠡在商场实践中三次致富。山西人素有做生意的传统,他们把经商视为“工计然之术”,他们崇拜的英雄人物关云长原本也是晋南解州一个卖绿豆的小贩。


  山西人骨髓里有一种进取精神,他们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敢去别人不敢去的地方,能办成别人办不成的大事。明朝初年国家招商纳粮草,他们不畏艰辛,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小本入市,险中求利。他们用“扎庄开店”的办法逐步拓展延长商路。


  明代国家政策多变,有时招商,有时抑商。国门时开时关,对外互市贸易时断时续,各地官吏则利用各种手段敲诈盘剥商人,但是晋商对俄、蒙的贸易活动却从未中断,并且不露声色地把雪球越滚越大。


  为了躲避官府的盘查,绕开厘金税卡的勒索,纵横欧亚大陆的条条商路上往返贩运货物的驼队和马帮尽可能不走官道,绕崎岖的山路行走。长途跋涉每天都需要有个歇脚的地方,而各地驿站是专为官方和信使服务的,普通商人不容易住进去。为了方便商贸活动,有远见的商人便自己出钱沿途开设店铺,周转货物。如晋中市灵石县段纯镇罗铺村商人康福元、康福海兄弟两人从秦都(西安市)至晋野(山西农村),创建了一个商铺,主要收购蚕茧,贩卖丝绸兼为过往客商提供食宿。


  古代的商铺不单纯是出售商品的商业网点,商人既做买卖也种田;商铺还兼货栈的功能,收购、代售各类商品,秘密囤积紧俏商品;商�专门为来往客商、驼队、马帮提供食宿以及添加草料、钉马掌;商铺还出租各种御寒防暑用品;大商铺有帮工(劳力)、有保镖,并且备有骆驼和骡马,可以随时帮助客商装卸运输货物;大商铺还有郎中和兽医,尽量满足客人的各种需求;店铺也是客商互通信息,了解行情的地方;大商铺还与牙行有联系,为买卖双方提供中介服务。如:《醒世恒言》第四回说:“有一位做毡生意的商人周尚质,到山西平阳府临汾县,向当地牙行付了银子,由牙行主人领他到永济县收货……刚刚三四日就收完了”。在漫长的商路上“五里店”“十里铺”星罗棋布,联号、分号连锁经营,形成前后照顾、左右接应的商业网络。晋商就是这样利用店铺把商品周转到口外的。


  习文练武防御风险


  从远古至近代,总是有一些人不劳而获,啸聚山林以抢劫为生。虽然历代王朝都曾经派官兵四处缉捕土匪强盗,却总是斩不尽,杀不绝。繁华闹市,水旱码头,千里草原,茫茫戈壁沙滩时时会有土匪出没,明火执仗杀人劫货,他们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往来客商。


  晋商在狼烟未灭、战火频仍、兵戎对峙的年代,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易,如同虎口拔牙。他们开拓的每一条商路,可以说是用生命和鲜血铺垫出来的。各大商号都有一支熟悉境外各国政治制度、了解各民族生活习俗的商帮队伍。他们从全国各地收购“奇货”,长途跋涉运送到边境。据沈节甫著《纪录汇编》卷一百六十一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刻本记叙:“大同地方,官民杂处,商贾辐辏,比之他处有不同,至若陆驮水航之物,藏山隐海之珍,靡不辐辏而至者,大都多东南之产,而转贩之力也。”如清代山西商人开辟的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草原、戈壁沙漠到库仑,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圣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上处处有风险。商人万里迢迢往来贩运货物犹如行军打仗,他们不仅要忍受恶劣的气候环境带来的凶险,还要预防土匪强盗的袭击。


  清代学者徐继畲在《松龛全集》卷三《致王雁汀中丞书》中说:“向来太汾之盗皆谓出于交城之葫芦峪,口北之盗皆谓出于近边之蒙古,今则此两项人绝不干涉,皆山东人为之,……河南、直隶人也间入伙……凡此之盗,皆山东骑马贼,散于各厅之村乡,店伙之黯恶者,暗与通线。客商往来银钱货物骡马,往往被劫。”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银钱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杀虎口,心里还发抖。”但是旅蒙商人并不因此退缩,他们拉帮结伙想方设法把货物运输到口外。


  商人为了防御强盗抢劫,商号不惜重金聘请武师,教伙计们习武。各家商号的掌柜们不仅是学识渊博的理财高手,同时也是身怀绝技的武功高手,连拉骆驼的小伙计也个个身手不凡。如《启桢纪闻录》卷五记载“明代嘉靖时,为了防御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骑射者二三十人。”由此可见当时人身风险大于经济风险,所以财东设立了“顶身股”,经营者身故之后,亲属可以领取(掌柜3次,共12年;伙计2次,共8年)账期红利。如《山西票号综览》记载:有一次,榆次王家在张家口一带的字号获得巨大的利润,要向东家送回48万两银子,为了防御土匪抢劫,商号经理们挖空心思,想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办法,用直径约20厘米的圆木,截成1米多长,一破两半,每根挖10个元宝形槽。将10个元宝放在槽内,再将两半合住,名曰鞘。每个骡子驮6个鞘,计银3000两。用160个骡子驮运。为了预防不测,雇几名镖师护送,骡驮上插了某某镖师旗号,路遇绿林强盗土匪,不敢轻举妄动。200多人跋山涉水晓行夜宿,终于安全抵达榆次聂店村。如果没有真功夫,岂敢押运货物往来于险象环生的万里商路;如果没有真本事,岂敢在强手如林的生意场上搏弈;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和优良品格,财东们也不会把真金白银托付给他们经营管理,他们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毅力是世界上任何商帮都无法与之抗衡的。


  为了防止意外,各家商号的掌柜们相互联系,组织驼队马帮,约定启程时间,雇用镖师共同抵御风险,中小商号必须依靠大商号的力量才敢上路,自然而然地聚集为一个庞大的商人团队。由此可见:练功习武,自强不息,敢于冒险是晋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馆市合一庙会促销


  明朝中叶之前,晋商以开办店铺的办法默默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明朝中叶之后,晋商以兴建会馆凝聚实力。会馆是晋商联络乡情,共同抵御经济风险,维护商帮信誉,分析时政,谈商论道的场所,也是商帮经济实力的体现,更是商帮意志的象征。


  明初实行开中制以后,来自黄河流域与汾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汾蒲帮”“洪赵帮”“永和帮”“石楼帮”“灵宝帮”“章州帮”商人马拉驴驮跋山涉水往边关运输粮草,取得了食盐的特许经营权。然后“泽潞帮”“汾孝帮”“忻代帮”商人相继而起。各地商人长期在异乡做生意不免感到孤独无助,需要相互支持和帮助,自然联络成一个庞大的松散形的商帮团体。因为大多数闯边关的商人来自山西、陕西、豫西地区,当时统称为“西商”,晋商是其中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商帮。


  明朝中叶,盐官失政,滥发盐引,开中废弛。


  一部分“边商”是转为“内商”,由此扩大了经营区域,增加了经营项目,迅速发展成为国内实力雄厚的商�汀!拔魃獭狈⒓V�后,在各地大兴土木修建豪华会馆、会社。请看《晋商兴衰史》附录:据相关资料检索,截止2008年8月8日所知文献记载,明、清至民国年间,晋商在国内独建和合建的会馆558所。其中山陕会馆215所,晋秦冀鲁会馆1所,晋陕豫会馆1所,晋陕冀豫鲁会馆1所,晋浙会馆1所,其余337所是晋商独资修建的。


  由此可见晋商与各地商人都能友好合作,尤其是与陕西商人方言口语类似,关系十分密切。有许多晋商大家族原本来自陕西。如著名绸缎商号锦泉昌的东家姓张,是陕西延安府人,后来迁山西平阳府,洪武年间迁居太谷县白燕村。著名票号“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家,是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由陕西迁入介休的。


  晋陕商人都崇拜关羽忠诚义勇的高贵品格,他们以关公为楷模,以诚经商,以义制利。因而,山陕会馆大多以关帝庙为主体建筑。云集各大码头的晋陕商人,每年都要举办若干次祭典活动,借以显示商帮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势力。日本学者寺田隆信著的《山西商人研究》一书,其中有一节是研究“作为两淮盐商的山西商人”的,书中提到“山西商人的南迁则是开中法实行运司纳银制后,从成化末年到弘治年间,以相当大的规模进行的”。他还引用了万历《江都县志》卷十一的一段史料:“扬州城内有一座关帝庙,建于嘉靖年间,每年五月十三日,山西蒲州迁居扬州的盐商,必定举行盛大的祭典。”


  入清之后,西商势力更盛,会馆遍布全国各地,集南北东西之奇货,海�躺节睿�大吞大吐。他们利用“馆市合一,庙会促销”的手段称雄商界,富甲天下。正如《康熙皇帝南巡密记》中称:“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城市,执商市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从山陕会馆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西商当时在全国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仅北京就有晋陕会馆63所,天津4个,归化有31个会社,江浙有10个,河南有74个,河北15个,山东有25个,陕西有10个,云南9个,贵州8个,新疆6个,东北三省10个,甘肃14个,宁夏3个,青海1个,四川19个,广东2个,湖南9个,湖北29个。小小的松滋县竟然有晋陕会馆7个,枝江县也有8个,在徽商的家乡也有6个,在繁华城市上海、苏州、扬州、杭州、多伦、沈阳、汉口、南京、福州、桂林、台湾都有山陕会馆。西商以会馆为活动中心,广交朋友,慎待相与,树立威望,货通天下。晋商善于同各地商人合作,他们把有业务往来的商人称为“相与”或者“老相与”。各地在关帝庙举行祭典活动时,都要邀请地方官吏、绅士及“老相与”出席宴会,陪同客人看戏,以联络感情,化解矛盾,互通信息,了解行情,展销商品,签订合同,拓展业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这种庙会活动延续了数百年,相当于现代的商品交易会。晋商修建的会馆大多在闹市中心,如同现代的会展中心一样雄伟壮观。


  晋商以会馆的名誉与官方联系,以团体力量为商人争取到了许多合法权利。如乾隆时,山西烟商在北京建立的会馆,由于“易州烟庄牙侩为奸,行中不通几乎经年”,后来依靠会馆力量与牙行交涉,“卒获胜利”。又如在北京经销桐油的山西商人,则通过会馆名义与官府交涉,借官府之力限制了牙行的勒索,于是在“北京山西颜料会馆”立碑为记。再如洛阳的“潞泽会馆”则记载了嘉庆十九年,潞泽会馆以商人团体名义,向当地税务部门交涉减少“梭布税”的事情,此案历时一年,潞泽商人胜诉。


  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写道:“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美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有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


  晋商修建的会馆比现代的会展中心毫不逊色,他们选举有威望的富商巨贾主持各项事务,制定行帮规矩,组织庙会活动。虽然各地庙会日期不同,但是每年5月13日是关公生日,晋商在各地都要举行隆重祭典活动。晋商主办的“馆市合一,庙会促销”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外的物资流通与文化交流。


  山西商人中究竟出过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已经无法统计了,虽然历代修史修志都不重视商业,很少记录他们的业绩,但散落在各地的晋商会馆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组织行会掌控市场


  明朝中叶,部分西商携巨资南下江淮与徽商争夺市场,他们凭借团体智慧立足南方市场,并且牢牢控制北方口岸,南北互动,长途运销,从此形成各类行帮。


  西商的行帮、会社,在各大商埠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地址――会馆。每个行业都有杰出的商人召集众商定期集会,共同议事,制定行帮规矩,中小商人自愿参加行会组织的集会活动。西商的行帮规矩十分严格,业内相互监督、制约,比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更直接有效。如果有人不守行帮规矩,见利忘义,投机取巧,损害行帮名誉或者坑害其它商人的利益,一经查出,严加惩处。


  西商是一个组织形式错综复杂的商帮团体,他们在各地自由组织的行帮、会社,繁若星辰,令人眼花缭乱。仔细分析,主要形式有三种:


  以北方进出口码头“归化厅”为例,西商在今呼和浩特市有52个会社。


  1、代表全晋各行各业商人组织的会社,是归化厅集锦社。也称归化厅“贸易行会”,地址在东大街关帝庙。


  2、代表行业组织的会社。有归化厅聚锦社(百货行)青龙社(茶帮)、醇厚社(杂货行)、鲁班社(木工行)、宝丰社(钱庄行)、皮行社(皮货行)、生皮社(生皮行)、车店社、药王社、驼社、骡店社、马店社、衡义社(帽业)、净发社、成衣社、金炉社、银行社、当行社、靴行社、皮匠社、羔皮社等。


  3、代表州县组织的会社。有归化厅太原社、忻州社、交城社、代州社、上党社、盂县社、榆次社、平遥社、文水社、晋阳社、宁武社、太谷社、介休社、寿阳社、汾(阳)孝(义)社、集义社(浑源县)、阳曲社、定襄社、祁县社等。由此可见山西各州县商人的势力都很强大,他们以组织“行帮、会社”的方法,基本掌控了归化进出口贸易市场。


  晋商以行业组织的大商帮,有盐帮、布(丝绸)帮、茶帮、烟帮、钱帮、铜帮、票帮等等。这些行帮资本雄厚,人才济济,基本形成行业垄断经营,其他商帮很难插脚。如:明中叶,晋南蒲州的张四维与王崇古两大家族控制了长芦、河东(运城)两大盐区的生产经营权。山西商人独享“盐利”数百年。又如:清初,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铜钱流通量猛增。介休范氏联络在张家口做生意的山西商人组成船帮,东渡日本贩铜。山西商人刘光晟、王慎权、田尚、郭连抬、杨士藩、张瑞宁、张世武、郭振九、陈克远、贾益、王万延等曾经先后赴东瀛贩铜,时称“洋铜商十三家”。其时,规模庞大的晋商船帮,浩浩荡荡开进日本港,是多大的气派啊!洪洞商人刘光晟留下一首诗:“归帆渐西行,满载东洋铜;凭栏望桑梓,泪洒碧波中。”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携带国货东渡日本贩铜,几经周折交易成功,满载而归,如同死里逃生,凭栏东望,思念故乡亲人,能不感慨万千么?坐在书斋里的文人能有这样的切身体验么?当时,中国航海技术相对落后,晋商船�吐怕旁庥霰┓绾秃5料�击,不知有多少商船沉没?有多少商人葬身鱼腹?头脑聪明的南方商人谁愿意冒险出海?


  山西商人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药材、书籍、笔墨等运往日本销售,获得丰厚利润。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至乾隆年间,山西商人垄断中日贸易70余年。因此遭到一些官员的嫉妒弹劾,介休范氏被抄家治罪,晋商“铜帮”解体。


  晋商票号兴盛时,南方商人也效仿晋商开办票号,为了增强竞争力,晋商在各大城市、通商口岸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据《上海通志未刊稿》记载:“在1875年上海各票号,为了尽快扩展业务,在竞争中各自利益少受伤害,由14家票号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制定条规,选举董事,作为票商的自治组织。”


  北京、上海、广州、汉口相继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由山西票号中有威望的经理组成董事会,不仅在业内一呼百应,连地方官员也让三分。这里大牌云集,进进出出的人,大多是商界精英与政府官员。山西汇业公所做的每一项决议,立即在市场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晋商票号基本垄断了国内金融市场,并且在日本、朝鲜、印度设立了分支机构,直接参与国际金融竞争。


  诚然,晋商是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商帮中囊括许许多多的小商帮,派别分支错综复杂,并非一团和气。晋商又是一个松散形的商人群体,每家商号都以自己经济利益为重,各个家族之间也有尖锐的矛盾,也有锱铢必较、投机取巧、唯利是图之辈,但是都能在商帮内通过协商解决,没有因为恶性竞争酿成暴力斗争。他们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但是在对外竞争中能够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体现了积极的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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